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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观察家事前预料，当“阿拉伯之春”运动扩散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叙利亚将是最难解的一个结。
从2011年3月到今年6月，大马士革街头的和平示威游行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带有宗派和种族对抗性质的杀戮。
叙利亚局势既交杂着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纷争，世俗政权、君主政权与伊斯兰宗教政权的争斗，也包含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趁乱扩张的图谋。
近三个月来，从美国情报系统传出的消息显示，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武器已经数次出现在对垒前线。尤为引人担忧的是，战争正逐渐蔓延到与叙利亚接壤的五个国家——黎巴嫩、以色列、约旦、伊拉克和土耳其，将战事引向更为复杂的中东纠葛。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社会一直试图通过谈判和斡旋调和叙利亚纠纷，至今政治解决的曙光更加渺茫。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东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历史沉淀下来的恩怨情仇，其中既交杂着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纷争，世俗政权、君主政权与伊斯兰宗教政权的争斗，也包含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趁乱扩张的图谋。
5月7日，俄美两国宣布将尽快推动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促成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就过渡政府事宜展开磋商。然而近一个月的外交努力显示，会议还存在很多障碍。5月21日，负责筹备会议的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叙利亚特使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对外界表示，会议的时间、议程、与会者尚不能确定，原本定于5月底举行的会议将继续推迟。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告诉《财经》记者，政治解决的主要障碍在于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在阿萨德是否继续执掌政权问题上难以调和。
5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5∶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法案，并将提交参议院表决。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乔治·利特尔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使用外交和经济杠杆将阿萨德赶下台，但同时也在提高军事准备级别，以便若奥巴马总统突然做出军事指示能进行响应。
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支持加强武力，逼迫政府军回到谈判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5月20日表示，如果阿萨德政权参加会议被证明只是来走走形式，“那（除了武力以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叙利亚地处亚欧大陆交界地带。根据美国中情局发布的世界各国人口组成数据，在叙利亚居住的2200万人口中，90%是阿拉伯人，9%为库尔德人以及1%的其他少数民族。按宗教信仰划分，大约74%的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16%的人来自包括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的其他穆斯林分支，以及约10%的人信奉基督教。
1971年，现任总统阿萨德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通过政变推翻逊尼派政权，就任叙利亚总统，开始了由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统治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的历程。
布鲁金斯学会中东问题学者安德鲁·泰布勒（Andrew Tabler）在《深入虎穴》（In the Lion’s De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shington’s Battle with Syria）一书中记录到，老阿萨德建立的世俗政权之所以以少胜多，一方面依靠了大马士革从事贸易的、富有的逊尼派家族，他们由于痛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国有化改革而愿意与保护其利益的老阿萨德结盟；另一方面依靠了居住在大马士革周边的逊尼派农民，这部分逊尼派教徒在奥斯曼时期被视作社会底层，而老阿萨德则给他们提供了教育和工作机会，甚至吸纳他们加入公职体系，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巴沙尔·阿萨德接过政权。据曾经和阿萨德是同学的叙利亚裔美国医生查希尔·萨赫卢勒（Zaher Sahloul）对《财经》记者回忆，阿萨德就任总统后，查希尔曾问他叙利亚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更开放和民主的国家，阿萨德说“还没有”。两个月前在和《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阿萨德做了同样的回答。
莱斯大学贝克研究中心（Baker Institute）所做的《十字路口的叙利亚：美国的政策现状及建议》报告指出，目前，阿萨德政权的核心集团主要由阿拉维派组成，此外包括少数逊尼派和基督教派的精英分子，他们享受着阿萨德政权带来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支持阿萨德的民众包括叙利亚的其他少数派别、世俗主义者以及逊尼派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也受到阿萨德家族保护。
