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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约翰·福尔斯的每一部小说都紧紧围绕着一些人对其他人的权力和控制而展开，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从作品人物的社会行为自由（言论、思想、行动等）和婚姻自由两方面揭露了维多利亚社会对人民自然权利和自由意志的残酷遏制，倡导人们为获得自己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自由而奋争。
关键词：自然权利 自由意志 社会行为自由 婚姻自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约翰·福尔斯被誉为“战后英国最有才华、最严肃的小说家”、“战后英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与个人生存的自然权利和自由相关。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译本序》中，福尔斯宣称追求自由并不是追求个人利益，不是对抗社会，因为自由不应该当作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只有通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间的共同理解，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自然权利作了这样的界定：“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继承并发展了洛克“天赋人权”学说的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的解释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见，自然权利在资产阶级语境中是指人的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权利。
一 社会行为自由
青年时代的福尔斯在贝福特预备学校体验到了权力的无情、规则的操作、奖惩体系，以及顺从与反抗。后来他回忆到：“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痛恨领导者、组织者、老板以及任何对他人有专横霸权的人。”从《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可以看出福尔斯对自然权利和自由的强调，因为人总与环境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基本的行为自由、言论自由及交往自由等自然权利，也就失去了生存基础和生存意义。
自然权利就是天赋人权，是人生而有之的权利，不是法律和宗教赋予的，更不是社会习俗规定的。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批判了维多利亚社会对人民自然权利和自由意志的压制，赞颂了萨拉为了获取社会行为自由而奋争的精神。萨拉出身卑微，没有言论、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一旦其言行、思想超出了维多利亚社会的传统习俗，就被视为另类，并被逼迫到生存的边缘，但萨拉不是一个屈服于习俗的姑娘，她为自己的自然权利和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争。
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在维多利亚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异端邪说。出身佃户的萨拉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时，看清了自己和富人间的差距。尽管她有体面的身份——家庭女教师，但她对自己的职位和社会地位并不满意，甚至自问：“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我不能生下来就是弗里曼小姐？”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无异于洪水猛兽，是不该出现在一个卑微的家庭教师脑海中的。
萨拉所受的教育把她排挤出自己的阶级，却没把她送进更高的阶级，她因此成了无阶级者。一个命中注定做一辈子农妇的女人却被教育成一个超出自己阶级、崇尚自然、有智慧、有学识的女性，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萨拉们的悲哀。贫穷和血统决定了萨拉们不可能获得弗里曼们那样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也不可能被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所容忍。但对19世纪中期形成的新贵族阶层来说，金钱却可以复制社会地位。欧内斯蒂娜的父亲弗里曼先生就想用财富抓住查尔斯，为他的女儿换来一个头衔。而对日益衰败的贵族阶级绅士来说，娶一个新贵阶层的女儿也是一种双方受益的绝妙交易。
对比鲜明的是，一方面是只要有钱，弗里曼们就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金钱就是维多利亚社会获取自然权利和自由的钥匙；另一方面，无论萨拉们多么聪明能干、充满智慧，也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那些杰出的才能只能成为自己的不幸和祸根。
交往自由对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萨拉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萨拉在社会交往中是孤独的，而且注定要孤独下去，她的天分——那种罕见独特的能透视人类情感的能力成了她背负的十字架。虽然特兰特夫人和格罗根医生等人同情萨拉的悲惨境遇，但那只是对弱者的怜悯，而不是平等的友谊。
爱情虽然是个人的自然权利，但在维多利亚社会里，自由恋爱是不允许的。萨拉不顾习俗，想自由地爱一个男人，她在众人眼里就变成了一个悲剧、一个婊子。在格罗根医生那样的学者眼里，萨拉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而在普通人眼里，萨拉是罪恶的，是“妓女”。
