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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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的『新理异态─明末清初五家书画展』基于故宫的书画藏品,展示了主要生活在晚明清初的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这五位书画家的创作,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书画创作的共性和个性做了非常直观的呈现。
  
  这一展览基于院藏特点,根据明末清初时期极具特点的美学风格与史学定位,选择了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这五位代表性书画家,共展出105件文物,包括书法54件,绘画14件,碑帖10册,古籍27册。这样规格的五家同展,也算得上一场文化视觉盛宴,为艺术史、社会史等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直观的研究对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是一个中国明代晚期五位著名书画家作品的特展,作者为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和傅山。艺术史研究者常将这五家相提并论。
  五家之前的书坛,长期笼罩在董其昌传统书风的影响之下。物极必反,新的美学思潮开始萌动。傅山的名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可以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新理念。书法不再“唯美”,一时间风气大变。
  
  晚明的朝廷空前昏暗,社会剧烈动荡,最终导致了政权鼎革。五位书法家“人品”不一,却均未能逃脱时代给他们造成的身世坎坷与心灵创痛。这种坎坷与创痛反映到书法作品中来,必然会使人感受到一种与“承平之世”截然不同的强烈风味。
  于是,新生的理念和严酷的政治气候催生了明末清初行草书的一个风格特异的流派。
  临古创新
  
  明末清初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五人,以笔力刚强、狂放奇崛的行草书在书法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是当时“个性书派”、“书法变革潮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书法虽以“创新”为人瞩目,但并非全出自我,而是有着深厚的“临古”根基。
  张瑞图、黄道周小楷功力深厚,结字严谨。二人都师法钟繇,前者得其瘦劲,后者取其宽博。倪元璐于晋人外,早岁专学苏轼,笔意灵逸而结字可见学苏痕迹。王铎浸淫“二王”,为公认帖学大师。其临帖作品多行草大字,狂放而不逾矩,师古而多创造。傅山于书学传统领会颇深,行草有两种面目。早年受祝允明影响,有遒美潇洒一类作品传世;晚年笔意古拙恣放,自成一家。
  五人在追求个性、崇尚奇变的时代风气影响下,都走向了自出机杼的书法艺术创作道路。他们“临古”而不泥古,“创新”中不失法度,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驻步流连、用心体会。
  笔走龙蛇
  
  宋元以降,由于“帖学”的昌明,行草书体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书法艺术创作的主流。明代晚期,松江董其昌标榜“俊骨逸韵”以生秀流美的行草风格风靡天下。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则以“敏而好古”为号召,追求雄强、奇崛的书风,用直抒胸怀的笔触表现社会与心灵的激烈动荡。稍后更有王铎、傅山天才英挺,继踵而生。尽管他们人有清浊之分,地有南北之别,但书风相合之处,足与董氏抗衡,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另一大书法流派,影响至今不衰。
  
  五家之中,张瑞图尽管技法相对简率单一,但其最大的贡献,是章法上一改前人轨辙,字距紧密而行距疏朗,又以偏侧之锋横扁取势,以激烈翻折形成紧密字组,纵行一气直下,用笔一意孤行,强掣重压,圭角峥嵘,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貌。这种字距紧密、行距疏朗、一泻汪洋、滔滔不绝的挥运方式,几乎成为晚明五家行草的时代特征。虽然在用笔与章法上反叛之前的传统,以创造多于继承的独特风格进入书法史,但张瑞图的不足也很明显,用梁巘的话说,“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
  黄道周生于1585年,比其福建同乡张瑞图小了15岁。寒门艰难,38岁始得中进士,他与两位卓异的王铎(1593-1652年)、倪元璐(1593-1644年)同入翰林院,相约攻书,成一佳话。三家之中,黄道周小楷古拙瘦硬,是继王宠之后师法钟繇取得成就的又一典范,其行草书,则气势过于笔力,意趣高于技法,于“钟王”古法底蕴中,多见徐渭、张瑞图诸家时风的影响。其紧凑字组中,偶见荡开之笔,斜向或纵向拉伸,或间以章草简古笔调,增添了行间形态与笔墨节奏的丰富性,可算是章法上的一点贡献。
  
