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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全面推进精准扶贫，而沿边地区特别是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各种原因贫困情况较为严重。因此，对贫困内涵、贫困成因以及当前我国扶贫进展进行综合概述显得更有必要、更有意义。因此，本文从贫困的定义内涵、成因以及我国扶贫进展三方面梳理当前已有文献，整合研究成果，为后来进一步的扶贫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 贫困 内涵 成因 扶贫进展
目前，打好扶贫攻坚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我国对于扶贫的研究也风生水起。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贫困的定义、成因等方面从理论和实证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为消除贫困提供了理论与政策上方面的指导。本文从内涵、成因、我国扶贫进展等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文献研究，以求对未来研究有所助益。
一、贫困的内涵
理论界对贫困的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变迁。英国的Bush和Rowntree最早提出了绝对贫困的概念。他们认为，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其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理功能的最低需要，这种最低需要包括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品。总的说来，绝对贫困强调的是生存贫困，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群，他们的生存面临着巨大压力。20世纪60年代后，有学者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在这一理念下，社会平均水准成为划分贫困与否的水平线。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概念的学说，均强调了收入因素通过影响生存必需品的消费，进而影响人群的贫困状态。但这些理论，阐述的是贫困的表现，并未充分地揭示贫困的产生机制。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能力”被剥夺，对贫困的测度应从影响人群“能力”的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全面综合的测量。此后，学者们对贫困的界定、测度和治理等研究开始超越单一的收人或消费等维度，扩展到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并结合多种计量方法，对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
二、贫困的成因
随着学者们对贫困内涵理解的扩大，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也逐渐系统起来。总的来看，贫困的成因，可包含以下方面：
1.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不足会造成贫困。劳动是人群获取收入的重要渠道。能力贫困论认为，人们并非不想获得高收入，而是由于自身能力被“剥夺”无法获得高收入。因此，对于家庭而言，参与劳动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均会对收入的获得产生影响。80年代中期，王小强、白南风在《富饶的贫困》一书中率先把人口素质确定为贫困原因、落后的本质规定，认为我国的贫困地区反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贫困的本质规定，不是资源的匾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和收入的多少，而是人的素质差。此外，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显示：该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该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素质低下，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并且容易造成返贫现象。
2.自然因素也是贫困的成因。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提升，是与地区的自然条件紧密结合的。20世纪30年代，受到当时的区位论的影响，德国学者拉采尔、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等人相继提出了环境可能论，这些理论对我国的研究也带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农村贫困的根源是气候恶劣、土地贫瘠、交通封闭等瘠薄的自然条件。2003年张廷武指出：生态性贫困和灾害性贫困是我国农村贫困地区致贫的主要因素。张晓（1999）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证明了水旱灾对贫困的影响存在的数据比例关系。李小云（2005）等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要想摆脱贫困，就要付出环境污染或生态退化的代价；要保护生态环境，就要忍受贫穷。彭腾（2008）提出了“贫困-掠夺式开发-更贫困”的贫困循环。
3.不平衡的制度也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经济制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通过影响生产、交易、消费、分配等流动过程，对参与社会活动中的人产生影响。目前，我国城乡间发展差异明显。城市主要依托第二、三产业，农村主要依托第一产业。由于第二、三产业能够比第一产业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曾国安认为，政府通过间接政策，推动了经济要素向城市的集聚，由此，带来了城乡经济差距拉大的情况，在广大农村形成了贫困。陈菁、孔祥智、贺达水（2015）认为贫困是交易权利的函数，由制度、技术、市场等因素构成的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某些阶层是否有能力分享足够的经济增长成果以避免贫困。在农地交易权利方面，刘俊杰、张龙耀、王梦珺、许玉韫（2015）通过调查发现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交易和分工提高了农户收入。然而，在中国贫困地区，还有许多农户的交易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土地补偿，但是在贫困地区，农民从政府得到的财产性收入却往往低于土地的公允市场价值。此外，承担政府兜底的保障性制度，在贫困地区的政策执行与发挥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罗建国（2014）和龙玉其（2015）分别研究的贫困地区新农合制度和民族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发现了这种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排斥现象。由于新农合和养老保险的筹资是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部分，贫困农户往往只能选择最低的标准或者直接放弃参与，而贫困地区政府由于财政收入少，缴纳地方政府该承担的资金以后会出现其他地方的财政不足，此外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往往健康和养老意识差，不愿意参与。这样的结果是使得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享受不到国家的保障性政策，进一步使得医疗和养老负担加重。
三、我国扶貧进展
