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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充满艰难，十分曲折，企业家阶层也同样命运多舛。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企业家，到50年代的上海市副市长，从80年代蜚声商界的“荣老板”，到90年代末闻名世界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一个传奇。作为百年间中国最负盛名的企业家，荣毅仁投射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大身影值得人们凝视。
开篇 百年间中国最负盛名的企业家
北京东北三环内亮马河畔，京城大厦大堂正中，圆形穹顶之下，四只聚光灯聚焦在鲜花簇拥着的一座青铜雕像上：一位西装革履的老人端坐在藤椅上，气度从容，让路过者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
京城大厦是中信集团的总部，青铜坐像就是中信创始人、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企业家，到50年代的上海市副市长，从80年代蜚声商界的“荣老板”，到90年代末闻名世界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一个传奇。
2016年4月26日，纪念荣毅仁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并讲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主持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出席座谈会。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荣氏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来自海内外的荣氏亲属时说：“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的评选小组把三个特别的“纪念奖”颁发给了三位已经“驾鹤西去”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荣毅仁、霍英东和王选。
自晚清以来，没有一位企业家像荣毅仁这样登上政治高峰。自荣毅仁之后，中国如今也再没有一位像他这样具有商业背景的人士出任如此高位。
作为20世纪的一位大企业家，荣毅仁拥有超人的政治智慧。他与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有密切往来。荣府会客厅迎面即是邓小平题写的“戒欺室”的本色木匾，匾下國画“群山夕照图”上，是叶剑英题写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
荣毅仁在商界和政界叱咤风云，生活中的他却是脾气温和、低调淡泊的普通人。他曾住在位于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在邻居的印象中，每次荣毅仁回家时只要看到大院门口有邻居，下了车不会径直回房，而是转身走到门口，先微笑着摆手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才回房。在家中，荣毅仁和老伴常坐在主厅外的藤椅上，阅读书报，恬静交谈，按时收看电视新闻节目，偶尔也听听音乐。刚毅仁厚的荣毅仁一生坚守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的人生信条，秉持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富而不骄，贵而不傲，一直过着平静而简朴的生活。正是因为荣毅仁有这样的“淡泊观”，20世纪90年代，有关荣氏题材的所有电视剧，在他的严辞声明下，一度统统遭到了“封杀”。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充满艰难，十分曲折，企业家阶层也同样命运多舛。作为百年间中国最负盛名的企业家，荣毅仁人生际遇耐人寻味，他投射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大身影值得人们凝视。★
“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191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年初，袁世凯在北京称帝，遭到全国反对，仓皇放弃帝制。不久，一代枭雄在忧惧中病故，中国从此进入军阀混战时期。
当时在北京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2岁的盛宣怀溘然辞世。这位秀才出身的清末官办商人创建了诸多所谓“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一度成为晚清首富。他的辞世，为清末以来的洋务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距离上海仅有100多公里的江南名城无锡，41岁的实业家荣德生正在忙着为家乡办学校、修路桥、建花园。这年5月，荣家诞生了一个新生儿——荣毅仁。
荣毅仁出生之时，正是父亲荣德生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和胞兄荣宗敬在上海、武汉等地接连开设数家面粉厂和纱厂，生意蒸蒸日上。正如荣德生在这一年的日记里所写的那样，“时欧战已起……余认为可放手做纱、粉，必需品也”。
史学家们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了某种难得的发展机遇。英、法、德、俄等战争国生产受到破坏，中国出口大增，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荣氏兄弟抓住这个机会，数年间一口气建立9家工厂，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现代化，而这一过程的推动者是企业家。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官僚（以盛宣怀为代表）、士绅（以张謇为代表）和买办（以唐廷枢为代表）纷纷投资建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这些人士社会角色复杂，并非独立的企业家。
平民出身的荣氏兄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新兴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崛起。这是一群以产业救国为己任的爱国人士，当时被人们称为“实业家”。他们无依无傍，主要依靠个人奋斗，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业精神建立工厂，奠定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他们被后人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回首过去的100余年，中国出现了三次经济高速成长期：第一次就是1912年至1927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外两次分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和改革开放时期。
荣毅仁就成长在中国企业家的第一个生意上的“黄金时代”。遗憾的是，这个时代太短暂。在荣毅仁读小学期间，国民党结束了袁世凯死后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看似给厌倦混乱的国人带来了希望。就像上海银行家陈光甫所说：“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伴随国民党政权而来的是“统制经济”。它强调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家们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荣毅仁11岁那年，国民党政府查封了荣家产业，理由是荣家没有足额购买被指派的军费公债。后来通过无锡老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疏通，才算作罢。1933年，荣家纺织公司遭遇危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想乘机将其收归官有，也是吴稚晖出面帮荣氏说话，才使荣家纺织公司免遭归并。
那些年，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中国企业家似乎无法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为寻求保护，相当一批企业家不得不与权力周旋。荣家也与上层政治人物尽力保持良好关系。就在这样的政治夹缝里，荣家的产业艰难而顽强地生存发展。到1932年，荣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成为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曾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作为当时中国的首富之子，荣毅仁很早就到家族企业里历练。他曾回忆说：“我读大学的几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寒暑假的。因为一休假回到无锡，我就要到茂新面粉厂住厂实习。我父亲对我们小辈要求严，不许摆少爷架子。我这个小开（上海话，老板的儿子）可不好当啊。”
1937年夏，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出任荣氏一家工厂的助理经理。这位年轻气盛的少东家草拟了一个计划，准备开设几十个面粉厂，打造面粉托拉斯（垄断组织的一种）。可是，墨迹未干，“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他的理想成为泡影。
全面抗战8年，荣家企业损失了战前总资产的35%。幸运的是，荣家仍然掌握着这些企业的所有权，没有像有些企业那样被官僚资本吞噬。“火柴大王”刘鸿生说：“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等都有官僚资本的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
