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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不断壮大过程中，秦人吸收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并将之创新来促进自身的发展。所以，秦文化其实是文化融合的结果。笔者从考古学角度，选取几件典型器物，从它们体现的艺术特点来看秦人身上所的进取精神。
关键词：秦国青铜器；艺术特点；进取精神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1-03
赢秦族的迁徙与秦文化的渊源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笔者以为，秦文化比较复杂，它是在一部分赢秦人迁徙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并吸收其他文化成分形成的。秦文化可能包括东夷文化、甘青地区文化、殷商文化、先周文化等。
一、秦文化的界定
早期秦文化主要是指分布于甘肃东部的天水一带，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秦族或秦族统治下受秦族文化影响的族群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遗留。通常所说的“秦文化”，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本文所指的早期秦文化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考古学秦文化。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秦文化包括商代晚期以来活动于西垂地区以中橘为首的赢秦部族、秦立国之前活动于犬丘的大骆之族以及大骆之后活动于犬丘的成族与沂渭之间非子之族，还包括融入秦文化系统或接受秦人统治，受到秦文化影响的戎人和周人创造的文化。
秦文化的源头历来有争论，笔者以为“东夷西迁”说更为合理。秦人起源于东方，属于东夷的一支。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指出，“秦赵原来都是殷商玄鸟图腾的支族，大约在商周兴之，他们由东方沿海迁徙到黄土高原。”“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的祖先最可能同属于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1]秦既然属于夷人，则与夷人后裔殷人同源。有的学者认为，“从二里岗上层偏早阶段到关中西部的京当文化的一部分使用者就是与商王朝有密切关系的赢秦的祖先。”[2]秦殷同源关系在考古学上有很多证据，例如葬俗上都有二层台和腰坑殉狗。这两个特点都是殷人墓葬的典型形制，但是在早期秦人的墓葬中也多有发现，例如秦早期的雍城秦公陵园。
二、秦国青铜器与秦早期历史
对于秦国的考古工作，近些年来学术界给予很大关注，出土的器物不但可以和文献互补，来更好地了解秦国和秦文化，还可以分析秦文化和东方各国文化的异同。对于秦人的来源，学术界虽然有“东来说”和“西来说”，但是大家都承认秦人是从甘肃天水一代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在此被周王册封为诸侯，开始进军关中。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指出，“庄公为西陲大夫，以语义观之，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然《封禅书》言秦襄公即侯，居西垂……《水经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字庄公举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犬丘为西垂耳。”[3]徐仲叔先生认为，在今天的陕西兴平的犬丘和天水市内的犬丘，秦人都居住过，天水西南的犬丘称西犬丘。[4]这些都反映了早期秦人从东部辗转迁徙到甘肃天水一代并开始发展壮大的过程。笔者选取秦立国以前不同阶的三件主要器物来分析秦文化在早期形成阶段的一些特点。
1、不其簋
关于秦人在西垂一带活动的资料，除了《史记》等文献有明确记载外，还有文物资料，其中最珍贵的当属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不其簋。在目前所知存世的赢秦青铜器中，宣王时的不其簋盖为年代最早的一件。不其簋仅存簋盖，其铭文为：“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即秦庄公），驭（朔）方严允广伐西愈（即西隅，泛指西部地区），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汝御追于器，汝以我东宕伐严允于高陶，汝多折首执讯。戎大同从追汝、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我车函（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海（敏）于戎工，锡（赐）汝弓一矢，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不其拜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用丐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终，子子孙孙，用永宝永享。”
不其簋铭
