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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了两本书，影响不大不小，花钱也不多不少。新书一回来，只顾高兴着送，看着书快送完了，却不见收回一分钱，妻说：“你莫死要面子，也要收点成本回来才是。”想到下一本书与某出版社已签约，又是要钱，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于是，咬咬牙决定去找熟悉的人卖书，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作者声明：本故事大部分情节是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一向清高与视时间为生命的我，终于放下手中的笔，放下自尊开始卖书。我首先想到的发了财、当了官的朋友。朋友很忙，只有晚上才能找到。这一点我很清楚，数年前，我常与这些朋友在一起。在那熟悉的地方，见到了朋友们。当然，他们不再象以前那样打小牌，而是一掷千金了。做生意的发了大财，当官的越当越大，而我却越来越穷，穷到要卖书。朋友毕竟是朋友，很热情。“稀客啊？几年不见你出来玩了，听说你写了不少书，一定发达了吧？上来玩几把吧。”望着那一沓沓红票子，我忽然觉得这些东西离自己很遥远。是铜臭还是钱香？为什么我看不透它，还需要它？我笑了笑说：“我出书都亏死了，发什么达啊？”“那你写么子呢？人生几十年不如多赚些钱，该玩就玩，该耍就耍，何必苦了自己又苦了家人呢？”看来朋友既了解我，又不了解我。对此，我不想多辩说。
当然也有说我不容易者。我送上书，大家礼节性地收下，有的说回去拜读，有的不屑一顾。继续玩牌……我站在旁边看一会，这曾经是我的最爱，但如今已让我生畏。大家关心的是桌上的输赢，我已是个多余的人……
看到大家玩的开心，我又想到自己的小说还有一段没写成，有些坐不住了。我说我要走了，朋友递过那种一百元钱一包的高级烟，要我坐一会再走。我不敢接烟，说：“我不会抽”。其实我袋子里装着二包五元钱一包的庐山烟，这是我每天的最高消费。我想说要卖几本书，但一向自傲的我此际无论如何也放不下虚荣……我迟疑了一下，说：“不影响你们玩牌了，我还要写东西呢。有空再来耍吧。”朋友们也没挽留，更没有人说到付书钱。这几本破书对他们而言，真的不算什么。而我，便是此际他们给我钱，我也不会要的。给朋友是应该送书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开口说是来卖书的。打的回去，把一天的烟钱又打掉了。回家。妻问：“怎么样？”我说：“卖了二百元。”半个月的开支又没了。第一次卖书选错了对象，我真笨。用朋友的话来说是脑壳进了水，朋友面前也想卖书，穷疯了……
第一次卖书失败。
我是个犟性子，越是不成功越要做下去。第二次去找的人是我曾经的一个下属与同事，如今已是某单位的书记了。我提着书找到他的办公室，他见了我有些意外。“领导怎么舍得来我这里？”他有些不知道怎样称呼我。”“没什么，写了本书。要你帮我卖几本。”“领导什么时候写书了啊？”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从来不动笔的，什么文件都是办公室写上后，我审一下。压根儿就没把我与写作联系到一起。也许，他们都以为我不过是东拼西凑弄一些东西来满足一下自己的出书欲望，不会有什么看头的。“真混！”想到自己曾自诩清高，今日倒要为几本书来求自己曾经的下属，真不知自己如何会沦落至此。
现在是我该叫他领导才是，他这样称呼我使我很难堪，想过去曾多次批评过他，心中便更不自在。我厚着脸说：“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只有乱写点东西了。”书记说：“佩服。有发票吗？”“晕，出来卖书怎么不带发票？难道还要书记自己掏钱？难怪我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发财。”我正不知所措，书记说：“没关系，下次补就是。”从一大沓的红票子中抽了二张给我。钱不烫手，却烫脸，脸红了，不知是怎样从书记的办公室离开的……不过这次终究成功了！
第一次的成功，使我有了信心。我知道，朋友面前是不能卖书的，只有找单位去卖。所幸我还认识些单位的一把手，便找了几个熟悉的领导去推销。壮着胆打了某领导的电话，电话那头很客气，毕竟认识。“您在哪里？”我问。“在办公室，有什么事？”他打着官腔。通常，我们这些副职去找他们一是去汇报工作，二就是去送红包的。我迟疑了一下，终还是说明来意。电话那头不假思索地道：“哦，我要出去有事呢，呆会再联系。”我知道这是委婉的拒绝，但电话中隐约听到他与人说：“这些卖书的人真烦！”碰了个软钉子，心一下凉到了冰点，过去出了书得名得利，让人敬重，如今为何一个个成了乞丐？继尔一想也就通了，“是的，来找单位推销书的人大有人在，的确让人心烦。我不也一样对待过别人？”更何况财政这点钱若不省着点用，他们又如何去应付工作，还有他们自己的那些开销？