抗战胜利之日，荣毅仁开着汽车、扯着国旗出去兜风，他认为国家和企业的前途将一片光明。战后确实是工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大量日伪纱厂完全可以让民间企业收购经营，可是却被官僚资本以“国营”名义囊括而去。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引起企业家们的不满。荣德生在1945年写道：“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之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这些话语代表了当时企业家的普遍看法。
战后社会需求激增，荣家企业获利丰厚，棉纱和面粉生产能力在全國首屈一指。无奈好景不长，中国很快就陷入三年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秩序趋于崩溃，企业家们备受打击。1946年，荣德生曾遭绑架，震惊上海滩，也让企业家们心寒。随着国民党步步败退，企业家们面临历史选择，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固然不堪，但是共产党会容得下他们这些富人吗？
许多企业家将设备、资金转移到海外，偌大的荣氏家族里，许多人也携带资产远走异国他乡，包括荣毅仁的兄弟姐妹。唯有荣毅仁和他74岁的老父亲留了下来，静观天下巨变。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家，荣氏父子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共产党再怎么样，绝不至于比国民党更糟吧。”
“红色资本家”
后来，荣毅仁曾多次向国内外友人提到一个历史细节：上海解放之日，他开着汽车上街，看到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绝不扰民。由此，他对共产党刮目相看。当然，荣毅仁不可能仅仅因为街头一幕就认同新政权。事实上，他和当时留下的企业家们一样内心彷徨。
和上台伊始就消灭企业家的苏联布尔什维克不同，中国共产党很清楚，战后百废待兴，还是要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的。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一个概念——“民族资产阶级”，用以特指这些民营企业家。
1949年，相当于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新国旗上围绕代表共产党的大红星的四颗小星，其中一颗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无疑让企业家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949年6月1日，荣毅仁忽然收到一张上海市军管会发来的请帖，请他于6月2日下午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地点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这样陌生又新鲜的请帖，像平静的黄浦江忽然掀起的层层波浪，震荡着荣毅仁和他的家族。是福？是祸？荣毅仁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大官”，此去前途未卜啊！
和荣毅仁一样收到请帖的还有盛丕华、胡厥文、刘靖基、侯德榜、刘念义、刘念智、陈巳生、吴绝农、王志莘、颜耀秋等工商界人士。开列名单时，上海市市长陈毅特别嘱咐：“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安就不好。宁肯多一个，也不要漏掉一个该邀请的人。”虽然陈毅方面对这次会面作了万全的准备，但还是不能安抚这些资本家的心，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惴惴不安、满脑子问号地走进了中国银行的大楼，破天荒地第一次和共产党坐在了一条板凳上。
陈毅操一口四川话以自我介绍的方式做了开场白，他调侃说：“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什么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大概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被他这样一说，整个会场的气氛立刻轻松不少。
陈毅告诉与会的工商界人士：“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人民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以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祝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
陈毅此番讲话铿锵有力，开诚布公，明明白白地向大家宣示了：私人企业非但不没收，人民政府还要帮助大家发展生产，这无疑给上海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荣毅仁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他庆幸自己留下来的决定是对的。
座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陈毅豪爽、坦诚、刚毅、有力的发言风度所折服。告别时，陈毅还亲切地对大家说：“今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与我们约谈。”散会后，荣毅仁回到公司，一进门便兴奋地对焦急等候的经理、厂长大声说：“蛮好，蛮好！马上做好准备，迅速复工。” 荣毅仁在政治上开始活跃起来。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他慷慨捐资。在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游行队伍里，他高举大旗走在最前列。他还组织企业家们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过，在逐渐靠近共产党的同时，荣毅仁仍然对未来感到迷茫。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些官员想趁机把荣毅仁等旧社会的孑遗一齐打掉，一举实行社会主义。企业家们备受煎熬，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自杀。荣毅仁则得到了政府高层的保护。毛泽东甚至直接干预，将荣家企业划为“完全守法户”。
这番经历让荣毅仁又向共产党靠近了一步，但是并不表明他没有疑虑。后来荣毅仁曾多次谈到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我比较顺利地过了抗美援朝关和‘三反’‘五反’关。但是，在灵魂深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新中国的命运如何？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前途？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私营企业主关心的首要问题。”
按照共产党的最初设想，中国要长期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到1967年才完成。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原定计划。在他看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一切社会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只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就可以完成雄伟目标。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正式确定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尽管企业家们一直在接受改造，“有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毛泽东语），但是赶不上毛泽东的想法。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可是，有谁愿意将自己苦心经营的企业拱手让出呢？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两次约见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人物，指点迷津。
这期间，性情率直的陈毅对荣毅仁说：“我们不贪图你那一点儿财产，我1000万工人阶级，农民5万万，几百万知识分子，干他五年七年，可创造几十万万、几百万万、几干万万元。现在中国总产值大概五百万万美元，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可达一千五百万万美元，再30年后可达四千万万美元，不贪你那一些，那一点儿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一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共产党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你们来参加很欢迎，都是真话。”
这番谈话引起荣毅仁的很大震动。当年上海滩工商界人士都认为，“荣小开”最灵，“拎得清”（上海话，一点就明的意思）。不久，身为最大私营企业集团老板的荣毅仁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了申新九厂。毛泽东先后到上海几十次，申新九厂是他唯一视察过的公私合营企业。荣毅仁回忆：“毛主席一下车，看到我，便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1956年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人们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荣毅仁在庆祝游行时说：“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榮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荣毅仁在解放初期曾说：“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这时他说：“举一只手赞成共产党我是错了，现在要举起双手拥护共产党。”从此，“红色资本家”成为荣毅仁的专属称号，伴随他一生。
