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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五
这次“吉普赛之旅”，我遭受了从教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我带的班级是重点班，共有30 多个学生，和公立学校相比，按理我的工作量已经轻到了极点，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每天我都感觉非常的累。
我永远忘不了和学生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希望学生们也能够自我介绍一下。为了介绍得精彩一些，我规定，每个人上台讲一至三分钟。班上立刻骚动起来，有不愿意上的，有主张自愿上的，不一而足。我强调了一下要求，然后按名单开始点将。介绍是“精彩纷呈”的，有的上了讲台，很快就讲完了，然后呆立一分钟，时间一到，立刻下来；也有的扮一扮怪相，以博大家一笑。轮到一个矮个子男生了，点名册上显示他是仅有的几个从初中部直升上来的学生之一，我头皮一紧，知道“老油条”来了！
果然，刚一点到他的名字，他立刻从座位上弹起来，一只手高高举过头顶，表情严肃地走上讲台，脚步很重，一顿一顿的。他在讲台上站正了，手依然没有放下来，一字一顿，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大家好！我—叫—陈—文—思！”班上的气氛很快活跃起来，在他周围坐的男生很起劲地鼓起掌来。
这种场景是我以前在县城中学无法想象的，但我知道面对陌生的学生自己得沉住气，于是我依然面带微笑，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一会儿，一个叫李夏的女生自我介绍时，提到她喜欢唱歌，并且还唱了一段流行歌曲。这个矮个子男生立刻兴奋起来，在他的带领下，坐在后面的好些男生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随着歌声非常整齐地左右挥动，仿佛这里不是教室，而是个人演唱会的现场。
在开学的头一两周里，我瘦了一二十斤，这没有丝毫的夸张。此后，层出不穷的纪律问题、大面积的作弊现象，在半年中让我感觉到绝望。语文课也非常难上，如果再像已往那样，他们不但听不懂，而且根本不可能认真地去听。更重要的是，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和心情去研究教材。学生无论是成绩还是习惯，差异都非常大，有非常出色、非常优秀的学生，也有几乎不适应学校教育的学生。
后来我将这段日子里自己所记的那些私人日记犹犹豫豫地出版了，书名叫《冬去春又来》。
我想过放弃，甚至利用寒假到一所名校应聘并获通过，但最终我选择了坚守。
那段日子里，我在反复地思考一个问题：成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我难道告诉别人，我只能够将优秀的学生带往高处，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我对付不了吗？教育的意义不是要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不能让我的班级、我的学生有所改善呢？我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意义究竟何在？我能够称自己是优秀教师吗？
从遭遇这些问题开始至今，除了极少数的约稿，我基本上不再发表文章。我逐渐意识到，摆脱困境的真正出路在于专业化，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感觉到专业化对一个教师的重要性。在成都的一年半时间里，我购买了上万元的图书，几乎全是教育类书籍，我开始了新的学习之旅。
以前在公立学校的时候，我可以带3 个班的语文课并兼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每个班的学生都在80 人左右。但在这里，仅仅30 多个学生却对我提出了比公立学校严峻得多的挑战。
我精心挑选书籍，在每一个学生生日那天送给他们，以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我给不少学生写信，与他们在随笔里进行长长的对话，我陪他们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边走边聊天。我竭力地理解并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即使如此，也还是有许多问题我解决不了。
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辞掉了班主任工作。
虽然我辞掉了班主任工作，但我仍然关注着这个班级，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交流。时间上有了保证以后，我开始将精力转向了语文教学，渐渐地，我的课堂有了起色。
提到语文教学必然要提到李镇西老师。因为他刚刚担任校长，所以语文组的氛围特别是教研氛围为之一变。我则整整一年几乎是一节不落地听他的课，与他的学生也非常熟悉，我从李镇西老师身上得到了非常多的教益。
如果说我的课有很强烈的满堂灌的色彩的话，那么李老师的课则更强调民主对话，强调师生互动，在他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大家风范。
我不是一个简单的学习者，我有着自己的思考甚至抗拒。因为个性方面的差异，我一直觉得我无法克隆李老师的课堂，因此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深度解读和广泛涉猎的特色。
到了高二，我带文科重点班，学生基本是以我自己的班和李镇西老师的班的学生为主，彼此非常熟悉。我的课这时候已经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我开始试图进行突破。