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主要城市，约七成民众仍然支持阿萨德政权；然而随着宗派矛盾逐渐激化，不少逊尼派叛逃到反对派阵营。
查希尔告诉《财经》记者，政府仍向控制区域的公职人员发放工资以凝聚人心，但大多数普通民众则从开战起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作为美国叙利亚医药协会（Syrian American Medical Society）主席，查希尔去年9月以来总共六次往返叙利亚提供医疗援助，两周前他刚从叙利亚返回芝加哥的住所。
随着战斗愈加惨烈，为了给反对派致命打击，渲染宗派和种族斗争成为阿萨德政权鼓舞士气的利器。一些叛逃士兵回忆，每天早上在举行升旗仪式之后、战斗机升空之前，官兵都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这种教育充满了“反对派是为了报复宗派仇恨”、“他们意在分裂国家”的言辞。
相比政府军而言，反对派的成分更为复杂。美国智库战争研究学会研究中东安全的高级研究员约瑟夫（Joseph Holliday）在研究报告中表示，第一次对阿萨德政权的武装反抗发生在2011年6月的西北部城市吉斯尔舒古尔，示威者攻占了当地警察局并取得武器，反击开枪的政府军队。这种自发形成的游击队数量迅速增长，一些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从政府军中叛逃的官兵加入其中，成为中坚力量。2011年6月-7月，一些叛逃的军官在土叙边界的安塔基亚市（Antakya）成立了叙利亚自由军（SFA）。 这个组织在最初的战斗中并没有发挥实际的军事指挥作用，但是它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各路反对派都借助它的旗号起义。叙利亚各地阻击政府军的游击队中，不少都与自由军有直接联系。
2012年12月，自由军召集各地的叛军首领成立了由30名成员组成的最高联合军事指挥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不过，由于它是各地方军队自下而上形成的，内部的协调和执行力尚需提高。
从2011年3月到今年6月，大马士革街头的和平示威游行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带有宗派和种族对抗性质的杀戮。
约瑟夫指出，这些叛军主要由逊尼派组成，“但他们只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启发，并不是为了伊斯兰而开展圣战的人；（因为）军队里并不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各种清规戒律”。
内战双方实力相当，在久拖不决的战事中，一些追踪叙利亚反对派的观察家警告说，叙利亚战场上原本占比极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正迅速增加。《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其中最危险的一支名为Jabhat al-Nusra（又称为Al Nusra Front），是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分支，近几个月来从6000人迅速扩大为1.2万人，包括从外国赶来的圣战主义者。
Jabhat al-Nusra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试图把一种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乔装打扮后植入战后新的国家。这些宗教极端主义者在叙利亚保持低调，避免袭击平民目标，在宗派斗争中也非常克制。“这有助于他们赢得民心”。战争研究学会的中东安全问题研究员伊丽莎白（Elizabeth O’Bagy）在《叙利亚的圣战》一文中写道。
同时，他们又接受过军事训练，能纯熟使用现代武器，是击退政府军的一支有效力量。
正因为反对派的组成混杂，美国政府一直对是否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提供何种武器以及向谁提供武器等问题犹豫不决。奥巴马至今仍然否决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建议。不过，由于外界质疑阿萨德可能已经开启其化学武器仓库，触碰到奥巴马早前设定的“底线”，参议院启动了相关立法程序。
菲利普斯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是两害之间取其轻：美国提供的武器不可能完全避免落入错误的人手里；但如果现在不为中立的反对派提供武器，面临的更大风险则是极端主义者取得胜利或者内战继续维持下去将对周边国家带来的溢出危险。
叙利亚内战演变为地区冲突的风险已经加大。
5月3日，以色列出动战机空袭了叙利亚的武器仓库。突袭行动遭到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严厉责备，他认为以色列擅自行动给了阿萨德一个绝佳的机会将火种引到“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上，而掩盖其在本国屠杀平民的罪行。
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治和军事专家肯·波拉克对《财经》记者表示，叙利亚在绝望时可能报复以色列，将战争转化成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战争。
5月12日，两枚炸弹在土耳其南部小城雷伊汉勒（Reyhanli）爆炸，造成46死140伤，土耳其称是叙利亚军队所为。两年来，土耳其和约旦与叙利亚的边境早成了数百万难民的集散地。5月23日，在黎巴嫩港口特里波利，支持和反对阿萨德的两派使用重机枪、迫击炮进行了激战。
在俄美外交努力受阻，原定于5月底进行的国际会议被推迟的情况下，5月27日欧盟决定取消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发出信号一旦国际会议失败，欧盟将通过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来对冲风险。与叙利亚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立即就表达了强烈反对，并威胁说此举可能导致东西方国家在叙利亚的代理战争升级。
