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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须多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早有定论。对于遵义会议，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就是不宜孤立地、静止地把它作为仅仅三天会议的历史事件来看，而必须把它看做“会前酝酿准备…‘会议转折”和“会后延续完善”三个动态历史过程。这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决定的。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调查研究、发扬民主、团结多数、据理力争、锲而不舍的工作。为此，笔者特意把这三个动态过程进行梳理，以给遵义会议一个完整的概念。
会前的酝酿
遵义会议的起因、主要议题、争论焦点和结果等，都同长征密不可分。长征与会议相生相伴，没有长征就没有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经过了充分的民主酝酿和准备。
毛泽东在中央高层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动员，以争取大多数人的觉悟。这是关键的一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就不断抵制、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但由于当时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中，李德自认为是“太上皇”，作风专制，个人说了算。他死搬硬套苏联红军的阵地战打法，脱离中国革命军事斗争实际。他压制不同意见，很多好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导致后来丢掉了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经历了牺牲惨重的湘江战役后，从于都出发的8万多红军，锐减到3万人。丢掉苏区和红军转移受到重创这一残酷的客观事实，使全军上下对军事指挥普遍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将要研讨的主要内容，为召开军事斗争教训总结会提供了议题。可以说，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必然性。
为此，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同张闻天、王稼祥交换，使张闻天、王稼祥认识到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并通过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又联系沟通了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一些领导人，逐步取得共识。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披露：“他(指毛泽东——笔者注)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后王稼祥、张闻天、陈云等直接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相对于李德的专制作风而言，宣传启发大家的觉悟是民主酝酿的一种形式，是召开遵义会议的思想酝酿过程。它提高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思想觉悟，形成了开好遵义会议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注意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思想情况。是召开遵义会议的重要一环。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十分注意了解部队广大基层指战员的思想状况。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本人就反对李德那一套所谓正规军作战的军事指挥思想。他也从处于战事步步失利的广大红军干部战士那里。了解到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连队战士对李德瞎指挥的批评。
遵义会议前夕，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赶到遵义参加会议。晚上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就向他了解部队干部战士实际的思想状况，李卓然说：“五军团广大指战员对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都非常不满。”毛泽东对他说：“这个情况明天你在会上要讲一讲。”通过了解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毛泽东认识到，要求改变军事指挥，摆脱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带领党和红军从危机四伏的劣境中走出来，是广大基层指战员的心声，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正确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心声和根本利益，正是民主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使毛泽东对开好遵义会议更有信心。这是开好遵义会议的群众基础。
据理力争，赢得最大的理解与支持。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策略。
毛泽东不但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起来反对错误的军事指挥，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鲜明的观点和主张。具体表现在遵义会议前的湖南通道会议、贵州黎平会议和瓮安的猴场会议等三次重要的会议上。
在这三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错误的军事指挥。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在这里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吸收毛泽东参加，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李德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因为此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而主张避实就虚，转兵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与会人员尤其是周恩来同意并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对李德提出进入黔东的意见。主张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遵义一带创建新的川黔边根据地，再次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1935年1月1日。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决了李德仍想返入湘西的意图，同意毛泽东等人的主张，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立即北进抢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等。李德的意见屡遭否决，十分恼怒。通道会议上，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决而提前离开会场。黎平会议时，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但托人把他的进军黔东、进而进入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大怒，还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文对吵起来。周恩来也十分气愤，用手一拍桌子，桌上的马灯被震得跳动起来，灯也熄灭了。在猴场会议上，还做出今后军委的作战方针等军事决定必须向政治局会议报告的规定，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以往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这几次交锋，也使大家理解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准备。还要指出的是，这几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始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军事问题及行军方向不再是由李德代表“三人团”一人做决断。通过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以采纳实行。这正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组织和制度的保障。
会议的转折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至于会议的具体情况，除了会后印发的《遵义会议决议》，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但是通过现有资料。我们仍然知道：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很好地完成了议题，出现重大转折，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
这次会议开成了一个真正民主的会议。
