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为有效防止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刑法修正案(十一)》进行了三方面的修正.关于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事故隐患”的认定,通常情况下可直接依据行为人所在行业的相关规定来判断,复杂场合下必须组织相关专家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判断;如果隐患已经具有发生结果的高度盖然性,组织他人冒险作业实际上是置他人于即将成为现实的死地,应当成立故意杀人罪;救援型的“冒险组织作业”可能成立紧急避险.关于危险作业罪,本罪是具体危险犯,“现实危险”的判断必须结合行为实施当时的各种客观实际情况,从一般人的生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有效防止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刑法修正案(十一)》进行了三方面的修正.关于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事故隐患”的认定,通常情况下可直接依据行为人所在行业的相关规定来判断,复杂场合下必须组织相关专家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判断;如果隐患已经具有发生结果的高度盖然性,组织他人冒险作业实际上是置他人于即将成为现实的死地,应当成立故意杀人罪;救援型的“冒险组织作业”可能成立紧急避险.关于危险作业罪,本罪是具体危险犯,“现实危险”的判断必须结合行为实施当时的各种客观实际情况,从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法则来判断;本罪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未遂犯,一旦引起了实害结果,有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犯罪主体增加“承担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可以防止相关数据造假误导政府决策,实现源头治理.下一步,必须积累相关案例,总结安全生产犯罪适用规则并加以推广,从而最大地发挥其维护安全生产秩序的实效.
其他文献
从全球视野来看,科学、合理的监管制度是有效企业合规计划的前提与保障.在检察院合规不起诉的探索中,将独立监管人引入合规监管制度是一个亮点.独立监管人不仅在发源地美国以及后续效仿的很多国家中大行其道,我国实践探索对此也甚为青睐.但独立监管人并非超级英雄,即便是在制度与经验都比较成熟的美国仍然难逃实践困境与学术批评.以美国独立监管人的主要争点为鉴,结合我国国情,建议检察机关以参与社会治理为出发点与旨归,重塑当下的合规监管制度.围绕检察机关、独立监管人与企业之间如何分配权利义务这一中心,重点解决监管的高成本与费用
政府治理话语体系并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结构,其创新的前提是把握话语体系的组成和发展规律.本研究从实践的路径出发,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为数据库的分析,运用语词、概念与主题的分析框架,尝试把握中国政府治理话语体系在较长时间段内的延续与变迁,深刻认识话语体系的动态交互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政府治理话语体系形成了以“社会主义”、“人民”、“政府”、“生活”、“农业”、“产业”、“企业”、“改革”等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并在不同时期话语内涵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迁.话语体系呈现了“历史性”、“政治性”、“人民性
我国从1990年起逐步建立起打击洗钱犯罪的罪名体系.后来,鉴于洗钱在我国日趋严峻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我国面临力争融入国际社会反洗钱合作框架的国内外压力,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模式,着重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进行了两次扩张完善.这可以概括为“从无到有”“单独设罪”和“修正完善”的发展历程.新近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自洗钱、行为方式、“明知”要件和罚金刑等若干基本问题予以第三次重大修订.其中,将自洗钱入罪是本次修订的最大亮点.其立法修正的考量点在于,落实中央在2017年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
监视居住制度因其内在缺陷而难以承载减少羁押之使命,羁押替代措施实为羁押候补措施.监视居住的适用已进一步规范化,但存在将其作为侦查手段适用,在指定居所进行讯问,不当限缩“固定住处”范围,监视方法取保候审化或者过度监视,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是否生活不能自理的判断具有随意性等问题.应明确禁止在指定居所进行讯问和全天候人盯人的监视方法;规定电子监控设备费用可由拟被监视居住的人自己承担;明确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认定标准和程序;革新固定居所的范围被管辖区域捆绑的规定.社会力量参与监视居住执行具有市场经济
在毒品政策日趋严厉的背景下,刑法设置运输毒品罪具有适度扩张犯罪圈的积极作用,但关于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司法适用问题在理论与实务中仍存在较大争议.在毒品流通环节,运输是附着于走私、贩卖、制造的附属行为.由于运输行为外观上的附随性,对该行为的文义解释和添附促进毒品流通目的的限缩解释皆无法作为认定运输毒品罪与非罪的标准以及区隔其他毒品犯罪的基础.解释者不应忽略刑事司法的现实局限性对犯罪成立所产生的影响.运输毒品罪的司法认定,应当从严厉打击的毒品政策和证据短缺的司法现实出发,在刑法规范与刑事司法的互动过程中,以促进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主流观点认为,告诉才处理案件是严格意义上的自诉案件,只能提起自诉.根据该主流观点,在有关国家公诉机关是否应当介入杭州诽谤案的讨论中,研究者主要从实体法解释学出发,认为该案符合《刑法》第246条的但书规定,因而属于公诉案件.然而,回顾我国清末以降有关告诉才处理犯罪的法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早期刑事诉讼法草案的历史,本文认为,“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自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学理误读.就法律功能看,告诉才处理制度与自诉制度承载着不同的法律功能.而且,一项犯罪在实体法上是否规定为告诉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二审也不例外.当前二审认罪认罚案件处理存在从宽理由不一、从宽幅度把握随意的问题.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立法规定模糊导致司法裁量权的不当扩张,另一方面实践中凸显的效率主义倾向对二审案件从宽处理带来不利影响.相较而言,人身危险性降低理论更契合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应当成为指导二审案件从宽处理的基本理论.“可以从宽”应解读为一般情形下,均“应当从宽”处理.“认罪认罚”须被理解为法定的独立量刑情节,并依据被告人一审未认罪的具体原因确定从宽幅度.因检察
本文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和“浩然之气”相关的两段早期文献为中心,研究二程兄弟对这两段语录的不同诠释,并且以此观察其中体现出的二程在修养功夫方面的不同偏向:程颐的功夫有层次清晰的内外之分,其对主一持敬的特别强调是程颢所没有的;程颐将浩然之气理解为积累而成,而程颢理解为去私保全.以这些分歧作为依据,对于一些不明归属的二程语录,也可以尝试进行归属判断.
《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以期能够增强该罪的刑罚力度,从而更好地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然而,刑罚力度是法定刑、宣告刑和执行刑三位一体的产物.量刑环节法官对主刑适用的克制,犯罪人支付能力对罚金判罚的制约,以及行刑环节罚金判而不执、执而不力的现状都会不断削弱该罪在立法维度增强的刑罚力度.即便该罪的刑罚力度有所增强,在刑罚的确定性与即时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仅依靠刑罚严厉性的提升未必能获得更大的刑罚威慑效果.即便该罪的刑罚威慑效果通过法定刑的提升得以放大,过往经验也显示单靠严刑峻法的威慑
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较大的刑事法律风险,如何优化企业犯罪的法律控制模式,强化“非罪化”治理的功能与价值——包括实体上的无罪判定和程序上的“出罪”处理,将企业的外部责任由刑事处罚转变为其他性质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标签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显得意义重大.从实体到程序,刑事合规与企业“非罪化”治理高度契合:鉴于我国刑法普遍缺失企业犯罪的单位“免责条款”,有必要以“组织体责任论”为立论基础,在实体法上引入以“刑事合规”为核心要件的无罪抗辩事由;在“程序出罪”上,暂缓起诉制度可以发挥重要的补给作用,有必要综合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