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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献唐先生在版本目录学、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货币学等领域造诣深厚，尤精于考古学。作为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著名考古学家和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的杰出文物收藏家，王献唐先生在考古学领域可谓成就斐然。本文拟从积极投身于文物古迹的调查与发掘、热衷于对金石文物的搜集与整理两个大方面来论证王献唐先生的考古学成就。
【关键词】王献唐；考古学成就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王献唐（1896—1960），初名王家驹，后更名为王琯，字献唐，号风笙，山东日照市人。他在音韵学、版本目录学、历史考古学等领域均有所涉猎并且多有建树。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也是我国现代文博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在众多研究领域之中，王献唐先生尤精于考古学，其在考古学领域著述丰硕。其中，早年考古研究成果，几经战乱，或多散佚，后经山东齐鲁书社陆续整理出版达十余种，约三百余万言，其中《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山东古国考》、《国史金石志稿》等均是在考古学领域贡献非凡的鸿篇巨著。
在考古学研究领域，王献唐先生不仅仅局限于从文献典籍中搜罗证据，而是通过实地考古，以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地理学、生物学、民俗学、音韵学、文字学等各门学科，以科学的方法，从事考古学研究工作。因此，他在考古学领域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拟从两个方面阐释王献唐的考古学成就，兹分述如下：
一、积极投身于文物古迹的调查与发掘
1929年，王献唐先生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搜集文物典籍，从事金石学、考古学方面的研究，积极投身于文物古迹的调查与发掘自此时开始。先生对在军阀混战中屡遭破坏的文物古迹深感担忧，遂致函傅斯年，就成立山东名胜古迹保存会以及历史文物的保存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1930年1月，在傅斯年的帮助之下，“山东省文物古迹保存会”成立，王献唐担任委员会委员。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
“今年春初省府聘余为全省古物古迹保存会委员，余拟为发掘全省古墓计划，一为嘉祥，一为滕县，一为临淄，就中以临淄一区古物尤多，据历年所出瓦器及鈢印泥封之多，证知该地不但为古代国都，且为制陶器及铸铜印之总汇。”[1]
1930年，在王献唐的协调与沟通之下，“山东古迹研究会”于11月正式成立，先生担任研究会委员兼秘书。研究会成立伊始即对山东龙山、临淄两地展开了考古发掘。王献唐在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古迹调查与发掘工作自此拉开帷幕，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1930年11月—12月，王献唐与山东古迹研究会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等成员共同领导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工作[2]，也对其他小型遗址进行了勘测与发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山东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石。
1933年4月，王献唐亲赴滕县安上村考察青铜器出土地，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以及汉代墓群。王献唐赴滕县安上村进行考察，缘于安上村村民偶然掘得鼎、匜、罍、鬲、豆、壶等十四件青铜器。为防止文物外流，王献唐被政府派遣到滕县作实地调查。王献唐经过仔细研究与多方求证，断定十四件青铜器为周代之物，器物主人为孟氏。
在对十四件青铜器考察的同时，王献唐得知安上村东曾发现一处曹王墓葬，于是翻山越岭，以探曹王墓究竟。与当地人传闻的有坟墓九十九座不同，王献唐仅发现八座，但经过考证，其坚信仍有尚未被发现的坟墓。其后，王献唐为搜集散落的画石以及保存墓葬做了大量工作。汉代画像石的发现，在美学、考古学、建筑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引起巨大轰动。王献唐在滕县为期七天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其《滕邑访古记》中有详细记载，这篇日记在山东考古史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4年春，山东古迹研究会根据王献唐提供的线索，发现了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在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之后，两城镇俨然成了考古学家争相奔赴的“考古圣地”[3]。考古学界虽然对龙山文化到底由谁发掘至今仍存在争论，但根据王献唐致张静斋信函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对东南沿海的考古调查工作来看，王献唐是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者之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1951年，王献唐被派往徐州调查新发掘的汉墓，回来后撰写了《徐州市区的茅村汉墓群 》[4]一文，此文对徐州市的文物发掘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52年，王献唐等对齐长城作实地考察，他是通过实地考古调查结合文献典籍记载对齐长城进行细致研究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王献唐任中国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仍热衷于对齐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并将其列为文管会的首要调查任务。他先后多次派人对各地齐长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并在路大荒撰写的《调查齐长城遗址报告》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实地勘察收获，写成建国之后第一篇和齐长城有光的考古学学术论文《山东周代齐国长城》[5]，开齐长城研究之风气。