第三次的卖书失败了。我吸取这次的教训，自己找上门去，所谓见面三分义气，况且我又准备了购书发票，找的单位一把手又是最熟悉的。我有时象个上访户一般，弄得领导没办法，只好卖几本。料想他们在嘀咕：“只有给领导送钱的，没见到过问领导要钱的。“钱虽卖了几千块，脸却丢得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在领导的心中对这些卖书的人是怎么看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瞧不起！书没卖几本，问题却来了。有人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书给他的朋友手气背，输了好几方，大骂我在打牌的时候送什么书(输)？一点规矩也不懂。随后，那位书记也因经济问题把书记丢了。说也是卖书惹的祸。操！你们丢官输钱跟我卖书有什么关系？真是人背时，易遭殃！
找领导卖书很难，妻说：“你何不去找一下同学？每年你呷不少酒，自己从没做过酒，你出了书，要他们买几本也不算过分吧？”是啊，我当了十六年的副局长。我自己生日、家人生日、父母生日、小孩读大学、搬家等等如今流行做酒的事都一一免了。一方面我不是当大官的，做酒是亏，所以亏不起；另一方面，我们单位穷，干部福利差，吃不起。还有，我不喜欢做酒这种虚假的热闹。更主要的是没有时间与精力。但，不做不意味着不呷，这么多年来呷酒的数量加起来可以够我出几本书了。
我一想也觉有理，决计去试试。于是利用职务之便要了个车去了邻市。同学见到我很客气，见我送来了书更是刮目相看。随后是请我吃饭。好烟好酒好菜，破费不少。还能提卖书的事？不仅没卖到钱，还欠了同学一个人情，下次人家来了娄底你也得好烟好酒好菜招待别人。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唉……看来到同学面前卖书也是行不通的。
卖了一阵书，结果还有些书没卖完，一些不熟的单位是不好去再推销的，于是又想到了曾经认识的领导。给一位领导发了短信没回，一位领导通了电话没接，一位接了。我说是要去汇报工作，竟答应在下午接见我。喜出望外……下午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的人不知我是找什么人，看我穿着朴素，提一个破纸袋。于是警觉地打量着我，好在我还言行得体，不曾被人怀疑是收破烂的。等了半个小时，领导终于在秘书的陪同下气派地来到了办公室，皮包里不知装的是什么重要东西，自然是秘书提着，这是派头。围了一大堆人，好不容易轮到我。敲门进去，他好象不认得我了一般。“有事吗？”又是官腔。我正要说话，他看到我提的东西。“你提的什么东西？”盯着纸袋看。也许他以为我给他弄了点什么土特产来。“提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是啊，如今不流行送这些东西了。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说，但终还是说明来意。话没说完，领导脸色变了。“这是办公室，不是书摊，你要卖书找书店，找书商。不要到这里来影响我的工作。”我见他一副凛然的态度情知不成，想到与他曾相识，便厚着脸皮道：“领导，这书搬来了就留着，有时间请您斧正，算我送您的。”“我没时间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也不要留在这里占地方。搬回去吧！我还有事要忙。”领导态度坚决、毫不领情，且一直板着脸，好像我再不走就要叫保安了般。我一下子愤怒了，暗想：“你不买就不买，不要当不认识我似的；不要板着脸当我乞丐似的；不要把我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当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又是什么东西？二十年前不是和我一样？甚至还没我这样顺？真是得志便猖狂！”小时候曾经因老师对我不公，拿起地球棍子在她的头上狠狠地来了一下，此际，我真想把书一古脑砸在他头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是会捧、会当奴才，不过是官运好。凭你这个长不象东瓜短不象茄子的样子，还有那结结巴巴的说话，狗屁不通的文章能混上这个位置吗？我要是运气好、不碰上那些倒楣事、不是这个个性，只怕你还会向我点头哈腰呢！”
但我终究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了。况且领导说的也对，这里不是市场，政府也没有这笔支出，我凭什么到这里来向领导推销自己的书。如果每个作家与所谓的作家都跑到办公室来卖书，还成何体统？
所以，我不能怪领导，特别是上级领导，只怪自己不应该走这条路。只怪自己生不逢时，越是倒楣的事越是要做。还有怪自己水平低，象易中天，二月河等等大家还要自己出钱出书吗？人家抢着出呢。象韩寒，人家放个屁也能卖到钱呢？提着书从领导的办公室退出，羞愧之情无以言表，如果有缝，我会钻进去，不。跳进去。将书扔在花丛中，走人。不愿扔在垃圾中，是希望有人从花丛中捡到她，赏识她。虽然这书不值钱，却是我的心血……
是的，我也决定不再干这种傻事了，打算回家后一把火把所剩不多的书烧了，别人来问就说一下子”销掉了。”但我最终没有这样做，因我想，这些作品即使是垃圾也可以留给后世，能让后人知道，他的前辈虽然没有成功，但毕竟努力过。
书是没烧，但我也不会再去销。然而就在此际，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书是不能卖了，又舍不得烧。就送吧。以前送的书估计大多被人当成春晚节目中的《月子》轻蔑地放在办公室的垃圾桶里了。宋丹丹与赵本山的相声中的《月子》还能当擦屁股纸，我的恐怕不能，因为城市里早就没有一个人会用这种纸了，一则是怕填塞了下水道，二则是怕得“字疮”。所以只能当废纸了。好了那些收垃圾的……
