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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新当选的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情况，此行为纠正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认识，制定“九月来信”，恢复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让革命重新走向正确轨道，立下了卓越功勋；陈毅的这次上海之行充满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从这两个意义上讲，陈毅的这次上海之行都是非同寻常的。
巧演“抓小偷” 陈毅“被绑”入沪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由于红四军党内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军委与前委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争论不休，会议未达预期效果，给红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就在这时，会议上刚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接到中央关于派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和汇报红四军情况的指示，决定前往上海。此举很快被上海国民党情报部门得知，并派叛徒赵宝善前往香港跟踪。赵宝善曾在国民党武汉中央军政学校学习，认识陈毅。
8月20日，陈毅经香港乘英国大轮船前往上海。26日，随着两声汽笛长鸣，轮船徐徐驶向上海杨树浦码头。客轮到岸后，千余名乘客井然有序地向检票口走去。陈毅上穿白夏布短袖衬衫，下着青色土布长裤，头戴草编礼帽，手提小皮箱，一身商人打扮。行进中，他抬头向前一望，只见岸边军警林立，个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一双双贼眼紧盯着上岸的旅客。他心中即刻明白，镇定自若朝前走去。
快到检票口了，陈毅拿出船票准备验票通过。就在此时，有人用指头在他腰上戳了一下，紧接着说了一声“客随主便”。机智的陈毅“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矮身便甩开赵宝善的跟踪，挤入前面五六个大个子的人群中。顷刻间，一个大个子突然大叫一声“抓小偷！”大家随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果见一个“小偷”在大马路那一头跑步如飞。大个子的话音刚落，侧边又一大个子猛喊：“我的钱包也丢了，快去追！”随着喊声，五六个大个子夹着陈毅向前一挤，从检票口一起冲了出去，分兵两路，左右夹击“小偷”。码头上下全乱了，人海中有摔倒的，有掉鞋的，喊声、哭声不断。岸上的军警一下子变成了交警，只得去维持秩序。
陈毅随几个大个子跑出港口，刚刚舒完一口长气，左右胳膊又突然被两双大手抓住，他来不及回头，一块黑布就蒙住了他的双眼。就这样，他被押上早已停靠在路旁的一辆军车，来到了英租界三马路上的新都旅社门口，然后被押上了三楼最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外留下一人，布上眼线，关门谢客。
陈毅被推入房间后，蒙住双眼的黑纱才被解开。他用手擦擦眼睛，往前一望，只见一位身着国民党军服、肩杠一豆少将军衔的国民党军官站在前面，他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陈孟熙，他兴奋地大叫一声“大哥”。陈孟熙用食指贴向嘴边说：“轻点，你来沪的消息已经泄露。”陈毅点了点头，说：“知道，我在船上就被人盯上了，那人叫赵宝善，他反水投向了你们那一边。”大哥说：“这几天，整个大上海军特警宪全部出动，要搜捕你这位红军头领。为尽同胞之谊，确保贤弟安全，愚兄不得不出此下策，叫二弟受惊了。”
陈毅有兄弟三人，哥哥陈孟熙，弟弟陈季让，还有一个堂兄叫陈修和，都是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均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先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926年，陈毅受中共之命，也由四川调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兄弟四人走在了一起。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兄弟四人各奔东西。陈毅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了井冈山，陈孟熙当上了国民军少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陈季让在讨伐夏斗寅战斗中负伤后回到四川老家教书，陈修和到上海兵工厂工作。陈毅来沪之前，陈孟熙调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他刚到上海不久，便接到陈毅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转给他的信，告诉他近期将到上海，希望得到兄长的帮助，并告之接头暗语是“客随主便”。陈孟熙接到陈毅来信后，找到已是上海龙华兵工厂政治部代主任的陈修和商量，决定采用抓“小偷”，乱中“绑”陈毅入沪的解救办法。
陈毅听完大哥的叙说，急忙问道：“修和兄呢？”“他留在门外当眼线”。陈毅说：“叫他进来吧！”门开了，陈修和走进房里，陈毅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两位兄长了！”陈毅如实相告：“我是奉我党中央之命来上海的，事关重要，时间紧迫，今后我们在一起，只述同胞情，不谈国共事。就是说，你们的公事我不过问，我的公事你们也不要管。”“那是当然，不过，为安全起见，有些事你还得听我们的，不然，你出了事，我们也会遭到杀身之祸！”陈毅说：“要得要得。”
天黑了，陈修和出去买回两套新衣，叫陈毅穿上一套，并在左胸前别上一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徽章。至此，陈毅摇身一变，开始了在上海的紧张工作。
