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还是“人治”？这是非常重要又比较敏感的问题，此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从理论上说，“法治”优于“人治”，法比权大，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有一定距离，现实中有法大于权的，也有权大于法的。
　　1780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赃索贿，情节恶劣，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大学士九卿会议“依法”定为斩决。但乾隆皇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重议”。当“重议”结果为“请照初议”时，乾隆对支持九卿之议者“大加斥责”，以“罪疑惟轻”为由，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不久，即降特旨，赐其三品顶戴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渎如故，而“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
　　李侍尧的“幸运”并非个例，皇帝的話是全国的“根本大法”，总督的话是省里的“根本大法”，县令的话是县里的“根本大法”，这是帝制社会的主要特色之一。在帝制皇权社会向民主与法制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时常会出现“法与权”的博弈，有时法大，有时权大，当权力践踏法律时，那就是“人治”，社会便向后倒退;当法律最终战胜权力时，那就是“法治”，社会便向前发展。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法是老大，任何人都要守法，总统违法一样追究法律责任。总统若利用公权力为亲朋好友谋私利，媒体可以曝光。总统要是指责媒体“不保持一致”“污蔑领导”，勒令其停刊，媒体可上诉法院，法院会依法判决媒体胜诉，“总统打不过总编”是发达国家一景。无数事实证明，究竟法大还是权大，国家的治理是“法治”还是“人治”，是衡量国家性质和体制的“试金石”。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民主与法制还不大健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残留着许多痕迹，在一些地方，权大于法的情况仍然存在，有的权力为所欲为，相互庇护，前面一个权力打肿你的脸，后面一个权力给你一贴止痛膏。有的掌权者的思维逻辑是，“老子就是法律”“掌权者嘴巴最大”。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法律管不着、不敢管、没法管的“法律之外的权力”，法律就会成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婢，潜规则会取代明规则，社会交易成本大增，寻租机会无处不在，腐败日益猖獗。
　　建设法治国家，以民主反对专制，以“法治”否定“人治”，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要依法治权。倘若有一个特殊人物“无法无天”，视法律为儿戏，就会有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一千万个人违法乱纪。近年我们常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对的，更准确地讲，应当是——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
　　亚里士多德说得好：“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他认为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具有“人治”无法做到的“公正性质”。反之，若实行“人治”，就会使政治“带上兽性的成分”，因为他的欲望有时会支配他，他的情感会影响他，即使是最贤达的人也在所难免，只有法律“能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个人的道德品质靠不住”，只有“法律的统治”才是最公平最公正也最有生命力的。“法治”应成为公共生活的新常态。
　　“法治”关系国家的兴衰存亡。如果“法治”不能实现现代化，其他领域的现代化都将是空话。
　　（作者系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