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预见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都将呈现这样一个特点：被视为西方的竞争对手。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已经形成了在世界的独特存在。已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把中国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体量的参与者，不可能不对世界体系产生影响。与之相关的第二点原因是，目前的世界体系，运作模式主要还是基于西方制定并主导的规则和制度。
　　成为竞争对手，并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不能指望，也没必要将其看作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应将其视为需要管理的现象。具体来说，就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西方的竞争关系。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成为竞争对手”主要是西方视角，并不是中国外部环境的全部。对于中国以外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它们眼中的中国角色之变，更多的是世界体系演化的一部分。
　　在世界体系的演化过程中，中国的“独特存在”决定了其主角之一的身份。既然是演化，就存在迭代更新，就避免不了竞争性。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毕竟不同于战争。历史上所谓格局的形成，往往都取决于大国之间的战争。但人類历史已经翻过那一页，即便是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西方国家，也脱离不了“共存”这个大框架。
　　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必要在理性看待竞争的前提下，追求理性竞争。

十年剧变

　　美欧是西方的主导力量，所以中国如何成了西方的对手，主要还是看美欧的态度。近年来，在美国与部分欧洲国家中，“竞争对手”几乎成了描述中国的热词。所不同的只是前面的修饰语，比如美国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欧盟的表述是“系统性竞争对手”。由此可见，不管加什么修饰语，美欧在对华态度上都有了一定的交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是美欧对华外交调整的一个明确信号。

美欧是西方的主导力量，所以中国如何成了西方的对手，主要还是看美欧的态度。

　　关键的原因在于，美欧的“交集”还体现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以及具体的外交行为上。今年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中，称中国是“唯一有潜力在能力上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2019年3月，欧盟发布的《欧中战略前景》政策文件，认为“中国有成为全球领先大国的雄心，不可以再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由此将中国定位为“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与系统性竞争对手”。此时，特朗普政府与欧盟的关系并不好，在对华政策上谈不上实质性的战略协调。所以，欧盟对华政策态度的变化，直至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有其自身的逻辑。
　　1975年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建交以后，欧洲国家对华政策的主基调长期是积极接触。进入21世纪后，中欧关系开始出现变化，主要表现在日渐增多的经济摩擦。更实质性的变化出现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阿什顿牵头起草的《阿什顿报告》。这份报告反映在政策上，就是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在经济上更加在乎“利益对等”，在国际问题上突出“责任分担”。
　　从那时起，欧洲就事实上不再以“发展中国家”来定位中国身份，尽管2010年中国的GDP仅为欧盟的42%。但此后的十年剧变，可以说是根本性地改变了欧盟的对华认知。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欧洲政治明显转向意识形态化。而这一点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欧盟对华外交调整中。《欧中战略前景》发布的2019年，中国GDP已经相当于欧盟的91%。经济实力的快速接近与欧洲政治的意识形态化相互加强，成为欧盟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的认知土壤。
　　美国的对华态度，也有个十年剧变，只不过时间点比欧洲稍微靠前。2005年，小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里面有“责任分担”的意图，但也凸显了当时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某种宽容甚至认可。那一年，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18%。中美外交中曾经出现的战略对话，主要是在那之后建立起来的。而奥巴马第二任期的2015年，美国舆论与战略界热议的，是中美关系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一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61%。
　　尽管在正式的政策文件中，奥巴马政府没有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对华战略竞争。而且，在奥巴马离任前，美国的战略界和政策圈，在对华态度上已经形成相当程度的共识，那就是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样的共识，在特朗普个人情绪化风格的催化下，导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突变”现象。与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对华政策，褪掉了某些情绪和戾气，但增加了战略运作的成分。

体系演化

　　十年只是历史短暂的一瞬，出现剧变当然很扎眼。但理解变化的深层原因，还需要拉长历史维度。英国学者巴里·布赞与乔治·劳森在合著的《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中，以学界流行的“漫长的19世纪”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分析了“从无中心世界”到“中心-边缘”的全球转型。在他们看来，直到19世纪，世界才变成一个全球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中心国家能快速且决然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的权力模式。
　　毫无疑问，在“中心-边缘”体系里，西方国家是“中心”，包括中国在内广大非西方国家属于“边缘”。无论如何解读国际关系历史，都很难否认这一点，即这个体系大致上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体系的演化就与经济实力的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心-边缘”局面的形成与存在，与西方与非西方在经济实力上“中心-边缘”的分布高度一致。2000年，七国集团的GDP世界占比依然高达65%。 　　2019年欧盟在官方文件中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美欧在战略上的共识。而这一年，七国集团的GDP世界占比是40%。如果把“西方”范围扩大到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2019年这个比例也只有49%。由此可见，以经济实力为衡量标准，如今的世界体系已经不适合再以“中心”和“边缘”来划界。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中国的角色最为突出。

这个本质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是世界政治的“去中心化”，即不再有主导性的超级大国。

