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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农业资本深化诱发一些列体制冲突：土地控制权冲突、生产控制权冲突、市场控制权冲突、再分配体制冲突、投资体制冲突、融资体制冲突等。体制冲突既是资本深化的结果，又是阻碍农业资本深化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推动国家资本、社会资本和农户自有资本等三类资本相互协同。
关键词：体制冲突；农业资本；深化；协同；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064-02
一、山东省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人均农业资本数量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三十年来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0%。但是年度环比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却很大，而且增长幅度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在三十年中，只出现了三个增长的高峰，第一，1979年，人均资本量增长率高达150%。第二，1984年，人均资本量增长率达到69%。此后，人均资本增长率总体下滑，甚至出现了六次负增长。直到2008年，才扭转了下滑态势，出现了第三个高峰，达到22%。因此，从总量来看，山东省的农业资本深化进程并不理想，从1984—2004年，长达二十年时间几乎停滞（实际上这一过程应该计算到2007年，但是受2005年统计口径的调整，统计数据缺乏完全可比性）。从结构上看，在农业资本的四大组成部分中，自筹资本一直是主体，其次是国内贷款，再次是国家预算内投入，最后是利用外资。各部分投入在近几年中几乎都是负增长，其中，比例最大的自筹资本负增长的程度还在恶化（2006年为-2%，2007年为-6%），这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二、农业资本深化与体制冲突
结合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农业资本深化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形成体制冲突：
1.土地控制权冲突。在生产经营体制冲突中，土地控制权冲突是表现最突出的。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争论的焦点，尽管争论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是探讨农村土地的控制权应该归谁所有。传统体制下，农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农户拥有实际控制权。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深入，农业企业在控制了农产品流通领域之后，必然要求向生产领域延伸，即要求对生产资料——土地，以及对劳动力——农民进行有效的控制。唯有如此，才能满足其利润最大化的需求。由此可见，土地是否流转并非当下农村土地问题的核心，真正的核心是究竟是农业企业还是农民应该享有土地控制权。
2.生产控制权冲突。农业资本要求按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承包经营体制则强调在集体控制下，农户自由决策分散经营。这种社会化生产与小农生产之间的冲突是生产控制权冲突的核心内容。上述土地控制权的争夺，以及劳动力控制权的争夺和生产组织模式的争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
3.市场控制权冲突。包括供求、价格以及市场组织等方面形成市场控制权冲突。农业企业、农村集体组织、专业合作社、农户、国家都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企业直接掌握着绝大部分农产品市场供给，并要求独立制定农产品市场价格。农村集体组织的经济功能虽然逐渐淡化，但是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其上下沟通的能力决定了其经济影响不可能消失。各种专业合作社从建立那一天起就是针对价格的，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代替农户进行价格谈判。农户则是农产品原始价格的决策者，尽管由于力量分散而无法对市场价格实施有效影响，但是却能够直接影响农产品的原始产量和品种，从而通过供求关系影响价格。国家则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控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牲畜屠宰、农业技术等环节的垄断经营，最终实现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的有效控制。
4.再分配体制冲突。这类冲突主要围绕国家税收和补贴形成的。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各地方农业产业化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相关调查却显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费相对较重。经加工后仍属农产品的增值税率为13%，加工后改变了农产品的形状或包装的增值税率为17%，由于农产品加工企业面向千家万户，农产品收购环节的增值税率统一为10%，而绝大多数农产品加工后都改变了形状或需要更换包装，因此，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率大都高于一般产品加工的实际增值税率3～4个百分点。随着农业资本深化，围绕税收的冲突会越来越尖锐。另外，围绕补贴的冲突也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不仅农户和企业都在争取国家农业补贴，而且地方各级政府也都对国家农业补贴垂涎不已。实际上，国家补贴已经变成了一种免费资源吸引各个方面参与竞争。
