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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家的杨晓阳，多在群展中推出自己写意变形的水墨画，但是他多年来并没有举办过个人展览，美术界大都不了解他的真实创作轨迹。所以这些年来，业界总是有对他的质疑和批评，甚至认为他“不会画画”，对于这样的评价，杨晓阳态度坦然，并未公开回应过。
以“丝绸之路”命名的杨晓阳大型个展于2016年10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他从早年写实至今的350幅绘画。当部分作品发布之后，不少人感叹其速写、素描和写实绘画的精湛，这似乎是对坊间传闻和质疑的最好回应，当然这也是杨晓阳30年来首次向美术界和大众汇报他的艺术之路。 2017年5月27日，端午节前夕，“丝绸之路——从写实到写意”杨晓阳美术作品暨创作文献展来到重庆，身为巴渝之源，两江交错、如诗如画的“山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大赏。
“丝绸之路——从写实到写意”主题画展是杨晓阳30多年来围绕“北方丝绸之路”实地行走、考察、探索和创新的艺术成果集中展示。1985年，杨晓阳骑着自行车，开启的是一个在当下看来最为热点的艺术创作主题——丝绸之路。而在当时新思潮占据年轻人主流思想的时代，这样的主题无人问津，至今已30年。
“三十年，好像阴差阳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我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总是一个周期，现在的气象学家也说地球气候的变化，三十年是一个周期；美术界的学术探讨，这三十年也是变化非常大的三十年；之于我而言，画丝绸之路三十年，完成学业工作至今也恰好三十年。”展览前夕的访问，杨晓阳面对雅昌艺术网侃侃而谈，讲述了他的成长历程、创作习惯和一个真实的院长身份。
成长于传统
1958年出生于古都长安，名门世家。中医、美术、文物——杨晓阳总结他的童年，就是泡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这一地域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充满了平实与安宁，从这里走出来的杨晓阳，体高、脸大、浓眉，很多人说他不像正宗的汉族人，但他的做事风格和讲话语气却充满了西北人的踏实与厚重。
从小跟太爷爷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如今很多习惯都受到太爷爷的影响。太爷爷是陕西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曾经在周总理抢救中医的范围之内，身边有十几个助手，总结他的医道。”杨晓阳最开始记忆中的太爷爷就已经七八十岁了，国学基础深厚，博通经史。
“我不会认字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字，我拿着毛笔在那儿瞎画，随便画一下他说一，胡乱画一个叉，他说十，我就知道原来写字认字这么简单，其实就开始写了。因为我太爷爷是中医，他经常笔墨在那儿伺候着，他上厕所我就给他胡画，小孩捣乱，一般大人就要训斥一顿赶走，他不，他老远看你在那儿画，他看你画一道说是一，没有批评，受到鼓励就乱画，接着加一道，画一个叉他就说十，这样就开始写了，我从两岁就拿毛笔，一直写到现在。”
太爷爷喜欢读书，读的书不多，但很精，反复的读。“有人说，你要注意那种只读一本书的人，我太爷爷就是这种人。”杨晓阳觉得自己如今的阅读习惯都来自于太爷爷，也造就了他在工作之外随时都在看书的习惯，从小跟着太爷爷读《老子》，以至于后来一本《老子》在他的枕边一放就是九年，所以他总是在诸多讲座发言中讲“道”，推崇中国传统精神。“过去说不要躺着看书、卧着看书，不要在公共汽车上看书，我好像相反，每天不看书就睡不着觉，汽车在沙漠上开我照看，颠簸的面包车上我看书写字，很多文章都是在飞机上写的。”繁雜的行政工作之外，画画、读书、写字，对于杨晓阳来说只能借助早晚和零碎的时间。
父亲杨建果，吕斯百的学生，油画专业科班出身，古建筑研究专家，诗书画兼擅。早年就读于西北师范学院，当时的班主任就是吕斯百，还曾经协助美学家洪毅然先生总结美学与理论。“我父亲是80岁的时候才办第一个展览，名字叫作‘平常状态’，其实这就是他的生活态度，不求名不求利，画画也不爱参加展览。”父亲的生活态度也是全家的生活态度。
陕西是文物大省，母亲则是陕西的文物干部，所以杨晓阳又对陕西的历史和考古再熟悉不过。“从小就跟着我母亲的单位待在考古现场，看着他们鉴别古代文物，就像一个宝塔要移走，我也去参与拍照、登记、分类，搬移，最后再在新的地方恢复宝塔，这些工作我都做过。”