这篇铭文记载了一次战事。严允是我国西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经常侵扰周朝的西部，周王命伯氏和不其抗击，进追于“西”。西就是秦汉陇西郡的西县。这和秦公簋中记载的“西”一致。不其和伯氏得胜以后回朝献俘，周王命不其继续追击，与戎人发生战争，取得了胜利，周王对不其予以封赏。铭文中的严允、允，即文献中的狁，有学者认为就是氐族，为周王室在西北的主要边患。
李学勤先生在《秦国文物的新认识》一文中指出，不其簋记载的是周宣王时期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这段历史在《史记·秦本纪》中也有记载。并指出铭中的“不其”即秦庄公，而指挥不其的“伯氏”为庄公之长兄。伯氏可能是庄公的伯父而在西周王朝中任职者。李学勤先生还指出，器形、纹饰及铭文字体，完全与西周后期的青铜器一脉相承，尚不具备后来秦器的独特风格。
在这个时期，秦国只是周王朝的一个附庸国，自身的发展还不足以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但是此时的秦国已经开始酝酿自身的发展和变革。从不其簋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秦国比较强壮，能帮助周王朝一次又一次取得战争胜利。武力强盛反映当时的秦国也很繁荣。虽然这个时候的秦国文化在艺术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出秦国尚武的特点，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武力才能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宏愿。这个阶段是秦文化形成的开始。
2、秦公簋
自赢姓人中谲“在西戎，保西垂”，到秦文公东征，秦人在今礼县东北部营邑建都，东征西讨，达四百年之久。此后，秦人虽然迁至渭河中游咸阳、西安一带，但是礼县、西和一带仍是秦人主要活动区域之一。约在战国末年，秦在西垂宫故地设置西县，属陇西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令祠官常供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在西县一带就建立神祠数十处，这已由礼县西汉水流域各处发现的“秦公簋”、“秦公壶”等一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物得到证明。“不其簋”铭文与“秦公簋”铭文可以相互佐证。秦公簋铭文记载的是周秦联军反击犬戎的几次战争。通过这几次战争，周秦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嬴十二公长期以来被动于西戎的战略处境。
1919年发现的秦公簋（见图一）记载了襄公奉周宣王之命在西犬丘之地设立西畤、建立宗庙的过程，它的纹饰和字形书体体现了早期秦文化的特点。
秦公簋时代比不其簋略晚，出土于天水市秦州区的秦岭、杨家寺二乡与礼县红河乡交界处的庙山，现藏国家历史博物馆。秦公簋盖铭53字，器身51字，共104字，合起来为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全文如下：
秦公曰：不顯朕皇且，受天命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嚴，恭夤天命，保業厥秦，事蠻。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刺刺（烈）桓桓，邁民是敕。咸畜胤士，盍盍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作吻宗彝，以邵皇且，其.嚴御各，以受屯鹵。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竈有四方。宜。
铭文歌颂了十二位先祖为周王室在西戎保业兼而开拓了秦版图的丰功伟业；记述了襄公奉周宣王之命在西犬丘之地设立西畤、建立宗庙，对秦先祖进行祭祀的缘由，也表达了秦襄公欲建立霸业、统一天下的宏愿。记载的事件与《史记·秦本纪第五》中的“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相符。秦公簋已经成为我国研究先秦文化的国宝级文物。
秦公簋的簋盖、器身均作蟠虺纹，花纹细小繁复，双耳做兽首。秦公簋为秦公之祭器，但是在秦汉时背当作容器使用，所以在器和盖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九字：“西一斗七升大半升”。其中的“西”是指 “西县”，即汉代陇西郡的西县，也就是秦之西垂西戎（西犬丘）。1983年，礼县县志办主任康市荣结合本县出土文物著有《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西县具体位置就在礼县红河镇南岳费家庄一代。而秦公簋正好出土于对面的北山上。这进一步证明，秦文化的发源地就在西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商周社会从王室到贵族，都要隆重祭祀天地和祖先，宣扬家族的荣耀和个人的功绩。这一点在青铜礼器的铭文中表现得非常充分。秦人是殷周文化的继承者，在青铜礼器的制作上继承了周人的特点。秦公在秦公簋的铭文中表达了自己对上天的崇敬，对祖先的功绩进行颂扬，以此来祈求祖先对子孙后代的庇护和家族的繁荣发展。[6]在这个时期，秦国青铜器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殷周青铜器的特点，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文化模式。
图一：秦公簋