会议主要有博古的主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以及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何克全)的发言等，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参会人员的各个方面，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各种观点产生了激烈碰撞。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中重大损失的责任主要推给客观条件，几乎没有认识到自身主观错误。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的反报告，是根据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达成共识写成的，系统地批评了军事指挥的错误，在 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的发言则对失败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赞成。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充满尖锐矛盾和冲突，争辩激烈。但背后也有一个人心所向的大趋势，甚至包括李德、博古也在追求的共同目标：这就是改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出发以来，红军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境况。只是怎样改变的思路和方法差异巨大，以至于李德、博古会前想象不到，他们的指挥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改变军事指挥，由熟悉中国革命战争情况和规律的同志来带领党和红军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会议民主表决，通过了四条决定：“1.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可以说，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班子，体现了党心军心的最大意愿，这是遵义会议最大民主的体现。正是这一民主的结果，使遵义会议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
这是一次正确对待组织和同志的会议。
毋庸讳言，博古、李德正确对待组织，在遵义会议上服从组织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和会后执行决议，是值得肯定的。
一方面，李德、博古在会上受到大家批评，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力。特别是博古，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成为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虽然心里不好受，但他没有在会上利用职权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而是让大家把话充分地讲了出来。自始至终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到：“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而李德自己则“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呆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说明，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遵守党的纪律，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服从真理，顾全大局。服从于内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追求。
另一方面。会后中央对犯错误的同志没有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继续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李德、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党就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证了全党全军的团结。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成功的会议。这为后来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奠定了基础，博古、李德和凯丰关键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意见一边。
会后的延续
三天的遵义会议。并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是延续到后面的两个会议，才真正结束了会议。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造成的。按惯例，会议决议应在会议结束前原则通过。由于遵义会议的结果完全出乎主持人预料，博古会前准备的原以为作为会议决议的所谓主报告被否决，不能作为会议的主题材料和会议决议通过。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发言或主要观点，会议通过了四条重要决定，但是未来得及形成一个系统规范的综合性的文件作为会议决议并通过，因此，指定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会议情况另行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可见遵义会议的工作并未结束。而是延续到随后的两个会议。
一是扎西会议。中央军委纵队1月19日早上离开遵义，一渡赤水后进入云南。从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今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威信县城关镇)等地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遵义会议决议(即张闻天执笔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就是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此外，扎西会议还进行了政治局常委适当分工的重要工作之一，这就是作出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决定。由博古把象征权力的装有中央印章和重要文件的“挑子”，移交给了张闻天。会议还做出了红军部队整编，以及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转回头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等决定。历史已经证明，遵义会议及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发扬民主、执行遵义会议决议、服从真理的结果。
二是苟坝会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要求常委进行适当分工。“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这个“军事上的帮助者”不是职务，具体工作也未明确。这个分工，实际上直到3月12日，在遵义县苟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明确下来的。3月5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撤离前夕，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力度，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但众所周知，在3月10日、11日的苟坝会议上，政治局召开军事会议，在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唯一坚持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毛泽东，情急之中说，你们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就不当了。表决结果，大家还是坚持要打。意味着毛泽东任职仅7天的前敌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由于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当天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着乡间田野小道来到周恩来的驻地“长五间”，再次陈说利害，分析打鼓新场敌人以逸待劳，城池等防御坚固，且有后援，而红军长途奔袭，以劳顿之师强攻，且弹药补给不足，若久攻不下，周围敌人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没有按白天的决议发出作战指令，而是于12日早上再次召集会议，陈说缘由，两人一起说服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次曲折反复，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精干的领导核心，及时全权处理重大军事行动，以免动辄召集人数众多的政治局会议，贻误军机。这一建议被采纳，遂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f也有称“新三人团”等)。至此，遵义会议提出的起草并通过会议决议、常委进行分工，以及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落实与明确，遵义会议通过的四条决定有了完整的落实。从而给遵义会议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三人小组”在后来长征途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核心作用。所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责任编辑 梅宏
