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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初版于1937年3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山东邹平。知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我国兴起的一场“乡村建设”运动的人对山东邹平一定不陌生，实际上，“由于梁漱溟是邹平工作的中心人物，又有着广泛的威信和声望，邹平很快就成为乡村建设运动中一个主要的思想和精神中心。”[1]而作为梁漱溟在“乡建”中的“讲稿”，这本书包含了梁漱溟有关“乡建”的主要观点和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也体现了梁漱溟的一些哲学思考。该书由两部分组成：甲部，认识问题；乙部，解决问题。而本文则主要是有关“甲部”的读后感。
读完梁著的此一部分确实感觉收获许多，首先一点即是初次接触了梁漱溟的原著，对梁的思想有了较为切近的认识。其次则是关于书中提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甚感梁漱溟的一些分析解读确实精辟独到，用他自己在自序中的话来表达笔者的感受就是“让我不能不叹息佩服许多过去的和现在的有识之士，他们没有多少凭藉而见事那样的确，真是聪明！”[2]
但是，就本次读的内容来说，笔者对梁漱溟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认同。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在笔者读他的这部分文章时，有些地方觉得所言极是，但是还有好些地方就觉得很别扭，觉得他的有些观点很是偏执。基于此，笔者约略地将梁漱溟的思想认识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对政治乱局的分析，即主要集中在第五章“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认识，其中包括认为中西存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代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西不同“只是文化深浅精粗之差”。这两方面分别对应着笔者对其观点的两种不同态度，简单地说，笔者是赞同前一方面而对后一方面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下面就简单地分别讨论一下这两方面的内容。
方面一：作为社会实在论者的梁漱溟
限于笔者浅薄的知识储备，在这里所做的联想比附也许有不妥之处，但不管怎样这也是切实的感受，且笔者认为这里多少还是有一些合理之处的。读了梁漱溟对当时（其书首次问世于1937年，正当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社会乱象的条分缕析，其字里行间确实让笔者联想到了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阐发的某种程度上算是社会实在论的思想。下面有两书中的具体内容作为例证：
梁漱溟著：
①一言以蔽之，西洋法律制度所为如此安排配置者，正为其事实如此，有在法律之前者。然在我们则何如？一点的事实无有可凭，而曰“我今欲如是云云”；但凭条文，期收大效，讵非梦呓！天下莫巧于自然，莫拙于人为。[3]
②本来社会的秩序（包含社会上一切法制礼俗），是跟着社会事实来的。（这个事实，经济很居重要。）社会秩序无非是让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秩序与事实是要符合的。[3]80
涂尔干著：
①如果各种社会功能之间不能自发地进行合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太普通了，它根本保证不了这种合作。……但是这种统一性并不是借助强力就能取得的，也不是靠违反事物的本性就能取得的。[4]
②然而，要是我们现在就想制定出详细的法律，那确实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在现有的科学知识水平下，如果我们率先去制定法律，那么得到的肯定是一些粗略模糊的东西。目前最最重要的是，即刻着手去创建一种道德力量，并以此来为法律提供实质和形式！[4]43-44
应该可以说，梁漱溟在分析中国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些具体现象时，好多都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实在论的思想，如对中国社会“没有阶级”的分析阐释，以及他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解释了为什么西方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形式在中国无法扎下根来，以及中国人大谈“革命”的“虚妄”性，因为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主体这两个根本的前提本身就不存在。虽然笔者并不是完全赞同这一判断，但是认为其分析过程大体是很通达的。
除了所谓的社会实在论的思想，梁漱溟关于社会发展目的为何的见解笔者也是较为认同的，如他对西方社会本质上是充斥着一种不涉及终极关怀的工具理性的认识就很是犀利。然而，相较于西方社会的此一特点，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思想就显得可以补其不足，进而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方面是高于西方文化的，甚至断言西方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将是往“中国方向”转变。关于此一认识，恰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这也就涉及到下文将要谈的第二方面。
方面二：作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梁漱溟