从“二战”时期逐步建立的俄罗斯-叙利亚同盟是中东最持久的战略关系之一。俄罗斯不仅在与叙利亚的军事和普通贸易中获利，同时也获许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建立海军基地，是俄罗斯舰队在地中海沿岸唯一的补给中转站。
而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的内战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至今只向反对派提供有限的非武器性援助。一些观察家把奥巴马的政策称为“慢性子政策”（slowcoach policy），批评对叙政策缺乏远见卓识。
作为什叶派新月联盟（由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组成的形似新月状的地区）的重要组成国家，阿萨德政权早就和美国格格不入。1979年至今，美国一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指责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拥有糟糕的人权记录。
不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Reuters/Ipsos 5月初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一成受访者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叙利亚武装冲突，六成反对。奥巴马近日在《新共和》杂志专访中表露出迟疑：“关于叙利亚局势，我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真的能改变局势吗？军事干预叙利亚会对我们在阿富汗的部队有何影响？是否会加剧暴力程度？”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美国应该一方面为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们提高自身能力，避免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过度参与；另一方面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合作，确保它们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提供充足的资金，并加强与俄罗斯的高层外交活动，争取和平解决争端。
海湾国家目前是反对派主要的资金和武器来源，但由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塑造叙利亚未来政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例如，目前仍然是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坚决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的反对派中发展壮大，而卡塔尔则表现出愿意支持穆兄会；再如，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希望推翻阿萨德的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建立由逊尼派掌权的王国，因而支持同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极端组织Jabhat al-Nusra。由此不少分析家认为美国现在应该发挥领导者作用，理清盟友之间的利益关系，以结束内战为首要任务。
据联合国统计，叙利亚内战已经迫使250万人离开家园，100多万人成为难民，超过7万人丧生。重建叙利亚的经费估计已经高达600亿美元。
从2011年3月到今年6月，大马士革街头的和平示威游行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带有宗派和种族对抗性质的杀戮。
近三个月来，从美国情报系统传出的消息显示，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武器已经数次出现在对垒前线。尤为引人担忧的是，战争正逐渐蔓延到与叙利亚接壤的五个国家——黎巴嫩、以色列、约旦、伊拉克和土耳其，将战事引向更为复杂的中东纠葛。
在过去两年中，国际社会一直试图通过谈判和斡旋调和叙利亚纠纷，至今政治解决的曙光更加渺茫。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东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历史沉淀下来的恩怨情仇，其中既交杂着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纷争，世俗政权、君主政权与伊斯兰宗教政权的争斗，也包含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趁乱扩张的图谋。
5月7日，俄美两国宣布将尽快推动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促成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就过渡政府事宜展开磋商。然而近一个月的外交努力显示，会议还存在很多障碍。5月21日，负责筹备会议的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叙利亚特使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对外界表示，会议的时间、议程、与会者尚不能确定，原本定于5月底举行的会议将继续推迟。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告诉《财经》记者，政治解决的主要障碍在于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在阿萨德是否继续执掌政权问题上难以调和。
5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15∶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法案，并将提交参议院表决。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乔治·利特尔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使用外交和经济杠杆将阿萨德赶下台，但同时也在提高军事准备级别，以便若奥巴马总统突然做出军事指示能进行响应。