从高二的第一节课开始，我就用录音笔记录自己的课堂，回到办公室以后再戴上耳机慢慢地听。听自己上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我开始发现自己已往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口误，于是我坚决纠正。后来，我不断地反思课堂上的一些对话，并力求在后面的课堂中进行调整。同时，我努力地将电影课引入课堂，将对金庸小说的讨论引入课堂，进行课程改革方面的初步尝试。
最大的变化，是我开始改变满堂灌的教法，开始从课程意义与教学论意义上对自己的课进行越来越清晰的反思。这一年我用录音笔录下的课后来结集为《语文课》正式出版。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在这所私立学校带过的学生，是我从教以来最喜欢的一批学生，也是在我离开之后与我联系最多的学生，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都很怀念共同走过的时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转变，初次接触的时候，觉得他们个个都是问题学生，但一年以后，我眼睛里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优点与可爱之处，并且，深深地喜欢他们。
教育是多么奇妙啊！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说，我在私立学校一年中所获得的专业成长，比我在公立学校十年获得的总和还要多。
六
2006 年春，我的生活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李镇西老师的博士导师朱永新教授发出邀请，请我去苏州加盟新教育实验。于是，2006 年2 月，我又漂泊到了苏州，成为新教育实验的第一位专职人员。
新教育实验是一场起于民间的、旨在对抗日渐异化的教育现实的理想实验，它有一个正式的“定义”：
新教育实验，由朱永新教授发起的一个民间教育改革行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是一个以教师发展为起点，以六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近几年来，新教育实验因其强调教育者自身的行动反思，以及新教育共同体对社会公益的关注而备受瞩目，成为大陆著名的教育NGO 组织。（ 摘自《2006 年中国教育蓝皮书》）
在新教育实验中，我主要负责公益事业以及新教育研究中心教师专 业化发展之专业写作的学术研究。
这一年多的经历对我非常重要。我目睹并参与了一项伟大事业的发展，与它一同经历了最为痛苦也最为激动人心的裂变。同时，因为这种工作会接触到一些基金会、记者、企业家等团体和个人，所以对我从其他角度理解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一生中最为有效的专业阅读就集中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比较仔细地阅读了《论对话》、《被压迫者教育学》、《我与你》、《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的哲学基础》、《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课程与教师》、《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生活体验研究》、《有效的学习型学校》等一大批教育书籍，从中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滋养。
网络曾经让我获得了一种真正彻底的解放感，给予我充分表现自己的空间，深化了我的思考，加速了我的成长。网络上形成的共同体有许多优势，比如排除了许多人际因素的干扰，能够直接面对问题本身。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也容易使许多讨论成为流于形式的玄谈。
进入新教育实验，特别是新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我才真正地进入到了一个研究型的学习共同体之中。
新教育研究中心刚成立一年，在儿童课程（晨诵－午读－暮省）特别是儿童阶段阅读研究方面，在教师课程（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方面，以及在有效课堂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于这些真正面向一线的实实在在的项目不能依靠简单的直观经验来完成，必须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等基础之上，因此在实践与理论的相互映照中，我逐渐意识到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放在二元论的框架之中，一切实践都是理论性实践、反思性实践。新教育的实践推动了我的阅读以及我对理论的深刻理解，而阅读又让我在审视一线实践时更加自觉。特别重要的是，研究中心的学习风气特别浓郁，经常会就一个小问题“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从儿童阶段阅读专业研修班，到低段读写绘一体化实验，特别是持续一年的贵州支教，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复游走，让我越来越对教育学有了一种新的憧憬。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研究中心的这段生活，让我愈加感觉到了自己各个方面的不足，无论是阅读积累还是对教育的理解，还是实践能力。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在不断地反思语文教学的问题，反思自己以前的语文教学实践，并渴望重新回到课堂去实践。