1953年，王献唐与卫志珍赴鲁西南进行文物考察，发现了具有黑、白、褐色花纹的彩陶[2]几片，并据此撰写了《滕县岗上村发现彩陶报告》。这是山东省范围内首次发现彩陶，在山东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53年7月，王献唐带领考古队在济南大观园附近发掘了东汉古墓，并在墓葬画像石年代的断定上贡献颇大。
1956年7月，他协同考古队到崂山西窑顶对东周遗址进行勘察发掘。
1956年9月，王献唐向山东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禁止孔姓在曲阜孔林内埋葬案》。
1957年，王献唐领导组织了山东省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发现遗址1008处，建筑石刻6562件，文物23987件，成绩显著。
王献唐在考古学领域卓有成就。他不仅组织参与了多次田野考古工作，在文物的发掘和考古资料的积累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对高校考古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始终秉持着只有通过考古工作才能为史学研究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的信念，在考古工作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二、热衷于对金石文物的搜集与整理
先生“从来不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地方性金石学和文献学内，而是把研究眼界扩及于全国范围的考古；也从来不把铜器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花纹形制和文字的考证，而是利用来研究古代国族的兴起、变迁与衰亡，研究它们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6]王献唐先生在承袭了清朝乾嘉时期金石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基础之上，以文献记载、田野考古工作二者结合的方法从事研究。因此，先生在其研究领域常出文献典籍之囿，创建颇多。不仅如此，王献唐先生还热衷于对金石文物的搜集和整理。
在战乱年代，金石收藏家将藏品纷纷出让。为防止金石文物流入海外，王献唐先生申请经费，出入坊肆，访求乡贤，经过几年努力，他所收集的文物达17000多件，国内其他图书馆收藏之文物均无出其右。因此，王献唐先生亦被誉为金石学大家。
1930年3月，滕县发掘汉画九石，王献唐亲赴勘察，为省图书馆纳入汉画石十八块。先生根据画石纹路及其他出土器物，断定其为东汉时物。
1932年，在王献唐的敦促之下，南京教育部派专员将潍县高氏所藏秦汉砖瓦悉数没收，这其中包括大齐武平八百石像，并于6月份将全部没收品运回济南。王献唐会同其他研究人员亲自启封验收，并交由省立图书馆金石保存所收藏。此次收得砖瓦共计527件，均为国内陶器之精华，八百石像更是海外孤品。为增进国人文物保护意识，提高秦汉砖瓦的社会关注度，7月份，王献唐牵头组织了“秦汉砖瓦展览会”，并编纂《砖瓦图书为什么要开展览会》一书，在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
陈介祺（号：簠斋）作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在其去世之后，其藏品多被子孙散卖。在其众多藏品之中，王献唐先生最为重视毛公鼎和万印楼七千多古印。先生曾欲为省立图书馆购置毛公鼎和古印，但因当局者反对，先生之设想并未得以实现。但经过先生多方奔走斡旋，最终为图书馆购得陈氏金石文物全部拓片和陈氏收藏砖瓦、钱币、陶器等3800余件。
1934年6月，王献唐游历河南洛阳，觅得汉魏石经残石若干枚，最终也将残石购入省立图书馆。
1934年春，王献唐将临淄刘家寨封泥悉数购进山东省立图书馆。据记载，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600余枚封泥多由王献唐在此时从临淄收集。王献唐为保存和整理封泥倾尽心血。先生不仅局限于搜集封泥，还对收藏的封泥进行研究、拓印和著录。他有感于前人对封泥的记录未注明具体地点，有鉴于此，遂从所藏封泥中挑选458枚，另附邹县出土的封泥6枚，共计464枚，拓印成册，定名《临淄封泥文字》，并于1936年刊定成册，出版发行。《临淄封泥文字》一书广受学界好评。
王献唐在研究文献典籍的同时，将搜集的金石文物分门别类，并对其进行深入考证，将金石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度。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其作品见解新颖，不因袭成见。在金石学研究领域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新出汉熹平春秋石经校记》、《海岳楼藏印》、《山左近出五官印考》、《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临淄封泥文字叙、目》、《殷周名器甄微》、《寒金冷石文字》等。毋庸赘言，王献唐先生称得上是金石学研究领域的中坚人物，他对山东乃至全国的金石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献唐先生在考古学、金石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的。他是中华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与传承者，堪称一代国学宗师。先生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精神将一直垂范后世。
参考文献：
[1]王献唐.守书日记[M].未刊稿，1930（7）：13.
[2]山东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山东文物事业大事记（1840-1999）[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51）：98-99.
[3]刘红军.日照地区龙山文化[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7）.
[4]王献唐.徐州市区的茅村汉墓群[J].文物参考资料，1953（1）：46-50.