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支持加强武力，逼迫政府军回到谈判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5月20日表示，如果阿萨德政权参加会议被证明只是来走走形式，“那（除了武力以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多重因素的斗争
叙利亚地处亚欧大陆交界地带。根据美国中情局发布的世界各国人口组成数据，在叙利亚居住的2200万人口中，90%是阿拉伯人，9%为库尔德人以及1%的其他少数民族。按宗教信仰划分，大约74%的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16%的人来自包括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的其他穆斯林分支，以及约10%的人信奉基督教。
1971年，现任总统阿萨德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通过政变推翻逊尼派政权，就任叙利亚总统，开始了由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统治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的历程。
布鲁金斯学会中东问题学者安德鲁·泰布勒（Andrew Tabler）在《深入虎穴》（In the Lion’s De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shington’s Battle with Syria）一书中记录到，老阿萨德建立的世俗政权之所以以少胜多，一方面依靠了大马士革从事贸易的、富有的逊尼派家族，他们由于痛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国有化改革而愿意与保护其利益的老阿萨德结盟；另一方面依靠了居住在大马士革周边的逊尼派农民，这部分逊尼派教徒在奥斯曼时期被视作社会底层，而老阿萨德则给他们提供了教育和工作机会，甚至吸纳他们加入公职体系，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巴沙尔·阿萨德接过政权。据曾经和阿萨德是同学的叙利亚裔美国医生查希尔·萨赫卢勒（Zaher Sahloul）对《财经》记者回忆，阿萨德就任总统后，查希尔曾问他叙利亚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更开放和民主的国家，阿萨德说“还没有”。两个月前在和《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阿萨德做了同样的回答。
莱斯大学贝克研究中心（Baker Institute）所做的《十字路口的叙利亚：美国的政策现状及建议》报告指出，目前，阿萨德政权的核心集团主要由阿拉维派组成，此外包括少数逊尼派和基督教派的精英分子，他们享受着阿萨德政权带来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支持阿萨德的民众包括叙利亚的其他少数派别、世俗主义者以及逊尼派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也受到阿萨德家族保护。
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主要城市，约七成民众仍然支持阿萨德政权；然而随着宗派矛盾逐渐激化，不少逊尼派叛逃到反对派阵营。
查希尔告诉《财经》记者，政府仍向控制区域的公职人员发放工资以凝聚人心，但大多数普通民众则从开战起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作为美国叙利亚医药协会（Syrian American Medical Society）主席，查希尔去年9月以来总共六次往返叙利亚提供医疗援助，两周前他刚从叙利亚返回芝加哥的住所。
随着战斗愈加惨烈，为了给反对派致命打击，渲染宗派和种族斗争成为阿萨德政权鼓舞士气的利器。一些叛逃士兵回忆，每天早上在举行升旗仪式之后、战斗机升空之前，官兵都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这种教育充满了“反对派是为了报复宗派仇恨”、“他们意在分裂国家”的言辞。
相比政府军而言，反对派的成分更为复杂。美国智库战争研究学会研究中东安全的高级研究员约瑟夫（Joseph Holliday）在研究报告中表示，第一次对阿萨德政权的武装反抗发生在2011年6月的西北部城市吉斯尔舒古尔，示威者攻占了当地警察局并取得武器，反击开枪的政府军队。这种自发形成的游击队数量迅速增长，一些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从政府军中叛逃的官兵加入其中，成为中坚力量。2011年6月-7月，一些叛逃的军官在土叙边界的安塔基亚市（Antakya）成立了叙利亚自由军（SFA）。 这个组织在最初的战斗中并没有发挥实际的军事指挥作用，但是它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各路反对派都借助它的旗号起义。叙利亚各地阻击政府军的游击队中，不少都与自由军有直接联系。
2012年12月，自由军召集各地的叛军首领成立了由30名成员组成的最高联合军事指挥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不过，由于它是各地方军队自下而上形成的，内部的协调和执行力尚需提高。
约瑟夫指出，这些叛军主要由逊尼派组成，“但他们只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启发，并不是为了伊斯兰而开展圣战的人；（因为）军队里并不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各种清规戒律”。
内战双方实力相当，在久拖不决的战事中，一些追踪叙利亚反对派的观察家警告说，叙利亚战场上原本占比极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正迅速增加。《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其中最危险的一支名为Jabhat al-Nusra（又称为Al Nusra Front），是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分支，近几个月来从6000人迅速扩大为1.2万人，包括从外国赶来的圣战主义者。
