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颂》，著名摩崖石刻。全称《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等。东汉建和二年（148）刻，内容为颂扬原司隶校尉杨涣复开石门之功。原石位于陕西省褒城县（今汉中市褒河区）东北褒斜谷之石门崖壁上。原刻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22行，行30或31字。此碑属潇洒疏朗一类，高古浑穆，舒畅自然，气势开张，具有篆书笔意又不失隶书法度，飘逸柔和不乏率真之趣。杨守敬评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何绍基临《石门颂》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蠼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石门颂》以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运笔道劲沉着，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的艺术魅力而获得历来很高的评价。何绍基所临的《石门颂》放弃了原碑字形一任疏密大小自然安置的结体特征，抓住中锋用笔，圆润舒展，用篆书的笔法将高古超逸融于一体。何绍基以柔软的羊毫，采用回腕法，把篆籀之笔掺八其中，点画常以裹锋而八，含蓄蕴藉，中间运行道缓，写成具有一定弧形，收笔时复以回锋，还有一些线条圆转流畅，书写时就直接出锋，使线条更加挥洒自如，具有荡漾之感。
　　黄易临《石门颂》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盒，又号秋影庵主、散花滩人。浙江钱塘人。擅篆刻，与丁敬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黄易临《石门颂》完全是意临。作品连贯柔和，循规蹈矩，温润丰厚的浓墨与纤细劲挺的细笔形成强烈的对比，如“贬”“荡”“与”等字，用笔以圆润轻柔为主，没有丝毫方刚急躁的火气，从柔润流畅的笔意中，可推想作者书写时灵活的用腕。纵有行，横有列，纵疏朗，横密聚，方整而不呆板，充实而不拥塞，他将篆刻中的分朱布白合理地运用到书法作品中，字与字疏密相得，灵活巧妙，如“绥”“丞”“纲”，“雅”等字将左右分张，文字的点画伸展穿插到邻近字的笔画的空白处，整体注重疏密关系，如“明明”处：“以”和“弘”字处茂密厚实的笔画中露出大块空白，如“遗”“清”让人更觉得通透开朗，生动活泼。
　　郑孝胥临《石门颂》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又称海藏，书斋名海藏楼，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精书法，楷、行书尤工。郑孝胥临《石门颂》两行，首尾相应，行气俱佳。通篇疏密有致，恣意横出。郑孝胥作书主张“楷隶相参”，因为“今楷源于隶书，有志于学者，通乎隶，可悟四体相通之妙”。临作结体平正，楷书昧正浓，横竖的用笔明显保留了颜真卿的痕迹，如“杓”“秋”；横画的平行则采用粗细的变化，枯湿的效果形成对比，如“奉”“亿”“疆”等字，在局部不平衡中求得整体的平衡：横画伸展，笔画格外细劲，“奉”“疆”“宣”等字横画细长，一掠而过，起笔处犹能写出蚕头状，收笔处不按笔，作平波状。“疆”“坐”字末一横画的收笔则是另一种处理方式，只是向上方提笔，状如一挑。但一些竖的处理略显扁平，如“杓”的“木”旁，“秋”字的“禾”旁等让人感到有些缺憾。
　　张祖翼临《石门颂》
　　张祖翼（1849—1917），字逖先，號磊盒，又号磊龛、濠庐、逮庐、坐观老人，斋名禾罂室。安徽桐城人。精书法，篆宗石鼓，矫劲可观：隶法汉碑，喜用浓墨：亦工行、楷，皆能中矩。《石门颂》浑厚奔放，疏秀劲挺，松宽灵秀集于一身，高古超逸融于一体。张祖翼所临条幅在结字上尽情表达“取分背之势”，线条用笔上更是想淋漓尽致地展现该碑的灵活之趣。但是习书之人心里都应该明白，书贵在自然，用意装缀是最忌讳的。临作横画线条圆润，可主笔却有习惯性地扭曲一下，且通篇几乎都有：磔、雁尾则过度地上挑以求得妩媚，造成力不能送到，从而显得十分矫揉造作。种过分自炫新奇，过度追求装饰与美化则会使点画趋于程式化和美术化，从而降低隶书的艺术品味，有点俗了。黄庭坚曾在《论书》：“凡书之害，恣媚是其小疵，轻佻是其大病。直须落笔——端正，至于放笔，自然成行，笔则虽草，而笔意端正。最忌用意装缀，便不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