5.投资体制冲突。投资体制冲突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的投入重短利、轻持续。不管是龙头企业还是农户，或者来自金融机构的投资，都把重点放在能够短期见效的项目上，而不愿意投向能够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造成只有国家承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财政资金的局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始终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金融资源的外流。工、农、中、建、邮被誉为农村金融资源的五大“抽水机”。大量的农村储蓄存款汇集到这些金融机构以后，并没有贷放到农业生产中来，而是投向了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工商业。这种投资体制不仅无法满足农业资本深化的要求，甚至无法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
6.融资体制冲突。在有限的投向农业的金融资源中，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农户都存在融资难的现象。但困难却不尽相同，农业企业资质较好，可以获得信用贷款，也可以获得担保贷款，但却很难获得政策性贷款。农户则主要依赖于政策性贷款，而无法涉足商贷。农业合作组织则处于两难境地，由于其法人地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其融资能力也受到极大制约。三方主体境况虽然有差异，但是终究要面对总量有限的农业金融资源，因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态势非常明显。
三、农业资本深化路径与对策
从中国国情出发，农业资本深化应该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即国家资本、社会资本和农户自有资本共同深化的过程。三类资本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对农业发展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国家资本强调资本的使用目标与方向及其突出的引导性，而弱化增值性与趋利性目标；具有较强的协同性，不强调独立性；相对而言，流动性较差，且不属于竞争性资本。社会资本则具备明显的增值性、趋利性、流动性和独立性特征。农户自有资本最突出特征是随从性，通过参与农业产业化体系的经营运作，保证其获得稳定的生产经营收益，与此相对应，这部分资本的生产性和稳定性都较强，而流动性、增殖性、独立性等特性并不明显。 基于三类资本不同的特征，实现资本深化的“三位一体”过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协同，不仅要解决三类资本运行本身的协同问题，还要解决资本与劳动力的协同问题、资本与土地的协同问题，以及资本与外部环境的协同问题等几个方面。
1.三类资本的协同问题。只要明确分工，三类资本实现协同并不困难。从特征来看，国家资本的重心应该放在基础设施领域，而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等环节的垄断则应在保留监管的条件下逐步放开，交给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社会资本的重心应该放在流通环节，以及生产环节中的质量管理和技术研发。农户和专业合作社资本则主要投向生产过程中的要素配备。上述分工的关键是国家让利、企业与农户分利。
2.资本与劳动力的协同问题。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农业也不例外。问题是在三类资本共同投入的模式下，农业劳动力对资本依赖的形式是不同的。对国家资本的依赖主要通过政府组织实现，对社会资本的依赖主要通过企业组织实现，对自有资本的依赖则通过合作社以及自我约束实现。分散的依赖模式决定了任何一种资本都必须与农业劳动力相互协同，而不可能具有对劳动力的绝对权威。协同的工具则包括基层民主、契约、股份、雇佣等多种形式，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工具有机的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不能使用单一的工具。比如，在社会资本与农业劳动力的协同中，不仅要有雇佣，往往还需要契约和股份等工具配合。
3.资本与土地的协同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资本不可能实现对土地的全面控制。现实的做法是与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相协同，实现对土地使用方向的控制权。这种协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地租。如果确定所有权地租，则经营风险由农户和企业共同承担。如果确定承包权地租，则农村集体与企业共担风险。如果不确定地租，则三方共担风险，利益也是共享。从实际运行来看，由于集体组织逐步淡出具体经营活动，因此无法承担风险，因此应该确定所有权地租。而农户则是实际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因此有能力也有义务分担风险，因此不宜确定承包权地租。
4.资本与外部环境的协同问题。需要协同的外部环境重点有两个：一是金融体制环境；二是政治体制环境。前者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建立一套独立运行的农村金融体系。后者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各级政府对资本的侵蚀。前者实现协同的办法是在农村扩展政策性金融的覆盖面，特别是要覆盖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后者协同的办法主要是针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公平的再分配政策，同时尽量缩短农业资本——特别是国家资本投入的链条，避免中间环节的漏出。
参考文献：
[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2] 卢荣善.中国三农发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 吕炜.资本挑战体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 彭熠.浙江民营资本介入农业产业化问题分析及对策[J].中国软科学，2006，（1）.