会见周恩来 汇报红四军情况
入夜，陈毅在灯下起草汇报材料提纲。1928年4月，陈毅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红四军，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他对红四军的一切可说是了如指掌，他决心把汇报文稿写得详实，有说服力，使中央能尽快纠正“二月来信”中的错误，端正对红四军的认识，恢复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让革命重新走上正路。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来到新都旅社，和陈毅进行长谈。陈毅简单汇报了红四军近况，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央的“二月来信”。他说：“中央2月7日的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过于悲观。党的战斗力并不像中央所说的那样薄弱，国民党的屠杀是为渊驱鱼，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将来的形势下，无论什么党都不可能和共产党争取群众。因此，党目前的任务就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搞武装暴动，只有这样，党的战斗力才能迅速恢复。我们认为，中央过去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现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取消主义倾向。群众是广大而且是革命的，党却袖手旁观不去领导，不去发动，闽西赣南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战斗精神非常薄弱，就是个例子。所以我们既要反对盲动主义，又要积极防止取消主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农民得不到工人阶级领导而失败，却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陈毅接着说：“中央指示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大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只是一种理想，我们曾经这样计划过，但多次实行都失败了，分析其原因：一是红四军大都不是本地人，其成分大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以及浏、萍、湘南的农军和历次战役的俘虏兵。二是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难以应付，容易失败。三是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次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因为部队是集中领导机关，加上毛泽东、朱德的坚决态度，所以敌人对我们无可奈何。” 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的许多战略战术，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的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与古今中外不同的战术，使我们的群众斗争一天天发展，一天天扩大。
周恩来诚恳接受陈毅对中央的批评意见，也十分赞赏陈毅的爽直态度。他说：“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缺乏了解，只能是乱弹琴。‘二月来信’是我起草的，我负有很大责任。红四军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是你们的战略战术得当，是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中央接到你们4月5日从瑞金的来信以后，就觉得‘二月来信’有错误，这次中央请你来，就是想详细听取你的意见。”
谈到红四军的领导和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时，陈毅感慨地说：“我是夹在朱、毛之间，好比是依偎在秦晋之间的小国，遇事只得采取折中平衡的办法，求得矛盾的缓和。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我当前委书记，真是勉为其难。现在毛泽东同志已离开部队去蛟洋指导闽西工作，我真是有些担心啊！”周恩来说：“红四军内部出现意见分岐，中央也有责任，你夹在中间，心里很为难，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央想征求你的意见，红四军前委书记究竟由谁担任好？”陈毅果断地回答：“非毛莫属。”周恩来对陈毅的广阔胸怀感到由衷的敬佩。他说：“那你的工作呢？”陈毅说：“我仍回红四军工作，我回去要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党内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真是高兴啊！”长谈直至深夜，周恩来才离开新都旅社。
送走周恩来，陈毅继续夜战，几天后写好《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作了全面准确的阐述。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项英、周恩来、李立三、关向应专门听取陈毅汇报。陈毅拿出准备好的文稿，就红四军成立两年来的革命斗争，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尤其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离开部队去闽西指导工作等作了如实汇报，引起与会领导同志的特别关注。政治局一致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不久，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1期（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并在编者按中大加称赞：“这是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会后，周恩来又来到陈毅住处进行交谈，商讨中央指示文件的内容。鉴于陈毅对红四军的熟悉情况，要求陈毅为中央起草这个文件，回去后发到红四军，教育干部战士，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天深夜，陈毅伏案之余站起身来踱到窗前，往外一望，一眼瞥见旅社旁多了一个小摊点，便顿生疑惑：深更半夜，街上行人寥寥无几，谁会来买瓜子香烟水果糖？他越想越觉得奇怪，便立即来到室外平台上隐身观察，只见这个小摊主举止不定，双眼老盯着他住的房子，再仔细一看，认出此人正是在轮船上跟踪他的赵宝善。
