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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十二五”重点项目，由中国收藏家协会组织编纂、河北美术出版社承担出版。这一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该书系首次组织多方力量，有系统地辑录民间收藏的古陶瓷精品，基本上反映出了民间收藏陶瓷艺术品的面貌。目前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预计今年下半年出版。关于这一项目的策划与运作，我们特采访了该项目主持人、中国收藏家协会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中心主任王建保先生，请他作了介绍。以下为访谈内容。
记者：王主任，请您先介绍一下《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项目的缘起。
王建保：其实我们参与做这项目起因很简单。2014年11月初，我接到河北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田忠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是景德镇陶瓷学院曹建文教授推荐他与我联系，他们出版社希望与我们合作、编辑、出版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图书 《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11月10日我就赶到石家庄与田总见面讨论《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项目的具体运作细节。
初次见面，田总实话实说，告诉我《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是河北美术出版社策划、立项和投资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已经开展工作两三年时间了。此间，他们曾经联系过不少古陶瓷专家，也开过研讨会，但至今没有结果。其中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如果与我们合作不成，他们就打算放弃了。
听田总介绍完情况，我就想，中国收藏家协会当时正在筹划一项工作，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民间收藏情况进行一次摸底调查，以反映民间收藏的基本面貌，从侧面反映各地文化经济发展的基本状态。而《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这一项目正与我们的工作切合。所以，尽管我知道此项工作时间紧又复杂，但民间收藏陶瓷经过甄选和著录出版后，既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又能引导民间收藏潮流、提高民间收藏品质。而我们是有条件、有能力承担此项工作的。所以，我当时就应承下来，并承诺三个月内保证启动编纂工作。
记者：这是一项大工程，且不说整体的组织、实施工作，仅藏品的鉴定、遴选及撰述等工作量及难度就非常大。您当时那么爽快就应承下来，是如何考虑的？
王建保：我认为，只有具备一定条件，才能承担《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这样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图书项目。我当时想，我们所拥有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完全有能力来做这件事。
首先是社会条件。众所周知，时下是“收藏热”，仅中国收藏家协会就有近8000会员。吴树先生在《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对国人的收藏热情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客观的调查，足以反映这种现实情况。
第二是工作条件，中国收藏家协会为我提供了平台，当年年底协会成立“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中心”，由我负责中心工作，那么《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也就自然成了我们研究中心的工作。
第三是个人条件。我本人对民间收藏古陶瓷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2006年我参加中央民族大学有关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课题，对北京私立博物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其间接触了马未都、路东之、白明等古陶瓷收藏家。在此基础上，我着意更广泛地接触了不同地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民间古陶瓷收藏者。而且，近十年来对国内大部分古窑址我都做过考察。因此对国内民间收藏古陶瓷的总体情况还是有所把握。当然，就专业素养而言，很多古陶瓷专家都多有建树，但他们对民间古陶瓷收藏情况却不太了解。同时，我个人与国内许多古陶瓷专家学者都有交往，而且比较熟悉他们各自的学术专长。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搭车上路，开启了这项全新的工作。
记者：您很谦虚，也很自信。请您再介绍一下这套书的整体思路和定位。
王建保：河北美术出版社最初的思路是《中国民窑陶瓷大系》10卷本，按照釉色分类编纂。后来调整为《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10卷本，仍然坚持按照釉色分类的思路。我认为《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是个不错的选项，但是按照釉色分类编纂的思路偏于理想化，实际操作起来困难太大，至少目前的时间就不允许。我的思路是参照《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按照地域分卷进行编纂工作。一个有利因素就是我们邀请的专家大部分都参加过此书的编辑工作，这一套编辑方法是大家熟悉的。经过双方的技术推演，最后确定了《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的基本思路是：以国内民间收藏的中国古陶瓷为主体，以地域组合为基本条件，兼顾资料性和鉴赏性，要生动活泼、可读性强；同时将藏品的基本信息（图片和文字描述）、各地域陶瓷文化综述以及民间收藏情况等，作为重点突出加以介绍。
