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凡庸的生活中产生“星空情结”，很可能最早源自康德的名言，他说令他感到由衷敬畏的，是夜晚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为什么“夜晚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会让用“三大批判”冷峻审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大哲学家感到“由衷的敬畏”？乃是因为“夜晚的星空”蕴含了大自然无尽的秘密，而在广阔无垠的宇宙当中，人类甚至连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也算不上，至于迄今为止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更是不值一提。一个理性的人如果不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低下他卑微的头颅，那不是狂妄，便是无知。而能够和宇宙的“神秘”与“无限”相媲美的，唯有人的心灵，唯有人类不断向善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律。先哲有言：比大地更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毋庸讳言，不是什么人都对“夜晚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充满敬畏的情怀。有些人终其一生，始终没有体会到这种庸人永远无法体会的大快乐。不仅如此，他们也难以理解一样的土地上怎么会生长出那样一些思考奇怪问题的家伙。他们认为自己比那些人更聪明、更睿智、更务实，因而有资格放肆地嘲笑他们，把他们“异样”的举动变成自己茶余饭后的笑料和谈资。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同时是一位有名的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城邦日常的生活无法满足他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次他边走路、边仰望星空、思考天文学问题，不慎掉到路边的坑里，一个路过的农夫嘲笑他说：“你自称能够认识天上的东西，却不知道脚下的是什么，掉进坑里就是你的学问带给你的好处吧？”泰勒斯不屑一顾地回答：“只有站得高的人，才有从高处掉进坑里的权利和自由。像你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是享受不到这种权利和自由的。没有知识的人，本来就像躺在坑里从来没有爬出来一样，又怎么能从上面掉进坑里去呢？”
　　我不知道温总理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相信他一定是看过，而且喜欢这个故事的。因为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他说道：“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这段话后来被作为《仰望星空》一诗的题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忽然想起这段掌故，是近来常常感到我们这个社会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好像越来越缺少了一点精神的东西，越来越缺少了像康德和泰勒斯那樣“仰望星空”的“傻人”。人们都变得非常“精明”，非常善于“算计”，转念之间就能估摸出一个行动、甚至一个动机的“价值”和“价格”。钱，成了万物的尺度，既是有形物有形的尺度，也是无形物无形的尺度。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只看GDP；衡量一个作家的价值，越来越关注其作品的发行量；而看一部影片的优劣，好像除了票房，再也找不到其他标准；甚至衡量人际关系，据说也要在能否“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予以评估。用这样的道理和逻辑看问题，那些“无人问津”的学术著作，那些只有少数人才能体悟的科学发现，当然只有被鄙薄的份儿。那些选择了“寂寞的事业”，那些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依然决计“仰望星空”的人，当然近乎“傻瓜”。
　　33年前我怀着梦想与憧憬走进北大哲学系，那个时候成绩最优秀、最有志向的青年首选文、史、哲和数、理、化，选择这些具有长远发展潜质的“基础科学”和“硬知识”。而器物层面的应用学科虽然也很重要，却是人们第二层次的选择。 我不敢贸然评价这种选择的优劣高下，只想陈述一个基本事实：那个年代其实只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万物复苏、百废待兴，人们尚且有一份志存高远的情怀，有一种“高楼万丈平地起”的“基础意识”。而当我们吃饱穿暖、生活安逸以后，却丢掉了曾经的理想。人们见面，所论无非股票房价、荣辱升沉，精神层面的交流反而叫人不那么精神了。一位在大学当校长的朋友告诉我，现在招生分数最高的专业早就不是数、理、化和文、史、哲了。基础学科招不到最优秀的学生，没人愿意为此十年寒窗苦，都想一夜暴富，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些人近利心态的一种客观反映吧。
　　何以形成这种局面？有人认为与中国人穷怕了有关，有人认为与中国人太重视财富的积聚有关，也有人认为对广大的人群来说，人生本是一种卑微的存在，能够做到工作稳定、衣食无虞就足够了，好好地呆在地上，何必操心“星空”，还是让那些志存高远的人去享受那份快乐和辛苦吧。
　　对此我无话。让所有人像康德一样仰望星空、敬畏心中的道德律，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甚至不必要。社会分工不允许那样做，个人心智水平不同也未必都有能力那样做。但市场无论怎样发达、物欲如何横流，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有一些被短视的人看作“傻子”的人，有一些在这样的选择当中乐此不疲、乐在其中的人，像鲁迅先生那样，“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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