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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季，我两岁，父母亲为了谋生，从东北白城子来到北京。听母亲讲是在北京谋事儿的姑父让父亲到北京来，父亲原本在白城子铁路上谋事儿，但是我想父亲携全家来北京，一定是有更好的差事做。
到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新平路胡同18号院，在这里度过了我充满快乐和幸福的童年，留给了我太多美好回忆！进到院子里面，院子分为两层，坐北朝南是正房在上面一层，东西厢房也称为耳房在下层。记忆中最深的是下层院中的三棵非常高大的槐树，夏天槐树遮住半个院子的阳光，院里的人们都在院里纳凉、洗衣、吃饭，我就更是不待在屋里，总是在院里玩耍。
我们家是18号院的房客，房东姓郑，我叫他郑大爷。清光绪年间郑大爷是皇宫内的御膳厨子，那年代算是很有钱的人家了，他在西长安街开了一家饭庄好像叫忠心堂，这个名号充满着一个御厨对主子的忠诚和对皇宫内生活的留恋。东房住着一个姓金的房客，金先生一家有太太和儿子、儿媳，小夫妻没有孩子，金家的儿子年岁不大，是一个抽鸦片的烟鬼，整天家里都是一些烟鬼聚集，终日里拿着大烟枪，乌烟瘴气的。那金家原本也是一个大户，万贯家财都被那个抽大烟的儿子败光了，家门不幸啊！后来房东不知道什么缘故也破产了，当年他从宫里带出来的满堂瓷器、玉器、古董字画等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落得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新平路胡同18号院的东口是现在的六部口，出六部口往东不远就是现在的中南海，也就是长安街了。西口是牛肉弯胡同，穿过牛肉弯胡同就是宣武门大街，再往北百米左右就到了现在的西单十字路口了，全长大概五六百米吧，我的童年就在这不足千米的胡同中度过的。18号院在新平路的西头，19号院是天登粮商大院，门厅很是讲究，但是大门总是紧闭，甚少看到有人出入。那时我是小孩儿，满胡同跑着玩，偶尔看见那大院门口站着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姑娘，她只是在大门口站一站，从来都不走下台阶。我记得她头发很长，辫子快到地面了，我心里很是纳闷儿也问过母亲。母亲告诉我，那是大户人家的女孩，本应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时的我不懂这些，但每次看到那个姑娘时就觉得她很可怜，不能和我们在一起玩儿。
在我离开新平路18号那个院子六十多年后，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刻意回到18号院看了一次，院子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私搭乱建，凌乱不堪，已经是面目全非。没想到那次去过后不久，这个院子就永远消失了。
1942年姑父在北京铁路局当工段长，自己还开了三家电料行，因为姑父不识字，无法经营下去，父亲到了北京后，就关张了。父亲这时认识了一个商人，此人是搞交换机的，那时我国的通讯技术只局限于电话机，一个胡同也没有两部电话。那个商人开了一家电料行，父亲被请到那里工作。到北京之前，在东北白城子铁路局父亲就搞过交换机，当时从东北铁路局调来不少人到北京铁路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其中很多人都晋升为北京铁路局的领导。
那段时间，父亲认识了一个天津人，大人们都管他叫刘大胖子，他和父亲商量合资开了一家叫“三星电料行”，后来改名为“三星电机工业社”的私营企业。并且在天津同时开了一个名为“华美电机工业社”，由刘大胖子主持经营，主要是做与电话相关的配件及交换机。从那时起父亲就开始经商了，那年代中国没有自己生产的交换机，都是从日本进口，父亲与刘大胖子合作还算和谐。“三星电机工业社”开张后，生意蒸蒸日上，家里的经济也逐渐富裕起来，在新平路一带成了家喻户晓的富裕人家。但没有人知道，对于没有读过书的父亲来说，凭借自己天生的睿智和孜孜不倦的学习，使自己走上了一条经商之路，给家人带来了不愁温饱的日子。
那时候的北京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社会治安很乱，打家劫舍、拐卖妇女儿童的事时有耳闻。有一次，我跟一帮小伙伴儿在胡同里玩着，一个小伙子过来，他四下里一看，见没有大人在旁，就问我们：“你们想不想看耍猴啊？”我们说想看。他就说，“我领你们去看。”他带着我们朝琉璃厂方向走去，走好长的路了，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们都走累了，于是问他：“怎么还没到啊？累死了！”他说快了，就到了。又走出很长一段路，他带我们进了一个院里，说，到了。然后又说，“要想看耍猴，先得把衣服脱了。”我们闹不明白，为什么看耍猴要脱衣服？小伙子恶狠狠地说，“赶紧脱！”我们害怕起来，于是赶紧都脱了。那时候刚入冬，有人已经穿棉袄了，我穿了件毛衣，脱了后感觉冷。那人抱了衣服后说：“在这儿等着。”说罢，抱了衣服就走了。半天后，我们冻得发抖，见小伙子还没出来，就害怕起来，于是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路人见我们几个孩子穿个裤头背心的在街上行走，都感觉奇怪。好不容易摸到我们家所在的胡同口，挑水的大叔看到我们后说：“你们总算回来了。你们家大人们都急坏了，已经上警局报了警了！”回了家后结果是可以知道的：我挨了父亲一通揍。他说：“让你长点记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便跟人走！”