经过努力，我终于获得了新教育共同体的许可，从2007 年下半年开始，我进入一所高中担任语文教师，新的旅程在我的脚下渐次展开。
七
从走上工作岗位到现在，一直缠绕我的一个问题是：成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
而这个问题的前身是：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是从初中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敏感脆弱，所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规范性逼近（我应该成为什么）与生成性逼近（我怎样成为什么）之中。我毕恭毕敬地成长，不间断地做三好学生，朝“理想”一步步地迈进，直到“理想”实现—我考进了中师，在当时为许多同龄人羡慕。但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存在，到了中师，这种东西全面爆发，青春期里充满了荒唐迷惘。多年以后我明白，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而我在中师的第一篇作文，就是通过一篇无厘头式的对话追问：人为什么要活着？
这种追问使我在不同的存在哲学中摇摆，形成了我称之为“哈姆雷特”性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之所以对于名利不过分地执著，就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存在追问而非道德品质。这种追问让我特别迷恋西方现代派文学，让我外表平静，内心却常常饱受折磨。
我一直认为自己特别适合从事简单、单调的工作，以平衡内心的丰富敏感。比如图书管理员、流水线上的工人等，把肉体交付给程序化的工作，让灵魂在另外的地方飘逸。但是遗憾的是，我成了一名教师，从此走上了一条灵魂永远不能安妥的道路。
简单、单调的工作其实很容易提供稳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满足感与成就感与专业化有关。但当我踏入教师这个行业之后，我沮丧地发现，教师成为一个真正专业化的职业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了，这个职业的专业性非常模糊。我又重新回到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之间，而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又由于缺乏专业标准而变得十分随意，让人无所适从。
真正的专业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包括与其他职业的界限，与自我生活的界限。但对教师而言，与其他职业的界限其实并不清楚，一个非师范类的学生可能比师范类的学生更适合教师岗位。与其说与专业有关，不如说与性格有关。最可怕的是，教师的职业生活无边无际地蔓延，浸透了24 小时—许多个夜晚，梦里我都站在讲台上，战战兢兢。这种无边无际经常让人感觉到恐惧，感觉到职业生活之外别无生活，你无处可逃，没有人告诉你“下班了”，你永远都在上班状态。我相信，许多教师既在逃逸，又无处可逃，因此事实上处于一种存在性尴尬，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漂浮状态，直至生命结束。
我缺乏一种坚定的信仰，我的理想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存在性焦虑中生长出来的。因此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诉求，不如说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寻求，是为了在不断地寻找中解决“我”的问题。
因为这种立场，所以在每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总会回归自己的内心：我到底需要什么？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我会因这种选择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吗？人，总是被许多机会所左右、所俘获，从而迷失了自己。
我从农村走到县城再走到都市，从西部走到南部再走到东部，从小学走到初中再走到高中，从教学走到公益再走到研究，在这种旅程中，中国的师生所遭遇的种种困惑、无奈、彷徨，是我切身体验到并深入到我生命之中，构成存在焦虑的一部分的，而不是那些专家学者从外部的观察。
因此，当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又得重新开始追问：成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这种追问，或许会成为一个新的开端。因为它由一系列的问题组成：
成为一名教师，我所教学科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成为一名教师，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才能拥有一个尽可能良好的教育学框架？
成为一名教师，我如何来理解我与我的学生的关系？
成为一名教师，我如何使我的工作不可替代？
……
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光和行动来回答，而回答的过程，就是漫长而充满魅力的专业化旅程。