反贫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持久战，开始于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并于1986年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摆脱经济文化落后列入“七五”规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现行标准计算，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22亿人减少到5575万人，7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5年的5.7%。 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在分布上呈现与“老少边穷”高度重合的特征。为打赢攻坚扶贫战，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要求着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其中明确指出，编制边境扶贫专项规划，采取差异化政策，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设施建设，集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扶持发展边境贸易和特色经济，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使边民能够安心生产生活、安心守边固边。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继续深入推进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着力提升边境地区开发开放水平。大力发展边境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在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的形势下，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处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天然的口岸优势。口岸-腹地理论认为，口岸地区的快速发展，将推动其辐射的腹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扶贫工作中，边境贸易的发展给贫困地区带来的经济收入提升，具有一定的可持续能力，与政府一直所提倡的“造血式”扶贫政策理念相符，有助于降低返贫率，保证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由此，“边贸扶贫”，作为一种特殊的扶贫方式，在边境多地纷纷开展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思考。
以我国云南省陇川县为例。云南省陇川县隶属云南省德宏州，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山水相连，辖区内主要包括景颇族、傣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属于滇西边境集中连片贫困区，是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主要攻坚地区。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理念的贯彻与国家政策力度的加大，陇川县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在精准扶贫政策理念指导下，地方政府加强了对贫困人群的精准识别，并对识别出来的贫困人群实行建档立卡与精准帮扶，2016年实施各类扶贫项目投入资金5235.2万元（其中： 中央资金3478万元，省级资金1547.2万元，州级资金110万元，县级资金100万元），对农村脱贫致富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同时该县依靠边境口岸，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在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下，一年来预计减少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000人以上。
【參考文献】
[1] 王艳萍.克服经济学的哲学贫困：阿马蒂亚·森的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42.
[2] 张晓.水旱灾害与中国农村贫困[J].中国农村经济，1999（11）：12-18.
[3] 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5，10（4）：67-74.
[4] 彭腾.贫困循环的表现、成因与治理[J].生产力研究，2008（18）：83-84..
[5] 陈菁，孔祥智，贺达水.经济增长与中国农村贫困：基于交易权利的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05，33（6）：90-98..
[6] 刘俊杰，张龙耀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自山东枣庄的初步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5（6）：51-58.
【关键词】 贫困 内涵 成因 扶贫进展
目前，打好扶贫攻坚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我国对于扶贫的研究也风生水起。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贫困的定义、成因等方面从理论和实证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为消除贫困提供了理论与政策上方面的指导。本文从内涵、成因、我国扶贫进展等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文献研究，以求对未来研究有所助益。
一、贫困的内涵
理论界对贫困的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变迁。英国的Bush和Rowntree最早提出了绝对贫困的概念。他们认为，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其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理功能的最低需要，这种最低需要包括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品。总的说来，绝对贫困强调的是生存贫困，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群，他们的生存面临着巨大压力。20世纪60年代后，有学者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在这一理念下，社会平均水准成为划分贫困与否的水平线。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概念的学说，均强调了收入因素通过影响生存必需品的消费，进而影响人群的贫困状态。但这些理论，阐述的是贫困的表现，并未充分地揭示贫困的产生机制。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能力”被剥夺，对贫困的测度应从影响人群“能力”的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全面综合的测量。此后，学者们对贫困的界定、测度和治理等研究开始超越单一的收人或消费等维度，扩展到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并结合多种计量方法，对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
二、贫困的成因
随着学者们对贫困内涵理解的扩大，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也逐渐系统起来。总的来看，贫困的成因，可包含以下方面：
1.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不足会造成贫困。劳动是人群获取收入的重要渠道。能力贫困论认为，人们并非不想获得高收入，而是由于自身能力被“剥夺”无法获得高收入。因此，对于家庭而言，参与劳动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均会对收入的获得产生影响。80年代中期，王小强、白南风在《富饶的贫困》一书中率先把人口素质确定为贫困原因、落后的本质规定，认为我国的贫困地区反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贫困的本质规定，不是资源的匾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和收入的多少，而是人的素质差。此外，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显示：该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该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素质低下，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并且容易造成返贫现象。
