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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深圳经济30多年来的增长轨迹，发现深圳经济增长存在着为期12年的周期，且现已经历了三个周期，初步判断2016年深圳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并探讨了新周期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深圳增长潜力的远景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提升五大竞争力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 增长周期 特征 增长潜力 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83-06
[作者简介] 罗华荣（1963 — ），湖北恩施人，现任职于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董晓远（1966 — ），山东东营人，现任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深圳经济增长也出现减速态势，但仍保持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深圳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未来前景倍受海内外关注。本文研判30多年来深圳经济增长的轨迹，认为深圳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跨越腾飞：改革开放创造奇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超过香港，2016年，深圳GDP达到1.75万亿元①，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超过2.3万美元，经济总量稳居全球城市30强之列。经济发展的结果表明，深圳创造性探索出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正确道路，树立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功典范，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来看，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朱格拉周期特征，目前已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周期。
（一）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抓住三次大机遇，经历三个大周期，实现三次大跨跃
第一个周期（1980～1991年）：率先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爆发式增长。第二个周期（1992～2003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的超高速增长。第三个周期（2003～2015年）：加入世贸效应显现，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上述关于周期划分的观点，与实证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通过增广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可知，深圳经济增长率数据是平稳的，因而可以直接进行谱分析②。根据谱分析的结果来看，深圳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存在着为期12年的周期。详情见图1和图2。
（二）以市场化为主线，快速推进工业化，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本质上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条件下，依托制度创新，实现工业化的过程。2008年后深圳大致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至2015年，三次产业比重为0.0：41.2：58.8，技术密集型特征突出，经济增长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转变，而同期劳动力增速下降为9.6%，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降为12%，房地产开发投资更下降为6%，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持的产业体系的形成，突出了更加节约资源、节约能耗、保护环境的产业发展方向。
（三）以工业化为基础，迅速完成人口城市化
1992年前是深圳前工业化和工业化初期，人口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到71.54%，2012年，在后工业化的推动下，人口城市率达到100%，标志着深圳城市化过程初步完成。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任务，英美用了上百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用了50年左右，而深圳仅用了30多年。深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意义在于，固然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现代大工业的聚集加速了城市化，形成了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但又因为城市化的聚集效应反过来又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包容、多元的城市文明，实现文明成果共享。
（四）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呈现朱格拉周期特征
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显示出差异性，但都存在自身的运行趋势。从30年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规律分析，如果以1980年深圳改革开放伊始经济迅速扩张为起点，至下一扩张点为分析终点，宏观经济基本以每12年左右为一个周期，至今已完整运行了三个周期。
沿着上述的分析思路，我们认为2016年深圳已进入新的运行周期。这个时点的划分，既与深圳30多年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时间相关联，也与过去三次周期都与制度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相吻合。2016年是深圳的“创新驱动”引起全国媒体同时高度关注的元年，从深圳经济增长情况判断，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就是新周期起点。深圳经济已进入第四个运行周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进入新的平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土地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是必然现象，产业转型升级伴随部分产能向外转移是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将进入更高级别的新的发展阶段是必然逻辑。
二、模式转换：经济发展主要特征
深圳经济进入新的发展周期，经济发展的模式、内涵、动力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一）新经济成为发展新模式
从深圳经济发展经历的周期来看，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再从工业经济再向新经济转变的过程。经济发展依托于信息技术、制度创新和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动力。在经济形态转变中，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以知识密集型企业为标识，反映了企业发展新动向，腾迅、华为、大彊无人机、华大基因等大批知识密集型企业脱颖而出。二是以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体现了产业发展新途径，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出口额增长大大高于其他制造业。三是以高技术杠杆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显示了产业发展新前景。四是以高技术为武装的服务业异军突起，不断开拓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经济发展新领域。五是以知識新组合为基础的各种创新在推动经济变革中发挥巨大作用，推动经济长期繁荣。 （二）中高速增长成为发展新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恶化了发展的外部环境，深圳经济发展轨迹出现大拐点， 2014、2015年降为个位数的增长，表明深圳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过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深圳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动力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资源要素供给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依托消费拉动的动力不足，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度趋近极限，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发生明显变化。这种转换是在深圳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成为发展主动力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基本的判断是，向新的增长周期的转换是顺利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周期。