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夕，陈毅亲自为荣毅仁拉票，推选他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了。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是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这是荣德生兄弟自创业经商以来，第一次有荣家子弟担任政府公职。从企业家到政府官员，荣毅仁的人生出现了转折。
商人应该用怎样的态度面对政治？是回避？是迎合？还是像荣毅仁这样选择？荣毅仁后来剖析过他的这一变化：“解放后，我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态度，参加了政治活动，党和人民给予了我信任和鼓励。这次选我为副市长，对我更是一种鼓舞。在上届人代会议上，我曾引用过陈云副总理讲过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道路。’”
“荣老板”
公私合营后十年，“文革”爆发，荣毅仁亦难逃厄运。红卫兵用铁棍疯狂毒打这位昔日的资本家，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昏死过去，还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妻子在绝望之时抱怨丈夫：“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此话一出，一向温和的荣毅仁大为光火，厉声呵斥道：“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这是荣毅仁结婚30年来第一次向妻子发火。
1966年8月20日，荣毅仁被打。当天深夜，得知消息的周恩来紧急召见纺织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严令他必须尽全力保护荣毅仁。钱之光当夜找纺织部革委会的负责人陈锦华商量对策，陈锦华找来了纺织部的红卫兵头头，让他带队去荣毅仁家从师大附中红卫兵手中解救荣毅仁。纺织部的红卫兵连夜来到北太平庄荣毅仁住处，以带回部里批斗、交代问题为名，解救了荣氏夫妇，他们还把杨鉴清紧急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13年后，已经是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的陈锦华在锦江饭店宴请荣毅仁夫妇。荣毅仁当时回上海领取政府退还的定息。席间，陈锦华谈起了1966年那个不寻常的夜晚。这是荣毅仁第一次听说此事，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站起身，要举杯谢恩。陈锦华忙摆手：“这我可不敢当，是周总理救了你。”
1966年，周恩来听说荣毅仁转危为安后，还专门托人给他带口信：“要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希望的。” 在那样的人生低潮，荣毅仁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品行，身体稍好一点儿就打电话到中央统战部，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他请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转告毛主席、周总理，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一席话让刘述周满眼含泪，深为感动。
1976年“文革”结束，但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度尽劫波的人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很明显，完全由国家控制经济的做法行不通了，应该探索新路。问题是，由谁来探路呢？于是，就有了“五老火锅宴”的著名故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还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工商业者。“五老”曾是中国工商界巨子，在民族工商界中名声显赫，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邓小平开宗明义道：“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五老”纷纷发表意见，邓小平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不知不觉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五老火锅宴”意味深长，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请回了企业家。“五老”见到邓小平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他们都向邓小平谈了工商界人士提出摘掉这样一顶“帽子”的理由，古耕虞还递交了书面申请。
古耕虞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为大陆上原来的资本家摘掉‘帽子’，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只是日期还未定。如果再拖两年，工商界退休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显得更迟了。我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为大陆的资本家摘掉‘帽子’，这不仅对他们，对他们的子女和亲属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对全世界、对人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的这个要求，决不是为我个人提出的，也不是现在才提的。过去我口头或书面向领导陈述过多次了。”
邓小平耐心地听取了“五老”的建议，并代表党中央明确地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劳动者”，这对原工商业者来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这既为资本家摘了帽，同时又给予很高的“政治”礼遇。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为原工商业者落实了政策。
在与“五老”会面时，邓小平提出了“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著名论断，即“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
“五老”中63岁的荣毅仁最年轻，被寄予厚望。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作用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荣毅仁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很快就得到批准。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和同时请来的工商界故友旧知开始创业。荣毅仁重操旧业，人们都称他为“荣老板”。
鲜为人知的是，中信公司成立前一个月，上海一批老工商界人士集資创办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有所不同，中信公司一开始就明确是“国务院直属的国有企业”，公司印章和国务院部委的大印尺寸相同，上面还赫然刻着只有政府机构公章才能有的国徽。
荣毅仁着洋装，读洋书、洋文，浑身“洋派”，精通西方的企业制度和商业规则，因此颇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国际公司惧怕共产党，但是乐于和荣毅仁这样背景的人打交道。荣毅仁对此也很清楚，他曾对美国著名资本家哈默说：“你是资本家，见过列宁。我也曾是资本家，干社会主义。我们两个都是资本家，可以谈得拢。”
尽管如此，荣毅仁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信公司一手利用外资在国内发展实业，一手利用外资在海外投资，这些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荣毅仁本人又是资本家出身，所以传言众多，不时有人写信告状。荣毅仁也常常被有关部门刁难。在一次写给高层的信中，荣毅仁请求：“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
“我是‘调和派’，碰到险滩，尽量想办法绕着走。”荣毅仁曾自我调侃地说，“我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对待几个特区那样，而不是向国家伸手要东西，靠吃偏饭来生存。”
荣毅仁饱经政治风浪，为人谨言慎行。他与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交往密切，颇得信任。但是他审时度势，恪守本分。作为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家，荣毅仁对中国经济问题看得非常清楚。1987年他谈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说：“我对计划经济一直有看法，计划往往凭主观想象，没有考虑经济规律、市场、供需关系、经济效益，较少考虑客观因素。”
国营企业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点和核心，承包制一度被视为国企改革的“灵丹妙药”。荣毅仁不以为然，他说：“企业不同于农业，企业搞承包制和过去的包工头制没有什么两样……在企业，搞包工制是有封建性的，有近利而无远见，弄不好会变成国家拿小利，个人拿大利。”
