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不同的结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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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
  
  2006年6月8日,尚未卸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潘云鹤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此前他已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
  早年曾入艺术学校学习,一味爱好艺术,但又偏偏成了计算机人工智能专家,在学问上他文理兼备的造诣,打通了两者的壁垒。在主持浙江大学与其他三所高校的合并中,他打破了国内外高校专业设置的老框框,按国家的战略要求和当今世界前沿科技重新结构了新浙大的21个学院。潘云鹤院士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结构创新之路。
  
  “最大的创新是合并”
  
  “老和山下,西子湖畔,钱江潮头。”这是自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浙江大学近50年来给世人的印象。对于这50年潘云鹤的介绍是,浙江大学以前就很好,但很少有人知道,因为曾经一段时间被分解了。解放后浙大一度下放归地方管辖,这是浙大发展的低潮时期。而在解放前,浙大是非常有名的,许多学科都名列全国前茅,理、工、农科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1953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浙大大量的精英都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几年前的四校合并,则又把浙大分出去的部分组成单位又合起来了。如果说合并就是改革,那么在全国浙大是最成功的。教育部领导的评价是,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可以说,如果没有浙大的成功实践,就没有两年后全国高校大规模的合并高潮。
  四校合并后的浙大,学生总量全国最多,本科生12000人,研究生1390人,博士点138个,仅次于北大,清华大学名列第三。博士后流动站数量居第一,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人数全国第一,论文收入国际SEI数居第5位,EI收入数居第三,国内论文发表总数名列第一,综合排名稳居全国高校前三甲。2001年统计数据,浙大的成功合并,成了中国高教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京都大学校长带了3位校长来取经,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李国璋也派人学习,台湾的大学来邀请浙大前去传授经验,德国、法国的大学也在关注浙大的成功经验,因为他们也是文理分设的体制。无疑,浙大的实践,使中国高教界走出了自信之路。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这一发展,既是向国际上学习的成果,也为国际高教界提供了新的经验。
  
  创新来自于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在人工智能特别是计算机形象思维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引起了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的高度重视,钱学森多次提及潘云鹤的工作和观点。
  潘云鹤何以能在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潘云鹤笑道,我学美术是童子功,从小就喜欢,要不是当年家人反对,我已去考美术学院了,就这样我还是选择了与美术关系密切的建筑专业。所以,我很善于形象思维,我有美术设计和创作的实践,而多数搞计算机逻辑的人对形象思维是没体会的,因此,我搞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对C(计算机)与D(设计),这两头我都能懂,做起来就得心应手了。个人的兴趣、爱好、热情与工作往往是分成两块的。从事美术、音乐专业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爱好和工作往往是一致的。而计算机行业则不同,往往就很累人,但如果你一旦能把艺术与计算机之间打通,那就可以其乐无穷、动人百倍了。 我有幸在工作中,把自己的爱好和工作经历部分打通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早说过了,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脑活动的结果,需要不断地被触发,当不同的东西在大脑中“搭牢”了,联系在一起了,而这种联系又是前人所没有的,这就是创新了。而越是不同的,相距远的知识在一起碰撞,就越能产生新的东西。所以要培养人们有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要求学生学习的学科交叉,范围也可以拉大。往往是学习不同门类知识的跨度越大,学得人越少,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人就有可能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成就,因为他的知识结构与众不同,他的结合创新也会与众不同。同时,每个人也要经常注意把不同门类的知识来打通,有的人把自己的爱好与工作截然分开,这很可惜。当年,我做研究生时,导师何先生让我们自己找课题,我就找到了一个“863”的课题,研究计算机形象思维,这样正好能把我的爱好与工作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现在我要求我的学生学好专业外,还要凭个人爱好学第二专业,这样容易打通。
  
  “应该打破限制5岁上学的门槛”
  
