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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本已十分脆弱，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的长期结构性矛盾彻底暴露，对全球价值链造成巨大负面冲击。当前，全球生产、流通、消费、分配方式出现大变局。
中国作为枢纽处于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核心节点，与全球多个辐射点共同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交叉影响。以美國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开始着手推动以兼顾安全与效率、去中心化为导向的全球供应链重构。疫情不断反复、供应链中断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将对企业供应链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将探讨在新的形势下，企业供应链战略应该作何调整以应对时代的剧变。
经济下行叠加疫情的不稳定性，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重视安全稳定，由扩张转为收缩。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势头出现了明显的逆转。笔者利用WIOD数据的测算表明：全球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在2000～2008年呈快速下降趋势、全球分工日益细化，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DVAR快速上升，而后2年又出现快速下降。2012年后，DVAR几乎处于平稳阶段、全球生产分工几乎停滞，全球产业链重构现象明显。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其研究的17个大型行业全球价值链中，有16个都处于收缩状态。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疫情等外部冲击都有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中断，影响产业链安全，重塑全球产业链。
危机使得跨国公司意识到，全球化的供应链虽然可以降低商品价格，但同时也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跨度和管理的复杂性而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与全球采购相对应的近岸采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新选择。保护主义促使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回流到本国或转移到新地点，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明显。
此次疫情对国内出口导向型、进口依赖型、进出口复合型企业供应链的负面冲击不可忽视，主要体现在受供应链中断影响，企业存在复工难、用工荒、物流受阻、资金短缺、汇率波动幅度大以及数字化程度有待提升等问题。一方面，成本持续显著上升对中小企业形成挑战。一是原材料价格大涨，中小企业难以通过提价对冲；二是汇率波动幅度大，中小企业普遍缺少对冲手段。另一方面，是运费高企和“一柜难求”的双重压力。我国企业仍大多租用外国机构设立的海外仓，面临仓储成本高、跨境支付不便、可控性差等现实问题。当前超过90%的海外仓位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布局明显不足，对中小企业来说，自建、合建或租用的成本问题都更为突出。这些综合因素严重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和接单意愿。
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加强以及国外疫情不断恶化，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下降。首先，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同比下降5.6%，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货物贸易的最大同比降幅。其次，相对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受疫情打击更为严重。2020年服务贸易额同比下降15.4%，是199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以人员跨境流动为基础的旅游、竞技体育、会展、科技服务等领域受影响较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领域，如服务外包、加工服务等短期内也受到一定影响。服务业招商引资、双边或多边合作推进受限，国际业务开拓受阻，服务贸易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润滑剂，国内服务企业对疫情和贸易摩擦的抗风险能力有待提高。其中，数字服务贸易在疫情面前展现出较强的韧性。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速虽然同比下降1.9%，但增速仍然高于服务贸易（同比下降20.0%）和货物贸易（同比下降7.5%）。一方面，疫情对已经通过数字手段交付的服务贸易影响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再次，货物贸易与跨境电商、电子商务相比也相形见绌。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体1.9%的增速远低于同期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的31.1%。根据UNCTAD报告估计，由于疫情导致的流动限制，电子商务的急剧增长使得在线零售额在全球零售总额中的份额从2019年的16%增加到2020年的19%。
此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急剧下挫，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到8 590亿美元，降幅达42%。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谷底还低30%以上，回落至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报告显示，下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69%，估计为2 290亿美元。流入欧洲的投资少于流出的资金达40亿美元，其中包括多个国家出现巨额负流入。美国也出现了49%的大幅下降，流入资金降至1 340亿美元。