（三）创新驱动成为发展新动力
2010年，深圳市提出“深圳质量”的发展理念，坚持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根本改变了经济发展对资源要素的依赖，转向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阶段。2016年中国社科院等发布的《201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深圳综合经济竞争力位居内地城市第一，超越香港、上海和北京。可以说，深圳已经初步走上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四）绿色低碳成为发展新方向
深圳在2010年成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以来，初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市情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占GDP比重的3%左右时，才有可能出现环境质量改善拐点。1996年以来，深圳环境保护投资从17.29亿元增加到298.65亿元，目前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8%左右，正处在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时期，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5%，空气质量成为国内1000万级人口城市的最优水平。在能耗方面，2005年到2015年，深圳全市单位GDP能耗逐年减少，明显低于全国同类城市，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工业污染全面达标排放的城市，也是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已经开始走上一条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高效益的经济增长路子。
三、前景分析：未来增长潜力预测
当前和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期，深圳经济发展将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战略机遇期正在经历重大背景转换，必将对经济增速产生深刻影响。
从国内背景变化看，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转型期。一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及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影响，传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未来不得不从依赖出口转向依靠内需。二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过度消耗所反映的成本和代价不可持续，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事关国民健康和生存环境的社会问题。三是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使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和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整体面临下行压力，宏观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外部发展环境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反自由化、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秩序处于变革之中，地缘政治也隐存较大潜在风险，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更加复杂。
从深圳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关键性因素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多种因素叠加将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的。深圳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经济体量已很大，冀望继续保持原有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目前深圳面临着环境、资源、土地等要素的制约，可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已经高达47%，已接近全市总面积的一半，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相比，深圳建设用地比例全国最高，北京只有20%，上海为30%，毗邻深圳的香港也只有24%。城市发展既受到土地供给紧约束，也受到土地资源承载力瓶颈，土地资源供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刚性约束。同样，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经济增速差不多下了两三个台阶。
二是资本投资增速下降。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37年来，深圳资本存量达到4483.1亿元（1979年不变价，按2015年价格计算约为2.3万亿元），从资本投入产出的弹性分析①，一个百分点资本存量的增加带来0.428个百分点GDP的增加，低于劳动投入产出弹性的0.572。因此，短期内资本存量仍是推动经济增长重要的因素。但深圳也面临投资增速偏低的问题。
三是人力资源数量红利减弱。一方面，人力资源增速近年来明显回落，过去30多年，深圳劳动投入平均增长率为15.64%，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劳动人口在2012年第一次出现354万的绝对量下降，而且预测至2020年都将呈逐年下降趋势。“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成本不断提高，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中国劳动力成本目前相当于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尼的3.5倍，特别是深圳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活成本提高，对普通劳动力的吸引力日趋减弱，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挑战。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也随之下降，经济增速会慢慢减下来。
四是技术进步突破难度加大。技术进步得益于对外开放不断的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这是行之有效的技术进步路径，极大地支持了深圳经济增长。从一般经验来看，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能力基本上和追赶潜力成正比。随着深圳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步缩小，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变得更加困难，同时，深圳已步入创新驱动阶段，技术进步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尽管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比重超过60%，但掌握核心技术的产品产值比重不足20%，而新技术的发明、发现和创新的成本增加，风险加大，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来突破。因此，技术进步受制于引进技术的瓶颈和技术创新的难度，在短期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难以提高。
