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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小学生谢尔盖与父亲同名，这样的机缘使他无意中拆开了一封陌生女人给父亲的语气亲昵的信。谢尔盖感到危险降临，他要保护自己的幸福家庭，保护自己内心的宁静，子是他选择了行动：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他叫谢尔盖，我也叫谢尔盖。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件事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半以前，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在六年级学习。
1
人们一谈到我的父母就会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特别是有些妇女看到妈妈和爸爸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地绕着院子跑步，看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手挽着手一起上班又一起回家，总是慨叹不已，并经常带着对某家人进行责难的口气说：“这真是个模范家庭!”
有人说，人们在一起生活得久了，就会变得彼此相似。我的父母就很相像，这一点从挂在我家沙发上方的那张彩色照片上看得特别明显。爸爸和妈妈，两人都晒得黑黑的，牙齿雪白，两人都穿着浅蓝色的运动服，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大概是看着给他们照相的那个人。满可以认为，是查理·卓别林给他们照的相，因为他们笑得简直合不上嘴。我有时甚至觉得，这是一张有声的照片，我似乎听得见他们欢快的笑声。当然，这件事与查理·卓别林毫无关系——只不过我的父母都是很认真的人罢了。比方说吧，如果有谁唱起歌来，他们就会马上跟着唱，而且不是像有的人那样，不出声地动动嘴唇，而是大声地、清晰地从第一段唱到最后一段。那么自然罗，如果照相师要求他们笑一笑，仅仅笑一笑，他们就会像看喜剧片似的哈哈大笑的。
他们永远也不会像安东的父母那样离婚……难怪连陌生人也从不把他们两分开，而老是把他们联在一起，用一个姓来称呼——叶麦梁诺夫夫妇。比如：“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认为!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说的!叶麦梁诺夫夫妇出差去了……”
妈妈和爸爸经常出差。他们在共同设计一些工厂，这些工厂建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很远的地方……
遇到这种时候，我就同姥姥一起留在家里。
2
在那些不美满的家庭里，父母亲离开家以后，根本就不给家里写信，在美满的家庭里，大概每星期写一次或两次，可是我和姥姥却每天都接到信。我的父母是严格遵守次序的：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程序一次也没有乱过。
“怪事！”有一次姥姥说。“哪怕有一次倒个个儿也好!”
我不明白，她究竟是在赞扬我的父母呢，还是在责怪他们什么。
这是姥姥的一个特点：你从她的口气里往往听不出来，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讲正经话，是在夸奖还是在讥笑。
有一天早晨，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从信箱里一下子抽出了两封信。两封信上都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每天接到一封信，我早就习惯了，可一天接两封信……这简直太过份了!
我拆开了第一封信。谢尔盖!你知道吗，假如我给你写信，那就是说我非写不可了。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还要沉重。我遇到了不幸。你是我唯一愿意诉说这一不幸的人，也是我唯一愿意(并且能够!)与之商量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再有比你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不要求保护，因为没有人欺侮我。在这件事情上，谁也没有过错，发生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常的、合理的!但你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尽管一切都是对的，合理的，可是你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我通常在六点左右下班。无论你在哪个晚上来一趟，我都会十分感激。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不过倘若你能来一趟，我将十分感激。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这封信没有署名，下面只有两个字：“尼·叶”。
平时我总是边跑边看信，有时磕磕绊绊，有时撞着过路的人。可是这一次，我站住了。
谁能称呼我父亲为谢尔盖和谢廖沙呢?在信封的下方，在用绿墨水画的一条线的下面，像平常一样，写着回信的地址。可是没写姓名，而是只有“尼·叶”两个字。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她过去和今后都没有比我父亲更为亲近的人呢?只有妈妈才能这样写呀!