第二天一早，陈孟熙问陈毅：“二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陈毅回答说：“我们的住处又被敌人盯梢，门口那个小摊主就是轮船上跟踪我的叛徒赵宝善。”“这个人在门口已盯梢三天了，你昨晚才发现？”“怎么？大哥知道得比我还早，为啥不告我一声？”“我是干啥吃的？我不就是你的警卫员嘛，你不要慌，他们并未发现你，只是怀疑侦探而已。不过时间一长，总怕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的，所以在这里不能久住了，必须马上转移。”“怎么转移？”“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今天我来安排！”
当天下午，旅社旁边的丽都书场散场，十来个听众走过旅社，紧紧围住赵宝善，这个要买烟，那个要买瓜子，还有要买糖的，赵宝善毕竟不是个买卖人，一下子就忙得晕头转向，顾东顾不了西，无睱顾及旅社门口了。陈毅乘机巧扮成学者闪出大门，急速登上早已候在门口的人力车，安全离开了旅社，改住在老同学金满城家里。
那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组长周玉龙闯入新都旅社三楼，贴近陈毅住的房间，从门缝朝里望，正见一人面对窗户正襟危坐，伏案疾书，从背影轮廓看，此人好像是陈毅。周玉龙轻轻下楼来到小摊面前对赵宝善说：“没错，三楼拐角处房间住的正是陈毅，你在这里仔细盯着，我去打电话报告侦缉队冯队长。”赵宝善把手中的小货箱一甩，掏出手枪，堵住了旅社大门。
赵宝善等的活动都没逃脱陈孟熙的眼睛，他知道侦缉队即将采取行动。他立即心生一计，趁上海警备旅也在到处抓共党之机迅速拨通在警备旅干事的好友、中校营长刘勘的电话，刘勘当即带人抓走赵宝善，陈孟熙也悄悄离开了旅社。周玉龙带侦缉队包围了新都旅社。周玉龙跟着侦缉队上了三楼，可是破门一看，已是人走房空。
接受恩来重托 起草中央文件
陈毅按党中央指示继续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文件。在分析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后，首先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果有人怀疑红四军的存在，他就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根据中央意见，陈毅阐明了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并接着肯定了红四军在实现上述任务中取得的成绩：“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和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任务的重大。” 对于红军在战争中分兵与集中的问题，陈毅考虑“过去四军各级党部讨论中曾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写道：“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分兵时应密切联络互相策应，应防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鉴于“前委在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陈毅明确指出：“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所到地区豪绅等多已闻风逃窜，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红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中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方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对于地方党部工作之帮助，特别要指示这一点。”
陈毅还就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及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作了指示，强调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指出：“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他对中央“二月来信”中关于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的意见进行了纠正，明确提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同敌人作斗争。
经过几个通宵达旦，陈毅终于代中央起草完《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看完给予高度称赞，仅改了两字。9月28日经中央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
胞兄连施巧计 陈毅安全离沪
国民党侦缉队长冯保才在新都旅社没有抓到陈毅，恼羞成怒，但仔细一想，陈毅既是井冈山红军将领，上海之行时间一定不会很长，只要把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把紧就插翅难飞。
陈毅准备返回闽西。陈孟熙、陈修和为使他安全离沪，早就商量好一个掩护进港登船的策略，陈毅听后激动不已，他说：“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你们怎么定，我就怎么办。”
