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
　　 这首美丽而凄婉的爱情悲歌，早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当它今天再次被唱响时，《荆棘鸟》的作者、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已与世长辞。但这会是麦卡洛笔下“荆棘鸟”的绝唱吗？
　　 对中国读者而言，澳大利亚文学毋庸置疑是陌生的;同样毋庸置疑，是麦卡洛的作品，拉近我们与澳大利亚文学之间的距离。
　　 《荆棘鸟》1977年甫一出版便产生了轰动效应，长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而且旋即被译为20多种文字，多次被改编为脍炙人口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畅销小说，累计销量达3000万册，打动着无数读者和观众的心。
　　 麦卡洛走入世人视线的时间，正好是澳大利亚文学茁壮成长的年月。众所周知，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据了十分显在的位置：帕特里克·怀特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托马斯·肯尼利获得了1982年布克奖。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无疑关乎彼时澳大利亚社会情势的变化，比如人口的增加、社会及政治的复杂性、经济结构的调整、文化的日趋多元，关乎澳大利亚政府为推进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鼓励文学实验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1973年成立了一个文学委员会，以扶持“创新”写作为旨归。
　　 将麦卡洛摆在这些作家面前，她更像一位“畅销书”作家，但实际上，她的代表作《荆棘鸟》，早超越畅销小说的藩篱，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悬置了传统的大众抑或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之分，预示着它将不时地为一代又一代读者所重温——“荆棘鸟”将继续歌唱。
　　 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肯定的预言，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小说的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叙事结构富有个性、情节非常感人等，另一方面，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它的爱与命运主题。
　　 《荆棘鸟》以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为背景，讲述了克利里家族三代人的人生经历，贯穿其间的主线是女主人公梅吉和拉尔夫神父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描写这个“被抱负驱使、被欲望折磨的牧师的故事”的过程中，麦卡洛将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浓缩进了一本杰出的书里。
　　 通过阅读《荆棘鸟》，我们作为读者不但可以见证“无法得到的爱情、永远禁止的……荆棘鸟”，而且可以领悟到爱和其他任何美好之物，都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事实上，这一点无疑正是麦卡洛旨在要告诉我们的，一如她在小说结尾所言：“鸟儿胸前带着荆刺，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荆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么做。我们依然把荆刺扎进胸膛。”
　　 凭借这样的主题，比起欧美小说未必见长的《荆棘鸟》，却在西方文坛往往被誉为继《飘》之后最成功的家世小说和爱情传奇。诚然，麦卡洛“并没有透露原型是谁”，《荆棘鸟》确乎是一部家世小说，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看到她生长于其间的家庭的影子，但《荆棘鸟》与《飘》之间除女人对爱情的执着之外，到底还有多少相似性却是言人人殊的。
　　 此间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麦卡洛在凭借《荆棘鸟》实现名利双收、成为澳大利亚“活着的国宝”的同时，因此被贴上了畅销小说作家的标签。既然标签化意味着定型化，很可能直接联系着某种偏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麦卡洛仅仅是一位“澳大利亚畅销书作家”吗？
　　 麦卡洛原本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神经生理学家，因不甘于一辈子当医生和从事研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除小说以外，麦卡洛也写过传记——《勇气与意志：罗登·卡特勒州长传》、散文或杂文——《我为什么反对安乐死？》、犯罪小说——《遍地凶案》、回忆录等，甚至创作过音乐剧。
　　 单就小说而言，麦卡洛也不局限于一种类型，也有使她获得崇高学术声誉的“罗马之主”系列历史小说，还有《密萨隆基的淑女们》等言情小说，以及《第三个千年的纲领》等理念小说。即是说，麦卡洛是多才多艺的，“澳大利亚畅销书作家”这一标签并不足以涵盖其广泛的创作领域，甚至可能产生误导。
　　 澳大利亚文学在上世纪70年代的崛起，一方面可谓是源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则直接联系着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澳大利亚籍作家的“回归”。
　　是故，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谁是澳大利亚作家？”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则无疑会把我们从“中国文学”导向“华语文学”，更加有效地把握我们当下的文学文化情势。
　　 作者为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