综合分析影响深圳经济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及关键影响因素，我們采用生产函数法②对深圳未来10年（2016～2025）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 使用1979～2015年各年数据进行估计，测得深圳生产函数如下：
Ln（Y/L） = 0.428*Ln（K/L） + 0.042*T + 4.317
（t值） （11.48） （14.17） （13.57）
Adj.R2=0.982
其中，Y为实际GDP，K为资本存量，L为社会劳动者人数。
这表明，观测期内，深圳劳动生产率变化的98.2%，都可以由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变动与技术进步来解释。
对上式稍加变换，可得深圳典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 74.96*e0.042*T *K0.428*L0.572
假设在未来五到十年，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依然够沿着过去37年来形成的三次曲线趋势增长，人均资本装备水平能够按照自1990年以来形成的线性趋势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前述的技术突破难度加大而从以往的平均每年提高4.2%变为3.2%，那么，未来五到十年，深圳的经济增长率，将为8%左右，详情见表1。
这样，2016～2020年期间，深圳的GDP年均增长率将为8.6%，2021～2025期间，深圳的GDP年均增长率将为7.9%。
由于预测是在一系列假设之下考察整体经济的表现，其预测数值和现实价值并不是准确地得出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数值，而是为理解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和政策制定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计量参考。
根据未来资本投入、劳动力、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变化趋势的判断，设定未来深圳经济的基准情形，运用经济增长模型预测，深圳未来5～10年经济的潜在平均增速将位于区间8%左右（位于7%～9%的区间，基准8%，呈递降趋势，到2020年可能趋向8%左右，到2025年趋近7%左右）。
根据预测结果可以发现，未来深圳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是逐步放缓的，在没有出现重大经济波动的基准情形下，深圳潜在经济增速保持总体平衡，波动幅度收窄，可能在±2%的区间波动，表明深圳经济增长的质量、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按照潜在增长率预测，到2020年GDP总量达到约2.6万亿元，2025年达到约3.6万亿元。
四、再创辉煌：实现新周期大跨越
深圳的发展，既存在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也具有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必须把握好新周期经济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诸多积极因素，努力突破面临的约束条件，从战略高度和全球化的视野，抢抓机遇，在更高层次上提升经济发展能级，巩固和扩大创新型经济优势，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五大战略竞争力。
一是以国际化视野谋划都市经济圈发展战略，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未来10年，要围绕发展大区域经济的新理念，以国际著名都市经济圈为参照，抓住国家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机遇，发挥深圳毗邻香港的优势，发挥深圳经济中心城市和创新城市的比较优势，引领、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发展，加快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链，建立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扩大深圳发展的腹地和空间。强化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管理机制，形成跨区域的协调，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规划、利益、政策、法规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二是优化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从需求管理转向更加注重提高长期供给竞争力。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和稳定经济发展的功能，处理好短期政策目标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激发经济本身的有效供给活力，提升经济潜在生产力，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强化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着重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政策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既要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充分就业，防控风险、守住底线，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又要服务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着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和创造活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是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建立和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跟踪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立足前沿引领和产业创新，研究制定现代产业发展战略，出台细化产业政策，统筹协调各类产业的有序协同发展。结合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和当前深圳产业发展动态，加快发展新型产业，提升深圳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四是以制度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增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竞争力。在影响深圳未来发展的诸因素中，创新发展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以制度改革作为推动科技的基础，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通过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实施科技攻关计划，不断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创新资金使用与引导方式等措施，努力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深度挖潜土地空间资源，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空间保障。实施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世纪工程，围绕人才、资金、技术与标准、知识产权等完善相关制度，形成有利于吸引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综合生态体系，推动技术、产业、金融、管理、商业模式创新融合，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
五是抓住当前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提升开放型经济竞争力。抓住国家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发挥深圳区位优势，将深圳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枢纽和门户，在巩固欧美、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重点转向开拓南美、中东、俄罗斯、非洲等新兴市场，加强对东盟投资贸易合作，提高开放合作的质量和水平，扩大深圳产品、技术、管理、资本的输出，扩大深圳创造、深圳品牌、深圳经验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董文泉，高铁梅等著.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369-433页.