10月1日下午两点，一艘开往香港的法国客轮停靠在杨树浦码头，侦缉队长冯保才早早带人来到码头，对旅客进行盘查。码头上人如潮涌，除旅客和送客的还有各种小商小贩，加上警察、便衣特务的咋呼声，整个码头乱糟糟。直到开船前一个小时方开门检票放旅客上船。盘查旅客的警察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便开箱拆包检查，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有三分之二的旅客没有上船，旅客拼命向前挤，秩序一片混乱。
冯保才亲自带人把守铁门却一直没有发现陈毅。顷刻，赵宝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挤向码头，用嘴贴在冯保才耳边说：“码头左边一家俄国开的咖啡店里发现陈毅。”
赵宝善奉命留在码头继续盘查。冯保才带人火速赶到咖啡馆，只见8张桌子都坐满了顾客，几个外国人正在和一个俄国女服务员谈笑风生。周玉龙一伙手持手枪闯入店厅，顾客吓得纷纷离席往外走，又被荷枪实弹的侦缉队员堵了回来。几个外国人见自己的雅兴被冲乱，个个气得直瞪眼珠，便朝着堵门的侦缉队员大打出手，侦缉队员一见外国人动了怒，只得闪开一条路让他们出去。一些中国人见机跟着冲了出去。周玉龙一见情况不妙，连忙劝阻：“各位不要惊慌，此事与大家无关，我们是奉命来抓共匪头子陈毅的。”顾客们一听，吓得像丢了魂似的，一齐向外冲。
坐在窗边的陈孟熙与陈毅长得很像，戴上墨镜就更让人分辨不清。他不慌不忙地喝着咖啡，吃着点心。周玉龙冲向窗边，把枪指向陈孟熙：“陈毅，你被捕了！”陈孟熙抬手一扬，掏出一张“派司”，“啪”地一声摔在桌上说：“你是不是瞎了眼！”说完摘下了墨镜。周玉龙一瞧“派司”上的“南京国府侍卫室少将侍从副官陈孟熙”16个字，便呆若木鸡似的被吓懵了，他只得立正站在桌边等待发落。陈孟熙不动声色地继续喝着咖啡。站在门口的冯保才即刻意识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便急忙进屋打着圆场：“这是误会，我们都是为党国做事，不要见怪。”说完便转身对周玉龙一挥手：“快，跟我快回码头。”
正当码头一片混乱之时，陈毅已打扮成一位学者隐蔽在离码头很近的一家小书店即上海地下党组织备用的秘密机关里。此时，没上船的旅客眼看船要开了，便冲开铁门一拥而入。
陈毅觉得时机已到，便戴上墨镜步出书店，混进拥挤的人流里，向铁门走去。临近铁门时，被赵宝善发现，他对身边的同伙喊道：“快，抓住那个戴博士帽的！”
被安排在赵宝善前边的一个“买卖人”随着喊叫声把手提箱掉在地上，箱子开后，银元和成捆成捆的国钞撒了一地，一些在码头上混饭吃的阿飞冲上去就抢，赵宝善和几个同伙见有财可发也拼命抢着往怀里装。等他们抢够数再抬头看时，那个戴博士帽的人早无影无踪了。就在大伙抢钱时陈毅把博士帽一甩通过铁门上了轮船。待冯保才、周玉龙赶到码头时船已驶出港口几百米了。冯保才扇了赵宝善几个耳刮收兵回营了。
陈毅安全回到闽西，带着中央指示信前往蛟洋，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并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为之激动，为陈毅写了“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八个字。
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村廖家祠召开，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指引下，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
（责编 雷蕾）
巧演“抓小偷” 陈毅“被绑”入沪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由于红四军党内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军委与前委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争论不休，会议未达预期效果，给红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就在这时，会议上刚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接到中央关于派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和汇报红四军情况的指示，决定前往上海。此举很快被上海国民党情报部门得知，并派叛徒赵宝善前往香港跟踪。赵宝善曾在国民党武汉中央军政学校学习，认识陈毅。
8月20日，陈毅经香港乘英国大轮船前往上海。26日，随着两声汽笛长鸣，轮船徐徐驶向上海杨树浦码头。客轮到岸后，千余名乘客井然有序地向检票口走去。陈毅上穿白夏布短袖衬衫，下着青色土布长裤，头戴草编礼帽，手提小皮箱，一身商人打扮。行进中，他抬头向前一望，只见岸边军警林立，个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一双双贼眼紧盯着上岸的旅客。他心中即刻明白，镇定自若朝前走去。
快到检票口了，陈毅拿出船票准备验票通过。就在此时，有人用指头在他腰上戳了一下，紧接着说了一声“客随主便”。机智的陈毅“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矮身便甩开赵宝善的跟踪，挤入前面五六个大个子的人群中。顷刻间，一个大个子突然大叫一声“抓小偷！”大家随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果见一个“小偷”在大马路那一头跑步如飞。大个子的话音刚落，侧边又一大个子猛喊：“我的钱包也丢了，快去追！”随着喊声，五六个大个子夹着陈毅向前一挤，从检票口一起冲了出去，分兵两路，左右夹击“小偷”。码头上下全乱了，人海中有摔倒的，有掉鞋的，喊声、哭声不断。岸上的军警一下子变成了交警，只得去维持秩序。
陈毅随几个大个子跑出港口，刚刚舒完一口长气，左右胳膊又突然被两双大手抓住，他来不及回头，一块黑布就蒙住了他的双眼。就这样，他被押上早已停靠在路旁的一辆军车，来到了英租界三马路上的新都旅社门口，然后被押上了三楼最东头的一个房间。门外留下一人，布上眼线，关门谢客。