但是铭文的字形书体开始发生变化。铭文字体规整严谨，疏密有秩，静肃大方，有其独特的风格。秦公簋的器、盖铭文均用印模在制范上打就，制作方法在当时非常新颖，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比较少见[7]（见图二）。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摸的先例。
秦公簋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秦小篆和隶书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书写也发生了变化，“铭文劲直如矢，弯曲若弓，体方笔圆，端正规则，挺拔俊秀，舒展大方，位置适中，布局恰当，已具小篆之雏形，非常合乎书法发展的逻辑。”[8]字体结构、姿态笔法以及排列方式都与以往不同，打破了西周一直沿用的铭文密集排列方式，排列疏密有致，给人以优美洒脱的感觉。
图二：秦公簋展开图
秦公簋上继承籀文的传统，下开启小篆的先河。这也代表了秦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说明此时的秦国已经开始摆脱周朝传统文化影响，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这也是秦人的开拓创新精神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体现。
3、秦公壶
地处陇南丘陵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古墓群在1992—1993年遭到疯狂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向海外，很多铸有“秦公”的青铜器出现在海内外古董拍卖市场。经过上海博物馆的抢救性购买以及甘肃文物部门进行的发掘清理，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的外流。大堡子山墓地被认为是出土“秦公”铭文青铜器的地方。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了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秦公壶（见图三）。李学勤先生把秦公壶与颂壶（见图四）、晋候壶钟及景公钟、簋的铭文比较，认为秦公壶的作器者应该是文公。[9]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文公继位。文公也是一位有作为的秦君，在位五十年（765一716），营邑于汧渭，有史以记事，扩张领土，制订法律，奠定了秦国的基础。这说明秦公壶比前面两件器物的时代晚一些，它身上有了秦文化更明显的特点，开始摆脱西周晚期青铜器制作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就秦公壶的形制和纹饰来说，“这对壶保存良好，高52厘米通体覆绿色薄锈。壶的横截面为团角长方形。盖上设捉手，捉手壁饰窃曲纹，盖缘饰吐舌的两头龙纹。器长颈，颈饰波带纹，两侧有耳，耳上饰螺形角的兽首，垂环。颈腹之间，以一道弦纹宽带为界。腹下方珍出，面饰大蟠龙纹，有若干龙蛇纠结蟠曲。低圈足，饰窃曲纹。器口内壁有铭文，两行六字：秦公作铸尊壶。”故称之为秦公壶。[10]
壶体四面满附蟠龙纹，颈上饰波带纹，圈足上是窃取纹，耳上为螺角犧首。这些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盛行的纹饰。但是与颂壶、晋侯壶相比，秦公壶所铸铭文虽相同但腹部与颈部的比例却不像后者那么悬殊，整个器物更加稳重。
图三：秦公壶
图四：颂壶
秦公壶的这种形制开启了秦国方壶的先河。可见在秦公壶时期，秦国在铸造器物艺术上的努力创新已经取得成果，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方壶这一新的器物的出现，也是秦人对自身文化的一个说明。方壶的端庄稳重，体现了秦文化的深沉和厚重；方壶体态较圆壶大，显示了秦人囊括四海的雄心壮志。新文化风格的形成，是秦人在发展壮大自身文化过程中坚持不懈的最好证明。
纵观上述材料，秦国早期文化在青铜器上表现出了对西周文化的传承，同时注意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特点，虽然与中原的青铜器有共同点但差别日趋显著。这种差别不是一下显现出来的，而是在秦人不断摸索、借鉴和融合中形成的。这说明当时的秦人不但善于吸收借鉴其他地区的文化特点，还注意将其为己所用，形成自身的文化艺术风格。这些都说明了秦人有着不断创新，发展进取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督促秦人不断向前，最终形成自己的国家。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张天恩.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议[J].文博，2001（3）.
[3]王国维. 《秦都邑考》. 《观堂集林》(卷十二).
[4]徐仲舒.先秦史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1992.
[5]《左传·成公十二年》
[6]徐卫民.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A].秦西垂文化论集[C].
[7]陈昭容.谈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文物[A].秦西垂文化论集[C].
[8]赵文汇.秦公簋与西县[A].秦西垂文化论集[C].兰州：甘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9]李学勤.最新出现的秦公壶[J].中国文物报，1994—10—30.
[10]陈昭容.谈新出秦公壶的时代[J].考古与文物，1999（4）.