  5岁读书比7岁读书更好。我问过,有些发展得好的人,很大一批是5岁读书的。上学年龄提前,刚上小学时可能会有些稀里糊涂,但没关系。我5岁读书是偶然,因为我从小长得高大,幼儿园同龄的孩子都叫我大哥哥,所以我很讨厌上幼儿园。父母没办法就送我上了小学,而且我总是喜欢和比我大两岁的孩子一起玩,这很能激发人的智力。我认为孩子从小应该以培养美术形象思维为主,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加逻辑思维。音乐、美术等形象思维有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逻辑思维则有助于培养对现实的关注能力。我从小喜欢画画,受哥哥影响,还喜欢哲学,这两者就结合在一起了,从小就养成了对新知识追求的习惯和热情。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从小就教数理化,并不一定好。这样的教学方法要改变。教育部应该打破5岁不准上小学的门槛,我相信,如果允许5岁上学,中国的人才一定会大量涌现。
   针对当前的“高考指挥棒”,潘云鹤作了个调研,认为现行教学体制中,高三只是为了准备高考,这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的,对于优秀的学生而言,完全是浪费时间。于是,他们在一些重点高中二年级,招收了一批成绩在前几名的学生,进入浙大预科学习,果然这些学生很快就追平、甚至超了那些经过高三学习的同学了。这又一次证明了潘云鹤对学制的判断。现在在浙大,已实行了完全的学分制,学生只要修满学分,就可以提前毕业报考研究生,也可以再读第二个专业。浙大就是要鼓励高效率,多学科交叉的“奇才”。
  
  “我在学问上有野心”
  
  “60、70年代大搞防空洞之前,你去学了建筑;计算机技术兴起、普及之前你学了计算机;拨乱反正党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前,你当了科研所长、科委主任,院士热到来前,你又成了院士;高校合并热前,你当了校长。你总是事事得风气之先。”潘云鹤笑道,这个说法第一次听到,人们倒是说我在一个行业刚刚成为热门,能挣到钱时,又转移了。1960年,潘云鹤初中毕业考上了杭州艺术美术院,刚读了一年,因三年困难时期,学校被迫解散了。15岁的他进一家工厂当油漆工,一年后这家企业,也因为国家困难而把1958年以后进厂的职工给精简了,潘云鹤也在此列。这样,他只好回去继续读普通高中。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建筑学院,但毕业时却被分配到一个钢铁厂去了。不久,钢厂到了一些由计算机控制的设备,当时厂里没懂计算机的人,就说,你是大学生,你去试试吧。就这样,潘云鹤硬是从二极管、三极管、印刷电路板啃起,干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他很快就搞通了,组织上又调了几名大学生来,但没有一个是学计算机的。他们从科研小组进而成立了襄樊市自动化研究所,一项项成就诞生在他们所里,时任武汉市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的吴官正同志还亲自带队去该所考察。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潘云鹤担任了襄樊市科委副主任、主任。但当他听到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以后,毅然决定“弃官重学”。一时间引起了轰动,潘云鹤不为所动。多年以后,他说,在学业上我是有野心的。
  即使在油漆厂,他仍坚持在工人文化宫上夜校。现在有了读研究生的机会,他当然不会犹豫,他说这也表明我并不想当官。现在当了校长,学术研究上就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像在争夺世界冠军,人人都是在拼极限,要再做出更大的成绩就难了。
  
  当校长始终不离开教师岗位
  
  潘云鹤当校长已第十一个年头了。他感叹道,当校长不容易,一半靠能力,一半靠威望。大学里的教授,并不单纯是你的下级,不会你让干么就干么,你得讲得让人相信你,许多是你的同辈、老师辈,是行政领导关系与学术影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当校长前4年的工作是很困难的,经验少,威望少,经过4-5年的努力,经验、威望都有了,工作也能得心应手了。这不容易。威信是靠干出来的,特别是四校合并,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获得了成功。同时,我当了校长坚持不离开教师岗位,这就能了解到教师们真正关心着急所在,希望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作为校长在表面了解情况所不能替代的。对各个重要的行政管理处室部门,我们都尽可能地选派教授来担当,使他们始终知道教师的喜怒哀乐,这一条也是浙大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经验,有效地防止了行政人员为自己谋利益的倾向,而且我们规定行政人员的工资略低于教师的工资。
  当校长对潘云鹤来说是做出了很大牺牲,他牺牲了他的学术梦想,牺牲了与家人孩子在一起的欢乐时光,但他满怀着另一个希望、为浙大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打好基础。他希望在他的任期内把占地8000亩的紫金港新校园的边界都建设好,为后任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平台。他对今天的改革充满信心,希望到2025年,当这一批人才45岁左右的时候,有人能问鼎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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