陈毅被推入房间后，蒙住双眼的黑纱才被解开。他用手擦擦眼睛，往前一望，只见一位身着国民党军服、肩杠一豆少将军衔的国民党军官站在前面，他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陈孟熙，他兴奋地大叫一声“大哥”。陈孟熙用食指贴向嘴边说：“轻点，你来沪的消息已经泄露。”陈毅点了点头，说：“知道，我在船上就被人盯上了，那人叫赵宝善，他反水投向了你们那一边。”大哥说：“这几天，整个大上海军特警宪全部出动，要搜捕你这位红军头领。为尽同胞之谊，确保贤弟安全，愚兄不得不出此下策，叫二弟受惊了。”
陈毅有兄弟三人，哥哥陈孟熙，弟弟陈季让，还有一个堂兄叫陈修和，都是黄浦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均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先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926年，陈毅受中共之命，也由四川调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兄弟四人走在了一起。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兄弟四人各奔东西。陈毅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了井冈山，陈孟熙当上了国民军少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陈季让在讨伐夏斗寅战斗中负伤后回到四川老家教书，陈修和到上海兵工厂工作。陈毅来沪之前，陈孟熙调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他刚到上海不久，便接到陈毅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转给他的信，告诉他近期将到上海，希望得到兄长的帮助，并告之接头暗语是“客随主便”。陈孟熙接到陈毅来信后，找到已是上海龙华兵工厂政治部代主任的陈修和商量，决定采用抓“小偷”，乱中“绑”陈毅入沪的解救办法。
陈毅听完大哥的叙说，急忙问道：“修和兄呢？”“他留在门外当眼线”。陈毅说：“叫他进来吧！”门开了，陈修和走进房里，陈毅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两位兄长了！”陈毅如实相告：“我是奉我党中央之命来上海的，事关重要，时间紧迫，今后我们在一起，只述同胞情，不谈国共事。就是说，你们的公事我不过问，我的公事你们也不要管。”“那是当然，不过，为安全起见，有些事你还得听我们的，不然，你出了事，我们也会遭到杀身之祸！”陈毅说：“要得要得。”
天黑了，陈修和出去买回两套新衣，叫陈毅穿上一套，并在左胸前别上一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徽章。至此，陈毅摇身一变，开始了在上海的紧张工作。
会见周恩来 汇报红四军情况
入夜，陈毅在灯下起草汇报材料提纲。1928年4月，陈毅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红四军，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他对红四军的一切可说是了如指掌，他决心把汇报文稿写得详实，有说服力，使中央能尽快纠正“二月来信”中的错误，端正对红四军的认识，恢复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让革命重新走上正路。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来到新都旅社，和陈毅进行长谈。陈毅简单汇报了红四军近况，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央的“二月来信”。他说：“中央2月7日的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过于悲观。党的战斗力并不像中央所说的那样薄弱，国民党的屠杀是为渊驱鱼，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将来的形势下，无论什么党都不可能和共产党争取群众。因此，党目前的任务就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搞武装暴动，只有这样，党的战斗力才能迅速恢复。我们认为，中央过去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现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取消主义倾向。群众是广大而且是革命的，党却袖手旁观不去领导，不去发动，闽西赣南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战斗精神非常薄弱，就是个例子。所以我们既要反对盲动主义，又要积极防止取消主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农民得不到工人阶级领导而失败，却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陈毅接着说：“中央指示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大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只是一种理想，我们曾经这样计划过，但多次实行都失败了，分析其原因：一是红四军大都不是本地人，其成分大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以及浏、萍、湘南的农军和历次战役的俘虏兵。二是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难以应付，容易失败。三是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次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因为部队是集中领导机关，加上毛泽东、朱德的坚决态度，所以敌人对我们无可奈何。” 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的许多战略战术，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的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与古今中外不同的战术，使我们的群众斗争一天天发展，一天天扩大。
