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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９日夜，我正在福建出差，临睡前收看ＣＮＮ，得知联合国驻伊拉克代表处遭炸弹袭击，秘书长特别代表德梅洛被埋在瓦砾中生死不明。在电视前守候至很晚，终于昏昏睡去，清晨醒来方知斯人已逝。
东帝汶的“最高行政长官”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三年多以前在东帝汶见到的那位风度翩翩、从容干练的“最高行政长官”。
１９９９年８月，东帝汶通过全民公决摆脱印尼统治，在联合国主持下筹备建国。同年９月，一场在亲印尼民兵和独立派之间发生的冲突洗劫了东帝汶，全岛居民伤亡惨重，绝大多数建筑被毁，联合国人员被迫撤离。１０月形势稍定后，德梅洛受命出任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机构（简称“联东当局”）最高行政长官，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帮助当地人民建国的工作。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０日，中国驻印尼使馆公使衔参赞肖正荣携我及使馆另一名工作人员赴东帝汶首都帝力，考察时局发展，并与“联东当局”及各派力量接触，商谈中国与东帝汶建立关系、开展合作事宜。从我们提出访问申请到“联东当局”回复同意并安排好行程，只用了三天时间。事后我们得知，德梅洛本人在接到雅加达办事处的传真后立即指示下属妥善安排，还亲自打电话给夏纳纳·古斯芒和拉莫斯·霍塔等帝汶解放阵线领导人，嘱咐他们抽时间会见中国官员。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１日，德梅洛在“联东当局”总部会见了我们。办公室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桌上摆放着德梅洛家人的照片。墙角一台正播放ＣＮＮ新闻的电视机据说是帝力仅有的三台之一，另两台分别放在为多国部队人员开设的临时旅馆和澳大利亚代表处。我也注意到，在他桌边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件小巧的中国青铜器工艺品。
德梅洛热情友好。他直接切入正题，强调肖公参是十几年来首位访问东帝汶的中国官员，“联东当局”非常重视此次考察，愿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同中方加强联系。他说，中国一直支持东帝汶问题得到妥善、合理解决，联合国和东帝汶各界对此都很感激。他还表示中国人参与联合国行动时一贯持有的认真负责精神有目共睹，相信这次在东帝汶也不会逊色。德梅洛希望中国尽早在帝力设立代表处，并说“联东当局”将在帝力未来的使馆区为中国预留一块最好的临海地皮。
德梅洛还谈到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作为安南秘书长特别代表从东帝汶飞赴中国出席澳门回归仪式的情景。他说，那次他在澳门与唐家璇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再次得到中方以实际行动支持东帝汶立国的承诺。在回归仪式上，他亲身感受到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感受到了中国美好的发展前景。中国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世界是重要的贡献，对东帝汶立国是有益的启发。
德梅洛也向我们介绍了他在东帝汶工作的情况。他说，东帝汶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率领的各个小组，既要解决严重的治安、难民和就业问题，又要草拟各种法律法规，创建最基本的国家体系，还要向各国讨要援助，并充当帝汶解放阵线内部各派系的调解人，工作十分庞杂。但德梅洛说，“从零开始缔造一个新的国家，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说到这里，他眼里流露出坚毅、自信的神情。
会见结束后，德梅洛将我们送到“联东当局”总部的大门口。门外聚集着不少等待办事和领取救济金的当地百姓，他们一见德梅洛便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还发出“ＵＮ！ＵＮ！”的欢呼。德梅洛握住肖公参的手，以这样的话语向我们道别：“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一个百废待兴的东帝汶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帮助。”
也就是在此次访问中，我被德梅洛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对工作的全情投入所深深吸引，也对他从事的事业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不久，德梅洛结束了在东帝汶的使命，返回纽约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据说，德梅洛离开帝力的那一天，这个秀丽、质朴的沿海小城万人空巷，人们像欢送英雄一样向他告别，一些公务员和百姓忘情地将他称为“我们的国王”。
“国际人”德梅洛
德梅洛是一个国际人。他在联合国供职长达３３年，从难民事务署的一名普通官员一步步干到秘书长助理、人权事务高专的位置。他的祖国巴西将他视为民族骄傲。但由于他担任国际职员太久，以至许多人并不清楚他是哪国人。
在德梅洛职业生涯的多数时间里，并没有外交官生活常见的衣着光鲜与觥筹交错，艰苦和危险似乎是他的宿命。从非洲大湖地区到前南斯拉夫，再到东帝汶和伊拉克，他每每承担的都是最具风险的任务。他在帝力曾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蚊子和登革热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德梅洛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能力在联合国内部有着极高的口碑，安南秘书长把德梅洛的殉职形容为联合国事业不可弥补的损失。在德梅洛被埋在废墟下的三个小时里，安南还在通过手机指挥救援工作。８月２８日，德梅洛在瑞士日内瓦市中心的“先贤祠”下葬，联合国总部和巴西全国为他下半旗志哀，这是国际社会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东帝汶外长霍塔专程前往，代表东帝汶人民为他送行。
联合国精神