　　还是以2019年为例，世界GDP总量“非西方”国家所占的51%份额中，中国一国的GDP就占比36%（排名第二的印度占比是7%）。从体系演化的角度看，中国与美欧关系，之所以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十年剧变”，是因为这个体系进入了新的演化周期。体系的演化必然涉及权力的此消彼长，西方无疑是受损方，而中国则是继西方之后，最有可能对体系演化方向产生影响的国际行为体。
　　在世界大国不再以武力来获取权力的时代，体系演化中权力分布的变化，主要以规则和制度的制定权体现出来。在一定的时间内，规则和制度具有稳定性，但从演化的角度看，它们无疑是动态的。而美欧西方国家所担忧的，正是规则和制度的演化，可能朝中国所希望的方向“弯曲”。比如，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上对人权的定义，是否会更少“西方色彩”？国际贸易新规则的确立，是否会更加凸显中国经济模式的优势？
　　与具体的规则、制度的制定权相比，更为抽象的影响力，在体系演化中的角色同样重要。拜登的“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主要是基于国内政治。但是从体系演化的角度看，中产阶级之于美国外交的意义也在式微。美国学者霍米·哈拉斯与梅根·杜莉，对中国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影响做了一番研究。這两位学者的结论是，中国在这个领域将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前所未有但却被严重低估的影响。
　　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1950年，全世界90%的中产阶级分布在欧洲和北美，其中美国就占了40%。那个年代，房子、私家车、外加一条狗和年度度假等，是美国中产的标准形象。美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权，成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今全球20%的中产阶级在中国，2027年占比将增加到25%。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其消费能力、偏好和模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全球企业的生产和投资。
　　在这两位学者看来，中国事实上正在重新定义何为中产，而这又不可避免会产生全球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政府的行政效率与绩效，赋予了高于或者说等同于政治参与的价值。而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中国在世界“存在感”增强，客观上就会凸显这种“不同”。而这样的趋势，是西方国家基于“中心-边缘”思维，死守规则制定权所无法应对的。
　　西方习惯了“中心-边缘”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对中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尤为敏感和焦虑。在巴里·布赞与乔治·劳森看来，这是对正在进行的全球转型的误判。他们在书中写道，“当下流行的争论，错误地将焦点放在美中竞争上，即它们之间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更替如何引发危机，这是不得要领的，因为这忽略了正在兴起的全球新秩序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是世界政治的“去中心化”，即不再有主导性的超级大国。

回归理性

　　在严肃、理性的国际问题学者们中，世界政治的去中心化趋势基本已是共识。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个过程无疑会造成阵痛，因为这会带来享受了数百年的优越感的丧失，以及权力的部分让渡。但是，去中心化并不等同于西方被边缘化，中国不再“边缘”，也不意味着中国会成为新的“中心”。换句话说，在相当长时期里，世界体系并不会形成反向的“中心-边缘”局面。所以，世界体系演化中的主角们，都需要理性地看待竞争。
　　西方国家将在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路上走多远，主要取决于美国。所以，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前景，中美关系尤为关键。而且，中美关系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世界体系的演化方向。目前只有中美两国的GDP跨过了10万亿美元的门槛，排名第三的日本（2020年是5万亿美元），很可能离这个门槛越来越远。最有潜力的印度（2020年是2.62万亿美元）跨过这一门槛，还需要相当长时间。

在相当长时期里，世界体系并不会形成反向的“中心-边缘”局面。所以，世界体系演化中的主角们，都需要理性地看待竞争。

　　这种“两家独大”局面的形成和持续，是中美关系最具竞争性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上的咄咄逼人，都与目前美国政治中的“非理性”因素有关。无论中美竞争变得有多激烈，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双方都无法让对方屈服。正如美国学者何瑞恩（Ryan Hass）所认为的那样，中美两国都太大太强，不可能被对方所支配。至少在拜登的有生之年，他是肯定看不到美国在竞争中完胜。
　　目前中美两国都在向对方展现强硬，而强硬又强化了双边关系的竞争性。螺旋式下滑的中美关系何时触底不得而知，但最终两国都不得不回归理性。中国学者王缉思近日在《外交事务》上撰文称，为了避免冲突，中美需要接受两个基本现实。“第一个现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巨大威望，其权力根基不可动摇；第二个现实是，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行为体。”
　　这与中国外交系统人士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取向是一致的。一方面表明中国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希望能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欧美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攻击，希望欧美国家理性认识到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
　　何瑞恩认为中美关系应该“寻找新的平衡”，其逻辑前提也是“回归理性”。他认为，华盛顿和北京都需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让新平衡的出现成为可能。在何瑞恩看来，中美关系新平衡的形成，需要两国重新发现双边关系中新的共同逻辑，即追求共存不是因为友好或善意，而是双方共同的需要。“没有这个共同逻辑，敌意与焦虑就会定义双边关系。”毋庸置疑，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有着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在“回归理性”方面，美国理应先行一步。
　　而对中国来说，积极推动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回归理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