此一方面要谈的就是笔者所不认同于梁漱溟的部分，主要涉及他所谓的“中国文化”（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思想等等）。读梁漱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论述，总感觉“褒扬”大于批判。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其中的“伦理本位”说，笔者似乎还可以接受，但是伦理本位在他看来是一种使社会井然有序、使社会充满“爱”的设置，这就让笔者感到此处掺进了他过多的保守主义观念了，而不是秉持一个真正的“社会实在论者”的视角了。说到“职业分立”笔者就更有点接受不了了。具体地说（书中60页及之后几页的部分），梁漱溟似乎将历史上存在的士、农、工、商都当作一种理想类型来看待，而不自知。此处他尤其将“士”看作一种美好的存在，“名誉面子归士人，财利则与之相去最远；念书的人讲财利，要为大家所不齿”，“要为寒士”，“即为官也不能致富；因居官要以廉潔为尚，仕而置产，是社会所反对的，法律所严禁的。”接着又举出，发过“将来弄一个钱回来，便对不起祖宗”誓言的胡文忠来作为例子。梁漱溟所说的这一套明显只是理想的社会意识，而理想的社会意识和人的实际行为方式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差距往往还非常之大。
在《皇权与绅权》中，费孝通等人关于作为“帮闲”的士大夫的为官之道的论述与梁漱溟对士的描述可以说完全不同。士人“折腰”是为了自保以及保全亲族的，以权谋私甚至可以说是做官的主要“目的”。[5]
其他问题就不多说了，这里关键还是接着方面一结尾的部分，谈一下梁漱溟关于中西文化的认识问题。片段的截取梁在论述时的一些言语以窥其大略，这在西洋人也许不要紧，因为西洋人的精神要粗些——他于人类精神未造到较高较细的地步，从他的精神，不感觉到无礼，则亦无害于事。中国人则不能复返于无礼。[3]96
而究实言之，只是文化深浅精粗之差。所谓不能以西洋之法易中国之礼者，既造于深厚温文之中国人不能复返于无礼也。[3]102
如方面一结尾处笔者所说的，笔者认同梁漱溟关于工具理性统治了西方社会的认识，及西方社会也得寻改善之道，但问题是，并不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成功之途。粗略地说，笔者认为这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当然西方似乎本也可以有不同于他已经走过的道路，但是不管怎样，整个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也许这个发展的路径不是“直线进步”的，但是单就西方来说，它在发现需要“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回望它自己的来路，就像“文艺复兴”时期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笔者并不赞同梁漱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在久远的古代就一不小心踏入了人类“智识”（梁所说的“理性”）的高级阶段。这样的认识也许是来自于他的“文化守成主义”（艾恺语）之思想，甚至可以说源自于那种充满“地方观念”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拔高。（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参考文献：
[1]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王宗昱，冀建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232.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自序）[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7.
[4]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321.
[5]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M].长沙：岳麓书社，2012.
读完梁著的此一部分确实感觉收获许多，首先一点即是初次接触了梁漱溟的原著，对梁的思想有了较为切近的认识。其次则是关于书中提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甚感梁漱溟的一些分析解读确实精辟独到，用他自己在自序中的话来表达笔者的感受就是“让我不能不叹息佩服许多过去的和现在的有识之士，他们没有多少凭藉而见事那样的确，真是聪明！”[2]
但是，就本次读的内容来说，笔者对梁漱溟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认同。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在笔者读他的这部分文章时，有些地方觉得所言极是，但是还有好些地方就觉得很别扭，觉得他的有些观点很是偏执。基于此，笔者约略地将梁漱溟的思想认识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对政治乱局的分析，即主要集中在第五章“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认识，其中包括认为中西存在不同的“人生态度”、中国古代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西不同“只是文化深浅精粗之差”。这两方面分别对应着笔者对其观点的两种不同态度，简单地说，笔者是赞同前一方面而对后一方面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下面就简单地分别讨论一下这两方面的内容。
方面一：作为社会实在论者的梁漱溟
限于笔者浅薄的知识储备，在这里所做的联想比附也许有不妥之处，但不管怎样这也是切实的感受，且笔者认为这里多少还是有一些合理之处的。读了梁漱溟对当时（其书首次问世于1937年，正当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社会乱象的条分缕析，其字里行间确实让笔者联想到了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阐发的某种程度上算是社会实在论的思想。下面有两书中的具体内容作为例证：
梁漱溟著：
①一言以蔽之，西洋法律制度所为如此安排配置者，正为其事实如此，有在法律之前者。然在我们则何如？一点的事实无有可凭，而曰“我今欲如是云云”；但凭条文，期收大效，讵非梦呓！天下莫巧于自然，莫拙于人为。[3]
②本来社会的秩序（包含社会上一切法制礼俗），是跟着社会事实来的。（这个事实，经济很居重要。）社会秩序无非是让社会事实走得通的一个法子，所以秩序与事实是要符合的。[3]80
涂尔干著：
①如果各种社会功能之间不能自发地进行合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太普通了，它根本保证不了这种合作。……但是这种统一性并不是借助强力就能取得的，也不是靠违反事物的本性就能取得的。[4]