[责任编辑 刘娇娇]
关键词：体制冲突；农业资本；深化；协同；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064-02
一、山东省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人均农业资本数量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三十年来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0%。但是年度环比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却很大，而且增长幅度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在三十年中，只出现了三个增长的高峰，第一，1979年，人均资本量增长率高达150%。第二，1984年，人均资本量增长率达到69%。此后，人均资本增长率总体下滑，甚至出现了六次负增长。直到2008年，才扭转了下滑态势，出现了第三个高峰，达到22%。因此，从总量来看，山东省的农业资本深化进程并不理想，从1984—2004年，长达二十年时间几乎停滞（实际上这一过程应该计算到2007年，但是受2005年统计口径的调整，统计数据缺乏完全可比性）。从结构上看，在农业资本的四大组成部分中，自筹资本一直是主体，其次是国内贷款，再次是国家预算内投入，最后是利用外资。各部分投入在近几年中几乎都是负增长，其中，比例最大的自筹资本负增长的程度还在恶化（2006年为-2%，2007年为-6%），这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二、农业资本深化与体制冲突
结合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农业资本深化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形成体制冲突：
1.土地控制权冲突。在生产经营体制冲突中，土地控制权冲突是表现最突出的。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争论的焦点，尽管争论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是探讨农村土地的控制权应该归谁所有。传统体制下，农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农户拥有实际控制权。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深入，农业企业在控制了农产品流通领域之后，必然要求向生产领域延伸，即要求对生产资料——土地，以及对劳动力——农民进行有效的控制。唯有如此，才能满足其利润最大化的需求。由此可见，土地是否流转并非当下农村土地问题的核心，真正的核心是究竟是农业企业还是农民应该享有土地控制权。
2.生产控制权冲突。农业资本要求按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承包经营体制则强调在集体控制下，农户自由决策分散经营。这种社会化生产与小农生产之间的冲突是生产控制权冲突的核心内容。上述土地控制权的争夺，以及劳动力控制权的争夺和生产组织模式的争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
3.市场控制权冲突。包括供求、价格以及市场组织等方面形成市场控制权冲突。农业企业、农村集体组织、专业合作社、农户、国家都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企业直接掌握着绝大部分农产品市场供给，并要求独立制定农产品市场价格。农村集体组织的经济功能虽然逐渐淡化，但是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其上下沟通的能力决定了其经济影响不可能消失。各种专业合作社从建立那一天起就是针对价格的，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代替农户进行价格谈判。农户则是农产品原始价格的决策者，尽管由于力量分散而无法对市场价格实施有效影响，但是却能够直接影响农产品的原始产量和品种，从而通过供求关系影响价格。国家则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控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牲畜屠宰、农业技术等环节的垄断经营，最终实现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的有效控制。
4.再分配体制冲突。这类冲突主要围绕国家税收和补贴形成的。在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各地方农业产业化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相关调查却显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税费相对较重。经加工后仍属农产品的增值税率为13%，加工后改变了农产品的形状或包装的增值税率为17%，由于农产品加工企业面向千家万户，农产品收购环节的增值税率统一为10%，而绝大多数农产品加工后都改变了形状或需要更换包装，因此，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率大都高于一般产品加工的实际增值税率3～4个百分点。随着农业资本深化，围绕税收的冲突会越来越尖锐。另外，围绕补贴的冲突也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不仅农户和企业都在争取国家农业补贴，而且地方各级政府也都对国家农业补贴垂涎不已。实际上，国家补贴已经变成了一种免费资源吸引各个方面参与竞争。