[2] 姜均露 主编.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理论与实践 [ C ].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13-50页.
[3]岳希明，张曙光 等编.中国经济增長速度研究与争论[ C ] .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11-225页.
[关键词] 增长周期 特征 增长潜力 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83-06
[作者简介] 罗华荣（1963 — ），湖北恩施人，现任职于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董晓远（1966 — ），山东东营人，现任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深圳经济增长也出现减速态势，但仍保持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深圳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未来前景倍受海内外关注。本文研判30多年来深圳经济增长的轨迹，认为深圳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跨越腾飞：改革开放创造奇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超过香港，2016年，深圳GDP达到1.75万亿元①，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超过2.3万美元，经济总量稳居全球城市30强之列。经济发展的结果表明，深圳创造性探索出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正确道路，树立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功典范，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来看，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朱格拉周期特征，目前已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周期。
（一）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抓住三次大机遇，经历三个大周期，实现三次大跨跃
第一个周期（1980～1991年）：率先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爆发式增长。第二个周期（1992～2003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的超高速增长。第三个周期（2003～2015年）：加入世贸效应显现，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上述关于周期划分的观点，与实证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通过增广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可知，深圳经济增长率数据是平稳的，因而可以直接进行谱分析②。根据谱分析的结果来看，深圳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存在着为期12年的周期。详情见图1和图2。
（二）以市场化为主线，快速推进工业化，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本质上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条件下，依托制度创新，实现工业化的过程。2008年后深圳大致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至2015年，三次产业比重为0.0：41.2：58.8，技术密集型特征突出，经济增长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转变，而同期劳动力增速下降为9.6%，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降为12%，房地产开发投资更下降为6%，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持的产业体系的形成，突出了更加节约资源、节约能耗、保护环境的产业发展方向。
（三）以工业化为基础，迅速完成人口城市化
1992年前是深圳前工业化和工业化初期，人口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到71.54%，2012年，在后工业化的推动下，人口城市率达到100%，标志着深圳城市化过程初步完成。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任务，英美用了上百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用了50年左右，而深圳仅用了30多年。深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意义在于，固然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现代大工业的聚集加速了城市化，形成了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但又因为城市化的聚集效应反过来又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包容、多元的城市文明，实现文明成果共享。
（四）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呈现朱格拉周期特征
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显示出差异性，但都存在自身的运行趋势。从30年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规律分析，如果以1980年深圳改革开放伊始经济迅速扩张为起点，至下一扩张点为分析终点，宏观经济基本以每12年左右为一个周期，至今已完整运行了三个周期。
沿着上述的分析思路，我们认为2016年深圳已进入新的运行周期。这个时点的划分，既与深圳30多年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时间相关联，也与过去三次周期都与制度改革的重要时间窗口相吻合。2016年是深圳的“创新驱动”引起全国媒体同时高度关注的元年，从深圳经济增长情况判断，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就是新周期起点。深圳经济已进入第四个运行周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进入新的平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土地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是必然现象，产业转型升级伴随部分产能向外转移是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将进入更高级别的新的发展阶段是必然逻辑。
二、模式转换：经济发展主要特征
深圳经济进入新的发展周期，经济发展的模式、内涵、动力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一）新经济成为发展新模式
从深圳经济发展经历的周期来看，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再从工业经济再向新经济转变的过程。经济发展依托于信息技术、制度创新和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动力。在经济形态转变中，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以知识密集型企业为标识，反映了企业发展新动向，腾迅、华为、大彊无人机、华大基因等大批知识密集型企业脱颖而出。二是以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体现了产业发展新途径，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出口额增长大大高于其他制造业。三是以高技术杠杆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显示了产业发展新前景。四是以高技术为武装的服务业异军突起，不断开拓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经济发展新领域。五是以知識新组合为基础的各种创新在推动经济变革中发挥巨大作用，推动经济长期繁荣。 （二）中高速增长成为发展新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恶化了发展的外部环境，深圳经济发展轨迹出现大拐点， 2014、2015年降为个位数的增长，表明深圳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过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深圳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动力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资源要素供给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退，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依托消费拉动的动力不足，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度趋近极限，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发生明显变化。这种转换是在深圳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成为发展主动力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基本的判断是，向新的增长周期的转换是顺利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周期。
