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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资本理论将个人所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有利于人们行动的资源，这一理论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主要探讨社会资本在教育获得中发挥的作用，基于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数据进行分析。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教育获得;数据分析
0 引言
近30年来，中国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研究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上海大学教授张文宏对中国近30年的社会资本研究做了完整综述，他指出：从研究方法来看，有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个方面，定量研究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在经验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方法被结合起来;从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来看，“关系社会学”将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社会网络分析与阶级阶层分析将融合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互联网及其他社会资本的特征、构成模式与人际社会网络形成互动;社会资本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风险与风险全球化下的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1]
其中，教育社会学是社会资本理论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两位创始人布迪厄和科尔曼关于①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使教育社会学研究摆脱了以往仅注重地位和结构的思路，有利于转变一直存在于该研究领域的“指责受害者”倾向，因此，在国外教育研究中应用广泛，但是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对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角度入手，以布迪厄的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1.1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分为三类，即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的途径;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对资源的获得性;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是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2]
1.2 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
社会资本概念的模糊和层次的不明确一直使其饱受诟病，但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大家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却相对比较明晰。一部分学者遵循科尔曼的社會闭合传统，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坚持布迪厄的社会网络资源研究思路。这两种研究范式基本统摄了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近年来，宏观社会资本的概念也开始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在教育获得研究中，社会资本理论应用的三个主要流派分别为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闭合流派、以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网络资源流派以及宏观社会资本流派。布迪厄被认为是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学者。相比科尔曼，布迪厄更关心社会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他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强调个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对其他资本（文化、经济和符号资本）的依赖性。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学者们对影响个人教育成就的因素极为关注，一般认为个人的教育成就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即天赋能力、努力程度和机遇。[3]天赋能力是人的先天能力，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努力程度和机遇是后天所得的，社会资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3 教育获得的社会资本及衡量方法
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家庭及关系网络是它的载体。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继承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它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几个关键性指标。[4]本文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收入这三项指标先后纳入模型，参考各类结果做出最后结论。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一般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用来分析连续性因变量和一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本文涉及的大多数因变量是分类变量，包括两分类和多分类因变量（如是否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取得过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文凭、是否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受过5天以上的技能培训课程等等），而多分类因变量又分为多分类无序因变量和多分类有序因变量（如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下层阶级、工人阶级、中下阶级、中间阶级、中上阶级，上层阶级），因此需要使用分类变量回归模型。
2.2 样本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调查数据，共计6000个样本。变量分为两大类：社会资本的自变量和教育获得因素的因变量，见表1。
自变量包括性别和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的四个变量。性别变量为二分变量，男女比例相差不大。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样本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平均为初中水平。家庭经济状况是有序性分类变量，样本中大部分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平均水平。家庭年总收入均值为60万左右，并根据收入高低划分为五个层次。
因变量包括三类：第一，关于受教育程度的因变量，主要包括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从表1可见，样本中个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年，维持在小学水平，共接受教育年数平均值为9年左右，为初中水平;第二，关于深造机会的因变量，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获得过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为1%，没有获得过的比例为99%，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受过5天以上的技能培训的比例为0.3%，没有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为99.7%，可以看出，样本中在国外获得深造机会的比例很小;第三，自我阶层地位测量，其中大部分人（23.8%）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2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21.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阶级，29.9%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级，2.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上层阶级。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职业和收入具有相关性，那么如果将家庭经济地位的四个变量即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家庭的经济地位和家庭的收入同时放入一个模型，会产生较大的共线性。因此，本文将这四个变量分别放入回归模型，这样就形成了四个回归模型，即每个因变量都会经历四次回归。