（全文完）
（编辑 许丽艳）
五
这次“吉普赛之旅”，我遭受了从教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我带的班级是重点班，共有30 多个学生，和公立学校相比，按理我的工作量已经轻到了极点，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每天我都感觉非常的累。
我永远忘不了和学生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希望学生们也能够自我介绍一下。为了介绍得精彩一些，我规定，每个人上台讲一至三分钟。班上立刻骚动起来，有不愿意上的，有主张自愿上的，不一而足。我强调了一下要求，然后按名单开始点将。介绍是“精彩纷呈”的，有的上了讲台，很快就讲完了，然后呆立一分钟，时间一到，立刻下来；也有的扮一扮怪相，以博大家一笑。轮到一个矮个子男生了，点名册上显示他是仅有的几个从初中部直升上来的学生之一，我头皮一紧，知道“老油条”来了！
果然，刚一点到他的名字，他立刻从座位上弹起来，一只手高高举过头顶，表情严肃地走上讲台，脚步很重，一顿一顿的。他在讲台上站正了，手依然没有放下来，一字一顿，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大家好！我—叫—陈—文—思！”班上的气氛很快活跃起来，在他周围坐的男生很起劲地鼓起掌来。
这种场景是我以前在县城中学无法想象的，但我知道面对陌生的学生自己得沉住气，于是我依然面带微笑，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一会儿，一个叫李夏的女生自我介绍时，提到她喜欢唱歌，并且还唱了一段流行歌曲。这个矮个子男生立刻兴奋起来，在他的带领下，坐在后面的好些男生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随着歌声非常整齐地左右挥动，仿佛这里不是教室，而是个人演唱会的现场。
在开学的头一两周里，我瘦了一二十斤，这没有丝毫的夸张。此后，层出不穷的纪律问题、大面积的作弊现象，在半年中让我感觉到绝望。语文课也非常难上，如果再像已往那样，他们不但听不懂，而且根本不可能认真地去听。更重要的是，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和心情去研究教材。学生无论是成绩还是习惯，差异都非常大，有非常出色、非常优秀的学生，也有几乎不适应学校教育的学生。
后来我将这段日子里自己所记的那些私人日记犹犹豫豫地出版了，书名叫《冬去春又来》。
我想过放弃，甚至利用寒假到一所名校应聘并获通过，但最终我选择了坚守。
那段日子里，我在反复地思考一个问题：成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我难道告诉别人，我只能够将优秀的学生带往高处，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我对付不了吗？教育的意义不是要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不能让我的班级、我的学生有所改善呢？我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意义究竟何在？我能够称自己是优秀教师吗？
从遭遇这些问题开始至今，除了极少数的约稿，我基本上不再发表文章。我逐渐意识到，摆脱困境的真正出路在于专业化，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感觉到专业化对一个教师的重要性。在成都的一年半时间里，我购买了上万元的图书，几乎全是教育类书籍，我开始了新的学习之旅。
以前在公立学校的时候，我可以带3 个班的语文课并兼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每个班的学生都在80 人左右。但在这里，仅仅30 多个学生却对我提出了比公立学校严峻得多的挑战。
我精心挑选书籍，在每一个学生生日那天送给他们，以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我给不少学生写信，与他们在随笔里进行长长的对话，我陪他们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边走边聊天。我竭力地理解并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即使如此，也还是有许多问题我解决不了。
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辞掉了班主任工作。
虽然我辞掉了班主任工作，但我仍然关注着这个班级，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交流。时间上有了保证以后，我开始将精力转向了语文教学，渐渐地，我的课堂有了起色。
提到语文教学必然要提到李镇西老师。因为他刚刚担任校长，所以语文组的氛围特别是教研氛围为之一变。我则整整一年几乎是一节不落地听他的课，与他的学生也非常熟悉，我从李镇西老师身上得到了非常多的教益。
如果说我的课有很强烈的满堂灌的色彩的话，那么李老师的课则更强调民主对话，强调师生互动，在他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大家风范。
我不是一个简单的学习者，我有着自己的思考甚至抗拒。因为个性方面的差异，我一直觉得我无法克隆李老师的课堂，因此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深度解读和广泛涉猎的特色。
到了高二，我带文科重点班，学生基本是以我自己的班和李镇西老师的班的学生为主，彼此非常熟悉。我的课这时候已经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我开始试图进行突破。