（三）创新驱动成为发展新动力
2010年，深圳市提出“深圳质量”的发展理念，坚持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根本改变了经济发展对资源要素的依赖，转向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阶段。2016年中国社科院等发布的《201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深圳综合经济竞争力位居内地城市第一，超越香港、上海和北京。可以说，深圳已经初步走上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四）绿色低碳成为发展新方向
深圳在2010年成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以来，初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市情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占GDP比重的3%左右时，才有可能出现环境质量改善拐点。1996年以来，深圳环境保护投资从17.29亿元增加到298.65亿元，目前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8%左右，正处在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时期，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5%，空气质量成为国内1000万级人口城市的最优水平。在能耗方面，2005年到2015年，深圳全市单位GDP能耗逐年减少，明显低于全国同类城市，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工业污染全面达标排放的城市，也是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已经开始走上一条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高效益的经济增长路子。
三、前景分析：未来增长潜力预测
当前和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期，深圳经济发展将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战略机遇期正在经历重大背景转换，必将对经济增速产生深刻影响。
从国内背景变化看，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转型期。一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及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影响，传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未来不得不从依赖出口转向依靠内需。二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过度消耗所反映的成本和代价不可持续，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事关国民健康和生存环境的社会问题。三是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使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和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整体面临下行压力，宏观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外部发展环境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反自由化、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秩序处于变革之中，地缘政治也隐存较大潜在风险，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更加复杂。
从深圳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关键性因素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多种因素叠加将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的。深圳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经济体量已很大，冀望继续保持原有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目前深圳面临着环境、资源、土地等要素的制约，可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已经高达47%，已接近全市总面积的一半，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相比，深圳建设用地比例全国最高，北京只有20%，上海为30%，毗邻深圳的香港也只有24%。城市发展既受到土地供给紧约束，也受到土地资源承载力瓶颈，土地资源供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刚性约束。同样，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经济增速差不多下了两三个台阶。
二是资本投资增速下降。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37年来，深圳资本存量达到4483.1亿元（1979年不变价，按2015年价格计算约为2.3万亿元），从资本投入产出的弹性分析①，一个百分点资本存量的增加带来0.428个百分点GDP的增加，低于劳动投入产出弹性的0.572。因此，短期内资本存量仍是推动经济增长重要的因素。但深圳也面临投资增速偏低的问题。
三是人力资源数量红利减弱。一方面，人力资源增速近年来明显回落，过去30多年，深圳劳动投入平均增长率为15.64%，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劳动人口在2012年第一次出现354万的绝对量下降，而且预测至2020年都将呈逐年下降趋势。“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成本不断提高，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中国劳动力成本目前相当于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尼的3.5倍，特别是深圳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活成本提高，对普通劳动力的吸引力日趋减弱，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挑战。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也随之下降，经济增速会慢慢减下来。
四是技术进步突破难度加大。技术进步得益于对外开放不断的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这是行之有效的技术进步路径，极大地支持了深圳经济增长。从一般经验来看，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能力基本上和追赶潜力成正比。随着深圳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步缩小，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变得更加困难，同时，深圳已步入创新驱动阶段，技术进步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尽管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比重超过60%，但掌握核心技术的产品产值比重不足20%，而新技术的发明、发现和创新的成本增加，风险加大，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来突破。因此，技术进步受制于引进技术的瓶颈和技术创新的难度，在短期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难以提高。