（责任编校：刘军平）
关键词：秦国青铜器；艺术特点；进取精神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1-03
赢秦族的迁徙与秦文化的渊源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笔者以为，秦文化比较复杂，它是在一部分赢秦人迁徙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并吸收其他文化成分形成的。秦文化可能包括东夷文化、甘青地区文化、殷商文化、先周文化等。
一、秦文化的界定
早期秦文化主要是指分布于甘肃东部的天水一带，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秦族或秦族统治下受秦族文化影响的族群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遗留。通常所说的“秦文化”，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本文所指的早期秦文化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考古学秦文化。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秦文化包括商代晚期以来活动于西垂地区以中橘为首的赢秦部族、秦立国之前活动于犬丘的大骆之族以及大骆之后活动于犬丘的成族与沂渭之间非子之族，还包括融入秦文化系统或接受秦人统治，受到秦文化影响的戎人和周人创造的文化。
秦文化的源头历来有争论，笔者以为“东夷西迁”说更为合理。秦人起源于东方，属于东夷的一支。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指出，“秦赵原来都是殷商玄鸟图腾的支族，大约在商周兴之，他们由东方沿海迁徙到黄土高原。”“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的祖先最可能同属于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1]秦既然属于夷人，则与夷人后裔殷人同源。有的学者认为，“从二里岗上层偏早阶段到关中西部的京当文化的一部分使用者就是与商王朝有密切关系的赢秦的祖先。”[2]秦殷同源关系在考古学上有很多证据，例如葬俗上都有二层台和腰坑殉狗。这两个特点都是殷人墓葬的典型形制，但是在早期秦人的墓葬中也多有发现，例如秦早期的雍城秦公陵园。
二、秦国青铜器与秦早期历史
对于秦国的考古工作，近些年来学术界给予很大关注，出土的器物不但可以和文献互补，来更好地了解秦国和秦文化，还可以分析秦文化和东方各国文化的异同。对于秦人的来源，学术界虽然有“东来说”和“西来说”，但是大家都承认秦人是从甘肃天水一代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在此被周王册封为诸侯，开始进军关中。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指出，“庄公为西陲大夫，以语义观之，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然《封禅书》言秦襄公即侯，居西垂……《水经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字庄公举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犬丘为西垂耳。”[3]徐仲叔先生认为，在今天的陕西兴平的犬丘和天水市内的犬丘，秦人都居住过，天水西南的犬丘称西犬丘。[4]这些都反映了早期秦人从东部辗转迁徙到甘肃天水一代并开始发展壮大的过程。笔者选取秦立国以前不同阶的三件主要器物来分析秦文化在早期形成阶段的一些特点。
1、不其簋
关于秦人在西垂一带活动的资料，除了《史记》等文献有明确记载外，还有文物资料，其中最珍贵的当属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不其簋。在目前所知存世的赢秦青铜器中，宣王时的不其簋盖为年代最早的一件。不其簋仅存簋盖，其铭文为：“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即秦庄公），驭（朔）方严允广伐西愈（即西隅，泛指西部地区），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汝御追于器，汝以我东宕伐严允于高陶，汝多折首执讯。戎大同从追汝、汝及戎大敦搏，汝休，弗以我车函（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海（敏）于戎工，锡（赐）汝弓一矢，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不其拜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用丐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终，子子孙孙，用永宝永享。”
不其簋铭
这篇铭文记载了一次战事。严允是我国西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经常侵扰周朝的西部，周王命伯氏和不其抗击，进追于“西”。西就是秦汉陇西郡的西县。这和秦公簋中记载的“西”一致。不其和伯氏得胜以后回朝献俘，周王命不其继续追击，与戎人发生战争，取得了胜利，周王对不其予以封赏。铭文中的严允、允，即文献中的狁，有学者认为就是氐族，为周王室在西北的主要边患。