3 研究假设与数据分析
3.1 研究假设
根据家庭经济地位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笔者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越长;
假设二：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子女倾向于获得更好的深造机会;
假设三：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子女自我认定的阶层越高。
3.2 数据分析
运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到四个指标（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家庭收入）衡量的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在表2中列出了所有回归系数。
第一，社会资本与受教育程度。从表2可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也会偏高，这验证了假设一：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的经济地位与家庭收入是接受教育的经济保障，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子女倾向于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第二，社会资本与深造机会获得。关于深造机会的获得，这两个因变量，即是否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区获得过本科或研究生学位以及是否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受过5天以上的进技能培训，表2显示：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倾向于获得更好的深造机会;家庭收入越高，也倾向于获得更多的深造机会。这验证了假设二：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子女倾向于获得更好的深造机会。
第三，社会资本与自我阶层认定。在自我阶层认定这一变量当中：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自我认定的阶层越高;家庭经济地位越高，自我认定的阶层也越高;家庭收入越高，自我认定的阶层同样也越高。这验证了假设三：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子女自我认定的阶层越高。但是，每个阶层的自我认定会出现一些差别。比如，自我认定是中上阶层的样本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有显著影响，自我认定是中下阶层的样本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影响。
4 结论与不足
经过验证，家庭经济地位与子女的教育获得有重要关联。正如布迪厄所说，社会资本具有再生性，家庭经济地位越高，代表了更高的社会资本，家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同时能够获得更好的深造机会，子女在自我阶层认定上便会倾向于更高阶层。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测量指标，以往研究采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职业地位、家庭收入这五个变量进行测量，本文采用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和家庭收入这四个变量，由于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数据中没有明确父母的职业地位等级这一问题，所以便用家庭经济地位替代，其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测量。
注释：①布迪厄在《再生产》和《继承人》等著作中指出教育体系是现有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工具，使人们对教育在促进社會公平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科尔曼于1964年完成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更直接成为美国1960年代后教育平权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30年[J].江海学刊，2011（2）：104.
[2] 赵延东，罗家德.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5（2）：18.
[3] Morgan，Stephen L，Aage B . Sorensen . Parental Networks. Social Closure.and Mathematics Learning[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9（64）：661-681.
[4] 郑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12.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教育获得;数据分析
0 引言
近30年来，中国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研究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上海大学教授张文宏对中国近30年的社会资本研究做了完整综述，他指出：从研究方法来看，有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个方面，定量研究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在经验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方法被结合起来;从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来看，“关系社会学”将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社会网络分析与阶级阶层分析将融合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互联网及其他社会资本的特征、构成模式与人际社会网络形成互动;社会资本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风险与风险全球化下的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1]
其中，教育社会学是社会资本理论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两位创始人布迪厄和科尔曼关于①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使教育社会学研究摆脱了以往仅注重地位和结构的思路，有利于转变一直存在于该研究领域的“指责受害者”倾向，因此，在国外教育研究中应用广泛，但是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对教育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角度入手，以布迪厄的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1.1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分为三类，即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的途径;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对资源的获得性;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是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2]
1.2 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
社会资本概念的模糊和层次的不明确一直使其饱受诟病，但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大家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却相对比较明晰。一部分学者遵循科尔曼的社會闭合传统，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坚持布迪厄的社会网络资源研究思路。这两种研究范式基本统摄了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的研究。近年来，宏观社会资本的概念也开始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在教育获得研究中，社会资本理论应用的三个主要流派分别为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闭合流派、以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网络资源流派以及宏观社会资本流派。布迪厄被认为是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学者。相比科尔曼，布迪厄更关心社会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他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强调个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对其他资本（文化、经济和符号资本）的依赖性。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学者们对影响个人教育成就的因素极为关注，一般认为个人的教育成就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即天赋能力、努力程度和机遇。[3]天赋能力是人的先天能力，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努力程度和机遇是后天所得的，社会资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3 教育获得的社会资本及衡量方法