会前的酝酿
遵义会议的起因、主要议题、争论焦点和结果等，都同长征密不可分。长征与会议相生相伴，没有长征就没有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经过了充分的民主酝酿和准备。
毛泽东在中央高层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动员，以争取大多数人的觉悟。这是关键的一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就不断抵制、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但由于当时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中，李德自认为是“太上皇”，作风专制，个人说了算。他死搬硬套苏联红军的阵地战打法，脱离中国革命军事斗争实际。他压制不同意见，很多好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导致后来丢掉了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经历了牺牲惨重的湘江战役后，从于都出发的8万多红军，锐减到3万人。丢掉苏区和红军转移受到重创这一残酷的客观事实，使全军上下对军事指挥普遍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将要研讨的主要内容，为召开军事斗争教训总结会提供了议题。可以说，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必然性。
为此，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同张闻天、王稼祥交换，使张闻天、王稼祥认识到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并通过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又联系沟通了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一些领导人，逐步取得共识。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披露：“他(指毛泽东——笔者注)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后王稼祥、张闻天、陈云等直接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相对于李德的专制作风而言，宣传启发大家的觉悟是民主酝酿的一种形式，是召开遵义会议的思想酝酿过程。它提高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思想觉悟，形成了开好遵义会议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注意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思想情况。是召开遵义会议的重要一环。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十分注意了解部队广大基层指战员的思想状况。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本人就反对李德那一套所谓正规军作战的军事指挥思想。他也从处于战事步步失利的广大红军干部战士那里。了解到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连队战士对李德瞎指挥的批评。
遵义会议前夕，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赶到遵义参加会议。晚上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就向他了解部队干部战士实际的思想状况，李卓然说：“五军团广大指战员对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都非常不满。”毛泽东对他说：“这个情况明天你在会上要讲一讲。”通过了解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毛泽东认识到，要求改变军事指挥，摆脱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带领党和红军从危机四伏的劣境中走出来，是广大基层指战员的心声，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正确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心声和根本利益，正是民主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使毛泽东对开好遵义会议更有信心。这是开好遵义会议的群众基础。
据理力争，赢得最大的理解与支持。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策略。
毛泽东不但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起来反对错误的军事指挥，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鲜明的观点和主张。具体表现在遵义会议前的湖南通道会议、贵州黎平会议和瓮安的猴场会议等三次重要的会议上。
在这三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错误的军事指挥。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在这里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吸收毛泽东参加，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李德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因为此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而主张避实就虚，转兵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与会人员尤其是周恩来同意并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对李德提出进入黔东的意见。主张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遵义一带创建新的川黔边根据地，再次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1935年1月1日。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决了李德仍想返入湘西的意图，同意毛泽东等人的主张，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立即北进抢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等。李德的意见屡遭否决，十分恼怒。通道会议上，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决而提前离开会场。黎平会议时，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但托人把他的进军黔东、进而进入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大怒，还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文对吵起来。周恩来也十分气愤，用手一拍桌子，桌上的马灯被震得跳动起来，灯也熄灭了。在猴场会议上，还做出今后军委的作战方针等军事决定必须向政治局会议报告的规定，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以往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这几次交锋，也使大家理解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准备。还要指出的是，这几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始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军事问题及行军方向不再是由李德代表“三人团”一人做决断。通过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以采纳实行。这正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组织和制度的保障。
会议的转折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至于会议的具体情况，除了会后印发的《遵义会议决议》，至今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但是通过现有资料。我们仍然知道：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很好地完成了议题，出现重大转折，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键。
这次会议开成了一个真正民主的会议。