我反复读着这封信。我的一双手令人不快地颤抖起来。
我觉得一切都变得可疑。我甚至觉得，爸爸总是同妈妈一起上下班都是可疑的了。我仿佛觉得，这是爸爸当时故意做出来的，就像我要撒谎却想让大人相信我讲的全是真话一样。
3
在那一天以前，我一直觉得生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很少对什么事发生怀疑。
现在危险出现了。我还看不清楚是什 么样的危险，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这大概是我不能向我的好友求援的惟一的灾难。总的说来，我也不能找任何人求援……因为我不能向任何人承认，爸爸(我的爸爸!)过去和今后会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于是我决定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家，同时保卫自己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无忧无虑。这种无忧无虑在我的心目中顿时显得从未有过的珍贵。我虽然毫无作为，但我决心要保卫那使我与众不同并使我感到自豪的惟一的东西，即我们家的模范称号。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走廊和楼梯都是半明半暗的。
“孩子，你找谁?”她停了一会儿才问道，似乎是想抑制住她的失望。她的样子疲乏不堪，很难叫人相信，刚才在过道里奔跑的会是她。
“我找叶麦梁诺娃……”
4
我一走进房间就吓了一跳，简直呆住了，因为我看见了爸爸的照片……
“这是我1941年从前线收到的。那时的情况很不妙……”那个女人突然说道。
她的声音十分柔和，听着使人感到安慰，就像有一次我住院时听到的那些大夫和护士的声音一样。
叶麦梁诺娃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样久久地、两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但她没有问我。
于是我告诉她：“照片上的人是我爸爸。”
她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默默地，很注意地看着我的脸，像有近视眼的人一样。她那种坦率的、仔细察看的目光，一点也不使人觉着不懂分寸或没有礼貌。
这时我也把她看清楚了。她的确是近视眼，即使她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我看是男人戴的眼镜，也对她帮助不大——她还是把眼睛眯缝着。她的面庞苍白而憔悴，因此很难断定她究竟有多大年纪，但她身上似乎有个什么东西仍旧使她显得很年轻。后来我才明白，这东西就是她那条又粗又黑、像皇冠一样紧紧地盘在头上的辫子。
那个女人仔细看了我好久，但没有说我像爸爸。她只是简单地问道“是爸爸让你来的吗?”
“我父母不在家。他们出差去了。”
我本想强调一下，爸爸和妈妈是一起走的。但当着她的面我说不出“妈妈”这两个字，所以就说成了“父母”。
“他们要去很久吗?”
“一年半左右，”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撒了谎。接着又加了一句；“或者去两年……得看那儿的情况。”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窘相，我详详细细地解释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信了。我一早到信箱去取信，我以为是爸爸写来的，但却是您写来的……我读完信，就马上决定……”
这时我才想起，读别人的信是不应当的，就结巴了一下，不吭声了。但这只有半分钟的功夫，随后我感到越来越窘，便更加详细地解释开了：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早晨楼梯上又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起初没看清信是给谁的……再一看，上面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就以为是给我的呢。后来才发现不是给我的，但是已经晚了……”
我把信递给了她。这封信我已经背下来了，因此它显得很旧，像揉皱了的档案材料一样。
“那么说，你也叫谢尔盖，是吗?”她又问道。“是为了纪念父亲吧?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你看，他多瘦啊。他一面工作，一面读函授学校。后来志愿上了前线。我不愿意他去，求他留下，但他还是走了。他受了严重的震伤。我给他治了好久……”
“您是大夫吗?”我问。
“是的……他曾得过严重的失眠症。只有运动能治好他。还需要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生活有规律……我跟他斗争了好久。现在他的睡眠正常吗?”
爸爸经常自豪地说，他跟个古代勇士一样，躺下就着，从来也不做梦。他有回开玩笑说：“现在的梦是什么样的?是彩色的还是宽银幕的?”但我不知为什么没敢把这点告诉她，只是说：
“睡得还可以。时好时坏……”
她在同我告别时，没要我向父亲问好，也没有说，让父亲回来时去她那里一趟。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她过去是父亲的妻子。她虽然没说，但我敢肯定。父亲在这幢黄色的旧房子里的时候很瘦，患失眠症。业余在函授学校学习。大概这个女人帮助过他……他是从这里上前线去的，后来又回到了这里。她给爸爸治过病……可是为什么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我呢?为什么呢?就是常常同我交换秘密的姥姥也没有说过。也许，她也什么都不知道吧?”
５
后来，我想，也许我可以为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做点使她高兴的事。然而我却连她遇到了什么不幸也没问……没敢问。也许当时我不过是忘了，因为我一直在问关于爸爸的事，虽然爸爸并没有遇到任何不幸……
我不希望爸爸去帮她的忙，因而我撒谎说，爸爸要一年半以后才回来。不过我个人也能帮她!替爸爸帮!
她的信已经不在我这儿了，但我能背得出来。像常有的那样，我时而记起这几句，时而又记起了另外几句话。“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最初我没有注意这几句话，可现在记起来了。那是不是说，她已经给爸爸写过一次信，约过他一次，但他没有去呢?她为什么约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她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的舒里克又是什么人呢?
我打算保护她!可是她信中写着，没有人欺侮她。也许她只不过是需要有个人听她谈谈心事吧?
要保护一个人，自然比只是听人谈谈心事要难得多。但是保护一个人并不需要有什么权利，甚至不必征求他的同意。如果你要“听人谈心”，那就首先得要别人信得过你，愿心听你讲心里话。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肯不肯同我谈心呢?我不知道。
节选自《而同时在某时》
标题为编者改
点评：
六年级小学生的谢尔盖意外发现了父亲的前妻的存在，谢尔盖怀着敌意前去造访这个“入侵者”，但他的敌意却很快在父亲前妻坦率的注视和陈述中消失了，并不自主地产生了想要帮帮她的纯真感情。小说语言幽默、活泼，引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省关于爱的种种。
责编 文冰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他叫谢尔盖，我也叫谢尔盖。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件事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半以前，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在六年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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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谈到我的父母就会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特别是有些妇女看到妈妈和爸爸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地绕着院子跑步，看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手挽着手一起上班又一起回家，总是慨叹不已，并经常带着对某家人进行责难的口气说：“这真是个模范家庭!”