行动自由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但对萨拉来说也是异想天开。即使不会侵犯别人的权利，萨拉的行动自由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每一种表情都被监视，所有信息都被夸张、扭曲地反馈给她的雇主伯尔坦尼夫人。伯尔坦尼夫人把萨拉视为进入天堂的砝码，她不允许萨拉去海边，因为那是眺望撒旦船只的标志，也禁止萨拉去韦尔康芒斯树林，因为那是一个罪恶的地方。因此，在三面临海、一面背靠韦尔康芒斯树林的莱姆斯吉镇上，没有萨拉可去的安静之地，而查尔斯的出现使身处悲惨环境中的萨拉看到了一线希望。当查尔斯因主张和谐的主仆关系受到伯尔坦尼夫人的粗鲁指责时，“萨拉和查尔斯终于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时间虽然极为短暂，但是含意却极为丰富。两个陌生人终于意识到，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萨拉没有屈服于习俗，她故意打破维多利亚社会习俗规定的条条框框，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然权利和生存空间。故意在韦尔康芒斯遇到查尔斯是萨拉为争取自由迈出的第一步，她把他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君子。因为……我生活在据说是善良、虔诚的基督徒中间。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比最残酷的异教徒还要残酷，比最愚蠢的动物更愚蠢。……我觉得自己被放逐在一座荒岛上，被囚禁，被宣告有罪，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竟遭如此厄运。”这是萨拉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强烈控诉，她渴望有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平等的权利、自由和爱情。
总之，萨拉没有言论、活动、交往、爱情等社会行为自由，但她为了生存的自然权利和自由，用冷静的头脑、超常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与旧习俗抗争，并终于走上了自由之路。萨拉并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她所争取的只不过是生存的自然权利以及合理的生存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萨拉就是作者的代言人。
二 婚姻的自由
婚姻是家庭的纽带，是人类延续的首要因素，也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享受婚姻自由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某种意义上，婚姻自由可以反映社会自由的程度。在维多利亚社会，婚姻是和头衔与财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情和感情不是衡量婚姻的标准，妻子的家庭地位要视能给丈夫带来多少财产而定，甚至恩爱的夫妻也不得不装成爱的是对方的头衔和财产。换句话说，维多利亚社会没有婚姻自由，想得到婚姻自由的人只能受到社会的谴责和鄙视。
约翰·福尔斯在小说中刻画了查尔斯、查尔斯的仆人山姆和查尔斯的伯父等三个想结婚的男人，通过他们的婚姻强调了婚姻自由的必要性，因为婚姻自由也是自然权利和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姆和玛丽尽管都是仆人，却也不能享受婚姻自由，因为两人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同的，维多利亚的社会习俗不允许一个乡下女仆与一个城市仆人结婚。欧内斯蒂娜曾经警告玛丽：“请你记住他是从伦敦来的。”她也对查尔斯说：“伦敦可以接受的东西和这里视为得体的东西，两者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但山姆和玛丽勇敢、坚决地结合到了一起，争取到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尽管今天也很难想象一个繁华都市的小伙子和一个偏僻山村的姑娘之间横亘着多大的困难和阻碍，尤其是他们的语言几乎不通，但对爱情来说，语言障碍反而成了催化剂。这是一种不受地域、语言和社会环境影响的婚姻自由。
在维多利亚社会，无论年轻与否、贫富与否，社会习俗都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的婚姻。查尔斯的伯父罗伯特爵士一直未婚，查尔斯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按照维多利亚的社会习俗，罗伯特爵士只有一直独身，才能称得上是个好伯父。但罗伯特爵士67岁时，却突然要与汤姆金森太太结婚。所有的人都很震惊，视之为荒谬愚蠢的举止，就连罗伯特爵士自己也愧疚地对查尔斯说：“你完全有权骂我是糊涂的老笨蛋。多数邻居都会这样骂我的。”
年龄和习俗不应该成为罗伯特爵士享受婚姻自由的禁锢，享受婚姻自由和幸福、享受天伦之乐，是每个人生存的自然权利。罗伯特爵士一直过着孤独、暗淡的生活，他渴望能体验一个真正做父亲的感觉，但查尔斯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而汤姆金森太太却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股丰富多彩的新鲜活力，这正是他不顾社会习俗和其他人的责备，勇敢地走向婚姻的原因。
查尔斯·史密斯是一个福尔斯式的孤独的人。尽管他看透了维多利亚时代婚姻的本质，处处逃离、躲避婚姻陷阱的引诱，但他还是被欧内斯蒂娜精心设计的圈套所捕获。她触到了查尔斯内心深处致命的弱点，让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他的伯父，加之传统思想让他感到了对婚姻的需求，使他相信他爱这个女孩：“他脑海里出现了快乐的情景：……他一觉醒来，看到身边那一张庄重、冷漠中带有甜蜜、仍在酣睡中的小脸——而且是合法地在他的身边，不管是在上帝的眼里，还是周围的人眼里，完全是合法的。”
可查尔斯一旦认识了神秘、“堕落”的萨拉，就懊悔自己选择的婚姻太传统。因为萨拉无论表面上还是本质上都与传统社会女性不同，而她身上同时具备的矛盾品质，如诱惑和避让、复杂和监督、骄傲和自卑强烈地吸引着他，她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既高傲又顺从，既备受束缚又我行我素，既是他的奴隶又和他平等”，正是他想象中婚姻自由的基本元素。经过痛苦的精神斗争和抉择，他终于明白他一直追求的是与萨拉一样的自由意志。