送给谁呢？送给亲戚又怕人家说你发了财，得了多少稿费。看来只有送给那些曾经关心过我的领导了。
斗胆来至一位曾经很关心我的领导的办公室，出乎意料的是领导很热情。“志明，你来了？最近忙些什么呢？”领导依然很关心我，他一直认为我是有才能的，但我这种个性可能不适合当领导。虽然他没有提拔我，但我不怪他，因为我知道自己早已没有了上进心。我说：“还能忙什么呢？还不跟以前一样按步就班。照旧啊。”领导给我泡来了茶，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大领导与小领导就是不一样”，慌忙接过，不敢入座。“坐，坐。”领导示意要我在对面的皮椅上坐下。当领导的不像一般人很客气地说三个坐字，只说二坐字。这是客气，也是一般人没有的待遇。很舒服，但不自在。
“听说你在写书？”领导很随和。“您怎么知道”。我觉得当领导的与我们当差的就是不一样，消息灵通得很。“外头都传得沸沸扬扬，我当然知道。出了书也该给我送一本啊。”领导笑着说。我正不敢送，忙从包中将书捧上。领导翻了翻道：“看不出啊，你还能写些东西。这本书看来还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你的具体观点是什么？”我简略地说了说，说到这些我自然话多了。
外头又有人在等，我不敢多耽误领导的时间，中断话题，告辞出来。
松了口气，总算有个领导要听我的介绍，关心我的观点。不过，我认为领导们仅仅是对我的雷人观点好奇而已，而且仅此而已。
书不卖了，继续写。问题来了。写小说挣不了钱，一向支持我的家人开始反对了，身边的热嘲冷讽又来了，我是不会理会这些的。但一位领导的批评却让我备受打击，他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是在好高骛远、自不量力。领导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警醒我、劝戒我！让我寒心。我在一个单位任职已经十多年了，按理我早该交流了，但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个机会？我什么时候不务正业了？每日按时上下班，你们喝茶聊天，我写东西，你们打牌、钓鱼、游山玩水、进娱乐场所，我利用每一分钟在写作，到底算那门子不务正业？还有，我分管的工作任务又什么时候没有按时完成过？
真是人背时，屙尿都要屙湿裤。
其实，反过来讲，领导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我的确是不务正业。如果人人都跟你一样不求上进，这官场不就变成书场了？清代娄底名士谢振定先生曾说“名士由来值几钱，无端辛苦事丹铅。”我说：“书生何故事丹铅，费尽心思又费钱。”出版社为什么要作者自销书籍？这是逼良为娼啊？
我依然写作，依然被人瞧不起。没什么失落的，因原本就没抱什么幻想。
然而，有一天，电视台找上门来了，据说是我送书的那位领导与电视台打了招呼，报刊也来了，不是那位领导打的招呼，但与那位领导的介绍与电视的宣传有关。报刊不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而是认为这是则好的八卦新闻。网络也传开了，一下上了几大网站的首页。于是，臭名四扬。上门求书者不断。
然而更为有意思的是，那位我送过书的朋友一天也打电话来，说要请我的客。很惊讶，自然谢绝了。后来问别人才知，自从我送书后，他在赌场上先输后赢，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一路顺风。而那位书记不仅没有丢官，反而升了半职。其他我送过书或卖过书的人，很多人得以升迁。神了！都说我那书的封面是火红的，给他们带来了财运、官运。而那位对我冷若冰霜的领导，已被双规。哈哈……如今是一书难求啊！连续再版。虽仍赚不到钱，却赚到了臭名。
忽听妻说，你又在做白日梦了，该做饭了。唉，《白日梦工厂》曾要我去出丑我没去，却到这个藏龙卧虎的红网上乱讲乱说起来了，不知又要得罪多少人。
书真的很快就没有了，再版也没谈好。这又得罪了不少人，以为我是小气，连本书也舍不得。一日，在街上碰到一人，那人是某某局的局长，主动与我打招呼。暗想：“上次找他卖书说单位穷之类的话。今天是不是心情好？”
我是小人，自然心有疙瘩，礼貌性地笑了笑。那人好像忘了那天的事，问我要书，他说他已经退线了。原来如此！看来我错怪了人家，我说没有书了，这是真的，即使有我也不会送，因我的书那怕是垃圾也是花了本钱，我又不是富翁，凭什么要白送给你？望着他失望的表情，我竟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原来我的书不是垃圾，原来我的书会有读者……
卖书过程中，一位老朋友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政策就是好，要使这些没有市场的书死掉。为什么那些名家就不要到处卖书，还能挣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挣钱的作家就是作家，其他的都是‘诈家’。”