对于如何发展中国经济，荣毅仁也有自己的思考。他将其归纳为两点：一是健全市场机制。搞经济的关键是市场，要吸取资本主义在市场方面有用的东西。一是加强国家机器，一方面是立法执法，加强法制建设，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是加强民主监督，要发扬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些话，在学者们看来，至今恐怕也没有过时。
作为探路者，荣毅仁没有辜负重托。在20世纪80年代，中信公司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不到十年就成为世界知名公司，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除了政府的“特殊政策”，荣毅仁本人也付出了巨大心血。他每天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路透社的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饶有兴趣地观看荧光屏上不断闪烁变换的各种市场数据，紧盯着市场的信息变化，捕捉商机。 1987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之一。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入选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
“红色资本家”被选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党政府会走向市场。但现在中国政府带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充满好奇，在晚年的著作《变革中国》一书里，他提出这个疑问：“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研究者们对于“科斯之问”的一个简单回答就是，中国政府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许多企业出于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荣毅仁创建的中信公司作为特殊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就像在原有的经济体制里嵌入了一个楔子，动摇和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
荣毅仁的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感慨道：“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确实，苏联没有旧时代的企业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新的企业家群体，因此在80年代末经济走向崩溃，最终解体。中国共产党却挺过了改革开放以后最艰难的一段历史时期。
榮毅仁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更是一位精明老到的政治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时期，荣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请国际知名的银行家、企业家来中国访问，发挥了一般人难以起到的民间外交的特殊作用。
当时，民营企业生存艰难，众多企业家只能“戴红帽子”以求安全。到了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民营企业才重新活跃起来。
1993年3月，77岁的荣毅仁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因为这个“红色资本家”被选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国1949年以来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担任国家副主席。
消息传出，世界震惊。
香港媒体以大字标题发文：“荣老板一生颇富传奇色彩，无疑这一章是他达致巅峰的时刻”，“这对中共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正面的形象意义。”有华侨报纸认为：“荣毅仁的背景非比寻常，他并非共产党人，且曾是中国第一大资本家，他以无党籍及‘资本主义’的背景当上国家副主席的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例子。据说，这是邓小平的意见。以凸现中国发展经济为先的路向。”
日本的《读卖新闻》指出，荣毅仁的新职务将对华侨资本产生“巨大的影响”。
德国《柏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万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向争取其投资的数百万华侨表明，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的信息给国际社会以巨大信心，也给企业家们传递了强烈的信号。
如果说，荣毅仁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政策的标志，那么在90年代，他则成为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正是在90年代，大批有志之士下海创业，中国产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代企业家。这批被称为“九二派”的企业家和荣毅仁等第一代企业家一起，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任国家副主席后，荣毅仁脱离了商场，扮演起政治家角色。此时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突飞猛进的时期，许多大企业成长起来。荣毅仁神秘而特殊的身份，为这个时期涂上了别样的色彩，他的经验也得到了执政者的重视。中共中央专门委派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曾培炎，每个季度向他汇报经济形势，听取他的意见。
荣毅仁时常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外交场合。他身着深色西服，器宇轩昂，举手投足之间尽显气派。自晚清以来，没有一位企业家像荣毅仁这样登上政治高峰。自荣毅仁之后，中国如今也再没有一位像他这样具有商业背景的人士出任如此高位。
作为20世纪的一位大企业家，荣毅仁拥有超人的政治智慧。他与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有密切往来。荣府会客厅迎面即是邓小平题写的“戒欺室”的本色木匾，匾下国画“群山夕照图”上，是叶剑英题写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在荣毅仁的书房里，则悬挂着江泽民书写的郑板桥诗句。
1998年荣毅仁退休后，很少再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常常安坐家中，每天阅读文件、翻阅中外报章杂志，间或打开路透社传送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浏览全球政治经济新闻。他见证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中国经济中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在中国逐渐形成。
2005年，89岁的荣毅仁辞世。一个民国时代的企业家的后人得知消息时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确实，100年前，荣毅仁的父亲与伯父先后创办面粉厂和棉纱厂，开始书写一个家族企业的传奇。虽然这个家族企业的故事在1956年戛然而止，可是直到荣毅仁去世，这个家族的传奇才告一段落。
始于企业家，终于政治家，荣氏家族和大时代的复杂互动关系，从此成为后人谈论不休的话题。这是一段长达百年的曲折故事，是中国企业家命运起伏的最好见证。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还没有完成。可以想见，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中国企业家或许会像荣毅仁一样，书写更多传奇。★
（责编/怀瑾握瑜 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在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张德江/文，《人民日报》2016年4月27日;《荣毅仁，一位企业家和中国一百年》，马国川/文，《财经》2016年第13期;《为什么是荣毅仁？》，黎荐南/文，《人物》2009年第7期;《“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上、中、下），韦凌/文，《传记文学》2005年第12期、2006年第1期、第2期）
荣毅仁大事年表
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
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
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
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
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等职。
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2年：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982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3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