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家庭及关系网络是它的载体。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继承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它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几个关键性指标。[4]本文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收入这三项指标先后纳入模型，参考各类结果做出最后结论。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一般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用来分析连续性因变量和一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本文涉及的大多数因变量是分类变量，包括两分类和多分类因变量（如是否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取得过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文凭、是否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受过5天以上的技能培训课程等等），而多分类因变量又分为多分类无序因变量和多分类有序因变量（如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下层阶级、工人阶级、中下阶级、中间阶级、中上阶级，上层阶级），因此需要使用分类变量回归模型。
2.2 样本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调查数据，共计6000个样本。变量分为两大类：社会资本的自变量和教育获得因素的因变量，见表1。
自变量包括性别和衡量家庭经济地位的四个变量。性别变量为二分变量，男女比例相差不大。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样本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平均为初中水平。家庭经济状况是有序性分类变量，样本中大部分家庭经济状况处于平均水平。家庭年总收入均值为60万左右，并根据收入高低划分为五个层次。
因变量包括三类：第一，关于受教育程度的因变量，主要包括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从表1可见，样本中个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年，维持在小学水平，共接受教育年数平均值为9年左右，为初中水平;第二，关于深造机会的因变量，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获得过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为1%，没有获得过的比例为99%，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受过5天以上的技能培训的比例为0.3%，没有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为99.7%，可以看出，样本中在国外获得深造机会的比例很小;第三，自我阶层地位测量，其中大部分人（23.8%）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2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21.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阶级，29.9%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级，2.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上层阶级。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职业和收入具有相关性，那么如果将家庭经济地位的四个变量即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家庭的经济地位和家庭的收入同时放入一个模型，会产生较大的共线性。因此，本文将这四个变量分别放入回归模型，这样就形成了四个回归模型，即每个因变量都会经历四次回归。
3 研究假设与数据分析
3.1 研究假设
根据家庭经济地位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笔者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越长;
假设二：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子女倾向于获得更好的深造机会;
假设三：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子女自我认定的阶层越高。
3.2 数据分析
运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到四个指标（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家庭收入）衡量的社会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在表2中列出了所有回归系数。
第一，社会资本与受教育程度。从表2可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受教育的程度也会偏高，这验证了假设一：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的经济地位与家庭收入是接受教育的经济保障，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子女倾向于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第二，社会资本与深造机会获得。关于深造机会的获得，这两个因变量，即是否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区获得过本科或研究生学位以及是否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受过5天以上的进技能培训，表2显示：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倾向于获得更好的深造机会;家庭收入越高，也倾向于获得更多的深造机会。这验证了假设二：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子女倾向于获得更好的深造机会。
第三，社会资本与自我阶层认定。在自我阶层认定这一变量当中：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自我认定的阶层越高;家庭经济地位越高，自我认定的阶层也越高;家庭收入越高，自我认定的阶层同样也越高。这验证了假设三：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子女自我认定的阶层越高。但是，每个阶层的自我认定会出现一些差别。比如，自我认定是中上阶层的样本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有显著影响，自我认定是中下阶层的样本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影响。
4 结论与不足
经过验证，家庭经济地位与子女的教育获得有重要关联。正如布迪厄所说，社会资本具有再生性，家庭经济地位越高，代表了更高的社会资本，家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同时能够获得更好的深造机会，子女在自我阶层认定上便会倾向于更高阶层。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测量指标，以往研究采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职业地位、家庭收入这五个变量进行测量，本文采用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和家庭收入这四个变量，由于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数据中没有明确父母的职业地位等级这一问题，所以便用家庭经济地位替代，其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测量。
注释：①布迪厄在《再生产》和《继承人》等著作中指出教育体系是现有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工具，使人们对教育在促进社會公平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科尔曼于1964年完成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更直接成为美国1960年代后教育平权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30年[J].江海学刊，2011（2）：104.
[2] 赵延东，罗家德.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5（2）：18.
[3] Morgan，Stephen L，Aage B . Sorensen . Parental Networks. Social Closure.and Mathematics Learning[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9（64）：661-681.
[4] 郑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