即使这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西安的故事，杨晓阳所勾勒出的依然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式的家庭教育，即使父亲是画油画的，但在学油画之前，也经历了多年的中国画训练。成长在70、80年代的年轻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叛逆一代，但是杨晓阳很乐意接受自己家庭的氛围：“你在这个家庭出生、成长，你就带有这样的痕迹，我在中国生出来我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深厚的家学传统和陕西这片厚重的土地的滋养，就是杨晓阳成长底色。
骑车重走丝绸之路
三十年来，杨晓阳的绘画从写实到写意，即使受到质疑他也一直在坚持。而这三十年来，对于他而言没有变的就是在一直坚持对丝绸之路主题的描绘。
如今再谈及为何会选择丝绸之路时，他这并不是偶然想到的：“我就生长在丝绸之路的起点上，自然而然的就接受到这样的营养，丝路的概念对于我而言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不止是我，所有的西安人对丝绸之路都是非常熟悉的，它就流淌在我们西安人的血液里，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是丝绸之路发展而来的。刘曦林先生曾经开玩笑的问我是不是西域人、波斯人，他说老画家哈孜·艾买提也戏言说：正式宣布杨晓阳是维吾尔人。我说是，我同意。”
回到文章开头，1985年的杨晓阳是骑着自行车踏上的这条路，从最开始的七个人一起，最后走到两个人。
“那年7月10日，我们从西安出发，11月10日从新疆返回，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在杨晓阳的回忆中，可能是由于年轻气盛，无所畏惧，才能走完这一条路。“由于河西走廊白天的太阳太晒，湿度指数是0，走不成，我们经常是整夜整夜的走夜路。”幸运的是，同行之人中有一位家里是军方，所以他们携带的是军用地图，靠着一张军用地图，骑行了四个月。“其中艰难险阻，现在想想都后怕，记得还有那种情况，感觉天还没有完全黑就慢慢亮了，却越走越亮，我跟哥们问说，天怎么是亮的？”他开玩笑的说，“如果要写回忆录，把当年途中遇到的细节写出来，吓唬人是随便的。” “而且在河西走廊，我说那里是举目四望，每个方向都望一望，四个方向都是一条线，只有一条天际线。在这种天地人的关系中间，人特别渺小。我想，我们丝绸之路上世世代代不知道多少人走过去，都跟一个小小的沙粒一样，一场风过去埋掉就完了。真的是一场风过去，一个沙丘就会移动很远。当时偶然间就会想到，我们算什么？就像历史的变迁，有多少东西值得记载在其中呢？当时就觉得很多事情无所谓了。”
“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农场，农场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走，我们农场里的羊昨天被狼咬死了几十只。他说你们两个人能在这里骑过去吗？我说应该可以吧，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遇到狼。”他又开玩笑说：“如果现在再遇到这样的情景我是不会过去的，党培养我们不容易的！”但是当时走在沙漠里，他就觉得自己是一颗沙粒，不算什么。
最后一段路，杨晓阳在新疆卖了自行车，买皮衣御寒，方才得以冒大雪返回。四个月的行走，正是他三十年创作的源泉。三十年来，杨晓阳又不断踏上丝绸之路的其他国家，继续他的丝绸之路行走和创作。
1993年至1996年，杨晓阳为八达岭的长城博物馆绘制了一幅64米长的主题绘画《丝绸之路》，这件作品绘制结束之后就挂在了博物馆里，直到这次大型个展的举办才得以重新拍摄获得大尺寸图像。这幅画上，他画了400多个人物，而其实隐含着纵横两条线索的融合，横向描绘的是从长安到罗马，纵向的线索则是上下五千年。横向的线索主要画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风土人情和重要节点；从红色到蓝色，红色是东方的中国，黄色则是黄河文化、中原文化，蓝的是海洋文化，逐渐的从东方走到黄河文化、走到草原、沙漠，再走向海洋。
谈及创作思考，杨晓阳说这条横向线索遵循的是自己间接的导师王子云先生的一本书《从长安到罗马》，王子云先生是民国政府任命的西部考察团的团长，他在法国看到了中国流失到法国的敦煌的文献，毅然回到国内，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长安到罗马》是先生诸多著作中的一本。