②然而，要是我们现在就想制定出详细的法律，那确实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在现有的科学知识水平下，如果我们率先去制定法律，那么得到的肯定是一些粗略模糊的东西。目前最最重要的是，即刻着手去创建一种道德力量，并以此来为法律提供实质和形式！[4]43-44
应该可以说，梁漱溟在分析中国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些具体现象时，好多都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实在论的思想，如对中国社会“没有阶级”的分析阐释，以及他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解释了为什么西方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形式在中国无法扎下根来，以及中国人大谈“革命”的“虚妄”性，因为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主体这两个根本的前提本身就不存在。虽然笔者并不是完全赞同这一判断，但是认为其分析过程大体是很通达的。
除了所谓的社会实在论的思想，梁漱溟关于社会发展目的为何的见解笔者也是较为认同的，如他对西方社会本质上是充斥着一种不涉及终极关怀的工具理性的认识就很是犀利。然而，相较于西方社会的此一特点，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思想就显得可以补其不足，进而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方面是高于西方文化的，甚至断言西方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将是往“中国方向”转变。关于此一认识，恰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这也就涉及到下文将要谈的第二方面。
方面二：作为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梁漱溟
此一方面要谈的就是笔者所不认同于梁漱溟的部分，主要涉及他所谓的“中国文化”（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思想等等）。读梁漱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论述，总感觉“褒扬”大于批判。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其中的“伦理本位”说，笔者似乎还可以接受，但是伦理本位在他看来是一种使社会井然有序、使社会充满“爱”的设置，这就让笔者感到此处掺进了他过多的保守主义观念了，而不是秉持一个真正的“社会实在论者”的视角了。说到“职业分立”笔者就更有点接受不了了。具体地说（书中60页及之后几页的部分），梁漱溟似乎将历史上存在的士、农、工、商都当作一种理想类型来看待，而不自知。此处他尤其将“士”看作一种美好的存在，“名誉面子归士人，财利则与之相去最远；念书的人讲财利，要为大家所不齿”，“要为寒士”，“即为官也不能致富；因居官要以廉潔为尚，仕而置产，是社会所反对的，法律所严禁的。”接着又举出，发过“将来弄一个钱回来，便对不起祖宗”誓言的胡文忠来作为例子。梁漱溟所说的这一套明显只是理想的社会意识，而理想的社会意识和人的实际行为方式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差距往往还非常之大。
在《皇权与绅权》中，费孝通等人关于作为“帮闲”的士大夫的为官之道的论述与梁漱溟对士的描述可以说完全不同。士人“折腰”是为了自保以及保全亲族的，以权谋私甚至可以说是做官的主要“目的”。[5]
其他问题就不多说了，这里关键还是接着方面一结尾的部分，谈一下梁漱溟关于中西文化的认识问题。片段的截取梁在论述时的一些言语以窥其大略，这在西洋人也许不要紧，因为西洋人的精神要粗些——他于人类精神未造到较高较细的地步，从他的精神，不感觉到无礼，则亦无害于事。中国人则不能复返于无礼。[3]96
而究实言之，只是文化深浅精粗之差。所谓不能以西洋之法易中国之礼者，既造于深厚温文之中国人不能复返于无礼也。[3]102
如方面一结尾处笔者所说的，笔者认同梁漱溟关于工具理性统治了西方社会的认识，及西方社会也得寻改善之道，但问题是，并不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成功之途。粗略地说，笔者认为这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当然西方似乎本也可以有不同于他已经走过的道路，但是不管怎样，整个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也许这个发展的路径不是“直线进步”的，但是单就西方来说，它在发现需要“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回望它自己的来路，就像“文艺复兴”时期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笔者并不赞同梁漱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在久远的古代就一不小心踏入了人类“智识”（梁所说的“理性”）的高级阶段。这样的认识也许是来自于他的“文化守成主义”（艾恺语）之思想，甚至可以说源自于那种充满“地方观念”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拔高。（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参考文献：
[1]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王宗昱，冀建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232.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自序）[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7.
[4]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321.
[5]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M].长沙：岳麓书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