5.投资体制冲突。投资体制冲突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的投入重短利、轻持续。不管是龙头企业还是农户，或者来自金融机构的投资，都把重点放在能够短期见效的项目上，而不愿意投向能够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造成只有国家承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财政资金的局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始终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金融资源的外流。工、农、中、建、邮被誉为农村金融资源的五大“抽水机”。大量的农村储蓄存款汇集到这些金融机构以后，并没有贷放到农业生产中来，而是投向了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工商业。这种投资体制不仅无法满足农业资本深化的要求，甚至无法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
6.融资体制冲突。在有限的投向农业的金融资源中，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农户都存在融资难的现象。但困难却不尽相同，农业企业资质较好，可以获得信用贷款，也可以获得担保贷款，但却很难获得政策性贷款。农户则主要依赖于政策性贷款，而无法涉足商贷。农业合作组织则处于两难境地，由于其法人地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其融资能力也受到极大制约。三方主体境况虽然有差异，但是终究要面对总量有限的农业金融资源，因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态势非常明显。
三、农业资本深化路径与对策
从中国国情出发，农业资本深化应该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即国家资本、社会资本和农户自有资本共同深化的过程。三类资本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对农业发展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国家资本强调资本的使用目标与方向及其突出的引导性，而弱化增值性与趋利性目标；具有较强的协同性，不强调独立性；相对而言，流动性较差，且不属于竞争性资本。社会资本则具备明显的增值性、趋利性、流动性和独立性特征。农户自有资本最突出特征是随从性，通过参与农业产业化体系的经营运作，保证其获得稳定的生产经营收益，与此相对应，这部分资本的生产性和稳定性都较强，而流动性、增殖性、独立性等特性并不明显。 基于三类资本不同的特征，实现资本深化的“三位一体”过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协同，不仅要解决三类资本运行本身的协同问题，还要解决资本与劳动力的协同问题、资本与土地的协同问题，以及资本与外部环境的协同问题等几个方面。
1.三类资本的协同问题。只要明确分工，三类资本实现协同并不困难。从特征来看，国家资本的重心应该放在基础设施领域，而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等环节的垄断则应在保留监管的条件下逐步放开，交给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社会资本的重心应该放在流通环节，以及生产环节中的质量管理和技术研发。农户和专业合作社资本则主要投向生产过程中的要素配备。上述分工的关键是国家让利、企业与农户分利。
2.资本与劳动力的协同问题。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农业也不例外。问题是在三类资本共同投入的模式下，农业劳动力对资本依赖的形式是不同的。对国家资本的依赖主要通过政府组织实现，对社会资本的依赖主要通过企业组织实现，对自有资本的依赖则通过合作社以及自我约束实现。分散的依赖模式决定了任何一种资本都必须与农业劳动力相互协同，而不可能具有对劳动力的绝对权威。协同的工具则包括基层民主、契约、股份、雇佣等多种形式，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工具有机的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不能使用单一的工具。比如，在社会资本与农业劳动力的协同中，不仅要有雇佣，往往还需要契约和股份等工具配合。
3.资本与土地的协同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资本不可能实现对土地的全面控制。现实的做法是与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相协同，实现对土地使用方向的控制权。这种协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地租。如果确定所有权地租，则经营风险由农户和企业共同承担。如果确定承包权地租，则农村集体与企业共担风险。如果不确定地租，则三方共担风险，利益也是共享。从实际运行来看，由于集体组织逐步淡出具体经营活动，因此无法承担风险，因此应该确定所有权地租。而农户则是实际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因此有能力也有义务分担风险，因此不宜确定承包权地租。
4.资本与外部环境的协同问题。需要协同的外部环境重点有两个：一是金融体制环境；二是政治体制环境。前者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建立一套独立运行的农村金融体系。后者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避免各级政府对资本的侵蚀。前者实现协同的办法是在农村扩展政策性金融的覆盖面，特别是要覆盖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后者协同的办法主要是针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公平的再分配政策，同时尽量缩短农业资本——特别是国家资本投入的链条，避免中间环节的漏出。
参考文献：
[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2] 卢荣善.中国三农发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 吕炜.资本挑战体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 彭熠.浙江民营资本介入农业产业化问题分析及对策[J].中国软科学，2006，（1）.
[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