有人说，人们在一起生活得久了，就会变得彼此相似。我的父母就很相像，这一点从挂在我家沙发上方的那张彩色照片上看得特别明显。爸爸和妈妈，两人都晒得黑黑的，牙齿雪白，两人都穿着浅蓝色的运动服，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大概是看着给他们照相的那个人。满可以认为，是查理·卓别林给他们照的相，因为他们笑得简直合不上嘴。我有时甚至觉得，这是一张有声的照片，我似乎听得见他们欢快的笑声。当然，这件事与查理·卓别林毫无关系——只不过我的父母都是很认真的人罢了。比方说吧，如果有谁唱起歌来，他们就会马上跟着唱，而且不是像有的人那样，不出声地动动嘴唇，而是大声地、清晰地从第一段唱到最后一段。那么自然罗，如果照相师要求他们笑一笑，仅仅笑一笑，他们就会像看喜剧片似的哈哈大笑的。
他们永远也不会像安东的父母那样离婚……难怪连陌生人也从不把他们两分开，而老是把他们联在一起，用一个姓来称呼——叶麦梁诺夫夫妇。比如：“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认为!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说的!叶麦梁诺夫夫妇出差去了……”
妈妈和爸爸经常出差。他们在共同设计一些工厂，这些工厂建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很远的地方……
遇到这种时候，我就同姥姥一起留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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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不美满的家庭里，父母亲离开家以后，根本就不给家里写信，在美满的家庭里，大概每星期写一次或两次，可是我和姥姥却每天都接到信。我的父母是严格遵守次序的：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程序一次也没有乱过。
“怪事！”有一次姥姥说。“哪怕有一次倒个个儿也好!”
我不明白，她究竟是在赞扬我的父母呢，还是在责怪他们什么。
这是姥姥的一个特点：你从她的口气里往往听不出来，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讲正经话，是在夸奖还是在讥笑。
有一天早晨，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从信箱里一下子抽出了两封信。两封信上都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每天接到一封信，我早就习惯了，可一天接两封信……这简直太过份了!
我拆开了第一封信。谢尔盖!你知道吗，假如我给你写信，那就是说我非写不可了。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还要沉重。我遇到了不幸。你是我唯一愿意诉说这一不幸的人，也是我唯一愿意(并且能够!)与之商量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再有比你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不要求保护，因为没有人欺侮我。在这件事情上，谁也没有过错，发生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常的、合理的!但你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尽管一切都是对的，合理的，可是你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我通常在六点左右下班。无论你在哪个晚上来一趟，我都会十分感激。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不过倘若你能来一趟，我将十分感激。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这封信没有署名，下面只有两个字：“尼·叶”。
平时我总是边跑边看信，有时磕磕绊绊，有时撞着过路的人。可是这一次，我站住了。
谁能称呼我父亲为谢尔盖和谢廖沙呢?在信封的下方，在用绿墨水画的一条线的下面，像平常一样，写着回信的地址。可是没写姓名，而是只有“尼·叶”两个字。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她过去和今后都没有比我父亲更为亲近的人呢?只有妈妈才能这样写呀!
我反复读着这封信。我的一双手令人不快地颤抖起来。
我觉得一切都变得可疑。我甚至觉得，爸爸总是同妈妈一起上下班都是可疑的了。我仿佛觉得，这是爸爸当时故意做出来的，就像我要撒谎却想让大人相信我讲的全是真话一样。
3
在那一天以前，我一直觉得生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很少对什么事发生怀疑。
现在危险出现了。我还看不清楚是什 么样的危险，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这大概是我不能向我的好友求援的惟一的灾难。总的说来，我也不能找任何人求援……因为我不能向任何人承认，爸爸(我的爸爸!)过去和今后会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于是我决定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家，同时保卫自己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无忧无虑。这种无忧无虑在我的心目中顿时显得从未有过的珍贵。我虽然毫无作为，但我决心要保卫那使我与众不同并使我感到自豪的惟一的东西，即我们家的模范称号。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走廊和楼梯都是半明半暗的。
“孩子，你找谁?”她停了一会儿才问道，似乎是想抑制住她的失望。她的样子疲乏不堪，很难叫人相信，刚才在过道里奔跑的会是她。
“我找叶麦梁诺娃……”
4
我一走进房间就吓了一跳，简直呆住了，因为我看见了爸爸的照片……
“这是我1941年从前线收到的。那时的情况很不妙……”那个女人突然说道。
她的声音十分柔和，听着使人感到安慰，就像有一次我住院时听到的那些大夫和护士的声音一样。
叶麦梁诺娃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样久久地、两眼直勾勾地注视着墙上的照片。但她没有问我。
于是我告诉她：“照片上的人是我爸爸。”
她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默默地，很注意地看着我的脸，像有近视眼的人一样。她那种坦率的、仔细察看的目光，一点也不使人觉着不懂分寸或没有礼貌。
这时我也把她看清楚了。她的确是近视眼，即使她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我看是男人戴的眼镜，也对她帮助不大——她还是把眼睛眯缝着。她的面庞苍白而憔悴，因此很难断定她究竟有多大年纪，但她身上似乎有个什么东西仍旧使她显得很年轻。后来我才明白，这东西就是她那条又粗又黑、像皇冠一样紧紧地盘在头上的辫子。
那个女人仔细看了我好久，但没有说我像爸爸。她只是简单地问道“是爸爸让你来的吗?”