Jabhat al-Nusra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试图把一种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乔装打扮后植入战后新的国家。这些宗教极端主义者在叙利亚保持低调，避免袭击平民目标，在宗派斗争中也非常克制。“这有助于他们赢得民心”。战争研究学会的中东安全问题研究员伊丽莎白（Elizabeth O’Bagy）在《叙利亚的圣战》一文中写道。
同时，他们又接受过军事训练，能纯熟使用现代武器，是击退政府军的一支有效力量。
风险溢出
正因为反对派的组成混杂，美国政府一直对是否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提供何种武器以及向谁提供武器等问题犹豫不决。奥巴马至今仍然否决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建议。不过，由于外界质疑阿萨德可能已经开启其化学武器仓库，触碰到奥巴马早前设定的“底线”，参议院启动了相关立法程序。
菲利普斯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是两害之间取其轻：美国提供的武器不可能完全避免落入错误的人手里；但如果现在不为中立的反对派提供武器，面临的更大风险则是极端主义者取得胜利或者内战继续维持下去将对周边国家带来的溢出危险。
叙利亚内战演变为地区冲突的风险已经加大。
5月3日，以色列出动战机空袭了叙利亚的武器仓库。突袭行动遭到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严厉责备，他认为以色列擅自行动给了阿萨德一个绝佳的机会将火种引到“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上，而掩盖其在本国屠杀平民的罪行。
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治和军事专家肯·波拉克对《财经》记者表示，叙利亚在绝望时可能报复以色列，将战争转化成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战争。
5月12日，两枚炸弹在土耳其南部小城雷伊汉勒（Reyhanli）爆炸，造成46死140伤，土耳其称是叙利亚军队所为。两年来，土耳其和约旦与叙利亚的边境早成了数百万难民的集散地。5月23日，在黎巴嫩港口特里波利，支持和反对阿萨德的两派使用重机枪、迫击炮进行了激战。
在俄美外交努力受阻，原定于5月底进行的国际会议被推迟的情况下，5月27日欧盟决定取消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发出信号一旦国际会议失败，欧盟将通过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来对冲风险。与叙利亚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立即就表达了强烈反对，并威胁说此举可能导致东西方国家在叙利亚的代理战争升级。
从“二战”时期逐步建立的俄罗斯-叙利亚同盟是中东最持久的战略关系之一。俄罗斯不仅在与叙利亚的军事和普通贸易中获利，同时也获许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建立海军基地，是俄罗斯舰队在地中海沿岸唯一的补给中转站。
而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的内战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至今只向反对派提供有限的非武器性援助。一些观察家把奥巴马的政策称为“慢性子政策”（slowcoach policy），批评对叙政策缺乏远见卓识。
作为什叶派新月联盟（由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组成的形似新月状的地区）的重要组成国家，阿萨德政权早就和美国格格不入。1979年至今，美国一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指责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拥有糟糕的人权记录。
不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Reuters/Ipsos 5月初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一成受访者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叙利亚武装冲突，六成反对。奥巴马近日在《新共和》杂志专访中表露出迟疑：“关于叙利亚局势，我不得不问自己，我们真的能改变局势吗？军事干预叙利亚会对我们在阿富汗的部队有何影响？是否会加剧暴力程度？”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美国应该一方面为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们提高自身能力，避免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过度参与；另一方面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合作，确保它们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提供充足的资金，并加强与俄罗斯的高层外交活动，争取和平解决争端。
海湾国家目前是反对派主要的资金和武器来源，但由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塑造叙利亚未来政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例如，目前仍然是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坚决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在叙利亚的反对派中发展壮大，而卡塔尔则表现出愿意支持穆兄会；再如，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希望推翻阿萨德的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建立由逊尼派掌权的王国，因而支持同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极端组织Jabhat al-Nusra。由此不少分析家认为美国现在应该发挥领导者作用，理清盟友之间的利益关系，以结束内战为首要任务。
据联合国统计，叙利亚内战已经迫使250万人离开家园，100多万人成为难民，超过7万人丧生。重建叙利亚的经费估计已经高达6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