  “倪黄”双璧之一的倪元璐,是黄道周的人生挚友,几十年间一直以学问气节相砥砺,书法则度越时辈,取法苏轼、颜真卿,复以己意出之,用笔圆劲苍浑、骨力内含,结字孤高傲岸、倜傥卓颖。大幅章法虽与黄道周同调,细观可见其蘸墨频次较高,较多单字独立蘸墨,燥润相间,通过字距疏密与墨法浓枯,形成字组段落,进而纵贯一气。其中单字形态的鹤立挺拔、重心轴线的微妙挪移,控笔运锋的精到理性,都与黄道周的纵横率性不计工拙,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在落款的处理上,倪元璐也别具匠心,常署“元璐”二字于末行中空处,上下无依,独立不迁,大气而空灵。与倪元璐的萧散出尘、无意于书相比,王铎则于书道孜孜以求、志在必得,可谓万事皆可罢,唯留数行书。他与时人论书,也多有雄视不平之慨。其大幅巨作,虽有些许烟火气,但笔酣墨饱、势贯力足,腾挪跳跃而笔姿蹁跹,于欹侧跌宕中,处处展现出法度周至、气度雍容的大家手段。   傅山则于“钟王颜米”的传统根基之外,更化用徐渭、王铎两家之长,出以己意,纵横盘旋,一往无前,写出了纵贯天地、横扫千军的气概。五家之中,论古法精研、众体兼备,莫过于王铎;论吞吐豪纵、意象奔腾,则傅山后来居上。总体上来说,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五家前后相继,突破传统,锐意革新,以飞瀑倾泻般的大幅巨作,将中国书法的写意精神,酣畅淋漓地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书画兼能
  五家在临池挥翰之余,兼有绘画创作与学术著述,各得成就。
  明末清初之际,画派众多,“松江派”、“武林派”、“嘉兴派”等并立艺苑。而五家的绘画则不同于前述流派,尽管风格、面貌各异,但皆能自出机杼,别树风标,堪为其时画坛的一道亮丽风景。
  这些画作大多出于晚年手笔,尽管如此,精力投入的有限,让画面偶见荒疏生拙的细节。以一种严格的标准来看,业余状态可能有时也使他们笔不称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信心满满、乐在其中,且时出佳构。
  这些作品不乏欣赏者。张瑞图的画随黄檗宗僧人流入日本,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承认;倪元璐书画扇面得到前辈陈继儒的赞赏时,时年才19岁;王铎为其三弟写伏牛山幽境,自言“吾与弟神游焉,泉响林籁,在一室中矣”;傅山的逸笔草草、幽玄空灵,尤其册页中简淡宁静的古拙造型与氛围,今天看来依然令人新奇、陶然。
  
  黄道周的作品能于刚拙沉稳之中,借笔墨的轻重缓急,传递出潇洒不群的气质。张瑞图笔下的山水汲取宋元名家长处,喜用重墨、焦墨作树石,造境险奇。倪元璐深谙画理,绘画讲求形神兼备,形成清健爽利的笔墨特征。王铎善画山水与梅兰竹石,讲究墨法变化,评者认为其作意境沉远,可夺造化之功。傅山的绘画凭借内在的骨力与意境取胜,其孤傲清高的性格与磊落不群的气质跃然纸端。纵观五家画作,多将书法用笔入画,图写山川、花木以抒发内心情感,表达精神寄托,俨然成为明清鼎革前后卓然独立的艺术群体。
  当董其昌理论与南宗画风影响渐大时,王铎与他的朋友们提出了很不一样的观点并为之践行。他致信戴明说云:“画寂寂无余情,如倪云林一流,虽略有淡致,不免枯干,尪羸病夫奄奄气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因为推崇荆、关、李、范等北宋雄强路数,他甚至还说:“此关仝真笔也……又细又老。磅礴之气,行于笔墨外。大家体度固如此。彼倪瓒一流,竞为浅薄习气……荆、关、李、范,大开门壁。”观王铎山水,或细笔密列,或老笔层聚,皆有追摹北宋的意图,但毕竟摹古不深、手段有限,未免有些生硬拘掣,与他书法上的纵横捭阖形成了鲜明对比。以此观之,米芾、赵孟頫、董其昌诸家于书画两方面所达到的经典高度,可称千古难能。
  
  在书画之外,五家俱是博览群书,潜心学术,著述颇丰。展厅最后,展出了五家的部分文集著述,其中心血沥灌的文字,有可能更是著者内心看重的一部分。如今它们静置一隅,任由时光轻轻滑过,风烟俱净,默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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