有理！入木三分。作家该活，“诈家”该死。这是现实主义的评判。但问题是，在目前的文化体制下能靠写作养活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作家大多沦为了“诈家”。出版社都改成了出版集团，走的市场化的道路，都成了书商。书商自然就是以规避经营风险为首要任务，追求以最大利润为目的。于是，都抱成团。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多次下文，不准卖书号，但却是屡禁不止。或变着法子以作者自销多少册或出版补偿费的名义为幌子，继续变相卖书号。大家不妨去调查一下，每年的文化工作总结上，只听说新闻出版业有多少产值，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产值的创造者作者从中得到多少稿费？全国每年有数万本书上市，这些书哪一本出版社又没赚钱？但有几个作者又得到了稿费？
前些日子，我因研究《红楼梦》中的方言专门拜访了上海大学原中文系主任邓牛顿教授，他是中国作协会员，出版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应当算作家了吧。他跟我谈了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了三本书，叫美学三部曲，当初出版社给了他七千元的稿费。那个时候的七千元，在城市里可以买一套房啊，同时，他的研究还有学校的经费补助。真的让人羡慕！那时候作家可谓名利双收啊？如果在六、七十年代，老师问学生长大后想做什么，很多人会回答：“当作家！”这是那个时代。
但现在不一样了，邓教授告诉我，去年，他想将自己的美学三部曲结集出版，于是找了一家出版社。那家出版社的人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也一口答应给他出版，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过了两日，出版社的一位年轻编辑很热情地打来了电话，说出版社已给他报了选题，同意给他出版。邓老先生听了很高兴，接连道谢。那编辑说：“不让谢。社里同意给您出版，但要付出版补偿费9万元……”邓老先生以为自己听错了，沉默一会后道：“你是说要我付钱给你们？”这位老先生退休多年，显然不了解当今的时势。那年轻人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迟疑一下后道：“是这样的，如果您三本作一本出我们可以优惠三万，六万就行。”一副做生意的口吻。邓先生当时就气炸了，电话一挂就不再联系了。后来他找了家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了，但却上不了大陆的书架。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你说这些教授作家都这样了，那些底层作家的日子还能好过吗？
有人会说，你的书出了就揭出版社的短了，太不地道了。其实我说这些的目的不是这样，事实上出版社也有出版社的苦衷。我曾与一个有名的出版社老总交流过，他说一年也没两本书是付稿费的，要付稿费的一般是拉一、二个名人来提升一下品位，或因有些利益关系不得不出一、二本。他朝我指了一下身后的职员道：“你看看，这么多人问我要吃饭，还要承担各种开销，国家又没有补贴，我怎么个负担得起。”的确如此，国家不能给他补贴，他们还要纳税养人，他们也要生存。由此看来，国家亏不起，出版社亏不起，自然只有亏作者了。
我觉得只亏作家好象也不合理，作家群体可以死，那么，出版社为什么不能亡呢？试想：如果民工没有工资，公务员没有薪金，还会有人务工，还会有人上班吗？如果只有工头与当官的人才能发工资，其他的普通公务员与民工领不到工资，这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优胜劣汰？如果这是不合理的，那么，底层作家花钱出书又能合理？这种方式岂不是剥削作家的劳动成果？
一个画家再苦，也不需自己掏钱销画，一个民工再受盘剥也有人替他鸣不平，替他讨工资。人们不能容忍老板不付薪金给民工，却可以听任出版社要辛劳的作者不仅不付稿费还要劳动者倒贴！这合理吗？如果现在去问别人，最堕落最不挣钱的职业是不是妓女，是不是乞丐，是不是戏子，回答是否定的！最堕落最不挣钱行业可能是曾以点亮人类之光为己任的作家！
我的《卖书记》看上去有些低贱，没有跳出尘世俗境，但我想透过这篇文章来为底层的作家正名与呼吁。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功，如同鲜花的栽培，需要有营养丰富的土壤，更需要有这样的文化氛围，如同阳光雨露。这种氛围是体现在对文人的关心尊重与呵斥，对作家群体的培育上。我们不能改变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但我们可以营造我们本地的小环境。我们少吃一包烟，少一次应酬，多一分对底层作家的关心，也许就会成就一位文化名人。
我的《卖书记》暂告一段落，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再自费出版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除非有人赞助、除非我们这种出版体制改革。当然，我也不会再卖书了，没有这个精力，也不愿再低声下气……然而，卖书的故事非止我这一个，还有更多辛酸的故事。