1986年底：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第一人。
199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至1998年3月）。
1996年9月：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2005年10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开篇 百年间中国最负盛名的企业家
北京东北三环内亮马河畔，京城大厦大堂正中，圆形穹顶之下，四只聚光灯聚焦在鲜花簇拥着的一座青铜雕像上：一位西装革履的老人端坐在藤椅上，气度从容，让路过者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
京城大厦是中信集团的总部，青铜坐像就是中信创始人、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企业家，到50年代的上海市副市长，从80年代蜚声商界的“荣老板”，到90年代末闻名世界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一个传奇。
2016年4月26日，纪念荣毅仁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并讲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主持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出席座谈会。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荣氏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来自海内外的荣氏亲属时说：“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的评选小组把三个特别的“纪念奖”颁发给了三位已经“驾鹤西去”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荣毅仁、霍英东和王选。
自晚清以来，没有一位企业家像荣毅仁这样登上政治高峰。自荣毅仁之后，中国如今也再没有一位像他这样具有商业背景的人士出任如此高位。
作为20世纪的一位大企业家，荣毅仁拥有超人的政治智慧。他与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有密切往来。荣府会客厅迎面即是邓小平题写的“戒欺室”的本色木匾，匾下國画“群山夕照图”上，是叶剑英题写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
荣毅仁在商界和政界叱咤风云，生活中的他却是脾气温和、低调淡泊的普通人。他曾住在位于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在邻居的印象中，每次荣毅仁回家时只要看到大院门口有邻居，下了车不会径直回房，而是转身走到门口，先微笑着摆手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才回房。在家中，荣毅仁和老伴常坐在主厅外的藤椅上，阅读书报，恬静交谈，按时收看电视新闻节目，偶尔也听听音乐。刚毅仁厚的荣毅仁一生坚守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的人生信条，秉持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富而不骄，贵而不傲，一直过着平静而简朴的生活。正是因为荣毅仁有这样的“淡泊观”，20世纪90年代，有关荣氏题材的所有电视剧，在他的严辞声明下，一度统统遭到了“封杀”。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充满艰难，十分曲折，企业家阶层也同样命运多舛。作为百年间中国最负盛名的企业家，荣毅仁人生际遇耐人寻味，他投射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大身影值得人们凝视。★
“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191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年初，袁世凯在北京称帝，遭到全国反对，仓皇放弃帝制。不久，一代枭雄在忧惧中病故，中国从此进入军阀混战时期。
当时在北京1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2岁的盛宣怀溘然辞世。这位秀才出身的清末官办商人创建了诸多所谓“官督商办”的近代企业，一度成为晚清首富。他的辞世，为清末以来的洋务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距离上海仅有100多公里的江南名城无锡，41岁的实业家荣德生正在忙着为家乡办学校、修路桥、建花园。这年5月，荣家诞生了一个新生儿——荣毅仁。
荣毅仁出生之时，正是父亲荣德生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和胞兄荣宗敬在上海、武汉等地接连开设数家面粉厂和纱厂，生意蒸蒸日上。正如荣德生在这一年的日记里所写的那样，“时欧战已起……余认为可放手做纱、粉，必需品也”。
史学家们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了某种难得的发展机遇。英、法、德、俄等战争国生产受到破坏，中国出口大增，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荣氏兄弟抓住这个机会，数年间一口气建立9家工厂，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现代化，而这一过程的推动者是企业家。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官僚（以盛宣怀为代表）、士绅（以张謇为代表）和买办（以唐廷枢为代表）纷纷投资建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这些人士社会角色复杂，并非独立的企业家。
平民出身的荣氏兄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新兴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崛起。这是一群以产业救国为己任的爱国人士，当时被人们称为“实业家”。他们无依无傍，主要依靠个人奋斗，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业精神建立工厂，奠定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他们被后人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回首过去的100余年，中国出现了三次经济高速成长期：第一次就是1912年至1927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外两次分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和改革开放时期。
荣毅仁就成长在中国企业家的第一个生意上的“黄金时代”。遗憾的是，这个时代太短暂。在荣毅仁读小学期间，国民党结束了袁世凯死后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看似给厌倦混乱的国人带来了希望。就像上海银行家陈光甫所说：“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伴随国民党政权而来的是“统制经济”。它强调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家们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荣毅仁11岁那年，国民党政府查封了荣家产业，理由是荣家没有足额购买被指派的军费公债。后来通过无锡老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疏通，才算作罢。1933年，荣家纺织公司遭遇危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想乘机将其收归官有，也是吴稚晖出面帮荣氏说话，才使荣家纺织公司免遭归并。
那些年，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中国企业家似乎无法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为寻求保护，相当一批企业家不得不与权力周旋。荣家也与上层政治人物尽力保持良好关系。就在这样的政治夹缝里，荣家的产业艰难而顽强地生存发展。到1932年，荣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成为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曾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作为当时中国的首富之子，荣毅仁很早就到家族企业里历练。他曾回忆说：“我读大学的几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寒暑假的。因为一休假回到无锡，我就要到茂新面粉厂住厂实习。我父亲对我们小辈要求严，不许摆少爷架子。我这个小开（上海话，老板的儿子）可不好当啊。”
1937年夏，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出任荣氏一家工厂的助理经理。这位年轻气盛的少东家草拟了一个计划，准备开设几十个面粉厂，打造面粉托拉斯（垄断组织的一种）。可是，墨迹未干，“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他的理想成为泡影。
全面抗战8年，荣家企业损失了战前总资产的35%。幸运的是，荣家仍然掌握着这些企业的所有权，没有像有些企业那样被官僚资本吞噬。“火柴大王”刘鸿生说：“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等都有官僚资本的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