从高二的第一节课开始，我就用录音笔记录自己的课堂，回到办公室以后再戴上耳机慢慢地听。听自己上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我开始发现自己已往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口误，于是我坚决纠正。后来，我不断地反思课堂上的一些对话，并力求在后面的课堂中进行调整。同时，我努力地将电影课引入课堂，将对金庸小说的讨论引入课堂，进行课程改革方面的初步尝试。
最大的变化，是我开始改变满堂灌的教法，开始从课程意义与教学论意义上对自己的课进行越来越清晰的反思。这一年我用录音笔录下的课后来结集为《语文课》正式出版。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在这所私立学校带过的学生，是我从教以来最喜欢的一批学生，也是在我离开之后与我联系最多的学生，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都很怀念共同走过的时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转变，初次接触的时候，觉得他们个个都是问题学生，但一年以后，我眼睛里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优点与可爱之处，并且，深深地喜欢他们。
教育是多么奇妙啊！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说，我在私立学校一年中所获得的专业成长，比我在公立学校十年获得的总和还要多。
六
2006 年春，我的生活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李镇西老师的博士导师朱永新教授发出邀请，请我去苏州加盟新教育实验。于是，2006 年2 月，我又漂泊到了苏州，成为新教育实验的第一位专职人员。
新教育实验是一场起于民间的、旨在对抗日渐异化的教育现实的理想实验，它有一个正式的“定义”：
新教育实验，由朱永新教授发起的一个民间教育改革行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是一个以教师发展为起点，以六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近几年来，新教育实验因其强调教育者自身的行动反思，以及新教育共同体对社会公益的关注而备受瞩目，成为大陆著名的教育NGO 组织。（ 摘自《2006 年中国教育蓝皮书》）
在新教育实验中，我主要负责公益事业以及新教育研究中心教师专 业化发展之专业写作的学术研究。
这一年多的经历对我非常重要。我目睹并参与了一项伟大事业的发展，与它一同经历了最为痛苦也最为激动人心的裂变。同时，因为这种工作会接触到一些基金会、记者、企业家等团体和个人，所以对我从其他角度理解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一生中最为有效的专业阅读就集中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比较仔细地阅读了《论对话》、《被压迫者教育学》、《我与你》、《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的哲学基础》、《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课程与教师》、《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生活体验研究》、《有效的学习型学校》等一大批教育书籍，从中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滋养。
网络曾经让我获得了一种真正彻底的解放感，给予我充分表现自己的空间，深化了我的思考，加速了我的成长。网络上形成的共同体有许多优势，比如排除了许多人际因素的干扰，能够直接面对问题本身。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也容易使许多讨论成为流于形式的玄谈。
进入新教育实验，特别是新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我才真正地进入到了一个研究型的学习共同体之中。
新教育研究中心刚成立一年，在儿童课程（晨诵－午读－暮省）特别是儿童阶段阅读研究方面，在教师课程（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方面，以及在有效课堂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于这些真正面向一线的实实在在的项目不能依靠简单的直观经验来完成，必须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等基础之上，因此在实践与理论的相互映照中，我逐渐意识到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放在二元论的框架之中，一切实践都是理论性实践、反思性实践。新教育的实践推动了我的阅读以及我对理论的深刻理解，而阅读又让我在审视一线实践时更加自觉。特别重要的是，研究中心的学习风气特别浓郁，经常会就一个小问题“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从儿童阶段阅读专业研修班，到低段读写绘一体化实验，特别是持续一年的贵州支教，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复游走，让我越来越对教育学有了一种新的憧憬。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研究中心的这段生活，让我愈加感觉到了自己各个方面的不足，无论是阅读积累还是对教育的理解，还是实践能力。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在不断地反思语文教学的问题，反思自己以前的语文教学实践，并渴望重新回到课堂去实践。