如果说横向的这条线索能够有所遵循的话，那纵向的线索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从盘古开天地到现代的文化，只有少数的文献资料作为参考，“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绘画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从写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写意。”
如今，已近耳顺之年的杨晓阳要推出自己的首次个展，这是他第一次认真梳理三十年来的创作，学生让他回忆此前画过的重要作品，很多他早已忘记的才慢慢被回忆，包括曾经为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长城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地创作的巨幅作品，画完之后就放在各处，没有发表过，很多都忘记了，而这次被重新找回的时候，他连自己都感叹说：“看来我是经常为人民服务，很少宣传自己啊！”
“为人民服务”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在今天的80后看来或许并不以为然，但是在杨晓阳以及他这一代人看来，却是一种信念。就连自己的首次个展，直接起因都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丝绸之路国际美术工程”，因为这一美术工程杨晓阳才把以前画过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资料梳理一下，梳理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这些年的创作非常系统，不同阶段也很清晰，于是他把这个展览定位为“丝绸之路国际美术工程”之下中国国家画院学科带头人的阶段性工作汇报。
作为院长的杨晓阳
杨晓阳说，从小成长的环境让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就该成为一个画家，家里人也希望他成为画家，没有想到会像现在这样艺术创作与行政工作“双肩挑”。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在系里是青年老师，很多学生工作系里就安排给我去做，或许是因为勤快，有人就说：‘我看这个杨晓阳想当系主任’。现在30年之后，我心里再想，我当时心里绝无此想法，从一个传统家庭氛围里走出来，君臣父子观念很强，所以有人这么说，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当时刘文西老师从系主任成为副院长，他的夫人陈光健老师成为系主任，遇到了出国的事情同时她说一家都做行政工作太辛苦了，就主动退下去了，于是原来的副系主任成为系主任，还需要再民主选举出一位副系主任。当时我就为了回避有人说过我的那句话，我跑掉了，我跑到陕西韩城司马迁的故里禹门口，黄河到了禹门口这里变得很窄，当时在那里新建了个建筑，让我去画一张壁画，到现在为止那张壁画还是我30年前画了个半截，没画完，就被学校召回去，回去之后告诉我说选举让我做系副主任，什么都不用解释，赶紧去报道准备上任。”这就是他在行政工作上的开端，杨晓阳说，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是学画早、出道早，学什么成什么，也就練成了个“双肩挑”。
1994年出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1995年主持全院工作，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逐渐成熟和强大起来的杨晓阳遇上了一个时代，那就是从1999年国家实施的高校扩招，得以让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的敢作敢为远近闻名。作为教育部的试点，杨晓阳率先主持了西安美术学院的扩招，这在美术学院的改革里是名列前茅的，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美术教育。
当然，对于美术学院的改革，杨晓阳并非盲目为之，而是提出了“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概念。“大美术的概念就是眼目所及无非美术，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跟美术有关系，就像一栋房子、一个杯子、一个书架、一个纽扣都需要美术家来设计。”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都是美术，叫大美术；社会需要人才，美术学院要办大，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这是大美院；还需要中国精神，就是大写意；形式、内容和精神，这三个是一个体系，他在美术学院的时候不遗余力的推动这三大理念。
