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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利益论着重从民生的角度阐释商人战时合作行为，对解读商人战时心态十分有力。这一理论框架也可称之为“民族”中的“民生”。然而，它忽视了商人战时如何面对及解决“民族”的困境、战后如何对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战时企业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力图在“民族”与“民生”之间进行平衡，这也暗示沦陷区商人的活动，民族与民生密不可分。战后，他们竭力将民生与民族等同，这种将两者合二为一的诡辩既是“事仇民族主义”的体现，又是战前商人的“民族”与“民生”主义观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