而编纂要遵守属地原则、免责条款、兼顾原则、互助原则、全面原则、自愿原则、规范原则、权威原则等八项。
至于藏品的遴选与鉴定，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分卷主编负责初选260件（组、套）左右的藏品，主要遴选代表各地域藏品水平的完整器物，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不选择残器；每位藏家提供藏品不得超过30件（组、 套）。藏品的鉴定首先由分卷主编组织初步鉴定，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其次总编委组织相关窑口的专家组成交叉鉴定小组，对初选结果进行二次鉴定；各专家组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鉴定结论；三是对于学术价值较高、专家意见分歧较大的藏品，运用现代科技进行检测、鉴定；最后，总编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分时代组成终审鉴定小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代表总编委实施终审、定稿。
记者：仅凭几人之力要想高质量地完成这项工程，恐怕是不可能的。您是如何把握的呢？
王建保：这就得说说我们的编纂团队了。其实，这项工程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工作，我们是在最短时间内组成了编纂团队。当时我们考虑要以《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为蓝本，做出一个姊妹篇来，所以邀请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总编张柏先生出任总编，罗伯健会长执行总编，并确定了各分卷主编。为了强化全面把关，我们除了总编、副总编和各分卷主编外，特别邀请了一批专家参与编纂工作。最后形成了张柏先生总编、罗伯健会长执行总编、沈岳明和王建保副总编，北京、天津卷：刘兰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卷：李红军，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卷：禚振西，山西、河北卷：穆青，河南、山东卷：张光明、郭灿江，湖南、湖北卷：李建毛，江苏、安徽卷：徐湖平，浙江、上海卷：沈岳明，江西、福建卷：曹建文，广东、海南卷：郭学雷，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西藏卷：陈丽琼，香港、澳门、台湾卷：舒佩琪的编纂团队，特邀专家栗建安、张树伟、方鸣、秦大树、刘毅、吴隽、钱冶、任志录、杨桂梅和金立言等十人。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以上编纂团队做了一些微调，罗伯健会长担任总编，张辉亮担任总编委秘书长，北京、天津卷由金立言主编，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卷增加梁振晶主编，香港、澳门、台湾卷由任志录主编。特邀专家增加了刘瑞平和茅罗平。 记者：这项工程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在实际工作中肯定遇到过各种困难，也会获得多方支持。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王建保：困难肯定不少。干事情咋会没困难呢？但这不值得一说。我倒是要说说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
首先是组织上的支持。中国收藏家协会将此项目列入2015年度工作重点，罗伯健会长和张辉亮秘书长高度关注项目的运行和进展，领导全面的编纂工作，亲自协调各省地有关机构和人员，争取到了多地文博系统的大力支持；协会秘书处和研究中心也密切配合、协调一致为保障项目的正常进展做了大量工作。
罗伯健会长非常尊重专家学者，除了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还时刻提醒我们要安排好食宿交通，特别对前辈学者，过问得就更详细一些。巧合的是，陈丽琼先生是罗会长的大学老师，她还像在学校一样欣赏她的学生，罗会长则恭敬有加，时而令我们窃笑不已。张辉亮秘书长在工作上一丝不苟，比如在石家庄第一次编务会的时候，为了保证专家们休息好，她亲自查看每个房间，结果发现一楼和二楼房间的条件不一样后，马上就做了调整。就这一点，我自己是做不好的。
其次，得到河北省文物局对该项目的高度重视。去年1月底，在石家庄召开第一次编务会，韩立森副局长亲临会议，并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指导。
第三，专家团队的全力以赴。我们的分卷主编，既有陈丽琼、禚振西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也有金立言博士这样的青年专家；既有沈岳明书记、李建毛馆长这样的学者型领导，也有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曹建文教授。大家都在工作一线，无论时间还是精力，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依然为编纂工作奔波劳碌。令我感动的是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徐湖平先生，一生奉献文物事业，面对经费不足、人员紧张的情况，为保证项目正常进行，既要解决经费难题，又要保证全书质量，亲力亲为、任劳任怨，给我们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此外，还得到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古陶瓷研究所为我们无偿提供科技鉴定方面的技术支持，使我们更有信心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同时，《中国文物报》、《东方收藏》杂志社和“全国古玩老货联盟”等各类媒体对我们的工作高度关注，及时报道项目进展情况，使我们一直处于社会关注的焦点，增加了工作透明度，也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同时也为大家的辛苦劳动带来慰藉。比如《东方收藏》杂志社总编辑茅罗平先生及其团队，为我们第二次编务会，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无微不至的服务，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