杨晓阳坦言，这样的改革同样也受到了很多质疑，认为扩招之后人数增多了，但是质量降低了。对于这一点杨晓阳就像坚信他的艺术一样坚信改革的正确：“本来美院招200人，我招了1000人，这200人还在里面，原来没有机会的1000个人也得到了机会。”
今年已经是杨晓阳调任国家画院的第八个年头，到这里之后，他又提出了“大美为真”，这是对中国美术最高目标的探索。提出这样的院训，他认为国家画院要有国家担当，不能只是考虑到每个画家的个性，要考虑到国家、民族、历史、天地、自然、生存环境，现在全世界都重视环境，那么重视生态、重视环境，其实古人的思想是最先进的，天人合一是一个永久的主题。
在担任院长的同时依然带学生，至今已经带了三年高研班，杨晓阳在教学中提出新的教学创作理念：“题材模糊化，主题多义化，造型意象化，章法多维化，用笔的书法化。”在这里，他依然反对艺术的流行样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他希望教出来的学生是一人一品，自己不重复老师，他也要求学生不照着自己画，“照我画就不及格”。
在画院的行政事务上，杨晓阳则找到了自己的同道。“我们国家画院的班子很团结，大家也都很信任我，有事情商量我说个什么，大家觉得不行也就直说，说行立刻决定，能办的事情立刻办，不要拖。”杨晓阳坦言，73个人的团队在这几年里靠的都是科学的用人办法，才能完成画院的日常工作、展览展出、学术活动，并完成国家交给的工作与作品上交，同时画院还担任着每年国家领导人出访、接待的赠予礼品的创作。
“除此之外，我们每年也去扶贫，去年我们去广西山沟里，把一个快要塌了的村子70户整体搬迁到附近的平地上盖新村。我们在延安领了500个小孩儿，他们中学以前的所有费用都是我们出，我们还在那里包了一座山来绿化，所有中国画院的画家都要栽树，这些都是我们自筹资金。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每年为国家画院的画库上交创作。” 所以，工作日的杨晓阳每天早上到单位开始，经常忙半夜两三点才从办公室离开。
撰写自己个展的后记，杨晓阳同样是夜间于画院荷园，感慨油然而生。他回想自己从生在十三代王朝的古都长安来到中国国家画院，自叙经历了“三十功过尘与土”，如今终于将三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想、所画汇集如斯，汇报给大家。就如他自己的感慨，这个曾经认定了画画的杨晓阳，如今画画对于他来说，却成了繁忙过后“三更灯火五更鸡”和出差途中的奢侈。
以“丝绸之路”命名的杨晓阳大型个展于2016年10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他从早年写实至今的350幅绘画。当部分作品发布之后，不少人感叹其速写、素描和写实绘画的精湛，这似乎是对坊间传闻和质疑的最好回应，当然这也是杨晓阳30年来首次向美术界和大众汇报他的艺术之路。 2017年5月27日，端午节前夕，“丝绸之路——从写实到写意”杨晓阳美术作品暨创作文献展来到重庆，身为巴渝之源，两江交错、如诗如画的“山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大赏。
“丝绸之路——从写实到写意”主题画展是杨晓阳30多年来围绕“北方丝绸之路”实地行走、考察、探索和创新的艺术成果集中展示。1985年，杨晓阳骑着自行车，开启的是一个在当下看来最为热点的艺术创作主题——丝绸之路。而在当时新思潮占据年轻人主流思想的时代，这样的主题无人问津，至今已30年。
“三十年，好像阴差阳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我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总是一个周期，现在的气象学家也说地球气候的变化，三十年是一个周期；美术界的学术探讨，这三十年也是变化非常大的三十年；之于我而言，画丝绸之路三十年，完成学业工作至今也恰好三十年。”展览前夕的访问，杨晓阳面对雅昌艺术网侃侃而谈，讲述了他的成长历程、创作习惯和一个真实的院长身份。
成长于传统
1958年出生于古都长安，名门世家。中医、美术、文物——杨晓阳总结他的童年，就是泡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这一地域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充满了平实与安宁，从这里走出来的杨晓阳，体高、脸大、浓眉，很多人说他不像正宗的汉族人，但他的做事风格和讲话语气却充满了西北人的踏实与厚重。