抗战胜利之日，荣毅仁开着汽车、扯着国旗出去兜风，他认为国家和企业的前途将一片光明。战后确实是工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大量日伪纱厂完全可以让民间企业收购经营，可是却被官僚资本以“国营”名义囊括而去。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引起企业家们的不满。荣德生在1945年写道：“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之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这些话语代表了当时企业家的普遍看法。
战后社会需求激增，荣家企业获利丰厚，棉纱和面粉生产能力在全國首屈一指。无奈好景不长，中国很快就陷入三年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秩序趋于崩溃，企业家们备受打击。1946年，荣德生曾遭绑架，震惊上海滩，也让企业家们心寒。随着国民党步步败退，企业家们面临历史选择，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固然不堪，但是共产党会容得下他们这些富人吗？
许多企业家将设备、资金转移到海外，偌大的荣氏家族里，许多人也携带资产远走异国他乡，包括荣毅仁的兄弟姐妹。唯有荣毅仁和他74岁的老父亲留了下来，静观天下巨变。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家，荣氏父子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共产党再怎么样，绝不至于比国民党更糟吧。”
“红色资本家”
后来，荣毅仁曾多次向国内外友人提到一个历史细节：上海解放之日，他开着汽车上街，看到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绝不扰民。由此，他对共产党刮目相看。当然，荣毅仁不可能仅仅因为街头一幕就认同新政权。事实上，他和当时留下的企业家们一样内心彷徨。
和上台伊始就消灭企业家的苏联布尔什维克不同，中国共产党很清楚，战后百废待兴，还是要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的。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一个概念——“民族资产阶级”，用以特指这些民营企业家。
1949年，相当于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新国旗上围绕代表共产党的大红星的四颗小星，其中一颗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无疑让企业家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949年6月1日，荣毅仁忽然收到一张上海市军管会发来的请帖，请他于6月2日下午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地点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这样陌生又新鲜的请帖，像平静的黄浦江忽然掀起的层层波浪，震荡着荣毅仁和他的家族。是福？是祸？荣毅仁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大官”，此去前途未卜啊！
和荣毅仁一样收到请帖的还有盛丕华、胡厥文、刘靖基、侯德榜、刘念义、刘念智、陈巳生、吴绝农、王志莘、颜耀秋等工商界人士。开列名单时，上海市市长陈毅特别嘱咐：“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安就不好。宁肯多一个，也不要漏掉一个该邀请的人。”虽然陈毅方面对这次会面作了万全的准备，但还是不能安抚这些资本家的心，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惴惴不安、满脑子问号地走进了中国银行的大楼，破天荒地第一次和共产党坐在了一条板凳上。
陈毅操一口四川话以自我介绍的方式做了开场白，他调侃说：“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什么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大概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被他这样一说，整个会场的气氛立刻轻松不少。
陈毅告诉与会的工商界人士：“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人民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以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祝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
陈毅此番讲话铿锵有力，开诚布公，明明白白地向大家宣示了：私人企业非但不没收，人民政府还要帮助大家发展生产，这无疑给上海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荣毅仁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他庆幸自己留下来的决定是对的。
座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陈毅豪爽、坦诚、刚毅、有力的发言风度所折服。告别时，陈毅还亲切地对大家说：“今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与我们约谈。”散会后，荣毅仁回到公司，一进门便兴奋地对焦急等候的经理、厂长大声说：“蛮好，蛮好！马上做好准备，迅速复工。” 荣毅仁在政治上开始活跃起来。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他慷慨捐资。在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游行队伍里，他高举大旗走在最前列。他还组织企业家们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过，在逐渐靠近共产党的同时，荣毅仁仍然对未来感到迷茫。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些官员想趁机把荣毅仁等旧社会的孑遗一齐打掉，一举实行社会主义。企业家们备受煎熬，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自杀。荣毅仁则得到了政府高层的保护。毛泽东甚至直接干预，将荣家企业划为“完全守法户”。
这番经历让荣毅仁又向共产党靠近了一步，但是并不表明他没有疑虑。后来荣毅仁曾多次谈到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我比较顺利地过了抗美援朝关和‘三反’‘五反’关。但是，在灵魂深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新中国的命运如何？社会主义事业有没有前途？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私营企业主关心的首要问题。”
按照共产党的最初设想，中国要长期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到1967年才完成。但是，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原定计划。在他看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一切社会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只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就可以完成雄伟目标。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正式确定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尽管企业家们一直在接受改造，“有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毛泽东语），但是赶不上毛泽东的想法。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可是，有谁愿意将自己苦心经营的企业拱手让出呢？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两次约见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人物，指点迷津。
这期间，性情率直的陈毅对荣毅仁说：“我们不贪图你那一点儿财产，我1000万工人阶级，农民5万万，几百万知识分子，干他五年七年，可创造几十万万、几百万万、几干万万元。现在中国总产值大概五百万万美元，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可达一千五百万万美元，再30年后可达四千万万美元，不贪你那一些，那一点儿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一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共产党要取得全世界，共产党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你们来参加很欢迎，都是真话。”
这番谈话引起荣毅仁的很大震动。当年上海滩工商界人士都认为，“荣小开”最灵，“拎得清”（上海话，一点就明的意思）。不久，身为最大私营企业集团老板的荣毅仁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了申新九厂。毛泽东先后到上海几十次，申新九厂是他唯一视察过的公私合营企业。荣毅仁回忆：“毛主席一下车，看到我，便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1956年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人们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荣毅仁在庆祝游行时说：“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榮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荣毅仁在解放初期曾说：“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这时他说：“举一只手赞成共产党我是错了，现在要举起双手拥护共产党。”从此，“红色资本家”成为荣毅仁的专属称号，伴随他一生。