[5]王献唐.山东周代的齐国长城[J].社会科学战线，1979（4）.[6]靳力，张弘.王氏名门[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282.
【关键词】王献唐；考古学成就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王献唐（1896—1960），初名王家驹，后更名为王琯，字献唐，号风笙，山东日照市人。他在音韵学、版本目录学、历史考古学等领域均有所涉猎并且多有建树。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也是我国现代文博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在众多研究领域之中，王献唐先生尤精于考古学，其在考古学领域著述丰硕。其中，早年考古研究成果，几经战乱，或多散佚，后经山东齐鲁书社陆续整理出版达十余种，约三百余万言，其中《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山东古国考》、《国史金石志稿》等均是在考古学领域贡献非凡的鸿篇巨著。
在考古学研究领域，王献唐先生不仅仅局限于从文献典籍中搜罗证据，而是通过实地考古，以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地理学、生物学、民俗学、音韵学、文字学等各门学科，以科学的方法，从事考古学研究工作。因此，他在考古学领域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拟从两个方面阐释王献唐的考古学成就，兹分述如下：
一、积极投身于文物古迹的调查与发掘
1929年，王献唐先生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搜集文物典籍，从事金石学、考古学方面的研究，积极投身于文物古迹的调查与发掘自此时开始。先生对在军阀混战中屡遭破坏的文物古迹深感担忧，遂致函傅斯年，就成立山东名胜古迹保存会以及历史文物的保存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1930年1月，在傅斯年的帮助之下，“山东省文物古迹保存会”成立，王献唐担任委员会委员。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
“今年春初省府聘余为全省古物古迹保存会委员，余拟为发掘全省古墓计划，一为嘉祥，一为滕县，一为临淄，就中以临淄一区古物尤多，据历年所出瓦器及鈢印泥封之多，证知该地不但为古代国都，且为制陶器及铸铜印之总汇。”[1]
1930年，在王献唐的协调与沟通之下，“山东古迹研究会”于11月正式成立，先生担任研究会委员兼秘书。研究会成立伊始即对山东龙山、临淄两地展开了考古发掘。王献唐在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古迹调查与发掘工作自此拉开帷幕，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1930年11月—12月，王献唐与山东古迹研究会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等成员共同领导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工作[2]，也对其他小型遗址进行了勘测与发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山东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石。
1933年4月，王献唐亲赴滕县安上村考察青铜器出土地，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以及汉代墓群。王献唐赴滕县安上村进行考察，缘于安上村村民偶然掘得鼎、匜、罍、鬲、豆、壶等十四件青铜器。为防止文物外流，王献唐被政府派遣到滕县作实地调查。王献唐经过仔细研究与多方求证，断定十四件青铜器为周代之物，器物主人为孟氏。
在对十四件青铜器考察的同时，王献唐得知安上村东曾发现一处曹王墓葬，于是翻山越岭，以探曹王墓究竟。与当地人传闻的有坟墓九十九座不同，王献唐仅发现八座，但经过考证，其坚信仍有尚未被发现的坟墓。其后，王献唐为搜集散落的画石以及保存墓葬做了大量工作。汉代画像石的发现，在美学、考古学、建筑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引起巨大轰动。王献唐在滕县为期七天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其《滕邑访古记》中有详细记载，这篇日记在山东考古史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4年春，山东古迹研究会根据王献唐提供的线索，发现了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在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之后，两城镇俨然成了考古学家争相奔赴的“考古圣地”[3]。考古学界虽然对龙山文化到底由谁发掘至今仍存在争论，但根据王献唐致张静斋信函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对东南沿海的考古调查工作来看，王献唐是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者之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1951年，王献唐被派往徐州调查新发掘的汉墓，回来后撰写了《徐州市区的茅村汉墓群 》[4]一文，此文对徐州市的文物发掘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52年，王献唐等对齐长城作实地考察，他是通过实地考古调查结合文献典籍记载对齐长城进行细致研究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王献唐任中国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仍热衷于对齐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并将其列为文管会的首要调查任务。他先后多次派人对各地齐长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并在路大荒撰写的《调查齐长城遗址报告》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实地勘察收获，写成建国之后第一篇和齐长城有光的考古学学术论文《山东周代齐国长城》[5]，开齐长城研究之风气。