我们所做的工作，时时刻刻、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各界、各级领导和业内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先生，去年1月底在石家庄召开第一次编务会的时候，由于他到驻地时间比较晚，像样的餐厅都停止营业了。张局长很随和，我们就在街边的兰州拉面馆坐下来吃饭。他好像不太关心吃饭的事情，一坐下来就问我这个项目的难点在哪里？我说是遴选和鉴定。张局长详细询问了遴选原则和鉴定程序，指出了其中的要害之处，并特别提醒我们的工作要合法合规。后来，由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繁重工作，张柏先生不得不脱离总编工作，但是他依然高度关注这个项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孙新民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我们的编纂工作，但给予我们许多指导和帮助。
记者：在编纂的过程中，你们肯定对民间收藏陶瓷的现状有所了解，我想读者可能最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您能谈谈吗？
王建保：我知道这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但我只能简单地说说，因为这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
我们在编纂工作中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收藏者，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是多与好。“多”，主要表现在收藏陶瓷的人多、藏品多。一般收藏者多数涉猎陶瓷，也有专门收藏陶瓷的，甚至是专门收藏某一窑口、某一时代、某一器类的。藏品数量多，特别是残器和瓷片多。从数量上讲，民间收藏的残器和瓷片，已经超过了国有馆、所收藏的资料。“好”，主要表现在藏品质量方面。不少实力雄厚的藏家，收藏了一批质量不俗的藏品，有的藏品也是国内传世与出土未见的。不少有心人，活跃在城市改造的基建工地和新农村建设的山野地头，收集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残器和瓷片标本。
二是少与乱。“少”，除了国内外拍卖获得的藏品，与大量的残器和瓷片相比，民间收藏的完整器物精品相对较少。“乱”，主要表现在原始信息较乱。一些收藏者不太在乎原始信息的收集和整理，造成不少具有研究价值的资料苦于原始信息的缺失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三是收藏更注重理性和研究了。上述民间收藏的种种现象，已经引起了收藏界的普遍注意，理性收藏的意识逐渐觉醒，研究性收藏已经逐渐露头。理性收藏，目前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不少收藏者都会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兴趣爱好，为自己制定一个可以预期的收藏计划。研究性收藏是一些收藏者“先知先觉”的结果，突出表现在收藏定位明确，在其定位范围内求精求全。其定位不外乎明确设定时代、窑口或者某一类器物，这样坚持若干年后，其成就也就彰显出来了。以明确定位为基础，部分收藏者对其藏品以及相关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装饰方法等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家之言” 。
四是鉴定难。民间收藏，不仅是陶瓷，其他方面也普遍存在的最大困惑就是鉴定。民间藏品，不像考古发掘和官方传世文物那样，具有准确的出土和传承信息，加上现在的赝品泛滥，所以民间收藏的鉴定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由于现阶段没有专家的准入制度，所以在社会上从事古陶瓷鉴定的人员其水平也参差不齐。
记者：我知道《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已经完成了初稿，那么这套书的亮点也请您介绍一下。
王建保：目前《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的初稿确实基本上完成了， 但等专家会审及统稿后，对书的内容可能还会作适当调整。所以，我只能就现在的初稿情况大致介绍一下它的特点。
首先是全面性。“大系”在地域上覆盖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时代上涵盖了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民国时期；收录藏品虽按照属地原则，但并不局限于当地出产的陶瓷艺术品，而是最大限度地收录国内各地域、各时代和各品种的藏品。
其次是权威性。就我们编纂团队而言，应该说国内的知名古陶瓷专家大部分都参与进来了，并吸收了文博系统外的专家。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遴选与鉴定问题，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三次把关：第一关“一票否决制”。各分卷主编均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专家担任，直接与藏家见面遴选藏品，各分卷初稿就是当地专家与当地藏家合作的结果。不少分卷还有当地资深藏家直接参与遴选和鉴定工作，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第二关“交叉鉴定”。术业有专攻，专家不是万能的，这就与收录藏品的全面性发生了矛盾。我们按照窑口组成交叉鉴定， 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关就是统稿，包括了必要的科技鉴定、按时代交叉鉴定和规范文字与图片的工作。
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真”，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是最大限度预防赝品混进来。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证没有存疑现象，只能是将其压缩到最低限度。毋庸置疑，这是我国首次由独立第三方组织的文博系统专家与民间收藏无缝对接的重要成果。