经过努力，我终于获得了新教育共同体的许可，从2007 年下半年开始，我进入一所高中担任语文教师，新的旅程在我的脚下渐次展开。
七
从走上工作岗位到现在，一直缠绕我的一个问题是：成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
而这个问题的前身是：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是从初中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敏感脆弱，所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规范性逼近（我应该成为什么）与生成性逼近（我怎样成为什么）之中。我毕恭毕敬地成长，不间断地做三好学生，朝“理想”一步步地迈进，直到“理想”实现—我考进了中师，在当时为许多同龄人羡慕。但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存在，到了中师，这种东西全面爆发，青春期里充满了荒唐迷惘。多年以后我明白，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而我在中师的第一篇作文，就是通过一篇无厘头式的对话追问：人为什么要活着？
这种追问使我在不同的存在哲学中摇摆，形成了我称之为“哈姆雷特”性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之所以对于名利不过分地执著，就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存在追问而非道德品质。这种追问让我特别迷恋西方现代派文学，让我外表平静，内心却常常饱受折磨。
我一直认为自己特别适合从事简单、单调的工作，以平衡内心的丰富敏感。比如图书管理员、流水线上的工人等，把肉体交付给程序化的工作，让灵魂在另外的地方飘逸。但是遗憾的是，我成了一名教师，从此走上了一条灵魂永远不能安妥的道路。
简单、单调的工作其实很容易提供稳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满足感与成就感与专业化有关。但当我踏入教师这个行业之后，我沮丧地发现，教师成为一个真正专业化的职业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了，这个职业的专业性非常模糊。我又重新回到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之间，而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又由于缺乏专业标准而变得十分随意，让人无所适从。
真正的专业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包括与其他职业的界限，与自我生活的界限。但对教师而言，与其他职业的界限其实并不清楚，一个非师范类的学生可能比师范类的学生更适合教师岗位。与其说与专业有关，不如说与性格有关。最可怕的是，教师的职业生活无边无际地蔓延，浸透了24 小时—许多个夜晚，梦里我都站在讲台上，战战兢兢。这种无边无际经常让人感觉到恐惧，感觉到职业生活之外别无生活，你无处可逃，没有人告诉你“下班了”，你永远都在上班状态。我相信，许多教师既在逃逸，又无处可逃，因此事实上处于一种存在性尴尬，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漂浮状态，直至生命结束。
我缺乏一种坚定的信仰，我的理想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存在性焦虑中生长出来的。因此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诉求，不如说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寻求，是为了在不断地寻找中解决“我”的问题。
因为这种立场，所以在每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总会回归自己的内心：我到底需要什么？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我会因这种选择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吗？人，总是被许多机会所左右、所俘获，从而迷失了自己。
我从农村走到县城再走到都市，从西部走到南部再走到东部，从小学走到初中再走到高中，从教学走到公益再走到研究，在这种旅程中，中国的师生所遭遇的种种困惑、无奈、彷徨，是我切身体验到并深入到我生命之中，构成存在焦虑的一部分的，而不是那些专家学者从外部的观察。
因此，当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又得重新开始追问：成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这种追问，或许会成为一个新的开端。因为它由一系列的问题组成：
成为一名教师，我所教学科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成为一名教师，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才能拥有一个尽可能良好的教育学框架？
成为一名教师，我如何来理解我与我的学生的关系？
成为一名教师，我如何使我的工作不可替代？
……
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光和行动来回答，而回答的过程，就是漫长而充满魅力的专业化旅程。
（全文完）
（编辑 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