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程论身世，原系李唐宗亲、皇族贵胄；论才学，他科举考试夺得进士第一、博学宏辞第一；论仕历，他先后随侍德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诸帝，堪称六朝元老；论官运，他累官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观察使、河东节度使、河中晋绛节度使等职；论文采，他的应试之作《日五色赋》造语警拔，颇得士流推崇。然而，还是这个为人多智算且口才不错的李程，因生性疏懒、滑稽好戏而难负众望。他任翰林学士时，日过八砖才入署视事，时称“八砖学士”。
　　在人们的印象中，李程的影响力和文坛地位其实远逊于他的两位好友兼政见不同的著名人物——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之间的是非恩怨、交往轶闻却绕不开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或曰“二王八司马”事件。
　　公元805年，即唐贞元二十一年。唐德宗驾崩，其子李诵继承大宝，是为顺宗。李诵任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以及刘禹锡、柳宗元、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进行改革。顺宗备位东宫二十余年，对于朝政的积弊和黑暗面看得十分清楚，他甫一亲政就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并且力图一举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惜乎行事不密、计划败露，宦官俱文珍逼迫顺宗退位，最终导致“二王”被贬逐，刘禹锡、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革新宣告失败。可以说，在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和以俱文珍为代表的反对派的斗争中，李程与刘禹锡、柳宗元分别站到了两个阵营当中，这既是现实的无奈、也是历史的选择。
　　然而，出乎世人意料之外的是，就在时过境迁的十几年之后，李程和刘禹锡、柳宗元之间仍然保留着一份难得的友谊。论常情而言，李程身居庙堂之高且出将入相、荣宠数朝而刘禹锡、柳宗元则仕途坎坷、身遭贬谪，沦为落难飘零之人。由于三人政见不同、势悬霄壤，本该视若陌路、毫无交往才对。可是，就在公元821年，刘禹锡由连州刺史调任夔州刺史之际，戏剧性地在武昌与李程相逢。《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五收录了《鄂渚寄表臣二首》《鄂渚留别李二十一表臣》《出鄂州界怀表臣二首》《重寄表臣二首》等多篇诗文，其中《答表臣赠别二首》这样写道：
　　昔为瑶池侣，飞舞集蓬莱。今作江汉别，风雪一徘徊。嘶马立未还，行舟路将转。江头暝色深，挥袖依稀见。
　　诗中流露出对于李、刘二人的友谊愉快的回忆和珍惜之情，酬唱和答频率之高，实属罕见，通过这一侧面却也反映了李程和刘禹锡的真诚交往。
　　根据傅璇琮先生《翰林学士传论》的研究，认为在李程的内心深处对刘禹锡和柳宗元是怀有一定歉意的。公元804年，即永贞二十年，柳宗元和李程同为监察御史。后来，柳宗元改迁礼部员外郎而李程则身居白玉堂、待诏凤凰池——入内廷为翰林学士。李、柳共事且结下文缘、友谊的起点盖始于此。公元819年，即元和十四年，当柳宗元在柳州任上病逝之后，灵柩北归、途经武昌。时任鄂岳观察使的李程，专门委托刘禹锡代作祭文、聊寄哀思。李程、刘禹锡和柳宗元因堪称杰作的《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五）而被历史定格在一起：
　　昔者与君，交臂相得。一言一笑，未始有极。驰声日下，骛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齐驱。携手书殿，分曹蓝田。心志协同，追欢相续。或秋月衔觞，或春日驰毂。甸服载期，同并宪府。视察之列，斯焉接武。君迁外郎，予侍内闱。出处虽间，音尘不亏。
　　祭文咏志于衷，遣吐密怀，李程与柳宗元相交之厚、刘禹锡知二君之深，系此一文，从而使友谊之情跃然纸上，读罢不禁扼腕叹息，感喟造化弄人、命运无常！清如春泉的文人雅士，被裹挟在政治漩涡里无奈地随波逐流，颠沛浮沉，这于李程、刘禹锡和柳宗元而言，不啻于一场悲剧、一场灾难。我们当然不能站在今人的角度去对古人做出过分的要求，古人的人生航向毕竟由其客观条件与历史局限性共同影响使然，然而，几位士大夫之间的诗文往来，反而让人们看出了——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的人生境界。现存的文献资料确实为我们呈现了超越“党争”界限的士子们那份弥足珍贵的友谊！
　　（作者单位：河南省广电局电影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