第三是资料新。基于上述权威性因素，我们尽所能将藏于民间的古陶瓷珍品集中展示出来，这肯定会有一批新面孔出现。作为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我们这一次所做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 也是文博系统专家学者对民间收藏的一次肯定和广泛意义的指导。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记者：王主任，请您先介绍一下《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项目的缘起。
王建保：其实我们参与做这项目起因很简单。2014年11月初，我接到河北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田忠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是景德镇陶瓷学院曹建文教授推荐他与我联系，他们出版社希望与我们合作、编辑、出版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图书 《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11月10日我就赶到石家庄与田总见面讨论《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项目的具体运作细节。
初次见面，田总实话实说，告诉我《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是河北美术出版社策划、立项和投资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已经开展工作两三年时间了。此间，他们曾经联系过不少古陶瓷专家，也开过研讨会，但至今没有结果。其中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如果与我们合作不成，他们就打算放弃了。
听田总介绍完情况，我就想，中国收藏家协会当时正在筹划一项工作，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民间收藏情况进行一次摸底调查，以反映民间收藏的基本面貌，从侧面反映各地文化经济发展的基本状态。而《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这一项目正与我们的工作切合。所以，尽管我知道此项工作时间紧又复杂，但民间收藏陶瓷经过甄选和著录出版后，既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又能引导民间收藏潮流、提高民间收藏品质。而我们是有条件、有能力承担此项工作的。所以，我当时就应承下来，并承诺三个月内保证启动编纂工作。
记者：这是一项大工程，且不说整体的组织、实施工作，仅藏品的鉴定、遴选及撰述等工作量及难度就非常大。您当时那么爽快就应承下来，是如何考虑的？
王建保：我认为，只有具备一定条件，才能承担《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这样的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图书项目。我当时想，我们所拥有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完全有能力来做这件事。
首先是社会条件。众所周知，时下是“收藏热”，仅中国收藏家协会就有近8000会员。吴树先生在《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对国人的收藏热情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客观的调查，足以反映这种现实情况。
第二是工作条件，中国收藏家协会为我提供了平台，当年年底协会成立“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中心”，由我负责中心工作，那么《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也就自然成了我们研究中心的工作。
第三是个人条件。我本人对民间收藏古陶瓷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2006年我参加中央民族大学有关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课题，对北京私立博物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其间接触了马未都、路东之、白明等古陶瓷收藏家。在此基础上，我着意更广泛地接触了不同地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民间古陶瓷收藏者。而且，近十年来对国内大部分古窑址我都做过考察。因此对国内民间收藏古陶瓷的总体情况还是有所把握。当然，就专业素养而言，很多古陶瓷专家都多有建树，但他们对民间古陶瓷收藏情况却不太了解。同时，我个人与国内许多古陶瓷专家学者都有交往，而且比较熟悉他们各自的学术专长。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搭车上路，开启了这项全新的工作。
记者：您很谦虚，也很自信。请您再介绍一下这套书的整体思路和定位。
王建保：河北美术出版社最初的思路是《中国民窑陶瓷大系》10卷本，按照釉色分类编纂。后来调整为《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10卷本，仍然坚持按照釉色分类的思路。我认为《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是个不错的选项，但是按照釉色分类编纂的思路偏于理想化，实际操作起来困难太大，至少目前的时间就不允许。我的思路是参照《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按照地域分卷进行编纂工作。一个有利因素就是我们邀请的专家大部分都参加过此书的编辑工作，这一套编辑方法是大家熟悉的。经过双方的技术推演，最后确定了《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的基本思路是：以国内民间收藏的中国古陶瓷为主体，以地域组合为基本条件，兼顾资料性和鉴赏性，要生动活泼、可读性强；同时将藏品的基本信息（图片和文字描述）、各地域陶瓷文化综述以及民间收藏情况等，作为重点突出加以介绍。
而编纂要遵守属地原则、免责条款、兼顾原则、互助原则、全面原则、自愿原则、规范原则、权威原则等八项。