我所写的故事中，有些想法与观点可能有些偏执，但我并不是想装可怜来博取大家的同情，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些故事来表达所有底层作家与作者的心声，并希望得到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心。
作者声明：本故事大部分情节是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一向清高与视时间为生命的我，终于放下手中的笔，放下自尊开始卖书。我首先想到的发了财、当了官的朋友。朋友很忙，只有晚上才能找到。这一点我很清楚，数年前，我常与这些朋友在一起。在那熟悉的地方，见到了朋友们。当然，他们不再象以前那样打小牌，而是一掷千金了。做生意的发了大财，当官的越当越大，而我却越来越穷，穷到要卖书。朋友毕竟是朋友，很热情。“稀客啊？几年不见你出来玩了，听说你写了不少书，一定发达了吧？上来玩几把吧。”望着那一沓沓红票子，我忽然觉得这些东西离自己很遥远。是铜臭还是钱香？为什么我看不透它，还需要它？我笑了笑说：“我出书都亏死了，发什么达啊？”“那你写么子呢？人生几十年不如多赚些钱，该玩就玩，该耍就耍，何必苦了自己又苦了家人呢？”看来朋友既了解我，又不了解我。对此，我不想多辩说。
当然也有说我不容易者。我送上书，大家礼节性地收下，有的说回去拜读，有的不屑一顾。继续玩牌……我站在旁边看一会，这曾经是我的最爱，但如今已让我生畏。大家关心的是桌上的输赢，我已是个多余的人……
看到大家玩的开心，我又想到自己的小说还有一段没写成，有些坐不住了。我说我要走了，朋友递过那种一百元钱一包的高级烟，要我坐一会再走。我不敢接烟，说：“我不会抽”。其实我袋子里装着二包五元钱一包的庐山烟，这是我每天的最高消费。我想说要卖几本书，但一向自傲的我此际无论如何也放不下虚荣……我迟疑了一下，说：“不影响你们玩牌了，我还要写东西呢。有空再来耍吧。”朋友们也没挽留，更没有人说到付书钱。这几本破书对他们而言，真的不算什么。而我，便是此际他们给我钱，我也不会要的。给朋友是应该送书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开口说是来卖书的。打的回去，把一天的烟钱又打掉了。回家。妻问：“怎么样？”我说：“卖了二百元。”半个月的开支又没了。第一次卖书选错了对象，我真笨。用朋友的话来说是脑壳进了水，朋友面前也想卖书，穷疯了……
第一次卖书失败。
我是个犟性子，越是不成功越要做下去。第二次去找的人是我曾经的一个下属与同事，如今已是某单位的书记了。我提着书找到他的办公室，他见了我有些意外。“领导怎么舍得来我这里？”他有些不知道怎样称呼我。”“没什么，写了本书。要你帮我卖几本。”“领导什么时候写书了啊？”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从来不动笔的，什么文件都是办公室写上后，我审一下。压根儿就没把我与写作联系到一起。也许，他们都以为我不过是东拼西凑弄一些东西来满足一下自己的出书欲望，不会有什么看头的。“真混！”想到自己曾自诩清高，今日倒要为几本书来求自己曾经的下属，真不知自己如何会沦落至此。
现在是我该叫他领导才是，他这样称呼我使我很难堪，想过去曾多次批评过他，心中便更不自在。我厚着脸说：“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只有乱写点东西了。”书记说：“佩服。有发票吗？”“晕，出来卖书怎么不带发票？难道还要书记自己掏钱？难怪我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发财。”我正不知所措，书记说：“没关系，下次补就是。”从一大沓的红票子中抽了二张给我。钱不烫手，却烫脸，脸红了，不知是怎样从书记的办公室离开的……不过这次终究成功了！
第一次的成功，使我有了信心。我知道，朋友面前是不能卖书的，只有找单位去卖。所幸我还认识些单位的一把手，便找了几个熟悉的领导去推销。壮着胆打了某领导的电话，电话那头很客气，毕竟认识。“您在哪里？”我问。“在办公室，有什么事？”他打着官腔。通常，我们这些副职去找他们一是去汇报工作，二就是去送红包的。我迟疑了一下，终还是说明来意。电话那头不假思索地道：“哦，我要出去有事呢，呆会再联系。”我知道这是委婉的拒绝，但电话中隐约听到他与人说：“这些卖书的人真烦！”碰了个软钉子，心一下凉到了冰点，过去出了书得名得利，让人敬重，如今为何一个个成了乞丐？继尔一想也就通了，“是的，来找单位推销书的人大有人在，的确让人心烦。我不也一样对待过别人？”更何况财政这点钱若不省着点用，他们又如何去应付工作，还有他们自己的那些开销？
第三次的卖书失败了。我吸取这次的教训，自己找上门去，所谓见面三分义气，况且我又准备了购书发票，找的单位一把手又是最熟悉的。我有时象个上访户一般，弄得领导没办法，只好卖几本。料想他们在嘀咕：“只有给领导送钱的，没见到过问领导要钱的。“钱虽卖了几千块，脸却丢得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在领导的心中对这些卖书的人是怎么看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瞧不起！书没卖几本，问题却来了。有人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书给他的朋友手气背，输了好几方，大骂我在打牌的时候送什么书(输)？一点规矩也不懂。随后，那位书记也因经济问题把书记丢了。说也是卖书惹的祸。操！你们丢官输钱跟我卖书有什么关系？真是人背时，易遭殃！