尽管查尔斯在解除婚约和寻找萨拉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尽管两年后他发现萨拉变化很大，他还是有了极大的收获，那就是获得了爱的自由和婚姻自由，逃离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束缚，并在萨拉的引导下争取到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意志。
三 结论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它不仅对外大肆侵略，而且对内残酷扼制本国人民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意志。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人民的社会行为和婚姻都被它的旧习俗所限制和统治，根据血统、社会地位和财产的不同而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模式里。
这部小说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批评方法，都避不开福尔斯对人类生存的自然权利和自由主题的关注，萨拉作为福尔斯的代言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引导着人们为获得自己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自由而奋争。
福尔斯的自然权利和自由观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如果人们拥有基本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又享有充分的社会权利和自由，就能创造出他们的人生价值，实现他们的存在意义，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Malcolm Bradbury.“The Novelist as Impresario:The Fiction of John Fowles”,in No, Not Bloomsb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2] [英]约翰·福尔斯，刘宪之、蔺延梓译：《法国中尉的女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 [英]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 [美]卡尔·贝克：《独立宣言》，今日世界社，1966年版。
[5] Olshen,Barry N.John Fowles.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8.
[6] [英]约翰·福尔斯，陈安全译：《法国中尉的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赵建芬，女，1971—，河北藁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教学与实践，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
李周红，女，1971—，河北博野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语言学，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
关键词：自然权利 自由意志 社会行为自由 婚姻自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约翰·福尔斯被誉为“战后英国最有才华、最严肃的小说家”、“战后英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与个人生存的自然权利和自由相关。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译本序》中，福尔斯宣称追求自由并不是追求个人利益，不是对抗社会，因为自由不应该当作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只有通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间的共同理解，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自然权利作了这样的界定：“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继承并发展了洛克“天赋人权”学说的美国《独立宣言》对自然权利的解释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见，自然权利在资产阶级语境中是指人的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权利。
一 社会行为自由
青年时代的福尔斯在贝福特预备学校体验到了权力的无情、规则的操作、奖惩体系，以及顺从与反抗。后来他回忆到：“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痛恨领导者、组织者、老板以及任何对他人有专横霸权的人。”从《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可以看出福尔斯对自然权利和自由的强调，因为人总与环境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基本的行为自由、言论自由及交往自由等自然权利，也就失去了生存基础和生存意义。
自然权利就是天赋人权，是人生而有之的权利，不是法律和宗教赋予的，更不是社会习俗规定的。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批判了维多利亚社会对人民自然权利和自由意志的压制，赞颂了萨拉为了获取社会行为自由而奋争的精神。萨拉出身卑微，没有言论、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一旦其言行、思想超出了维多利亚社会的传统习俗，就被视为另类，并被逼迫到生存的边缘，但萨拉不是一个屈服于习俗的姑娘，她为自己的自然权利和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争。