至于藏品的遴选与鉴定，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分卷主编负责初选260件（组、套）左右的藏品，主要遴选代表各地域藏品水平的完整器物，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不选择残器；每位藏家提供藏品不得超过30件（组、 套）。藏品的鉴定首先由分卷主编组织初步鉴定，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其次总编委组织相关窑口的专家组成交叉鉴定小组，对初选结果进行二次鉴定；各专家组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鉴定结论；三是对于学术价值较高、专家意见分歧较大的藏品，运用现代科技进行检测、鉴定；最后，总编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分时代组成终审鉴定小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代表总编委实施终审、定稿。
记者：仅凭几人之力要想高质量地完成这项工程，恐怕是不可能的。您是如何把握的呢？
王建保：这就得说说我们的编纂团队了。其实，这项工程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工作，我们是在最短时间内组成了编纂团队。当时我们考虑要以《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为蓝本，做出一个姊妹篇来，所以邀请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总编张柏先生出任总编，罗伯健会长执行总编，并确定了各分卷主编。为了强化全面把关，我们除了总编、副总编和各分卷主编外，特别邀请了一批专家参与编纂工作。最后形成了张柏先生总编、罗伯健会长执行总编、沈岳明和王建保副总编，北京、天津卷：刘兰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卷：李红军，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卷：禚振西，山西、河北卷：穆青，河南、山东卷：张光明、郭灿江，湖南、湖北卷：李建毛，江苏、安徽卷：徐湖平，浙江、上海卷：沈岳明，江西、福建卷：曹建文，广东、海南卷：郭学雷，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西藏卷：陈丽琼，香港、澳门、台湾卷：舒佩琪的编纂团队，特邀专家栗建安、张树伟、方鸣、秦大树、刘毅、吴隽、钱冶、任志录、杨桂梅和金立言等十人。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以上编纂团队做了一些微调，罗伯健会长担任总编，张辉亮担任总编委秘书长，北京、天津卷由金立言主编，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卷增加梁振晶主编，香港、澳门、台湾卷由任志录主编。特邀专家增加了刘瑞平和茅罗平。 记者：这项工程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在实际工作中肯定遇到过各种困难，也会获得多方支持。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王建保：困难肯定不少。干事情咋会没困难呢？但这不值得一说。我倒是要说说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
首先是组织上的支持。中国收藏家协会将此项目列入2015年度工作重点，罗伯健会长和张辉亮秘书长高度关注项目的运行和进展，领导全面的编纂工作，亲自协调各省地有关机构和人员，争取到了多地文博系统的大力支持；协会秘书处和研究中心也密切配合、协调一致为保障项目的正常进展做了大量工作。
罗伯健会长非常尊重专家学者，除了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还时刻提醒我们要安排好食宿交通，特别对前辈学者，过问得就更详细一些。巧合的是，陈丽琼先生是罗会长的大学老师，她还像在学校一样欣赏她的学生，罗会长则恭敬有加，时而令我们窃笑不已。张辉亮秘书长在工作上一丝不苟，比如在石家庄第一次编务会的时候，为了保证专家们休息好，她亲自查看每个房间，结果发现一楼和二楼房间的条件不一样后，马上就做了调整。就这一点，我自己是做不好的。
其次，得到河北省文物局对该项目的高度重视。去年1月底，在石家庄召开第一次编务会，韩立森副局长亲临会议，并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指导。
第三，专家团队的全力以赴。我们的分卷主编，既有陈丽琼、禚振西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也有金立言博士这样的青年专家；既有沈岳明书记、李建毛馆长这样的学者型领导，也有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曹建文教授。大家都在工作一线，无论时间还是精力，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依然为编纂工作奔波劳碌。令我感动的是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徐湖平先生，一生奉献文物事业，面对经费不足、人员紧张的情况，为保证项目正常进行，既要解决经费难题，又要保证全书质量，亲力亲为、任劳任怨，给我们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此外，还得到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古陶瓷研究所为我们无偿提供科技鉴定方面的技术支持，使我们更有信心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同时，《中国文物报》、《东方收藏》杂志社和“全国古玩老货联盟”等各类媒体对我们的工作高度关注，及时报道项目进展情况，使我们一直处于社会关注的焦点，增加了工作透明度，也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同时也为大家的辛苦劳动带来慰藉。比如《东方收藏》杂志社总编辑茅罗平先生及其团队，为我们第二次编务会，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无微不至的服务，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