找领导卖书很难，妻说：“你何不去找一下同学？每年你呷不少酒，自己从没做过酒，你出了书，要他们买几本也不算过分吧？”是啊，我当了十六年的副局长。我自己生日、家人生日、父母生日、小孩读大学、搬家等等如今流行做酒的事都一一免了。一方面我不是当大官的，做酒是亏，所以亏不起；另一方面，我们单位穷，干部福利差，吃不起。还有，我不喜欢做酒这种虚假的热闹。更主要的是没有时间与精力。但，不做不意味着不呷，这么多年来呷酒的数量加起来可以够我出几本书了。
我一想也觉有理，决计去试试。于是利用职务之便要了个车去了邻市。同学见到我很客气，见我送来了书更是刮目相看。随后是请我吃饭。好烟好酒好菜，破费不少。还能提卖书的事？不仅没卖到钱，还欠了同学一个人情，下次人家来了娄底你也得好烟好酒好菜招待别人。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唉……看来到同学面前卖书也是行不通的。
卖了一阵书，结果还有些书没卖完，一些不熟的单位是不好去再推销的，于是又想到了曾经认识的领导。给一位领导发了短信没回，一位领导通了电话没接，一位接了。我说是要去汇报工作，竟答应在下午接见我。喜出望外……下午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的人不知我是找什么人，看我穿着朴素，提一个破纸袋。于是警觉地打量着我，好在我还言行得体，不曾被人怀疑是收破烂的。等了半个小时，领导终于在秘书的陪同下气派地来到了办公室，皮包里不知装的是什么重要东西，自然是秘书提着，这是派头。围了一大堆人，好不容易轮到我。敲门进去，他好象不认得我了一般。“有事吗？”又是官腔。我正要说话，他看到我提的东西。“你提的什么东西？”盯着纸袋看。也许他以为我给他弄了点什么土特产来。“提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是啊，如今不流行送这些东西了。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说，但终还是说明来意。话没说完，领导脸色变了。“这是办公室，不是书摊，你要卖书找书店，找书商。不要到这里来影响我的工作。”我见他一副凛然的态度情知不成，想到与他曾相识，便厚着脸皮道：“领导，这书搬来了就留着，有时间请您斧正，算我送您的。”“我没时间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也不要留在这里占地方。搬回去吧！我还有事要忙。”领导态度坚决、毫不领情，且一直板着脸，好像我再不走就要叫保安了般。我一下子愤怒了，暗想：“你不买就不买，不要当不认识我似的；不要板着脸当我乞丐似的；不要把我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当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又是什么东西？二十年前不是和我一样？甚至还没我这样顺？真是得志便猖狂！”小时候曾经因老师对我不公，拿起地球棍子在她的头上狠狠地来了一下，此际，我真想把书一古脑砸在他头上！“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是会捧、会当奴才，不过是官运好。凭你这个长不象东瓜短不象茄子的样子，还有那结结巴巴的说话，狗屁不通的文章能混上这个位置吗？我要是运气好、不碰上那些倒楣事、不是这个个性，只怕你还会向我点头哈腰呢！”
但我终究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了。况且领导说的也对，这里不是市场，政府也没有这笔支出，我凭什么到这里来向领导推销自己的书。如果每个作家与所谓的作家都跑到办公室来卖书，还成何体统？
所以，我不能怪领导，特别是上级领导，只怪自己不应该走这条路。只怪自己生不逢时，越是倒楣的事越是要做。还有怪自己水平低，象易中天，二月河等等大家还要自己出钱出书吗？人家抢着出呢。象韩寒，人家放个屁也能卖到钱呢？提着书从领导的办公室退出，羞愧之情无以言表，如果有缝，我会钻进去，不。跳进去。将书扔在花丛中，走人。不愿扔在垃圾中，是希望有人从花丛中捡到她，赏识她。虽然这书不值钱，却是我的心血……
是的，我也决定不再干这种傻事了，打算回家后一把火把所剩不多的书烧了，别人来问就说一下子”销掉了。”但我最终没有这样做，因我想，这些作品即使是垃圾也可以留给后世，能让后人知道，他的前辈虽然没有成功，但毕竟努力过。
书是没烧，但我也不会再去销。然而就在此际，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书是不能卖了，又舍不得烧。就送吧。以前送的书估计大多被人当成春晚节目中的《月子》轻蔑地放在办公室的垃圾桶里了。宋丹丹与赵本山的相声中的《月子》还能当擦屁股纸，我的恐怕不能，因为城市里早就没有一个人会用这种纸了，一则是怕填塞了下水道，二则是怕得“字疮”。所以只能当废纸了。好了那些收垃圾的……
送给谁呢？送给亲戚又怕人家说你发了财，得了多少稿费。看来只有送给那些曾经关心过我的领导了。