周恩来诚恳接受陈毅对中央的批评意见，也十分赞赏陈毅的爽直态度。他说：“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缺乏了解，只能是乱弹琴。‘二月来信’是我起草的，我负有很大责任。红四军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是你们的战略战术得当，是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中央接到你们4月5日从瑞金的来信以后，就觉得‘二月来信’有错误，这次中央请你来，就是想详细听取你的意见。”
谈到红四军的领导和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时，陈毅感慨地说：“我是夹在朱、毛之间，好比是依偎在秦晋之间的小国，遇事只得采取折中平衡的办法，求得矛盾的缓和。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我当前委书记，真是勉为其难。现在毛泽东同志已离开部队去蛟洋指导闽西工作，我真是有些担心啊！”周恩来说：“红四军内部出现意见分岐，中央也有责任，你夹在中间，心里很为难，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央想征求你的意见，红四军前委书记究竟由谁担任好？”陈毅果断地回答：“非毛莫属。”周恩来对陈毅的广阔胸怀感到由衷的敬佩。他说：“那你的工作呢？”陈毅说：“我仍回红四军工作，我回去要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党内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真是高兴啊！”长谈直至深夜，周恩来才离开新都旅社。
送走周恩来，陈毅继续夜战，几天后写好《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作了全面准确的阐述。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项英、周恩来、李立三、关向应专门听取陈毅汇报。陈毅拿出准备好的文稿，就红四军成立两年来的革命斗争，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尤其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离开部队去闽西指导工作等作了如实汇报，引起与会领导同志的特别关注。政治局一致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不久，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1期（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并在编者按中大加称赞：“这是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会后，周恩来又来到陈毅住处进行交谈，商讨中央指示文件的内容。鉴于陈毅对红四军的熟悉情况，要求陈毅为中央起草这个文件，回去后发到红四军，教育干部战士，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天深夜，陈毅伏案之余站起身来踱到窗前，往外一望，一眼瞥见旅社旁多了一个小摊点，便顿生疑惑：深更半夜，街上行人寥寥无几，谁会来买瓜子香烟水果糖？他越想越觉得奇怪，便立即来到室外平台上隐身观察，只见这个小摊主举止不定，双眼老盯着他住的房子，再仔细一看，认出此人正是在轮船上跟踪他的赵宝善。
第二天一早，陈孟熙问陈毅：“二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陈毅回答说：“我们的住处又被敌人盯梢，门口那个小摊主就是轮船上跟踪我的叛徒赵宝善。”“这个人在门口已盯梢三天了，你昨晚才发现？”“怎么？大哥知道得比我还早，为啥不告我一声？”“我是干啥吃的？我不就是你的警卫员嘛，你不要慌，他们并未发现你，只是怀疑侦探而已。不过时间一长，总怕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的，所以在这里不能久住了，必须马上转移。”“怎么转移？”“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今天我来安排！”
当天下午，旅社旁边的丽都书场散场，十来个听众走过旅社，紧紧围住赵宝善，这个要买烟，那个要买瓜子，还有要买糖的，赵宝善毕竟不是个买卖人，一下子就忙得晕头转向，顾东顾不了西，无睱顾及旅社门口了。陈毅乘机巧扮成学者闪出大门，急速登上早已候在门口的人力车，安全离开了旅社，改住在老同学金满城家里。
那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组长周玉龙闯入新都旅社三楼，贴近陈毅住的房间，从门缝朝里望，正见一人面对窗户正襟危坐，伏案疾书，从背影轮廓看，此人好像是陈毅。周玉龙轻轻下楼来到小摊面前对赵宝善说：“没错，三楼拐角处房间住的正是陈毅，你在这里仔细盯着，我去打电话报告侦缉队冯队长。”赵宝善把手中的小货箱一甩，掏出手枪，堵住了旅社大门。
赵宝善等的活动都没逃脱陈孟熙的眼睛，他知道侦缉队即将采取行动。他立即心生一计，趁上海警备旅也在到处抓共党之机迅速拨通在警备旅干事的好友、中校营长刘勘的电话，刘勘当即带人抓走赵宝善，陈孟熙也悄悄离开了旅社。周玉龙带侦缉队包围了新都旅社。周玉龙跟着侦缉队上了三楼，可是破门一看，已是人走房空。
接受恩来重托 起草中央文件
陈毅按党中央指示继续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文件。在分析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后，首先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果有人怀疑红四军的存在，他就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根据中央意见，陈毅阐明了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并接着肯定了红四军在实现上述任务中取得的成绩：“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和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任务的重大。” 