李学勤先生在《秦国文物的新认识》一文中指出，不其簋记载的是周宣王时期秦庄公破西戎的战役。这段历史在《史记·秦本纪》中也有记载。并指出铭中的“不其”即秦庄公，而指挥不其的“伯氏”为庄公之长兄。伯氏可能是庄公的伯父而在西周王朝中任职者。李学勤先生还指出，器形、纹饰及铭文字体，完全与西周后期的青铜器一脉相承，尚不具备后来秦器的独特风格。
在这个时期，秦国只是周王朝的一个附庸国，自身的发展还不足以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但是此时的秦国已经开始酝酿自身的发展和变革。从不其簋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秦国比较强壮，能帮助周王朝一次又一次取得战争胜利。武力强盛反映当时的秦国也很繁荣。虽然这个时候的秦国文化在艺术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出秦国尚武的特点，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武力才能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宏愿。这个阶段是秦文化形成的开始。
2、秦公簋
自赢姓人中谲“在西戎，保西垂”，到秦文公东征，秦人在今礼县东北部营邑建都，东征西讨，达四百年之久。此后，秦人虽然迁至渭河中游咸阳、西安一带，但是礼县、西和一带仍是秦人主要活动区域之一。约在战国末年，秦在西垂宫故地设置西县，属陇西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令祠官常供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在西县一带就建立神祠数十处，这已由礼县西汉水流域各处发现的“秦公簋”、“秦公壶”等一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物得到证明。“不其簋”铭文与“秦公簋”铭文可以相互佐证。秦公簋铭文记载的是周秦联军反击犬戎的几次战争。通过这几次战争，周秦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嬴十二公长期以来被动于西戎的战略处境。
1919年发现的秦公簋（见图一）记载了襄公奉周宣王之命在西犬丘之地设立西畤、建立宗庙的过程，它的纹饰和字形书体体现了早期秦文化的特点。
秦公簋时代比不其簋略晚，出土于天水市秦州区的秦岭、杨家寺二乡与礼县红河乡交界处的庙山，现藏国家历史博物馆。秦公簋盖铭53字，器身51字，共104字，合起来为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全文如下：
秦公曰：不顯朕皇且，受天命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嚴，恭夤天命，保業厥秦，事蠻。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刺刺（烈）桓桓，邁民是敕。咸畜胤士，盍盍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作吻宗彝，以邵皇且，其.嚴御各，以受屯鹵。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天，高弘有麐，竈有四方。宜。
铭文歌颂了十二位先祖为周王室在西戎保业兼而开拓了秦版图的丰功伟业；记述了襄公奉周宣王之命在西犬丘之地设立西畤、建立宗庙，对秦先祖进行祭祀的缘由，也表达了秦襄公欲建立霸业、统一天下的宏愿。记载的事件与《史记·秦本纪第五》中的“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相符。秦公簋已经成为我国研究先秦文化的国宝级文物。
秦公簋的簋盖、器身均作蟠虺纹，花纹细小繁复，双耳做兽首。秦公簋为秦公之祭器，但是在秦汉时背当作容器使用，所以在器和盖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九字：“西一斗七升大半升”。其中的“西”是指 “西县”，即汉代陇西郡的西县，也就是秦之西垂西戎（西犬丘）。1983年，礼县县志办主任康市荣结合本县出土文物著有《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西县具体位置就在礼县红河镇南岳费家庄一代。而秦公簋正好出土于对面的北山上。这进一步证明，秦文化的发源地就在西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商周社会从王室到贵族，都要隆重祭祀天地和祖先，宣扬家族的荣耀和个人的功绩。这一点在青铜礼器的铭文中表现得非常充分。秦人是殷周文化的继承者，在青铜礼器的制作上继承了周人的特点。秦公在秦公簋的铭文中表达了自己对上天的崇敬，对祖先的功绩进行颂扬，以此来祈求祖先对子孙后代的庇护和家族的繁荣发展。[6]在这个时期，秦国青铜器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殷周青铜器的特点，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文化模式。
图一：秦公簋
但是铭文的字形书体开始发生变化。铭文字体规整严谨，疏密有秩，静肃大方，有其独特的风格。秦公簋的器、盖铭文均用印模在制范上打就，制作方法在当时非常新颖，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比较少见[7]（见图二）。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摸的先例。