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在维多利亚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异端邪说。出身佃户的萨拉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时，看清了自己和富人间的差距。尽管她有体面的身份——家庭女教师，但她对自己的职位和社会地位并不满意，甚至自问：“为什么我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我不能生下来就是弗里曼小姐？”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无异于洪水猛兽，是不该出现在一个卑微的家庭教师脑海中的。
萨拉所受的教育把她排挤出自己的阶级，却没把她送进更高的阶级，她因此成了无阶级者。一个命中注定做一辈子农妇的女人却被教育成一个超出自己阶级、崇尚自然、有智慧、有学识的女性，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萨拉们的悲哀。贫穷和血统决定了萨拉们不可能获得弗里曼们那样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也不可能被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所容忍。但对19世纪中期形成的新贵族阶层来说，金钱却可以复制社会地位。欧内斯蒂娜的父亲弗里曼先生就想用财富抓住查尔斯，为他的女儿换来一个头衔。而对日益衰败的贵族阶级绅士来说，娶一个新贵阶层的女儿也是一种双方受益的绝妙交易。
对比鲜明的是，一方面是只要有钱，弗里曼们就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金钱就是维多利亚社会获取自然权利和自由的钥匙；另一方面，无论萨拉们多么聪明能干、充满智慧，也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那些杰出的才能只能成为自己的不幸和祸根。
交往自由对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萨拉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萨拉在社会交往中是孤独的，而且注定要孤独下去，她的天分——那种罕见独特的能透视人类情感的能力成了她背负的十字架。虽然特兰特夫人和格罗根医生等人同情萨拉的悲惨境遇，但那只是对弱者的怜悯，而不是平等的友谊。
爱情虽然是个人的自然权利，但在维多利亚社会里，自由恋爱是不允许的。萨拉不顾习俗，想自由地爱一个男人，她在众人眼里就变成了一个悲剧、一个婊子。在格罗根医生那样的学者眼里，萨拉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而在普通人眼里，萨拉是罪恶的，是“妓女”。
行动自由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但对萨拉来说也是异想天开。即使不会侵犯别人的权利，萨拉的行动自由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每一种表情都被监视，所有信息都被夸张、扭曲地反馈给她的雇主伯尔坦尼夫人。伯尔坦尼夫人把萨拉视为进入天堂的砝码，她不允许萨拉去海边，因为那是眺望撒旦船只的标志，也禁止萨拉去韦尔康芒斯树林，因为那是一个罪恶的地方。因此，在三面临海、一面背靠韦尔康芒斯树林的莱姆斯吉镇上，没有萨拉可去的安静之地，而查尔斯的出现使身处悲惨环境中的萨拉看到了一线希望。当查尔斯因主张和谐的主仆关系受到伯尔坦尼夫人的粗鲁指责时，“萨拉和查尔斯终于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时间虽然极为短暂，但是含意却极为丰富。两个陌生人终于意识到，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萨拉没有屈服于习俗，她故意打破维多利亚社会习俗规定的条条框框，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然权利和生存空间。故意在韦尔康芒斯遇到查尔斯是萨拉为争取自由迈出的第一步，她把他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君子。因为……我生活在据说是善良、虔诚的基督徒中间。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比最残酷的异教徒还要残酷，比最愚蠢的动物更愚蠢。……我觉得自己被放逐在一座荒岛上，被囚禁，被宣告有罪，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竟遭如此厄运。”这是萨拉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强烈控诉，她渴望有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平等的权利、自由和爱情。
总之，萨拉没有言论、活动、交往、爱情等社会行为自由，但她为了生存的自然权利和自由，用冷静的头脑、超常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与旧习俗抗争，并终于走上了自由之路。萨拉并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她所争取的只不过是生存的自然权利以及合理的生存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萨拉就是作者的代言人。
二 婚姻的自由
婚姻是家庭的纽带，是人类延续的首要因素，也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享受婚姻自由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某种意义上，婚姻自由可以反映社会自由的程度。在维多利亚社会，婚姻是和头衔与财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情和感情不是衡量婚姻的标准，妻子的家庭地位要视能给丈夫带来多少财产而定，甚至恩爱的夫妻也不得不装成爱的是对方的头衔和财产。换句话说，维多利亚社会没有婚姻自由，想得到婚姻自由的人只能受到社会的谴责和鄙视。