1943年春节前夕，快过大年了，那时的旧北京沿街要饭的人很多，小商小贩、拉黄包车的也不少。经常看到无处安身，在饥寒交迫中死在街头的人，老北京人管这样死去的人叫“路倒”。大部分“路倒”都是一些老人和儿童，很是可怜。那时候母亲总是接济那些要饭的流浪人，还收留了三个孤儿跟着父亲做学徒。记得就在那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晚上，大约九点多钟，父亲在外屋揉面做馒头，母亲在里屋洗衣服，父亲收留的一个孤儿，也是父亲的徒弟，我管他叫龙哥，他在厨房里忙活着一些杂事，我坐在沙发上拿着一团生面团捏着玩儿。
这时候听到院门的门铃响，谁去开的门我记不得了，大门开后进来两个蒙面人，都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头戴礼帽，只露着两只眼睛。他们进来后就问父亲：“你是李××吗？”父亲答道：“是啊！”他们把父亲带了出去，关在了院内厨房里，一个人留在门外看着，另一个人进了屋里连推带搡把母亲拉出门外，交给那个留在外面望风的人。
这时我还坐在沙发上玩面团，也是觉得半天家里人没有动静，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顺手把里屋的门帘拉开了，看到那个蒙面人一只手拿着一把手枪，一只手在屋里的大衣柜里乱翻，这时我被吓着了，便哭了起来。外面望风的人听到哭声，进来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拎到外面厨房去了。在厨房里，我看到母亲躺在父亲怀里，口吐白沫身体僵直，背过气了！厨房里供奉的香炉还冒着袅袅青烟。院内依然很静，街坊们都忙活着过年的吃食，院外不时传来稀疏的鞭炮声，短短的半个时辰却觉得很长。
突然大院的门铃响了，站在厨房门口的蒙面人大声冲屋里的人喊道：“快走，来人了！”屋里的人出来后两人慌忙冲出院门。来的人是个姓郑的教授，见到此景赶忙把母亲扶到屋里。父亲进去查看了一遍也没损失什么，记得母亲把首饰都放在脂粉盒里，所以没有被他们劫走。父亲还是去报了警，第二天邻居们才知道院里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
这一次意外的入室抢劫，让父亲下决心搬出18号院。直到很多年后提起这件事，虽然也有些眉目，估计是熟悉的人干的，但始终没有答案。这件事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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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的第一个住处是新平路胡同18号院，在这里度过了我充满快乐和幸福的童年，留给了我太多美好回忆！进到院子里面，院子分为两层，坐北朝南是正房在上面一层，东西厢房也称为耳房在下层。记忆中最深的是下层院中的三棵非常高大的槐树，夏天槐树遮住半个院子的阳光，院里的人们都在院里纳凉、洗衣、吃饭，我就更是不待在屋里，总是在院里玩耍。
我们家是18号院的房客，房东姓郑，我叫他郑大爷。清光绪年间郑大爷是皇宫内的御膳厨子，那年代算是很有钱的人家了，他在西长安街开了一家饭庄好像叫忠心堂，这个名号充满着一个御厨对主子的忠诚和对皇宫内生活的留恋。东房住着一个姓金的房客，金先生一家有太太和儿子、儿媳，小夫妻没有孩子，金家的儿子年岁不大，是一个抽鸦片的烟鬼，整天家里都是一些烟鬼聚集，终日里拿着大烟枪，乌烟瘴气的。那金家原本也是一个大户，万贯家财都被那个抽大烟的儿子败光了，家门不幸啊！后来房东不知道什么缘故也破产了，当年他从宫里带出来的满堂瓷器、玉器、古董字画等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落得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新平路胡同18号院的东口是现在的六部口，出六部口往东不远就是现在的中南海，也就是长安街了。西口是牛肉弯胡同，穿过牛肉弯胡同就是宣武门大街，再往北百米左右就到了现在的西单十字路口了，全长大概五六百米吧，我的童年就在这不足千米的胡同中度过的。18号院在新平路的西头，19号院是天登粮商大院，门厅很是讲究，但是大门总是紧闭，甚少看到有人出入。那时我是小孩儿，满胡同跑着玩，偶尔看见那大院门口站着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姑娘，她只是在大门口站一站，从来都不走下台阶。我记得她头发很长，辫子快到地面了，我心里很是纳闷儿也问过母亲。母亲告诉我，那是大户人家的女孩，本应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时的我不懂这些，但每次看到那个姑娘时就觉得她很可怜，不能和我们在一起玩儿。
在我离开新平路18号那个院子六十多年后，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刻意回到18号院看了一次，院子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私搭乱建，凌乱不堪，已经是面目全非。没想到那次去过后不久，这个院子就永远消失了。
