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9日晚上9点10分，二姐邹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3岁。
　　在我小时候，冬天常常下鹅毛大雪，屋檐下树枝上都会结下长长的冰凌，我的手经常会冻得肿起来，手掌背血红血红的，肿得像红萝卜，用手指按一下就会凹下去一个窝。二姐看见后就用脸盆盛好热水，放好毛巾替我擦洗，并敲好火笼让我靠火取暖。我一下就回到了温暖舒适的世界。
　　父母都要上班，一日三餐的饭菜都由二姐来做，只要她在家，家里人再迟回去，她都会做好热菜热饭来让你舒服地吃好喝好。即使在身患重病后，她仍不忘关心我，打起精神来告诫我：晚上要早睡，不要熬夜，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情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当年恢复高考时，二姐也参加了，差两分就考上大学，可惜她放弃了。毕业后，她没有上山下乡，待业了几个月，被安排在东风理发店上班，我们小孩子的头发都是她在家里给剃的，这样能省些钱。过了几年，革命纪念馆招讲解员，她每天很早就起来练习讲普通话，跟着中学语文老师纠正不标准的发音。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考上了，并且在革命纪念馆工作至退休。
　　退休后，她就回到上海陪伴丈夫孩子了——她丈夫是老师，上海人，孩子大学毕业后也在上海的外企上班。二姐非常节俭，吃得少且随便，不讲究营养，总忙着做家务、侍候丈夫孩子，从来没外出旅游过。
　　记得2004年，我到上海，她陪我坐免费接客去超市的班车，从她位于陕西南路的家附近，一直坐到了浦东。在东方明珠下，她要买观光门票让我上去看看。她也没有上去过，我要她一起，她却不肯，说门票要一百多元。她每次从上海到瑞金，在路上从来不吃东西，说是坐车坐得头晕，实际上也是为了省钱。
　　隔一两年她就会回到家乡来探望亲朋好友，回来后一刻也不閑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大家叫她休息一下，她也不停手。二姐能吃苦不怕累，活着的时候，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在为别人。
　　患重症后，二姐很自责，怪自己给亲朋添了麻烦。她平时疏于体检，身体极不舒服又晕倒几次后，才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已是胃癌晚期，大家都陷入极度痛苦，悔恨没有及时敦促她去体检。后来找到一位家乡出去的在北大医院工作的治癌专家，把体检报告传过去，对方表示，没有必要去北京治了。
　　二姐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人瘦成皮包骨，药汁也无法吞下去了，食物一口也吃不下，只能勉强喝几口营养液维持生命，但她就是忍住不吭一声。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她已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去年7月8日傍晚，我一人守在病房里，医生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病人的生命不是按月按日而是按时计算了，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心里早有思想准备，但听到这样的话语，仍感到十分凄凉痛苦。第二天，当她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时，她还处在昏迷状态，不省人事。这天晚上，9时10分，她醒来，看了一下围在病床边的她的孩子和其他家人，就闭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