企业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外迁风险，域外转移波及中国制造大国地位。国外产能持续恢复，部分订单被海外分流。受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产业开始将生产基地迁出中国。迁出目标国如东欧、印度、越南、以色列等国受益颇多，我国产业空心化风险上升。一方面，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出于分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产业链的国家干预。如美日对搬离中国的企业予以资金支持；德国收紧外资收购政策；英法重拾“国有化”程序干预保护大型企业与重要资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增强供给能力、扩大市场以抢抓产业链重构机遇，如印度将启动全国基础设施计划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为先进电池制造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借承接制造业转移及出口贸易发展提振经济；越南积极抗疫吸引外资，发挥亚洲对美出口避风港和桥头堡的作用，加速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转移。 但是，近期新一轮全球疫情蔓延，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国成为重灾区，东南亚国家因新冠肺炎疫情升温收紧防疫措施。东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国家接手部分订单出口美国。越南疫情持续恶化，涉及越南产业链和生产链受阻，外资对其作为销售市场或生产基地时潜在风险的担忧上升，导致配套企业订单均有所下降。东南亚占据全球半导体供应约27%的市场份额，其中马来西亚占据13.8%的市场份额。马来西亚半导体公司大多数是跨国公司，目前已经超过50家，包括英飞凌、意法半导体、英特尔以及恩智浦等。马来西亚疫情加剧全球缺芯，对浙江、上海、江苏等集成电路需求大省电子信息相关产业链造成影响，不过由于体量不大，当前我国受缺芯的影响并不大。同时，由于东南亚其他地区疫情加剧，而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取得较好成就，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赢得主动提供了機会窗口期。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地区迁移的进程，也使得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的障碍增多。我们应该抓住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经济恢复的机遇，发挥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举国体制优势，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防止制造业外迁。要抓住疫情导致发展中国家“供给真空”窗口期，巩固传统产品出口优势，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承接国外订单转移。
一是企业面临用工荒、用工难、招工难、用工成本普遍提升等问题（图1）。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生产运营严重依赖人力支撑。疫情的不确定性、人口红利的衰退，再加上企业人员分散于各省市各国家、业务人员国际往返流程繁琐、耗时过长且费用大幅提升，极大地增加企业复工复产的管理难度、运营成本。一方面，工作人员无法到海外现场实施作业，对项目开展存在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人员缺失导致机器设备无法正常运转，生产线停工停产。由此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引发生产难以协调、生产链难以均衡、生产线停摆以及产品库存缓冲区减少、原定产品交付时间推迟等问题，提高后疫情时代报复性产能增长风险。在汽车、重型机械、半导体等领域，该问题较为突出。
二是国内外产品流通运输均受不同程度负面影响（图2）。一方面，国际物流受停运、停航、关税上调以及海关限制影响，货源紧张、航空海运运力不足、运输限制等导致企业全球化采购成本、运营成本不断上涨。特别是美欧日等高风险地区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材料和零部件断供，难以短时间运输至国内。另一方面，国内物流受交通管制、人员流动管制以及信息交流受阻影响，给企业间商务谈判与交流、零部件运输效率、上游原材料供给以及企业影响力和品牌力造成不利影响，产业供应链价格、企业物流成本、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核心物料的供应商清单过于集中的企业，在本次疫情中暴露了极大的脆弱性、极低的抗风险能力。相比而言，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国际海运市场为少数大型船公司所垄断，船运公司以与大型企业签订长期合同为主，优先保证大企业需求，如马士基长期合同占比为60%～70%，中小企业则多为短约或通过货代公司订舱，议价能力明显偏弱，只能接受多级代理公司层层加价，一些热门航线运价甚至创出新高。
三是国内港口码头作业能力下降，出现亏本运转现象。疫情冲击下，全球港口码头作业效率较低、海员缺口在扩大，港口疫情防控能力有待提升，可预见运价仍会持续高位运行。部分港口受新一轮疫情冲击，疫情防控等级比较高，实行“N+7+7”作业方式，即把作业人员以小班为单位，在码头持续工作21天再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7天。小班轮换产能作业能力较疫情前下降幅度较大。在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严格的背景下，全球空运、海运需求仍较高，导致部分航线出现亏本运转现象，码头作业能力下降。
四是现金流、资金流断裂，企业供应链受到一定程度掣肘。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员工带薪休假及隔离、店铺及设备租金支出、无法准时交货导致违约而被客户索赔并且面临高额违约金等，导致中小供应商面临的现金流压力、社会资本的偿债压力骤增。多数企业人员流动受阻、物流运输受限、产品销售渠道减少，使企业商品需求量骤减、库存严重积压、难以获得营业收入，严重影响资金周转速度，甚至有倒闭风险。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融资门槛较高、难以及时申请到贷款，导致企业健康运营受损、盈利能力不稳定、拖累现金流以及资金链更加脆弱。
全球化采购向区域化、分散化、本土化采购转变。经济危机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引发了企业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供应链布局方面，要求我国企业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完整链条、构建完备的产业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向区域化、近邻化进行集中采购，确保全球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供给的安全性。原材料采购与产品交付管理方面，以消费者产品需求、企业生产方向为导向，进一步优化原材料、设备采购目标。确保信息的有效性、供应链的灵活性，不断适应产业优化升级的市场需求。产业库存管理优化方面，协调原材料供应商、客户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简化产品生产、销售流程，避免产品过度囤积。