2.自然因素也是贫困的成因。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提升，是与地区的自然条件紧密结合的。20世纪30年代，受到当时的区位论的影响，德国学者拉采尔、法国地理学家白兰士等人相继提出了环境可能论，这些理论对我国的研究也带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农村贫困的根源是气候恶劣、土地贫瘠、交通封闭等瘠薄的自然条件。2003年张廷武指出：生态性贫困和灾害性贫困是我国农村贫困地区致贫的主要因素。张晓（1999）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证明了水旱灾对贫困的影响存在的数据比例关系。李小云（2005）等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要想摆脱贫困，就要付出环境污染或生态退化的代价；要保护生态环境，就要忍受贫穷。彭腾（2008）提出了“贫困-掠夺式开发-更贫困”的贫困循环。
3.不平衡的制度也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经济制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通过影响生产、交易、消费、分配等流动过程，对参与社会活动中的人产生影响。目前，我国城乡间发展差异明显。城市主要依托第二、三产业，农村主要依托第一产业。由于第二、三产业能够比第一产业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曾国安认为，政府通过间接政策，推动了经济要素向城市的集聚，由此，带来了城乡经济差距拉大的情况，在广大农村形成了贫困。陈菁、孔祥智、贺达水（2015）认为贫困是交易权利的函数，由制度、技术、市场等因素构成的整个权利关系，决定着某些阶层是否有能力分享足够的经济增长成果以避免贫困。在农地交易权利方面，刘俊杰、张龙耀、王梦珺、许玉韫（2015）通过调查发现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交易和分工提高了农户收入。然而，在中国贫困地区，还有许多农户的交易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土地补偿，但是在贫困地区，农民从政府得到的财产性收入却往往低于土地的公允市场价值。此外，承担政府兜底的保障性制度，在贫困地区的政策执行与发挥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罗建国（2014）和龙玉其（2015）分别研究的贫困地区新农合制度和民族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发现了这种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排斥现象。由于新农合和养老保险的筹资是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部分，贫困农户往往只能选择最低的标准或者直接放弃参与，而贫困地区政府由于财政收入少，缴纳地方政府该承担的资金以后会出现其他地方的财政不足，此外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往往健康和养老意识差，不愿意参与。这样的结果是使得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享受不到国家的保障性政策，进一步使得医疗和养老负担加重。
三、我国扶貧进展
反贫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持久战，开始于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并于1986年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摆脱经济文化落后列入“七五”规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现行标准计算，十二五期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22亿人减少到5575万人，7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5年的5.7%。 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在分布上呈现与“老少边穷”高度重合的特征。为打赢攻坚扶贫战，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要求着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其中明确指出，编制边境扶贫专项规划，采取差异化政策，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设施建设，集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扶持发展边境贸易和特色经济，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使边民能够安心生产生活、安心守边固边。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继续深入推进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着力提升边境地区开发开放水平。大力发展边境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在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不断提升的形势下，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处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天然的口岸优势。口岸-腹地理论认为，口岸地区的快速发展，将推动其辐射的腹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扶贫工作中，边境贸易的发展给贫困地区带来的经济收入提升，具有一定的可持续能力，与政府一直所提倡的“造血式”扶贫政策理念相符，有助于降低返贫率，保证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由此，“边贸扶贫”，作为一种特殊的扶贫方式，在边境多地纷纷开展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思考。
以我国云南省陇川县为例。云南省陇川县隶属云南省德宏州，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山水相连，辖区内主要包括景颇族、傣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属于滇西边境集中连片贫困区，是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主要攻坚地区。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理念的贯彻与国家政策力度的加大，陇川县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在精准扶贫政策理念指导下，地方政府加强了对贫困人群的精准识别，并对识别出来的贫困人群实行建档立卡与精准帮扶，2016年实施各类扶贫项目投入资金5235.2万元（其中： 中央资金3478万元，省级资金1547.2万元，州级资金110万元，县级资金100万元），对农村脱贫致富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同时该县依靠边境口岸，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在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下，一年来预计减少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000人以上。
【參考文献】
[1] 王艳萍.克服经济学的哲学贫困：阿马蒂亚·森的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42.
[2] 张晓.水旱灾害与中国农村贫困[J].中国农村经济，1999（11）：12-18.
[3] 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5，10（4）：67-74.
[4] 彭腾.贫困循环的表现、成因与治理[J].生产力研究，2008（18）：83-84..
[5] 陈菁，孔祥智，贺达水.经济增长与中国农村贫困：基于交易权利的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05，33（6）：90-98..
[6] 刘俊杰，张龙耀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自山东枣庄的初步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5（6）：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