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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意味着由新型国家限定的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当代作家的身份不仅是作家,更是“革命干部”、“文艺官员”或“文艺战士”的身份。双重身份决定了作家必须调谐由此带来的矛盾,而调谐器正是国家所认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论文将以丁玲为例,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身份的体制化对作家进行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