对于红军在战争中分兵与集中的问题，陈毅考虑“过去四军各级党部讨论中曾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写道：“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分兵时应密切联络互相策应，应防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鉴于“前委在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陈毅明确指出：“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所到地区豪绅等多已闻风逃窜，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红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中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方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对于地方党部工作之帮助，特别要指示这一点。”
陈毅还就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及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作了指示，强调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指出：“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他对中央“二月来信”中关于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的意见进行了纠正，明确提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同敌人作斗争。
经过几个通宵达旦，陈毅终于代中央起草完《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看完给予高度称赞，仅改了两字。9月28日经中央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
胞兄连施巧计 陈毅安全离沪
国民党侦缉队长冯保才在新都旅社没有抓到陈毅，恼羞成怒，但仔细一想，陈毅既是井冈山红军将领，上海之行时间一定不会很长，只要把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把紧就插翅难飞。
陈毅准备返回闽西。陈孟熙、陈修和为使他安全离沪，早就商量好一个掩护进港登船的策略，陈毅听后激动不已，他说：“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你们怎么定，我就怎么办。”
10月1日下午两点，一艘开往香港的法国客轮停靠在杨树浦码头，侦缉队长冯保才早早带人来到码头，对旅客进行盘查。码头上人如潮涌，除旅客和送客的还有各种小商小贩，加上警察、便衣特务的咋呼声，整个码头乱糟糟。直到开船前一个小时方开门检票放旅客上船。盘查旅客的警察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便开箱拆包检查，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有三分之二的旅客没有上船，旅客拼命向前挤，秩序一片混乱。
冯保才亲自带人把守铁门却一直没有发现陈毅。顷刻，赵宝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挤向码头，用嘴贴在冯保才耳边说：“码头左边一家俄国开的咖啡店里发现陈毅。”
赵宝善奉命留在码头继续盘查。冯保才带人火速赶到咖啡馆，只见8张桌子都坐满了顾客，几个外国人正在和一个俄国女服务员谈笑风生。周玉龙一伙手持手枪闯入店厅，顾客吓得纷纷离席往外走，又被荷枪实弹的侦缉队员堵了回来。几个外国人见自己的雅兴被冲乱，个个气得直瞪眼珠，便朝着堵门的侦缉队员大打出手，侦缉队员一见外国人动了怒，只得闪开一条路让他们出去。一些中国人见机跟着冲了出去。周玉龙一见情况不妙，连忙劝阻：“各位不要惊慌，此事与大家无关，我们是奉命来抓共匪头子陈毅的。”顾客们一听，吓得像丢了魂似的，一齐向外冲。
坐在窗边的陈孟熙与陈毅长得很像，戴上墨镜就更让人分辨不清。他不慌不忙地喝着咖啡，吃着点心。周玉龙冲向窗边，把枪指向陈孟熙：“陈毅，你被捕了！”陈孟熙抬手一扬，掏出一张“派司”，“啪”地一声摔在桌上说：“你是不是瞎了眼！”说完摘下了墨镜。周玉龙一瞧“派司”上的“南京国府侍卫室少将侍从副官陈孟熙”16个字，便呆若木鸡似的被吓懵了，他只得立正站在桌边等待发落。陈孟熙不动声色地继续喝着咖啡。站在门口的冯保才即刻意识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便急忙进屋打着圆场：“这是误会，我们都是为党国做事，不要见怪。”说完便转身对周玉龙一挥手：“快，跟我快回码头。”
正当码头一片混乱之时，陈毅已打扮成一位学者隐蔽在离码头很近的一家小书店即上海地下党组织备用的秘密机关里。此时，没上船的旅客眼看船要开了，便冲开铁门一拥而入。
陈毅觉得时机已到，便戴上墨镜步出书店，混进拥挤的人流里，向铁门走去。临近铁门时，被赵宝善发现，他对身边的同伙喊道：“快，抓住那个戴博士帽的！”
被安排在赵宝善前边的一个“买卖人”随着喊叫声把手提箱掉在地上，箱子开后，银元和成捆成捆的国钞撒了一地，一些在码头上混饭吃的阿飞冲上去就抢，赵宝善和几个同伙见有财可发也拼命抢着往怀里装。等他们抢够数再抬头看时，那个戴博士帽的人早无影无踪了。就在大伙抢钱时陈毅把博士帽一甩通过铁门上了轮船。待冯保才、周玉龙赶到码头时船已驶出港口几百米了。冯保才扇了赵宝善几个耳刮收兵回营了。
陈毅安全回到闽西，带着中央指示信前往蛟洋，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并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为之激动，为陈毅写了“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八个字。
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村廖家祠召开，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指引下，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