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夕，陈毅亲自为荣毅仁拉票，推选他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了。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是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这是荣德生兄弟自创业经商以来，第一次有荣家子弟担任政府公职。从企业家到政府官员，荣毅仁的人生出现了转折。
商人应该用怎样的态度面对政治？是回避？是迎合？还是像荣毅仁这样选择？荣毅仁后来剖析过他的这一变化：“解放后，我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态度，参加了政治活动，党和人民给予了我信任和鼓励。这次选我为副市长，对我更是一种鼓舞。在上届人代会议上，我曾引用过陈云副总理讲过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道路。’”
“荣老板”
公私合营后十年，“文革”爆发，荣毅仁亦难逃厄运。红卫兵用铁棍疯狂毒打这位昔日的资本家，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昏死过去，还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妻子在绝望之时抱怨丈夫：“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此话一出，一向温和的荣毅仁大为光火，厉声呵斥道：“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这是荣毅仁结婚30年来第一次向妻子发火。
1966年8月20日，荣毅仁被打。当天深夜，得知消息的周恩来紧急召见纺织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严令他必须尽全力保护荣毅仁。钱之光当夜找纺织部革委会的负责人陈锦华商量对策，陈锦华找来了纺织部的红卫兵头头，让他带队去荣毅仁家从师大附中红卫兵手中解救荣毅仁。纺织部的红卫兵连夜来到北太平庄荣毅仁住处，以带回部里批斗、交代问题为名，解救了荣氏夫妇，他们还把杨鉴清紧急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13年后，已经是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的陈锦华在锦江饭店宴请荣毅仁夫妇。荣毅仁当时回上海领取政府退还的定息。席间，陈锦华谈起了1966年那个不寻常的夜晚。这是荣毅仁第一次听说此事，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站起身，要举杯谢恩。陈锦华忙摆手：“这我可不敢当，是周总理救了你。”
1966年，周恩来听说荣毅仁转危为安后，还专门托人给他带口信：“要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希望的。” 在那样的人生低潮，荣毅仁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品行，身体稍好一点儿就打电话到中央统战部，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他请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转告毛主席、周总理，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一席话让刘述周满眼含泪，深为感动。
1976年“文革”结束，但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度尽劫波的人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很明显，完全由国家控制经济的做法行不通了，应该探索新路。问题是，由谁来探路呢？于是，就有了“五老火锅宴”的著名故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还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工商业者。“五老”曾是中国工商界巨子，在民族工商界中名声显赫，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邓小平开宗明义道：“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五老”纷纷发表意见，邓小平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不知不觉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五老火锅宴”意味深长，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请回了企业家。“五老”见到邓小平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他们都向邓小平谈了工商界人士提出摘掉这样一顶“帽子”的理由，古耕虞还递交了书面申请。
古耕虞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为大陆上原来的资本家摘掉‘帽子’，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只是日期还未定。如果再拖两年，工商界退休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显得更迟了。我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为大陆的资本家摘掉‘帽子’，这不仅对他们，对他们的子女和亲属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对全世界、对人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的这个要求，决不是为我个人提出的，也不是现在才提的。过去我口头或书面向领导陈述过多次了。”
邓小平耐心地听取了“五老”的建议，并代表党中央明确地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劳动者”，这对原工商业者来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这既为资本家摘了帽，同时又给予很高的“政治”礼遇。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为原工商业者落实了政策。
在与“五老”会面时，邓小平提出了“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著名论断，即“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
“五老”中63岁的荣毅仁最年轻，被寄予厚望。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作用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荣毅仁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很快就得到批准。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和同时请来的工商界故友旧知开始创业。荣毅仁重操旧业，人们都称他为“荣老板”。
鲜为人知的是，中信公司成立前一个月，上海一批老工商界人士集資创办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有所不同，中信公司一开始就明确是“国务院直属的国有企业”，公司印章和国务院部委的大印尺寸相同，上面还赫然刻着只有政府机构公章才能有的国徽。
荣毅仁着洋装，读洋书、洋文，浑身“洋派”，精通西方的企业制度和商业规则，因此颇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国际公司惧怕共产党，但是乐于和荣毅仁这样背景的人打交道。荣毅仁对此也很清楚，他曾对美国著名资本家哈默说：“你是资本家，见过列宁。我也曾是资本家，干社会主义。我们两个都是资本家，可以谈得拢。”
尽管如此，荣毅仁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信公司一手利用外资在国内发展实业，一手利用外资在海外投资，这些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荣毅仁本人又是资本家出身，所以传言众多，不时有人写信告状。荣毅仁也常常被有关部门刁难。在一次写给高层的信中，荣毅仁请求：“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
“我是‘调和派’，碰到险滩，尽量想办法绕着走。”荣毅仁曾自我调侃地说，“我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对待几个特区那样，而不是向国家伸手要东西，靠吃偏饭来生存。”
荣毅仁饱经政治风浪，为人谨言慎行。他与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交往密切，颇得信任。但是他审时度势，恪守本分。作为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家，荣毅仁对中国经济问题看得非常清楚。1987年他谈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说：“我对计划经济一直有看法，计划往往凭主观想象，没有考虑经济规律、市场、供需关系、经济效益，较少考虑客观因素。”
国营企业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点和核心，承包制一度被视为国企改革的“灵丹妙药”。荣毅仁不以为然，他说：“企业不同于农业，企业搞承包制和过去的包工头制没有什么两样……在企业，搞包工制是有封建性的，有近利而无远见，弄不好会变成国家拿小利，个人拿大利。”
对于如何发展中国经济，荣毅仁也有自己的思考。他将其归纳为两点：一是健全市场机制。搞经济的关键是市场，要吸取资本主义在市场方面有用的东西。一是加强国家机器，一方面是立法执法，加强法制建设，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是加强民主监督，要发扬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些话，在学者们看来，至今恐怕也没有过时。