从小跟太爷爷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如今很多习惯都受到太爷爷的影响。太爷爷是陕西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曾经在周总理抢救中医的范围之内，身边有十几个助手，总结他的医道。”杨晓阳最开始记忆中的太爷爷就已经七八十岁了，国学基础深厚，博通经史。
“我不会认字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字，我拿着毛笔在那儿瞎画，随便画一下他说一，胡乱画一个叉，他说十，我就知道原来写字认字这么简单，其实就开始写了。因为我太爷爷是中医，他经常笔墨在那儿伺候着，他上厕所我就给他胡画，小孩捣乱，一般大人就要训斥一顿赶走，他不，他老远看你在那儿画，他看你画一道说是一，没有批评，受到鼓励就乱画，接着加一道，画一个叉他就说十，这样就开始写了，我从两岁就拿毛笔，一直写到现在。”
太爷爷喜欢读书，读的书不多，但很精，反复的读。“有人说，你要注意那种只读一本书的人，我太爷爷就是这种人。”杨晓阳觉得自己如今的阅读习惯都来自于太爷爷，也造就了他在工作之外随时都在看书的习惯，从小跟着太爷爷读《老子》，以至于后来一本《老子》在他的枕边一放就是九年，所以他总是在诸多讲座发言中讲“道”，推崇中国传统精神。“过去说不要躺着看书、卧着看书，不要在公共汽车上看书，我好像相反，每天不看书就睡不着觉，汽车在沙漠上开我照看，颠簸的面包车上我看书写字，很多文章都是在飞机上写的。”繁雜的行政工作之外，画画、读书、写字，对于杨晓阳来说只能借助早晚和零碎的时间。
父亲杨建果，吕斯百的学生，油画专业科班出身，古建筑研究专家，诗书画兼擅。早年就读于西北师范学院，当时的班主任就是吕斯百，还曾经协助美学家洪毅然先生总结美学与理论。“我父亲是80岁的时候才办第一个展览，名字叫作‘平常状态’，其实这就是他的生活态度，不求名不求利，画画也不爱参加展览。”父亲的生活态度也是全家的生活态度。
陕西是文物大省，母亲则是陕西的文物干部，所以杨晓阳又对陕西的历史和考古再熟悉不过。“从小就跟着我母亲的单位待在考古现场，看着他们鉴别古代文物，就像一个宝塔要移走，我也去参与拍照、登记、分类，搬移，最后再在新的地方恢复宝塔，这些工作我都做过。”
即使这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西安的故事，杨晓阳所勾勒出的依然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式的家庭教育，即使父亲是画油画的，但在学油画之前，也经历了多年的中国画训练。成长在70、80年代的年轻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叛逆一代，但是杨晓阳很乐意接受自己家庭的氛围：“你在这个家庭出生、成长，你就带有这样的痕迹，我在中国生出来我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深厚的家学传统和陕西这片厚重的土地的滋养，就是杨晓阳成长底色。
骑车重走丝绸之路
三十年来，杨晓阳的绘画从写实到写意，即使受到质疑他也一直在坚持。而这三十年来，对于他而言没有变的就是在一直坚持对丝绸之路主题的描绘。
如今再谈及为何会选择丝绸之路时，他这并不是偶然想到的：“我就生长在丝绸之路的起点上，自然而然的就接受到这样的营养，丝路的概念对于我而言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不止是我，所有的西安人对丝绸之路都是非常熟悉的，它就流淌在我们西安人的血液里，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是丝绸之路发展而来的。刘曦林先生曾经开玩笑的问我是不是西域人、波斯人，他说老画家哈孜·艾买提也戏言说：正式宣布杨晓阳是维吾尔人。我说是，我同意。”
回到文章开头，1985年的杨晓阳是骑着自行车踏上的这条路，从最开始的七个人一起，最后走到两个人。
“那年7月10日，我们从西安出发，11月10日从新疆返回，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在杨晓阳的回忆中，可能是由于年轻气盛，无所畏惧，才能走完这一条路。“由于河西走廊白天的太阳太晒，湿度指数是0，走不成，我们经常是整夜整夜的走夜路。”幸运的是，同行之人中有一位家里是军方，所以他们携带的是军用地图，靠着一张军用地图，骑行了四个月。“其中艰难险阻，现在想想都后怕，记得还有那种情况，感觉天还没有完全黑就慢慢亮了，却越走越亮，我跟哥们问说，天怎么是亮的？”他开玩笑的说，“如果要写回忆录，把当年途中遇到的细节写出来，吓唬人是随便的。” “而且在河西走廊，我说那里是举目四望，每个方向都望一望，四个方向都是一条线，只有一条天际线。在这种天地人的关系中间，人特别渺小。我想，我们丝绸之路上世世代代不知道多少人走过去，都跟一个小小的沙粒一样，一场风过去埋掉就完了。真的是一场风过去，一个沙丘就会移动很远。当时偶然间就会想到，我们算什么？就像历史的变迁，有多少东西值得记载在其中呢？当时就觉得很多事情无所谓了。”