约翰·福尔斯在小说中刻画了查尔斯、查尔斯的仆人山姆和查尔斯的伯父等三个想结婚的男人，通过他们的婚姻强调了婚姻自由的必要性，因为婚姻自由也是自然权利和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姆和玛丽尽管都是仆人，却也不能享受婚姻自由，因为两人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同的，维多利亚的社会习俗不允许一个乡下女仆与一个城市仆人结婚。欧内斯蒂娜曾经警告玛丽：“请你记住他是从伦敦来的。”她也对查尔斯说：“伦敦可以接受的东西和这里视为得体的东西，两者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但山姆和玛丽勇敢、坚决地结合到了一起，争取到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尽管今天也很难想象一个繁华都市的小伙子和一个偏僻山村的姑娘之间横亘着多大的困难和阻碍，尤其是他们的语言几乎不通，但对爱情来说，语言障碍反而成了催化剂。这是一种不受地域、语言和社会环境影响的婚姻自由。
在维多利亚社会，无论年轻与否、贫富与否，社会习俗都不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的婚姻。查尔斯的伯父罗伯特爵士一直未婚，查尔斯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按照维多利亚的社会习俗，罗伯特爵士只有一直独身，才能称得上是个好伯父。但罗伯特爵士67岁时，却突然要与汤姆金森太太结婚。所有的人都很震惊，视之为荒谬愚蠢的举止，就连罗伯特爵士自己也愧疚地对查尔斯说：“你完全有权骂我是糊涂的老笨蛋。多数邻居都会这样骂我的。”
年龄和习俗不应该成为罗伯特爵士享受婚姻自由的禁锢，享受婚姻自由和幸福、享受天伦之乐，是每个人生存的自然权利。罗伯特爵士一直过着孤独、暗淡的生活，他渴望能体验一个真正做父亲的感觉，但查尔斯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而汤姆金森太太却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股丰富多彩的新鲜活力，这正是他不顾社会习俗和其他人的责备，勇敢地走向婚姻的原因。
查尔斯·史密斯是一个福尔斯式的孤独的人。尽管他看透了维多利亚时代婚姻的本质，处处逃离、躲避婚姻陷阱的引诱，但他还是被欧内斯蒂娜精心设计的圈套所捕获。她触到了查尔斯内心深处致命的弱点，让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他的伯父，加之传统思想让他感到了对婚姻的需求，使他相信他爱这个女孩：“他脑海里出现了快乐的情景：……他一觉醒来，看到身边那一张庄重、冷漠中带有甜蜜、仍在酣睡中的小脸——而且是合法地在他的身边，不管是在上帝的眼里，还是周围的人眼里，完全是合法的。”
可查尔斯一旦认识了神秘、“堕落”的萨拉，就懊悔自己选择的婚姻太传统。因为萨拉无论表面上还是本质上都与传统社会女性不同，而她身上同时具备的矛盾品质，如诱惑和避让、复杂和监督、骄傲和自卑强烈地吸引着他，她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既高傲又顺从，既备受束缚又我行我素，既是他的奴隶又和他平等”，正是他想象中婚姻自由的基本元素。经过痛苦的精神斗争和抉择，他终于明白他一直追求的是与萨拉一样的自由意志。
尽管查尔斯在解除婚约和寻找萨拉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尽管两年后他发现萨拉变化很大，他还是有了极大的收获，那就是获得了爱的自由和婚姻自由，逃离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束缚，并在萨拉的引导下争取到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意志。
三 结论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它不仅对外大肆侵略，而且对内残酷扼制本国人民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意志。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人民的社会行为和婚姻都被它的旧习俗所限制和统治，根据血统、社会地位和财产的不同而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模式里。
这部小说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批评方法，都避不开福尔斯对人类生存的自然权利和自由主题的关注，萨拉作为福尔斯的代言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引导着人们为获得自己应有的自然权利和自由而奋争。
福尔斯的自然权利和自由观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如果人们拥有基本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又享有充分的社会权利和自由，就能创造出他们的人生价值，实现他们的存在意义，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Malcolm Bradbury.“The Novelist as Impresario:The Fiction of John Fowles”,in No, Not Bloomsb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2] [英]约翰·福尔斯，刘宪之、蔺延梓译：《法国中尉的女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 [英]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 [美]卡尔·贝克：《独立宣言》，今日世界社，1966年版。
[5] Olshen,Barry N.John Fowles.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8.
[6] [英]约翰·福尔斯，陈安全译：《法国中尉的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赵建芬，女，1971—，河北藁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教学与实践，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
李周红，女，1971—，河北博野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语言学，工作单位：石家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