会议主要有博古的主报告，周恩来的副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以及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何克全)的发言等，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参会人员的各个方面，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各种观点产生了激烈碰撞。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中重大损失的责任主要推给客观条件，几乎没有认识到自身主观错误。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的反报告，是根据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达成共识写成的，系统地批评了军事指挥的错误，在 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的发言则对失败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是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赞成。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充满尖锐矛盾和冲突，争辩激烈。但背后也有一个人心所向的大趋势，甚至包括李德、博古也在追求的共同目标：这就是改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出发以来，红军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境况。只是怎样改变的思路和方法差异巨大，以至于李德、博古会前想象不到，他们的指挥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改变军事指挥，由熟悉中国革命战争情况和规律的同志来带领党和红军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会议民主表决，通过了四条决定：“1.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可以说，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班子，体现了党心军心的最大意愿，这是遵义会议最大民主的体现。正是这一民主的结果，使遵义会议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
这是一次正确对待组织和同志的会议。
毋庸讳言，博古、李德正确对待组织，在遵义会议上服从组织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和会后执行决议，是值得肯定的。
一方面，李德、博古在会上受到大家批评，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力。特别是博古，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成为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虽然心里不好受，但他没有在会上利用职权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而是让大家把话充分地讲了出来。自始至终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到：“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协作。”而李德自己则“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呆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说明，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遵守党的纪律，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服从真理，顾全大局。服从于内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追求。
另一方面。会后中央对犯错误的同志没有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继续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李德、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党就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证了全党全军的团结。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成功的会议。这为后来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奠定了基础，博古、李德和凯丰关键时刻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意见一边。
会后的延续
三天的遵义会议。并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而是延续到后面的两个会议，才真正结束了会议。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造成的。按惯例，会议决议应在会议结束前原则通过。由于遵义会议的结果完全出乎主持人预料，博古会前准备的原以为作为会议决议的所谓主报告被否决，不能作为会议的主题材料和会议决议通过。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发言或主要观点，会议通过了四条重要决定，但是未来得及形成一个系统规范的综合性的文件作为会议决议并通过，因此，指定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会议情况另行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可见遵义会议的工作并未结束。而是延续到随后的两个会议。
一是扎西会议。中央军委纵队1月19日早上离开遵义，一渡赤水后进入云南。从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今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威信县城关镇)等地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遵义会议决议(即张闻天执笔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就是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此外，扎西会议还进行了政治局常委适当分工的重要工作之一，这就是作出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决定。由博古把象征权力的装有中央印章和重要文件的“挑子”，移交给了张闻天。会议还做出了红军部队整编，以及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转回头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等决定。历史已经证明，遵义会议及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发扬民主、执行遵义会议决议、服从真理的结果。
二是苟坝会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要求常委进行适当分工。“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上的帮助者”。这个“军事上的帮助者”不是职务，具体工作也未明确。这个分工，实际上直到3月12日，在遵义县苟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明确下来的。3月5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撤离前夕，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力度，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但众所周知，在3月10日、11日的苟坝会议上，政治局召开军事会议，在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唯一坚持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毛泽东，情急之中说，你们坚持要打，我这个前敌政委就不当了。表决结果，大家还是坚持要打。意味着毛泽东任职仅7天的前敌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由于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当天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着乡间田野小道来到周恩来的驻地“长五间”，再次陈说利害，分析打鼓新场敌人以逸待劳，城池等防御坚固，且有后援，而红军长途奔袭，以劳顿之师强攻，且弹药补给不足，若久攻不下，周围敌人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没有按白天的决议发出作战指令，而是于12日早上再次召集会议，陈说缘由，两人一起说服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次曲折反复，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精干的领导核心，及时全权处理重大军事行动，以免动辄召集人数众多的政治局会议，贻误军机。这一建议被采纳，遂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f也有称“新三人团”等)。至此，遵义会议提出的起草并通过会议决议、常委进行分工，以及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落实与明确，遵义会议通过的四条决定有了完整的落实。从而给遵义会议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三人小组”在后来长征途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核心作用。所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责任编辑 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