1953年，王献唐与卫志珍赴鲁西南进行文物考察，发现了具有黑、白、褐色花纹的彩陶[2]几片，并据此撰写了《滕县岗上村发现彩陶报告》。这是山东省范围内首次发现彩陶，在山东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1953年7月，王献唐带领考古队在济南大观园附近发掘了东汉古墓，并在墓葬画像石年代的断定上贡献颇大。
1956年7月，他协同考古队到崂山西窑顶对东周遗址进行勘察发掘。
1956年9月，王献唐向山东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禁止孔姓在曲阜孔林内埋葬案》。
1957年，王献唐领导组织了山东省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发现遗址1008处，建筑石刻6562件，文物23987件，成绩显著。
王献唐在考古学领域卓有成就。他不仅组织参与了多次田野考古工作，在文物的发掘和考古资料的积累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对高校考古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始终秉持着只有通过考古工作才能为史学研究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的信念，在考古工作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二、热衷于对金石文物的搜集与整理
先生“从来不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地方性金石学和文献学内，而是把研究眼界扩及于全国范围的考古；也从来不把铜器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花纹形制和文字的考证，而是利用来研究古代国族的兴起、变迁与衰亡，研究它们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6]王献唐先生在承袭了清朝乾嘉时期金石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基础之上，以文献记载、田野考古工作二者结合的方法从事研究。因此，先生在其研究领域常出文献典籍之囿，创建颇多。不仅如此，王献唐先生还热衷于对金石文物的搜集和整理。
在战乱年代，金石收藏家将藏品纷纷出让。为防止金石文物流入海外，王献唐先生申请经费，出入坊肆，访求乡贤，经过几年努力，他所收集的文物达17000多件，国内其他图书馆收藏之文物均无出其右。因此，王献唐先生亦被誉为金石学大家。
1930年3月，滕县发掘汉画九石，王献唐亲赴勘察，为省图书馆纳入汉画石十八块。先生根据画石纹路及其他出土器物，断定其为东汉时物。
1932年，在王献唐的敦促之下，南京教育部派专员将潍县高氏所藏秦汉砖瓦悉数没收，这其中包括大齐武平八百石像，并于6月份将全部没收品运回济南。王献唐会同其他研究人员亲自启封验收，并交由省立图书馆金石保存所收藏。此次收得砖瓦共计527件，均为国内陶器之精华，八百石像更是海外孤品。为增进国人文物保护意识，提高秦汉砖瓦的社会关注度，7月份，王献唐牵头组织了“秦汉砖瓦展览会”，并编纂《砖瓦图书为什么要开展览会》一书，在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
陈介祺（号：簠斋）作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在其去世之后，其藏品多被子孙散卖。在其众多藏品之中，王献唐先生最为重视毛公鼎和万印楼七千多古印。先生曾欲为省立图书馆购置毛公鼎和古印，但因当局者反对，先生之设想并未得以实现。但经过先生多方奔走斡旋，最终为图书馆购得陈氏金石文物全部拓片和陈氏收藏砖瓦、钱币、陶器等3800余件。
1934年6月，王献唐游历河南洛阳，觅得汉魏石经残石若干枚，最终也将残石购入省立图书馆。
1934年春，王献唐将临淄刘家寨封泥悉数购进山东省立图书馆。据记载，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600余枚封泥多由王献唐在此时从临淄收集。王献唐为保存和整理封泥倾尽心血。先生不仅局限于搜集封泥，还对收藏的封泥进行研究、拓印和著录。他有感于前人对封泥的记录未注明具体地点，有鉴于此，遂从所藏封泥中挑选458枚，另附邹县出土的封泥6枚，共计464枚，拓印成册，定名《临淄封泥文字》，并于1936年刊定成册，出版发行。《临淄封泥文字》一书广受学界好评。
王献唐在研究文献典籍的同时，将搜集的金石文物分门别类，并对其进行深入考证，将金石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度。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其作品见解新颖，不因袭成见。在金石学研究领域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新出汉熹平春秋石经校记》、《海岳楼藏印》、《山左近出五官印考》、《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临淄封泥文字叙、目》、《殷周名器甄微》、《寒金冷石文字》等。毋庸赘言，王献唐先生称得上是金石学研究领域的中坚人物，他对山东乃至全国的金石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献唐先生在考古学、金石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的。他是中华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与传承者，堪称一代国学宗师。先生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精神将一直垂范后世。
参考文献：
[1]王献唐.守书日记[M].未刊稿，1930（7）：13.
[2]山东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山东文物事业大事记（1840-1999）[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51）：98-99.
[3]刘红军.日照地区龙山文化[M].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7）.
[4]王献唐.徐州市区的茅村汉墓群[J].文物参考资料，1953（1）：46-50.
[5]王献唐.山东周代的齐国长城[J].社会科学战线，1979（4）.[6]靳力，张弘.王氏名门[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