“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农场，农场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走，我们农场里的羊昨天被狼咬死了几十只。他说你们两个人能在这里骑过去吗？我说应该可以吧，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遇到狼。”他又开玩笑说：“如果现在再遇到这样的情景我是不会过去的，党培养我们不容易的！”但是当时走在沙漠里，他就觉得自己是一颗沙粒，不算什么。
最后一段路，杨晓阳在新疆卖了自行车，买皮衣御寒，方才得以冒大雪返回。四个月的行走，正是他三十年创作的源泉。三十年来，杨晓阳又不断踏上丝绸之路的其他国家，继续他的丝绸之路行走和创作。
1993年至1996年，杨晓阳为八达岭的长城博物馆绘制了一幅64米长的主题绘画《丝绸之路》，这件作品绘制结束之后就挂在了博物馆里，直到这次大型个展的举办才得以重新拍摄获得大尺寸图像。这幅画上，他画了400多个人物，而其实隐含着纵横两条线索的融合，横向描绘的是从长安到罗马，纵向的线索则是上下五千年。横向的线索主要画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风土人情和重要节点；从红色到蓝色，红色是东方的中国，黄色则是黄河文化、中原文化，蓝的是海洋文化，逐渐的从东方走到黄河文化、走到草原、沙漠，再走向海洋。
谈及创作思考，杨晓阳说这条横向线索遵循的是自己间接的导师王子云先生的一本书《从长安到罗马》，王子云先生是民国政府任命的西部考察团的团长，他在法国看到了中国流失到法国的敦煌的文献，毅然回到国内，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长安到罗马》是先生诸多著作中的一本。
如果说横向的这条线索能够有所遵循的话，那纵向的线索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从盘古开天地到现代的文化，只有少数的文献资料作为参考，“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绘画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从写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写意。”
如今，已近耳顺之年的杨晓阳要推出自己的首次个展，这是他第一次认真梳理三十年来的创作，学生让他回忆此前画过的重要作品，很多他早已忘记的才慢慢被回忆，包括曾经为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长城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地创作的巨幅作品，画完之后就放在各处，没有发表过，很多都忘记了，而这次被重新找回的时候，他连自己都感叹说：“看来我是经常为人民服务，很少宣传自己啊！”
“为人民服务”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在今天的80后看来或许并不以为然，但是在杨晓阳以及他这一代人看来，却是一种信念。就连自己的首次个展，直接起因都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丝绸之路国际美术工程”，因为这一美术工程杨晓阳才把以前画过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资料梳理一下，梳理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这些年的创作非常系统，不同阶段也很清晰，于是他把这个展览定位为“丝绸之路国际美术工程”之下中国国家画院学科带头人的阶段性工作汇报。
作为院长的杨晓阳
杨晓阳说，从小成长的环境让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就该成为一个画家，家里人也希望他成为画家，没有想到会像现在这样艺术创作与行政工作“双肩挑”。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在系里是青年老师，很多学生工作系里就安排给我去做，或许是因为勤快，有人就说：‘我看这个杨晓阳想当系主任’。现在30年之后，我心里再想，我当时心里绝无此想法，从一个传统家庭氛围里走出来，君臣父子观念很强，所以有人这么说，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当时刘文西老师从系主任成为副院长，他的夫人陈光健老师成为系主任，遇到了出国的事情同时她说一家都做行政工作太辛苦了，就主动退下去了，于是原来的副系主任成为系主任，还需要再民主选举出一位副系主任。当时我就为了回避有人说过我的那句话，我跑掉了，我跑到陕西韩城司马迁的故里禹门口，黄河到了禹门口这里变得很窄，当时在那里新建了个建筑，让我去画一张壁画，到现在为止那张壁画还是我30年前画了个半截，没画完，就被学校召回去，回去之后告诉我说选举让我做系副主任，什么都不用解释，赶紧去报道准备上任。”这就是他在行政工作上的开端，杨晓阳说，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是学画早、出道早，学什么成什么，也就練成了个“双肩挑”。