斗胆来至一位曾经很关心我的领导的办公室，出乎意料的是领导很热情。“志明，你来了？最近忙些什么呢？”领导依然很关心我，他一直认为我是有才能的，但我这种个性可能不适合当领导。虽然他没有提拔我，但我不怪他，因为我知道自己早已没有了上进心。我说：“还能忙什么呢？还不跟以前一样按步就班。照旧啊。”领导给我泡来了茶，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大领导与小领导就是不一样”，慌忙接过，不敢入座。“坐，坐。”领导示意要我在对面的皮椅上坐下。当领导的不像一般人很客气地说三个坐字，只说二坐字。这是客气，也是一般人没有的待遇。很舒服，但不自在。
“听说你在写书？”领导很随和。“您怎么知道”。我觉得当领导的与我们当差的就是不一样，消息灵通得很。“外头都传得沸沸扬扬，我当然知道。出了书也该给我送一本啊。”领导笑着说。我正不敢送，忙从包中将书捧上。领导翻了翻道：“看不出啊，你还能写些东西。这本书看来还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你的具体观点是什么？”我简略地说了说，说到这些我自然话多了。
外头又有人在等，我不敢多耽误领导的时间，中断话题，告辞出来。
松了口气，总算有个领导要听我的介绍，关心我的观点。不过，我认为领导们仅仅是对我的雷人观点好奇而已，而且仅此而已。
书不卖了，继续写。问题来了。写小说挣不了钱，一向支持我的家人开始反对了，身边的热嘲冷讽又来了，我是不会理会这些的。但一位领导的批评却让我备受打击，他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是在好高骛远、自不量力。领导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警醒我、劝戒我！让我寒心。我在一个单位任职已经十多年了，按理我早该交流了，但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个机会？我什么时候不务正业了？每日按时上下班，你们喝茶聊天，我写东西，你们打牌、钓鱼、游山玩水、进娱乐场所，我利用每一分钟在写作，到底算那门子不务正业？还有，我分管的工作任务又什么时候没有按时完成过？
真是人背时，屙尿都要屙湿裤。
其实，反过来讲，领导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我的确是不务正业。如果人人都跟你一样不求上进，这官场不就变成书场了？清代娄底名士谢振定先生曾说“名士由来值几钱，无端辛苦事丹铅。”我说：“书生何故事丹铅，费尽心思又费钱。”出版社为什么要作者自销书籍？这是逼良为娼啊？
我依然写作，依然被人瞧不起。没什么失落的，因原本就没抱什么幻想。
然而，有一天，电视台找上门来了，据说是我送书的那位领导与电视台打了招呼，报刊也来了，不是那位领导打的招呼，但与那位领导的介绍与电视的宣传有关。报刊不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而是认为这是则好的八卦新闻。网络也传开了，一下上了几大网站的首页。于是，臭名四扬。上门求书者不断。
然而更为有意思的是，那位我送过书的朋友一天也打电话来，说要请我的客。很惊讶，自然谢绝了。后来问别人才知，自从我送书后，他在赌场上先输后赢，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一路顺风。而那位书记不仅没有丢官，反而升了半职。其他我送过书或卖过书的人，很多人得以升迁。神了！都说我那书的封面是火红的，给他们带来了财运、官运。而那位对我冷若冰霜的领导，已被双规。哈哈……如今是一书难求啊！连续再版。虽仍赚不到钱，却赚到了臭名。
忽听妻说，你又在做白日梦了，该做饭了。唉，《白日梦工厂》曾要我去出丑我没去，却到这个藏龙卧虎的红网上乱讲乱说起来了，不知又要得罪多少人。
书真的很快就没有了，再版也没谈好。这又得罪了不少人，以为我是小气，连本书也舍不得。一日，在街上碰到一人，那人是某某局的局长，主动与我打招呼。暗想：“上次找他卖书说单位穷之类的话。今天是不是心情好？”
我是小人，自然心有疙瘩，礼貌性地笑了笑。那人好像忘了那天的事，问我要书，他说他已经退线了。原来如此！看来我错怪了人家，我说没有书了，这是真的，即使有我也不会送，因我的书那怕是垃圾也是花了本钱，我又不是富翁，凭什么要白送给你？望着他失望的表情，我竟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原来我的书不是垃圾，原来我的书会有读者……
卖书过程中，一位老朋友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政策就是好，要使这些没有市场的书死掉。为什么那些名家就不要到处卖书，还能挣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挣钱的作家就是作家，其他的都是‘诈家’。”
有理！入木三分。作家该活，“诈家”该死。这是现实主义的评判。但问题是，在目前的文化体制下能靠写作养活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作家大多沦为了“诈家”。出版社都改成了出版集团，走的市场化的道路，都成了书商。书商自然就是以规避经营风险为首要任务，追求以最大利润为目的。于是，都抱成团。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多次下文，不准卖书号，但却是屡禁不止。或变着法子以作者自销多少册或出版补偿费的名义为幌子，继续变相卖书号。大家不妨去调查一下，每年的文化工作总结上，只听说新闻出版业有多少产值，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产值的创造者作者从中得到多少稿费？全国每年有数万本书上市，这些书哪一本出版社又没赚钱？但有几个作者又得到了稿费？