谈到德梅洛，免不了要提到联合国。诚然，在这个并不怎么公平的世界上，联合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尴尬的，它在各地的维和与人道救援行动也都是充满争议的。但是，当人们尚无力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时，当一些地区的平民百姓在无政府状态下忍受战乱、饥荒与瘟疫的折磨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至少还在为和平与发展创造机会、为减少人们的苦难做实际的事情，其中的艰辛是一些坐在高台广厦清谈国际政治的人难以想像的。这一点，当我三年前在东帝汶亲眼看到联合国人员在无水、无电、无商业的艰苦环境中，头顶烈日为衣衫褴褛的百姓发放救济物资和看病诊疾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
德梅洛本来并不愿意到伊拉克任职。我相信，这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但他还是接受了任命，投入到启动联合国对伊人道救援的工作中去。他的同事说，德梅洛在抵达巴格达后的一个半月里，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德梅洛因一些政治问题与美国驻伊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产生了公开的分歧，但他为确保人道救援行动顺利展开而努力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德梅洛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决不能让联合国从伊拉克撤走。”他知道，对于人民遭受的痛苦来说，没有什么比超越政治来得更为实际、更为重要。德梅洛不幸成了殉难者，但也把联合国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全世界的外交官们树立了一个值得铭记的职业典范。
阅读背景
联合国驻伊代表德梅洛
巴西人。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５日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１９６９年进入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１９９４年在联合国驻波黑保护部队负责民政事务。后任联合国难民署助理高级专员。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起任联合国紧急援助协调员兼秘书处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７日，联合国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部更名为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德梅洛任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００２年５月任联合国秘书长派驻东帝汶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负责人。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２日起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２日被任命为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
东帝汶的“最高行政长官”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三年多以前在东帝汶见到的那位风度翩翩、从容干练的“最高行政长官”。
１９９９年８月，东帝汶通过全民公决摆脱印尼统治，在联合国主持下筹备建国。同年９月，一场在亲印尼民兵和独立派之间发生的冲突洗劫了东帝汶，全岛居民伤亡惨重，绝大多数建筑被毁，联合国人员被迫撤离。１０月形势稍定后，德梅洛受命出任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机构（简称“联东当局”）最高行政长官，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帮助当地人民建国的工作。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０日，中国驻印尼使馆公使衔参赞肖正荣携我及使馆另一名工作人员赴东帝汶首都帝力，考察时局发展，并与“联东当局”及各派力量接触，商谈中国与东帝汶建立关系、开展合作事宜。从我们提出访问申请到“联东当局”回复同意并安排好行程，只用了三天时间。事后我们得知，德梅洛本人在接到雅加达办事处的传真后立即指示下属妥善安排，还亲自打电话给夏纳纳·古斯芒和拉莫斯·霍塔等帝汶解放阵线领导人，嘱咐他们抽时间会见中国官员。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１日，德梅洛在“联东当局”总部会见了我们。办公室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桌上摆放着德梅洛家人的照片。墙角一台正播放ＣＮＮ新闻的电视机据说是帝力仅有的三台之一，另两台分别放在为多国部队人员开设的临时旅馆和澳大利亚代表处。我也注意到，在他桌边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件小巧的中国青铜器工艺品。
德梅洛热情友好。他直接切入正题，强调肖公参是十几年来首位访问东帝汶的中国官员，“联东当局”非常重视此次考察，愿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同中方加强联系。他说，中国一直支持东帝汶问题得到妥善、合理解决，联合国和东帝汶各界对此都很感激。他还表示中国人参与联合国行动时一贯持有的认真负责精神有目共睹，相信这次在东帝汶也不会逊色。德梅洛希望中国尽早在帝力设立代表处，并说“联东当局”将在帝力未来的使馆区为中国预留一块最好的临海地皮。
德梅洛还谈到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作为安南秘书长特别代表从东帝汶飞赴中国出席澳门回归仪式的情景。他说，那次他在澳门与唐家璇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再次得到中方以实际行动支持东帝汶立国的承诺。在回归仪式上，他亲身感受到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感受到了中国美好的发展前景。中国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世界是重要的贡献，对东帝汶立国是有益的启发。
