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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滥觞,人们提倡文化与价值的差异、多元和特殊。哈贝马斯坚持普遍主义政治的可能,其实现依赖于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沟通,在立法与行政的合法程序中寻求共识。罗尔斯提出了＂正当优先于善＂的命题,在人们所信仰的多元化的完备性学说的基础上,公民就政治领域诸问题达成重叠共识。这种对话的普遍主义有待建构,能为我们支离破碎的世界提供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