加速企业供应链向数字化供应链转型。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贸易发展，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数据保护能力认证、数据流通备份审查等数字化供应链创新体系机制还不完善，建立国际数据专用通道等跨部门沟通协调难度较大，不利于企业供应链享受数字化趋势带来的红利。我国企业供应链应顺应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要求，及时抓住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以全球产业链数字化、价值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赋能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升级，强调数字基础设施连通，缩小企业供应链数字鸿沟，共推全球数字化转型。我国可借助领先的数字化生态，提供包括远程医疗、电子支付、信息化教育和数字化旅游等新型业态，开放创新服务模式，并推广至全球，提升我国在企业供应链的话语权、影响力。我国创新型企业从创业、加速、投融资到上市准备，需考虑如何培养产业链，用好创新服务资源，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顶层设计、制度改革创新优化企业供应链。树立供应链管理模式下的监管理念，各级管理部门需深入了解企业产业链供应链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重要发力点。研究建立适应企业供应链发展特点的、科学的、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和发展评估机制，统筹推进监管、物流、资金、人才等政策的协同配套，改善不透明、过于集中的供应链。加大对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资金支持，鼓励新兴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加大对跨境贸易创新发展和新业态的支持力度。改善企业供应链政策覆盖面不够广，支持力度不够的局面。鼓励引导各地区推出供应链扶持、创新自主、柔性引进等扶持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型企业所需高精尖人才的培育、引进工作，进一步完善人员流动、人才支持政策。物流管理方面，设立专业物流管理机构，确保交通运输领域的有效性、有序性，推动企业节省资金开支、降低产业成本。
夯实企业供应链创新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及各级领导部门的指导下，学习国际成熟企业供应链模式，借鉴国内先进地区成功经验，深入研究探索涵盖供应链设计、知识产权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的新型企业供应链。优化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工作机制，提高数据填报质量。健全数字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加强数字服务贸易统计分析，不断提升数字服务贸易占比。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统计涉及多部门、多领域，需要强化统计制度的顶层设计，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与沟通，建立数据共享与交换制度，建立健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统计网络。
中国作为枢纽处于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核心节点，与全球多个辐射点共同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交叉影响。以美國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开始着手推动以兼顾安全与效率、去中心化为导向的全球供应链重构。疫情不断反复、供应链中断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将对企业供应链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将探讨在新的形势下，企业供应链战略应该作何调整以应对时代的剧变。
企业供应链由扩张转为收缩
经济下行叠加疫情的不稳定性，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重视安全稳定，由扩张转为收缩。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势头出现了明显的逆转。笔者利用WIOD数据的测算表明：全球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DVAR），在2000～2008年呈快速下降趋势、全球分工日益细化，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DVAR快速上升，而后2年又出现快速下降。2012年后，DVAR几乎处于平稳阶段、全球生产分工几乎停滞，全球产业链重构现象明显。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其研究的17个大型行业全球价值链中，有16个都处于收缩状态。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疫情等外部冲击都有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中断，影响产业链安全，重塑全球产业链。
危机使得跨国公司意识到，全球化的供应链虽然可以降低商品价格，但同时也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跨度和管理的复杂性而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与全球采购相对应的近岸采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新选择。保护主义促使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回流到本国或转移到新地点，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明显。
此次疫情对国内出口导向型、进口依赖型、进出口复合型企业供应链的负面冲击不可忽视，主要体现在受供应链中断影响，企业存在复工难、用工荒、物流受阻、资金短缺、汇率波动幅度大以及数字化程度有待提升等问题。一方面，成本持续显著上升对中小企业形成挑战。一是原材料价格大涨，中小企业难以通过提价对冲；二是汇率波动幅度大，中小企业普遍缺少对冲手段。另一方面，是运费高企和“一柜难求”的双重压力。我国企业仍大多租用外国机构设立的海外仓，面临仓储成本高、跨境支付不便、可控性差等现实问题。当前超过90%的海外仓位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布局明显不足，对中小企业来说，自建、合建或租用的成本问题都更为突出。这些综合因素严重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和接单意愿。
疫情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下降