作为探路者，荣毅仁没有辜负重托。在20世纪80年代，中信公司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不到十年就成为世界知名公司，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除了政府的“特殊政策”，荣毅仁本人也付出了巨大心血。他每天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路透社的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饶有兴趣地观看荧光屏上不断闪烁变换的各种市场数据，紧盯着市场的信息变化，捕捉商机。 1987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之一。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入选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
“红色资本家”被选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党政府会走向市场。但现在中国政府带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充满好奇，在晚年的著作《变革中国》一书里，他提出这个疑问：“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研究者们对于“科斯之问”的一个简单回答就是，中国政府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许多企业出于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荣毅仁创建的中信公司作为特殊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就像在原有的经济体制里嵌入了一个楔子，动摇和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
荣毅仁的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感慨道：“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确实，苏联没有旧时代的企业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新的企业家群体，因此在80年代末经济走向崩溃，最终解体。中国共产党却挺过了改革开放以后最艰难的一段历史时期。
榮毅仁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更是一位精明老到的政治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时期，荣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请国际知名的银行家、企业家来中国访问，发挥了一般人难以起到的民间外交的特殊作用。
当时，民营企业生存艰难，众多企业家只能“戴红帽子”以求安全。到了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民营企业才重新活跃起来。
1993年3月，77岁的荣毅仁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因为这个“红色资本家”被选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国1949年以来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担任国家副主席。
消息传出，世界震惊。
香港媒体以大字标题发文：“荣老板一生颇富传奇色彩，无疑这一章是他达致巅峰的时刻”，“这对中共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正面的形象意义。”有华侨报纸认为：“荣毅仁的背景非比寻常，他并非共产党人，且曾是中国第一大资本家，他以无党籍及‘资本主义’的背景当上国家副主席的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例子。据说，这是邓小平的意见。以凸现中国发展经济为先的路向。”
日本的《读卖新闻》指出，荣毅仁的新职务将对华侨资本产生“巨大的影响”。
德国《柏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万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向争取其投资的数百万华侨表明，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的信息给国际社会以巨大信心，也给企业家们传递了强烈的信号。
如果说，荣毅仁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政策的标志，那么在90年代，他则成为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正是在90年代，大批有志之士下海创业，中国产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代企业家。这批被称为“九二派”的企业家和荣毅仁等第一代企业家一起，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任国家副主席后，荣毅仁脱离了商场，扮演起政治家角色。此时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突飞猛进的时期，许多大企业成长起来。荣毅仁神秘而特殊的身份，为这个时期涂上了别样的色彩，他的经验也得到了执政者的重视。中共中央专门委派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曾培炎，每个季度向他汇报经济形势，听取他的意见。
荣毅仁时常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外交场合。他身着深色西服，器宇轩昂，举手投足之间尽显气派。自晚清以来，没有一位企业家像荣毅仁这样登上政治高峰。自荣毅仁之后，中国如今也再没有一位像他这样具有商业背景的人士出任如此高位。
作为20世纪的一位大企业家，荣毅仁拥有超人的政治智慧。他与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有密切往来。荣府会客厅迎面即是邓小平题写的“戒欺室”的本色木匾，匾下国画“群山夕照图”上，是叶剑英题写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诗句。在荣毅仁的书房里，则悬挂着江泽民书写的郑板桥诗句。
1998年荣毅仁退休后，很少再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常常安坐家中，每天阅读文件、翻阅中外报章杂志，间或打开路透社传送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浏览全球政治经济新闻。他见证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中国经济中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在中国逐渐形成。
2005年，89岁的荣毅仁辞世。一个民国时代的企业家的后人得知消息时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确实，100年前，荣毅仁的父亲与伯父先后创办面粉厂和棉纱厂，开始书写一个家族企业的传奇。虽然这个家族企业的故事在1956年戛然而止，可是直到荣毅仁去世，这个家族的传奇才告一段落。
始于企业家，终于政治家，荣氏家族和大时代的复杂互动关系，从此成为后人谈论不休的话题。这是一段长达百年的曲折故事，是中国企业家命运起伏的最好见证。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还没有完成。可以想见，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中国企业家或许会像荣毅仁一样，书写更多传奇。★
（责编/怀瑾握瑜 李希萌 责校/陈小婷 来源/《在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张德江/文，《人民日报》2016年4月27日;《荣毅仁，一位企业家和中国一百年》，马国川/文，《财经》2016年第13期;《为什么是荣毅仁？》，黎荐南/文，《人物》2009年第7期;《“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上、中、下），韦凌/文，《传记文学》2005年第12期、2006年第1期、第2期）
荣毅仁大事年表
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
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
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
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
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等职。
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2年：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982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3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
1986年底：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第一人。
199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至1998年3月）。
1996年9月：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2005年10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