我们所做的工作，时时刻刻、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各界、各级领导和业内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先生，去年1月底在石家庄召开第一次编务会的时候，由于他到驻地时间比较晚，像样的餐厅都停止营业了。张局长很随和，我们就在街边的兰州拉面馆坐下来吃饭。他好像不太关心吃饭的事情，一坐下来就问我这个项目的难点在哪里？我说是遴选和鉴定。张局长详细询问了遴选原则和鉴定程序，指出了其中的要害之处，并特别提醒我们的工作要合法合规。后来，由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繁重工作，张柏先生不得不脱离总编工作，但是他依然高度关注这个项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孙新民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我们的编纂工作，但给予我们许多指导和帮助。
记者：在编纂的过程中，你们肯定对民间收藏陶瓷的现状有所了解，我想读者可能最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您能谈谈吗？
王建保：我知道这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但我只能简单地说说，因为这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
我们在编纂工作中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收藏者，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是多与好。“多”，主要表现在收藏陶瓷的人多、藏品多。一般收藏者多数涉猎陶瓷，也有专门收藏陶瓷的，甚至是专门收藏某一窑口、某一时代、某一器类的。藏品数量多，特别是残器和瓷片多。从数量上讲，民间收藏的残器和瓷片，已经超过了国有馆、所收藏的资料。“好”，主要表现在藏品质量方面。不少实力雄厚的藏家，收藏了一批质量不俗的藏品，有的藏品也是国内传世与出土未见的。不少有心人，活跃在城市改造的基建工地和新农村建设的山野地头，收集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残器和瓷片标本。
二是少与乱。“少”，除了国内外拍卖获得的藏品，与大量的残器和瓷片相比，民间收藏的完整器物精品相对较少。“乱”，主要表现在原始信息较乱。一些收藏者不太在乎原始信息的收集和整理，造成不少具有研究价值的资料苦于原始信息的缺失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三是收藏更注重理性和研究了。上述民间收藏的种种现象，已经引起了收藏界的普遍注意，理性收藏的意识逐渐觉醒，研究性收藏已经逐渐露头。理性收藏，目前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不少收藏者都会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兴趣爱好，为自己制定一个可以预期的收藏计划。研究性收藏是一些收藏者“先知先觉”的结果，突出表现在收藏定位明确，在其定位范围内求精求全。其定位不外乎明确设定时代、窑口或者某一类器物，这样坚持若干年后，其成就也就彰显出来了。以明确定位为基础，部分收藏者对其藏品以及相关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装饰方法等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家之言” 。
四是鉴定难。民间收藏，不仅是陶瓷，其他方面也普遍存在的最大困惑就是鉴定。民间藏品，不像考古发掘和官方传世文物那样，具有准确的出土和传承信息，加上现在的赝品泛滥，所以民间收藏的鉴定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大问题。由于现阶段没有专家的准入制度，所以在社会上从事古陶瓷鉴定的人员其水平也参差不齐。
记者：我知道《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已经完成了初稿，那么这套书的亮点也请您介绍一下。
王建保：目前《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的初稿确实基本上完成了， 但等专家会审及统稿后，对书的内容可能还会作适当调整。所以，我只能就现在的初稿情况大致介绍一下它的特点。
首先是全面性。“大系”在地域上覆盖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时代上涵盖了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民国时期；收录藏品虽按照属地原则，但并不局限于当地出产的陶瓷艺术品，而是最大限度地收录国内各地域、各时代和各品种的藏品。
其次是权威性。就我们编纂团队而言，应该说国内的知名古陶瓷专家大部分都参与进来了，并吸收了文博系统外的专家。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遴选与鉴定问题，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三次把关：第一关“一票否决制”。各分卷主编均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专家担任，直接与藏家见面遴选藏品，各分卷初稿就是当地专家与当地藏家合作的结果。不少分卷还有当地资深藏家直接参与遴选和鉴定工作，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第二关“交叉鉴定”。术业有专攻，专家不是万能的，这就与收录藏品的全面性发生了矛盾。我们按照窑口组成交叉鉴定， 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关就是统稿，包括了必要的科技鉴定、按时代交叉鉴定和规范文字与图片的工作。
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真”，这样的制度设计也是最大限度预防赝品混进来。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证没有存疑现象，只能是将其压缩到最低限度。毋庸置疑，这是我国首次由独立第三方组织的文博系统专家与民间收藏无缝对接的重要成果。
第三是资料新。基于上述权威性因素，我们尽所能将藏于民间的古陶瓷珍品集中展示出来，这肯定会有一批新面孔出现。作为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我们这一次所做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 也是文博系统专家学者对民间收藏的一次肯定和广泛意义的指导。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