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加强以及国外疫情不断恶化，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下降。首先，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同比下降5.6%，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货物贸易的最大同比降幅。其次，相对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受疫情打击更为严重。2020年服务贸易额同比下降15.4%，是199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以人员跨境流动为基础的旅游、竞技体育、会展、科技服务等领域受影响较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领域，如服务外包、加工服务等短期内也受到一定影响。服务业招商引资、双边或多边合作推进受限，国际业务开拓受阻，服务贸易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润滑剂，国内服务企业对疫情和贸易摩擦的抗风险能力有待提高。其中，数字服务贸易在疫情面前展现出较强的韧性。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速虽然同比下降1.9%，但增速仍然高于服务贸易（同比下降20.0%）和货物贸易（同比下降7.5%）。一方面，疫情对已经通过数字手段交付的服务贸易影响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再次，货物贸易与跨境电商、电子商务相比也相形见绌。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体1.9%的增速远低于同期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的31.1%。根据UNCTAD报告估计，由于疫情导致的流动限制，电子商务的急剧增长使得在线零售额在全球零售总额中的份额从2019年的16%增加到2020年的19%。
此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急剧下挫，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到8 590亿美元，降幅达42%。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谷底还低30%以上，回落至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报告显示，下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69%，估计为2 290亿美元。流入欧洲的投资少于流出的资金达40亿美元，其中包括多个国家出现巨额负流入。美国也出现了49%的大幅下降，流入资金降至1 340亿美元。
疫情加剧了企业供应链长期外迁风险
企业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外迁风险，域外转移波及中国制造大国地位。国外产能持续恢复，部分订单被海外分流。受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产业开始将生产基地迁出中国。迁出目标国如东欧、印度、越南、以色列等国受益颇多，我国产业空心化风险上升。一方面，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出于分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产业链的国家干预。如美日对搬离中国的企业予以资金支持；德国收紧外资收购政策；英法重拾“国有化”程序干预保护大型企业与重要资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增强供给能力、扩大市场以抢抓产业链重构机遇，如印度将启动全国基础设施计划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为先进电池制造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借承接制造业转移及出口贸易发展提振经济；越南积极抗疫吸引外资，发挥亚洲对美出口避风港和桥头堡的作用，加速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转移。 但是，近期新一轮全球疫情蔓延，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国成为重灾区，东南亚国家因新冠肺炎疫情升温收紧防疫措施。东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国家接手部分订单出口美国。越南疫情持续恶化，涉及越南产业链和生产链受阻，外资对其作为销售市场或生产基地时潜在风险的担忧上升，导致配套企业订单均有所下降。东南亚占据全球半导体供应约27%的市场份额，其中马来西亚占据13.8%的市场份额。马来西亚半导体公司大多数是跨国公司，目前已经超过50家，包括英飞凌、意法半导体、英特尔以及恩智浦等。马来西亚疫情加剧全球缺芯，对浙江、上海、江苏等集成电路需求大省电子信息相关产业链造成影响，不过由于体量不大，当前我国受缺芯的影响并不大。同时，由于东南亚其他地区疫情加剧，而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取得较好成就，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赢得主动提供了機会窗口期。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地区迁移的进程，也使得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的障碍增多。我们应该抓住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经济恢复的机遇，发挥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举国体制优势，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防止制造业外迁。要抓住疫情导致发展中国家“供给真空”窗口期，巩固传统产品出口优势，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承接国外订单转移。
疫情导致企业综合成本上升，经营风险增加
一是企业面临用工荒、用工难、招工难、用工成本普遍提升等问题（图1）。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生产运营严重依赖人力支撑。疫情的不确定性、人口红利的衰退，再加上企业人员分散于各省市各国家、业务人员国际往返流程繁琐、耗时过长且费用大幅提升，极大地增加企业复工复产的管理难度、运营成本。一方面，工作人员无法到海外现场实施作业，对项目开展存在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人员缺失导致机器设备无法正常运转，生产线停工停产。由此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引发生产难以协调、生产链难以均衡、生产线停摆以及产品库存缓冲区减少、原定产品交付时间推迟等问题，提高后疫情时代报复性产能增长风险。在汽车、重型机械、半导体等领域，该问题较为突出。