前些日子，我因研究《红楼梦》中的方言专门拜访了上海大学原中文系主任邓牛顿教授，他是中国作协会员，出版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应当算作家了吧。他跟我谈了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了三本书，叫美学三部曲，当初出版社给了他七千元的稿费。那个时候的七千元，在城市里可以买一套房啊，同时，他的研究还有学校的经费补助。真的让人羡慕！那时候作家可谓名利双收啊？如果在六、七十年代，老师问学生长大后想做什么，很多人会回答：“当作家！”这是那个时代。
但现在不一样了，邓教授告诉我，去年，他想将自己的美学三部曲结集出版，于是找了一家出版社。那家出版社的人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也一口答应给他出版，他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过了两日，出版社的一位年轻编辑很热情地打来了电话，说出版社已给他报了选题，同意给他出版。邓老先生听了很高兴，接连道谢。那编辑说：“不让谢。社里同意给您出版，但要付出版补偿费9万元……”邓老先生以为自己听错了，沉默一会后道：“你是说要我付钱给你们？”这位老先生退休多年，显然不了解当今的时势。那年轻人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迟疑一下后道：“是这样的，如果您三本作一本出我们可以优惠三万，六万就行。”一副做生意的口吻。邓先生当时就气炸了，电话一挂就不再联系了。后来他找了家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了，但却上不了大陆的书架。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你说这些教授作家都这样了，那些底层作家的日子还能好过吗？
有人会说，你的书出了就揭出版社的短了，太不地道了。其实我说这些的目的不是这样，事实上出版社也有出版社的苦衷。我曾与一个有名的出版社老总交流过，他说一年也没两本书是付稿费的，要付稿费的一般是拉一、二个名人来提升一下品位，或因有些利益关系不得不出一、二本。他朝我指了一下身后的职员道：“你看看，这么多人问我要吃饭，还要承担各种开销，国家又没有补贴，我怎么个负担得起。”的确如此，国家不能给他补贴，他们还要纳税养人，他们也要生存。由此看来，国家亏不起，出版社亏不起，自然只有亏作者了。
我觉得只亏作家好象也不合理，作家群体可以死，那么，出版社为什么不能亡呢？试想：如果民工没有工资，公务员没有薪金，还会有人务工，还会有人上班吗？如果只有工头与当官的人才能发工资，其他的普通公务员与民工领不到工资，这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优胜劣汰？如果这是不合理的，那么，底层作家花钱出书又能合理？这种方式岂不是剥削作家的劳动成果？
一个画家再苦，也不需自己掏钱销画，一个民工再受盘剥也有人替他鸣不平，替他讨工资。人们不能容忍老板不付薪金给民工，却可以听任出版社要辛劳的作者不仅不付稿费还要劳动者倒贴！这合理吗？如果现在去问别人，最堕落最不挣钱的职业是不是妓女，是不是乞丐，是不是戏子，回答是否定的！最堕落最不挣钱行业可能是曾以点亮人类之光为己任的作家！
我的《卖书记》看上去有些低贱，没有跳出尘世俗境，但我想透过这篇文章来为底层的作家正名与呼吁。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功，如同鲜花的栽培，需要有营养丰富的土壤，更需要有这样的文化氛围，如同阳光雨露。这种氛围是体现在对文人的关心尊重与呵斥，对作家群体的培育上。我们不能改变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但我们可以营造我们本地的小环境。我们少吃一包烟，少一次应酬，多一分对底层作家的关心，也许就会成就一位文化名人。
我的《卖书记》暂告一段落，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再自费出版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除非有人赞助、除非我们这种出版体制改革。当然，我也不会再卖书了，没有这个精力，也不愿再低声下气……然而，卖书的故事非止我这一个，还有更多辛酸的故事。
我所写的故事中，有些想法与观点可能有些偏执，但我并不是想装可怜来博取大家的同情，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些故事来表达所有底层作家与作者的心声，并希望得到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