综合分析影响深圳经济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及关键影响因素，我們采用生产函数法②对深圳未来10年（2016～2025）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 使用1979～2015年各年数据进行估计，测得深圳生产函数如下：
Ln（Y/L） = 0.428*Ln（K/L） + 0.042*T + 4.317
（t值） （11.48） （14.17） （13.57）
Adj.R2=0.982
其中，Y为实际GDP，K为资本存量，L为社会劳动者人数。
这表明，观测期内，深圳劳动生产率变化的98.2%，都可以由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变动与技术进步来解释。
对上式稍加变换，可得深圳典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 74.96*e0.042*T *K0.428*L0.572
假设在未来五到十年，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依然够沿着过去37年来形成的三次曲线趋势增长，人均资本装备水平能够按照自1990年以来形成的线性趋势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前述的技术突破难度加大而从以往的平均每年提高4.2%变为3.2%，那么，未来五到十年，深圳的经济增长率，将为8%左右，详情见表1。
这样，2016～2020年期间，深圳的GDP年均增长率将为8.6%，2021～2025期间，深圳的GDP年均增长率将为7.9%。
由于预测是在一系列假设之下考察整体经济的表现，其预测数值和现实价值并不是准确地得出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数值，而是为理解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和政策制定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计量参考。
根据未来资本投入、劳动力、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变化趋势的判断，设定未来深圳经济的基准情形，运用经济增长模型预测，深圳未来5～10年经济的潜在平均增速将位于区间8%左右（位于7%～9%的区间，基准8%，呈递降趋势，到2020年可能趋向8%左右，到2025年趋近7%左右）。
根据预测结果可以发现，未来深圳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是逐步放缓的，在没有出现重大经济波动的基准情形下，深圳潜在经济增速保持总体平衡，波动幅度收窄，可能在±2%的区间波动，表明深圳经济增长的质量、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按照潜在增长率预测，到2020年GDP总量达到约2.6万亿元，2025年达到约3.6万亿元。
四、再创辉煌：实现新周期大跨越
深圳的发展，既存在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也具有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必须把握好新周期经济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诸多积极因素，努力突破面临的约束条件，从战略高度和全球化的视野，抢抓机遇，在更高层次上提升经济发展能级，巩固和扩大创新型经济优势，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五大战略竞争力。
一是以国际化视野谋划都市经济圈发展战略，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未来10年，要围绕发展大区域经济的新理念，以国际著名都市经济圈为参照，抓住国家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机遇，发挥深圳毗邻香港的优势，发挥深圳经济中心城市和创新城市的比较优势，引领、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发展，加快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链，建立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扩大深圳发展的腹地和空间。强化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管理机制，形成跨区域的协调，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规划、利益、政策、法规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二是优化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从需求管理转向更加注重提高长期供给竞争力。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促进和稳定经济发展的功能，处理好短期政策目标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激发经济本身的有效供给活力，提升经济潜在生产力，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强化总供给与总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着重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政策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既要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充分就业，防控风险、守住底线，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又要服务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着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和创造活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是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建立和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跟踪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立足前沿引领和产业创新，研究制定现代产业发展战略，出台细化产业政策，统筹协调各类产业的有序协同发展。结合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和当前深圳产业发展动态，加快发展新型产业，提升深圳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四是以制度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增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竞争力。在影响深圳未来发展的诸因素中，创新发展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以制度改革作为推动科技的基础，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通过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实施科技攻关计划，不断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创新资金使用与引导方式等措施，努力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深度挖潜土地空间资源，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空间保障。实施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世纪工程，围绕人才、资金、技术与标准、知识产权等完善相关制度，形成有利于吸引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综合生态体系，推动技术、产业、金融、管理、商业模式创新融合，不断形成新的生产力。
五是抓住当前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提升开放型经济竞争力。抓住国家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发挥深圳区位优势，将深圳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运枢纽和门户，在巩固欧美、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重点转向开拓南美、中东、俄罗斯、非洲等新兴市场，加强对东盟投资贸易合作，提高开放合作的质量和水平，扩大深圳产品、技术、管理、资本的输出，扩大深圳创造、深圳品牌、深圳经验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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