1994年出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1995年主持全院工作，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逐渐成熟和强大起来的杨晓阳遇上了一个时代，那就是从1999年国家实施的高校扩招，得以让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的敢作敢为远近闻名。作为教育部的试点，杨晓阳率先主持了西安美术学院的扩招，这在美术学院的改革里是名列前茅的，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美术教育。
当然，对于美术学院的改革，杨晓阳并非盲目为之，而是提出了“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概念。“大美术的概念就是眼目所及无非美术，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跟美术有关系，就像一栋房子、一个杯子、一个书架、一个纽扣都需要美术家来设计。”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都是美术，叫大美术；社会需要人才，美术学院要办大，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这是大美院；还需要中国精神，就是大写意；形式、内容和精神，这三个是一个体系，他在美术学院的时候不遗余力的推动这三大理念。
杨晓阳坦言，这样的改革同样也受到了很多质疑，认为扩招之后人数增多了，但是质量降低了。对于这一点杨晓阳就像坚信他的艺术一样坚信改革的正确：“本来美院招200人，我招了1000人，这200人还在里面，原来没有机会的1000个人也得到了机会。”
今年已经是杨晓阳调任国家画院的第八个年头，到这里之后，他又提出了“大美为真”，这是对中国美术最高目标的探索。提出这样的院训，他认为国家画院要有国家担当，不能只是考虑到每个画家的个性，要考虑到国家、民族、历史、天地、自然、生存环境，现在全世界都重视环境，那么重视生态、重视环境，其实古人的思想是最先进的，天人合一是一个永久的主题。
在担任院长的同时依然带学生，至今已经带了三年高研班，杨晓阳在教学中提出新的教学创作理念：“题材模糊化，主题多义化，造型意象化，章法多维化，用笔的书法化。”在这里，他依然反对艺术的流行样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他希望教出来的学生是一人一品，自己不重复老师，他也要求学生不照着自己画，“照我画就不及格”。
在画院的行政事务上，杨晓阳则找到了自己的同道。“我们国家画院的班子很团结，大家也都很信任我，有事情商量我说个什么，大家觉得不行也就直说，说行立刻决定，能办的事情立刻办，不要拖。”杨晓阳坦言，73个人的团队在这几年里靠的都是科学的用人办法，才能完成画院的日常工作、展览展出、学术活动，并完成国家交给的工作与作品上交，同时画院还担任着每年国家领导人出访、接待的赠予礼品的创作。
“除此之外，我们每年也去扶贫，去年我们去广西山沟里，把一个快要塌了的村子70户整体搬迁到附近的平地上盖新村。我们在延安领了500个小孩儿，他们中学以前的所有费用都是我们出，我们还在那里包了一座山来绿化，所有中国画院的画家都要栽树，这些都是我们自筹资金。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每年为国家画院的画库上交创作。” 所以，工作日的杨晓阳每天早上到单位开始，经常忙半夜两三点才从办公室离开。
撰写自己个展的后记，杨晓阳同样是夜间于画院荷园，感慨油然而生。他回想自己从生在十三代王朝的古都长安来到中国国家画院，自叙经历了“三十功过尘与土”，如今终于将三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想、所画汇集如斯，汇报给大家。就如他自己的感慨，这个曾经认定了画画的杨晓阳，如今画画对于他来说，却成了繁忙过后“三更灯火五更鸡”和出差途中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