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农村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则是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动力。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作为“量的扩张”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理应包括“量”与“质”的双重维度，彼此共生协调决定着系统功能的实现。以“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为框架，确定“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机构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性”为分项指标，构建包含13个基础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权法合成测度2009—2018年间“量的扩张”“质的提升”方面指数与“量质结合”总体指数，以此为基础解析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的分异表现中，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总体水平的提升较为显著。同时，“量的扩张”“量质结合”指数在各观测值间差别逐步缩小，“质的提升”指数差异性则缓慢扩大。“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间的相互关系存在“负相关→正相关→低相关”的演化过程，尤其是近年来相互协同力逐步降低，表明“质的提升”不以“量的扩张”为主要约束；在空间维度的分异表现中，“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皆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性，整体分布特征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形成了由西向东逐层递增且以胡焕庸线为主要分界的梯度化分异格局，这一分异格局还具备近邻扩散表现，呈“西进”态势。农村金融“质的提升”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在2015—2018年间“质的提升”水平开始显现极差化分异格局，相对更高等次的省域分布于不同经济区域，这一分异格局具备跳跃扩散表现，呈“北上”态势。整体来看，近邻扩散为表现的“量的扩张”“量质结合”空间分异过程中，也驱动了局部的空间集聚性联系。而跳跃扩散为表现的“质的提升”空间分异过程中，则驱动了局部的空间分散性联系。根据以上研究建议如下：以财政和税收政策保障农村金融市场完备发展，促使金融组织脱离“精英俘获”行径，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展服务边界、提高金融机构技能和增加信息透明度等方式提升“三农”领域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以及加强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可持续性与发展可持续性的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