二是国内外产品流通运输均受不同程度负面影响（图2）。一方面，国际物流受停运、停航、关税上调以及海关限制影响，货源紧张、航空海运运力不足、运输限制等导致企业全球化采购成本、运营成本不断上涨。特别是美欧日等高风险地区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材料和零部件断供，难以短时间运输至国内。另一方面，国内物流受交通管制、人员流动管制以及信息交流受阻影响，给企业间商务谈判与交流、零部件运输效率、上游原材料供给以及企业影响力和品牌力造成不利影响，产业供应链价格、企业物流成本、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核心物料的供应商清单过于集中的企业，在本次疫情中暴露了极大的脆弱性、极低的抗风险能力。相比而言，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国际海运市场为少数大型船公司所垄断，船运公司以与大型企业签订长期合同为主，优先保证大企业需求，如马士基长期合同占比为60%～70%，中小企业则多为短约或通过货代公司订舱，议价能力明显偏弱，只能接受多级代理公司层层加价，一些热门航线运价甚至创出新高。
图1 2015～2019年中国农民工规模及增速
三是国内港口码头作业能力下降，出现亏本运转现象。疫情冲击下，全球港口码头作业效率较低、海员缺口在扩大，港口疫情防控能力有待提升，可预见运价仍会持续高位运行。部分港口受新一轮疫情冲击，疫情防控等级比较高，实行“N+7+7”作业方式，即把作业人员以小班为单位，在码头持续工作21天再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7天。小班轮换产能作业能力较疫情前下降幅度较大。在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严格的背景下，全球空运、海运需求仍较高，导致部分航线出现亏本运转现象，码头作业能力下降。
四是现金流、资金流断裂，企业供应链受到一定程度掣肘。疫情造成的停工停产、员工带薪休假及隔离、店铺及设备租金支出、无法准时交货导致违约而被客户索赔并且面临高额违约金等，导致中小供应商面临的现金流压力、社会资本的偿债压力骤增。多数企业人员流动受阻、物流运输受限、产品销售渠道减少，使企业商品需求量骤减、库存严重积压、难以获得营业收入，严重影响资金周转速度，甚至有倒闭风险。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融资门槛较高、难以及时申请到贷款，导致企业健康运营受损、盈利能力不稳定、拖累现金流以及资金链更加脆弱。
新发展格局下企业供应链创新战略选择
全球化采购向区域化、分散化、本土化采购转变。经济危机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引发了企业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供应链布局方面，要求我国企业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完整链条、构建完备的产业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向区域化、近邻化进行集中采购，确保全球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供给的安全性。原材料采购与产品交付管理方面，以消费者产品需求、企业生产方向为导向，进一步优化原材料、设备采购目标。确保信息的有效性、供应链的灵活性，不断适应产业优化升级的市场需求。产业库存管理优化方面，协调原材料供应商、客户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简化产品生产、销售流程，避免产品过度囤积。
图2 2017～2020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LPI（经季节调整）走势
加速企业供应链向数字化供应链转型。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贸易发展，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数据保护能力认证、数据流通备份审查等数字化供应链创新体系机制还不完善，建立国际数据专用通道等跨部门沟通协调难度较大，不利于企业供应链享受数字化趋势带来的红利。我国企业供应链应顺应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要求，及时抓住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以全球产业链数字化、价值链数据化、创新链平台化和供应链智能化赋能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升级，强调数字基础设施连通，缩小企业供应链数字鸿沟，共推全球数字化转型。我国可借助领先的数字化生态，提供包括远程医疗、电子支付、信息化教育和数字化旅游等新型业态，开放创新服务模式，并推广至全球，提升我国在企业供应链的话语权、影响力。我国创新型企业从创业、加速、投融资到上市准备，需考虑如何培养产业链，用好创新服务资源，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顶层设计、制度改革创新优化企业供应链。树立供应链管理模式下的监管理念，各级管理部门需深入了解企业产业链供应链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重要发力点。研究建立适应企业供应链发展特点的、科学的、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和发展评估机制，统筹推进监管、物流、资金、人才等政策的协同配套，改善不透明、过于集中的供应链。加大对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资金支持，鼓励新兴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加大对跨境贸易创新发展和新业态的支持力度。改善企业供应链政策覆盖面不够广，支持力度不够的局面。鼓励引导各地区推出供应链扶持、创新自主、柔性引进等扶持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型企业所需高精尖人才的培育、引进工作，进一步完善人员流动、人才支持政策。物流管理方面，设立专业物流管理机构，确保交通运输领域的有效性、有序性，推动企业节省资金开支、降低产业成本。
夯实企业供应链创新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及各级领导部门的指导下，学习国际成熟企业供应链模式，借鉴国内先进地区成功经验，深入研究探索涵盖供应链设计、知识产权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的新型企业供应链。优化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工作机制，提高数据填报质量。健全数字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加强数字服务贸易统计分析，不断提升数字服务贸易占比。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统计涉及多部门、多领域，需要强化统计制度的顶层设计，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与沟通，建立数据共享与交换制度，建立健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统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