“我父母不在家。他们出差去了。”
我本想强调一下，爸爸和妈妈是一起走的。但当着她的面我说不出“妈妈”这两个字，所以就说成了“父母”。
“他们要去很久吗?”
“一年半左右，”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撒了谎。接着又加了一句；“或者去两年……得看那儿的情况。”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窘相，我详详细细地解释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您来信了。我一早到信箱去取信，我以为是爸爸写来的，但却是您写来的……我读完信，就马上决定……”
这时我才想起，读别人的信是不应当的，就结巴了一下，不吭声了。但这只有半分钟的功夫，随后我感到越来越窘，便更加详细地解释开了：
“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早晨楼梯上又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起初没看清信是给谁的……再一看，上面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就以为是给我的呢。后来才发现不是给我的，但是已经晚了……”
我把信递给了她。这封信我已经背下来了，因此它显得很旧，像揉皱了的档案材料一样。
“那么说，你也叫谢尔盖，是吗?”她又问道。“是为了纪念父亲吧?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人。他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你看，他多瘦啊。他一面工作，一面读函授学校。后来志愿上了前线。我不愿意他去，求他留下，但他还是走了。他受了严重的震伤。我给他治了好久……”
“您是大夫吗?”我问。
“是的……他曾得过严重的失眠症。只有运动能治好他。还需要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生活有规律……我跟他斗争了好久。现在他的睡眠正常吗?”
爸爸经常自豪地说，他跟个古代勇士一样，躺下就着，从来也不做梦。他有回开玩笑说：“现在的梦是什么样的?是彩色的还是宽银幕的?”但我不知为什么没敢把这点告诉她，只是说：
“睡得还可以。时好时坏……”
她在同我告别时，没要我向父亲问好，也没有说，让父亲回来时去她那里一趟。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她过去是父亲的妻子。她虽然没说，但我敢肯定。父亲在这幢黄色的旧房子里的时候很瘦，患失眠症。业余在函授学校学习。大概这个女人帮助过他……他是从这里上前线去的，后来又回到了这里。她给爸爸治过病……可是为什么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我呢?为什么呢?就是常常同我交换秘密的姥姥也没有说过。也许，她也什么都不知道吧?”
５
后来，我想，也许我可以为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做点使她高兴的事。然而我却连她遇到了什么不幸也没问……没敢问。也许当时我不过是忘了，因为我一直在问关于爸爸的事，虽然爸爸并没有遇到任何不幸……
我不希望爸爸去帮她的忙，因而我撒谎说，爸爸要一年半以后才回来。不过我个人也能帮她!替爸爸帮!
她的信已经不在我这儿了，但我能背得出来。像常有的那样，我时而记起这几句，时而又记起了另外几句话。“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最初我没有注意这几句话，可现在记起来了。那是不是说，她已经给爸爸写过一次信，约过他一次，但他没有去呢?她为什么约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她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的舒里克又是什么人呢?
我打算保护她!可是她信中写着，没有人欺侮她。也许她只不过是需要有个人听她谈谈心事吧?
要保护一个人，自然比只是听人谈谈心事要难得多。但是保护一个人并不需要有什么权利，甚至不必征求他的同意。如果你要“听人谈心”，那就首先得要别人信得过你，愿心听你讲心里话。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肯不肯同我谈心呢?我不知道。
节选自《而同时在某时》
标题为编者改
点评：
六年级小学生的谢尔盖意外发现了父亲的前妻的存在，谢尔盖怀着敌意前去造访这个“入侵者”，但他的敌意却很快在父亲前妻坦率的注视和陈述中消失了，并不自主地产生了想要帮帮她的纯真感情。小说语言幽默、活泼，引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省关于爱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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