德梅洛也向我们介绍了他在东帝汶工作的情况。他说，东帝汶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率领的各个小组，既要解决严重的治安、难民和就业问题，又要草拟各种法律法规，创建最基本的国家体系，还要向各国讨要援助，并充当帝汶解放阵线内部各派系的调解人，工作十分庞杂。但德梅洛说，“从零开始缔造一个新的国家，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说到这里，他眼里流露出坚毅、自信的神情。
会见结束后，德梅洛将我们送到“联东当局”总部的大门口。门外聚集着不少等待办事和领取救济金的当地百姓，他们一见德梅洛便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还发出“ＵＮ！ＵＮ！”的欢呼。德梅洛握住肖公参的手，以这样的话语向我们道别：“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一个百废待兴的东帝汶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帮助。”
也就是在此次访问中，我被德梅洛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对工作的全情投入所深深吸引，也对他从事的事业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不久，德梅洛结束了在东帝汶的使命，返回纽约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据说，德梅洛离开帝力的那一天，这个秀丽、质朴的沿海小城万人空巷，人们像欢送英雄一样向他告别，一些公务员和百姓忘情地将他称为“我们的国王”。
“国际人”德梅洛
德梅洛是一个国际人。他在联合国供职长达３３年，从难民事务署的一名普通官员一步步干到秘书长助理、人权事务高专的位置。他的祖国巴西将他视为民族骄傲。但由于他担任国际职员太久，以至许多人并不清楚他是哪国人。
在德梅洛职业生涯的多数时间里，并没有外交官生活常见的衣着光鲜与觥筹交错，艰苦和危险似乎是他的宿命。从非洲大湖地区到前南斯拉夫，再到东帝汶和伊拉克，他每每承担的都是最具风险的任务。他在帝力曾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蚊子和登革热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德梅洛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能力在联合国内部有着极高的口碑，安南秘书长把德梅洛的殉职形容为联合国事业不可弥补的损失。在德梅洛被埋在废墟下的三个小时里，安南还在通过手机指挥救援工作。８月２８日，德梅洛在瑞士日内瓦市中心的“先贤祠”下葬，联合国总部和巴西全国为他下半旗志哀，这是国际社会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东帝汶外长霍塔专程前往，代表东帝汶人民为他送行。
联合国精神
谈到德梅洛，免不了要提到联合国。诚然，在这个并不怎么公平的世界上，联合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尴尬的，它在各地的维和与人道救援行动也都是充满争议的。但是，当人们尚无力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时，当一些地区的平民百姓在无政府状态下忍受战乱、饥荒与瘟疫的折磨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至少还在为和平与发展创造机会、为减少人们的苦难做实际的事情，其中的艰辛是一些坐在高台广厦清谈国际政治的人难以想像的。这一点，当我三年前在东帝汶亲眼看到联合国人员在无水、无电、无商业的艰苦环境中，头顶烈日为衣衫褴褛的百姓发放救济物资和看病诊疾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
德梅洛本来并不愿意到伊拉克任职。我相信，这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但他还是接受了任命，投入到启动联合国对伊人道救援的工作中去。他的同事说，德梅洛在抵达巴格达后的一个半月里，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德梅洛因一些政治问题与美国驻伊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产生了公开的分歧，但他为确保人道救援行动顺利展开而努力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德梅洛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决不能让联合国从伊拉克撤走。”他知道，对于人民遭受的痛苦来说，没有什么比超越政治来得更为实际、更为重要。德梅洛不幸成了殉难者，但也把联合国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全世界的外交官们树立了一个值得铭记的职业典范。
阅读背景
联合国驻伊代表德梅洛
巴西人。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５日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１９６９年进入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１９９４年在联合国驻波黑保护部队负责民政事务。后任联合国难民署助理高级专员。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日起任联合国紧急援助协调员兼秘书处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７日，联合国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部更名为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德梅洛任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００２年５月任联合国秘书长派驻东帝汶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负责人。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２日起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２日被任命为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