秦公簋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秦小篆和隶书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书写也发生了变化，“铭文劲直如矢，弯曲若弓，体方笔圆，端正规则，挺拔俊秀，舒展大方，位置适中，布局恰当，已具小篆之雏形，非常合乎书法发展的逻辑。”[8]字体结构、姿态笔法以及排列方式都与以往不同，打破了西周一直沿用的铭文密集排列方式，排列疏密有致，给人以优美洒脱的感觉。
图二：秦公簋展开图
秦公簋上继承籀文的传统，下开启小篆的先河。这也代表了秦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说明此时的秦国已经开始摆脱周朝传统文化影响，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这也是秦人的开拓创新精神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体现。
3、秦公壶
地处陇南丘陵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古墓群在1992—1993年遭到疯狂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向海外，很多铸有“秦公”的青铜器出现在海内外古董拍卖市场。经过上海博物馆的抢救性购买以及甘肃文物部门进行的发掘清理，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的外流。大堡子山墓地被认为是出土“秦公”铭文青铜器的地方。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了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秦公壶（见图三）。李学勤先生把秦公壶与颂壶（见图四）、晋候壶钟及景公钟、簋的铭文比较，认为秦公壶的作器者应该是文公。[9]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文公继位。文公也是一位有作为的秦君，在位五十年（765一716），营邑于汧渭，有史以记事，扩张领土，制订法律，奠定了秦国的基础。这说明秦公壶比前面两件器物的时代晚一些，它身上有了秦文化更明显的特点，开始摆脱西周晚期青铜器制作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就秦公壶的形制和纹饰来说，“这对壶保存良好，高52厘米通体覆绿色薄锈。壶的横截面为团角长方形。盖上设捉手，捉手壁饰窃曲纹，盖缘饰吐舌的两头龙纹。器长颈，颈饰波带纹，两侧有耳，耳上饰螺形角的兽首，垂环。颈腹之间，以一道弦纹宽带为界。腹下方珍出，面饰大蟠龙纹，有若干龙蛇纠结蟠曲。低圈足，饰窃曲纹。器口内壁有铭文，两行六字：秦公作铸尊壶。”故称之为秦公壶。[10]
壶体四面满附蟠龙纹，颈上饰波带纹，圈足上是窃取纹，耳上为螺角犧首。这些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盛行的纹饰。但是与颂壶、晋侯壶相比，秦公壶所铸铭文虽相同但腹部与颈部的比例却不像后者那么悬殊，整个器物更加稳重。
图三：秦公壶
图四：颂壶
秦公壶的这种形制开启了秦国方壶的先河。可见在秦公壶时期，秦国在铸造器物艺术上的努力创新已经取得成果，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方壶这一新的器物的出现，也是秦人对自身文化的一个说明。方壶的端庄稳重，体现了秦文化的深沉和厚重；方壶体态较圆壶大，显示了秦人囊括四海的雄心壮志。新文化风格的形成，是秦人在发展壮大自身文化过程中坚持不懈的最好证明。
纵观上述材料，秦国早期文化在青铜器上表现出了对西周文化的传承，同时注意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特点，虽然与中原的青铜器有共同点但差别日趋显著。这种差别不是一下显现出来的，而是在秦人不断摸索、借鉴和融合中形成的。这说明当时的秦人不但善于吸收借鉴其他地区的文化特点，还注意将其为己所用，形成自身的文化艺术风格。这些都说明了秦人有着不断创新，发展进取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督促秦人不断向前，最终形成自己的国家。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张天恩.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议[J].文博，2001（3）.
[3]王国维. 《秦都邑考》. 《观堂集林》(卷十二).
[4]徐仲舒.先秦史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1992.
[5]《左传·成公十二年》
[6]徐卫民.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A].秦西垂文化论集[C].
[7]陈昭容.谈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文物[A].秦西垂文化论集[C].
[8]赵文汇.秦公簋与西县[A].秦西垂文化论集[C].兰州：甘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9]李学勤.最新出现的秦公壶[J].中国文物报，1994—10—30.
[10]陈昭容.谈新出秦公壶的时代[J].考古与文物，1999（4）.
（责任编校：刘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