1942年姑父在北京铁路局当工段长，自己还开了三家电料行，因为姑父不识字，无法经营下去，父亲到了北京后，就关张了。父亲这时认识了一个商人，此人是搞交换机的，那时我国的通讯技术只局限于电话机，一个胡同也没有两部电话。那个商人开了一家电料行，父亲被请到那里工作。到北京之前，在东北白城子铁路局父亲就搞过交换机，当时从东北铁路局调来不少人到北京铁路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其中很多人都晋升为北京铁路局的领导。
那段时间，父亲认识了一个天津人，大人们都管他叫刘大胖子，他和父亲商量合资开了一家叫“三星电料行”，后来改名为“三星电机工业社”的私营企业。并且在天津同时开了一个名为“华美电机工业社”，由刘大胖子主持经营，主要是做与电话相关的配件及交换机。从那时起父亲就开始经商了，那年代中国没有自己生产的交换机，都是从日本进口，父亲与刘大胖子合作还算和谐。“三星电机工业社”开张后，生意蒸蒸日上，家里的经济也逐渐富裕起来，在新平路一带成了家喻户晓的富裕人家。但没有人知道，对于没有读过书的父亲来说，凭借自己天生的睿智和孜孜不倦的学习，使自己走上了一条经商之路，给家人带来了不愁温饱的日子。
那时候的北京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社会治安很乱，打家劫舍、拐卖妇女儿童的事时有耳闻。有一次，我跟一帮小伙伴儿在胡同里玩着，一个小伙子过来，他四下里一看，见没有大人在旁，就问我们：“你们想不想看耍猴啊？”我们说想看。他就说，“我领你们去看。”他带着我们朝琉璃厂方向走去，走好长的路了，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们都走累了，于是问他：“怎么还没到啊？累死了！”他说快了，就到了。又走出很长一段路，他带我们进了一个院里，说，到了。然后又说，“要想看耍猴，先得把衣服脱了。”我们闹不明白，为什么看耍猴要脱衣服？小伙子恶狠狠地说，“赶紧脱！”我们害怕起来，于是赶紧都脱了。那时候刚入冬，有人已经穿棉袄了，我穿了件毛衣，脱了后感觉冷。那人抱了衣服后说：“在这儿等着。”说罢，抱了衣服就走了。半天后，我们冻得发抖，见小伙子还没出来，就害怕起来，于是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路人见我们几个孩子穿个裤头背心的在街上行走，都感觉奇怪。好不容易摸到我们家所在的胡同口，挑水的大叔看到我们后说：“你们总算回来了。你们家大人们都急坏了，已经上警局报了警了！”回了家后结果是可以知道的：我挨了父亲一通揍。他说：“让你长点记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便跟人走！”
1943年春节前夕，快过大年了，那时的旧北京沿街要饭的人很多，小商小贩、拉黄包车的也不少。经常看到无处安身，在饥寒交迫中死在街头的人，老北京人管这样死去的人叫“路倒”。大部分“路倒”都是一些老人和儿童，很是可怜。那时候母亲总是接济那些要饭的流浪人，还收留了三个孤儿跟着父亲做学徒。记得就在那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晚上，大约九点多钟，父亲在外屋揉面做馒头，母亲在里屋洗衣服，父亲收留的一个孤儿，也是父亲的徒弟，我管他叫龙哥，他在厨房里忙活着一些杂事，我坐在沙发上拿着一团生面团捏着玩儿。
这时候听到院门的门铃响，谁去开的门我记不得了，大门开后进来两个蒙面人，都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头戴礼帽，只露着两只眼睛。他们进来后就问父亲：“你是李××吗？”父亲答道：“是啊！”他们把父亲带了出去，关在了院内厨房里，一个人留在门外看着，另一个人进了屋里连推带搡把母亲拉出门外，交给那个留在外面望风的人。
这时我还坐在沙发上玩面团，也是觉得半天家里人没有动静，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顺手把里屋的门帘拉开了，看到那个蒙面人一只手拿着一把手枪，一只手在屋里的大衣柜里乱翻，这时我被吓着了，便哭了起来。外面望风的人听到哭声，进来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拎到外面厨房去了。在厨房里，我看到母亲躺在父亲怀里，口吐白沫身体僵直，背过气了！厨房里供奉的香炉还冒着袅袅青烟。院内依然很静，街坊们都忙活着过年的吃食，院外不时传来稀疏的鞭炮声，短短的半个时辰却觉得很长。
突然大院的门铃响了，站在厨房门口的蒙面人大声冲屋里的人喊道：“快走，来人了！”屋里的人出来后两人慌忙冲出院门。来的人是个姓郑的教授，见到此景赶忙把母亲扶到屋里。父亲进去查看了一遍也没损失什么，记得母亲把首饰都放在脂粉盒里，所以没有被他们劫走。父亲还是去报了警，第二天邻居们才知道院里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
这一次意外的入室抢劫，让父亲下决心搬出18号院。直到很多年后提起这件事，虽然也有些眉目，估计是熟悉的人干的，但始终没有答案。这件事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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