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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反腐引致官场大量职位空缺。在整饬官场的同时还要把好提拔关，以防止官员被提拔后又被调查，这就促使山西在官员提拔机制上进行创新近段时间，一度省管干部空缺300多人的山西官场，重建动作频频。
2015年7月26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对霍晓琴等3人进行拟任公示，1人拟任省直正厅级非领导职务，2人拟任省直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2015年6月29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了涉及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监察等多个系统的39名拟任厅官，这是王儒林入晋后，山西官场同时拟任命人数最多的一次。
再往前推，2015年5月6日，山西公示9名拟任县（市、区）委书记;3月23日，以县处级为主的16名省管干部履新。
《中国新闻周刊》在山西采访中发现，在该省官场重建的过程中，选拔官员的渠道更加多元化，程序更加严格，选用的干部不仅要面对面接受纪委谈话、公众监督，还要经过“六查”考验，包括查档案、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业绩、查案件、查年终考核结果以及查巡视反馈意见相关资料。
谈到官场重建过程中的一系列动作，山西官方表现得异常谨慎。山西省省委书记王儒林秘书杨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各项工作刚刚铺开，还需要时间去检验、调整和思考。”
2014年9月1日，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儒林临危受命，履新山西省委书记。此后，他便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一边在反腐过程中“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一边又要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官场。
2014年，在13人组成的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中，有5位被调查，此外被调查的还有两位省级官员。全年处分市厅级官员45人、县处级官员545人，累计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
而中共十八大以来，山西的11个地级市中，已有5位市委书记和2位市长落马，前者所在的市包括运城、太原、大同、忻州、阳泉，后者为吕梁、长治。此外，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交通厅、煤炭工业厅、地质勘察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多个省直机关的一把手，也先后被调查。仅山西省管系统，干部空缺就一度接近300人。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相关公开报道发现，从2014年6月20日运城市委原书记王茂设落马，到2015年7月3日阳泉市委原书记洪发科落马，5位市委原书记落马时间相差仅仅1年左右。
在空缺的这5个市委书记职位中，太原市委书记的职位填补最快，从2014年8月23日太原市委原书记陆川平落马，到2014年 9月30日重庆市委原秘书长吴政隆接任，仅间隔1个多月。
大同市委书记也在空缺9个多月后即将填补： 2015年7月23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发布公示，确定现任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李俊明为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目前，阳泉、运城和忻州3市的市委书记职位依然虚位以待。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公开报道显示，太原市一个“城中村”村主任的问题，就牵扯出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房管局长、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区规划局长等多名领导干部。
2014年12月，山西省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被立案调查前夕，还收受了一套在三亚的价值280万元的房产，被立案调查当天，兜里还装着1万欧元受贿款。
山西省纪委常委郝权介绍说，该省交通厅党组原厅长、党组书记段建国，平日里就把纪检组的监督看成是“和党组唱对台戏”。当纪检组长对一些干部提出廉政要求时，他说，“不要听他瞎咋唬，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在山西省各地市中，吕梁的腐败犹有代表性。在中共十八大后，山西被查的7名省级领导干部中，有3名曾在吕梁工作，此外，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原政协副主席刘广龙、原政法委书记李良森等5名市级干部均被立案审查，还有许多县区一二把手落马。
长期在山西从事纪检和组织工作的山西医科大学纪委书记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山西的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了，潜规则取代了明规则，官员不按潜规则出牌，就可能不被提拔重用。
在严查腐败的同时，王儒林表示，在从严治吏中，山西不会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2015年7月，山西省打破“省内选县官”的惯例，从陕西省调入2名“70后”县委书记。这被认为是净化山西政治生态、重建山西官场的一次尝试。
事实上，在2014年，中共中央就针对山西省委常委这个群体，输入多位“晋外干部”。
这一年，中央除了从“无老虎”的吉林省将王儒林调任山西任省委书记外，还有7名晋外官员奉调入晋，担任山西省委常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楼阳生，任职山西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原副部长黄晓薇，任省纪委书记;重庆市委原秘书长吴政隆，任太原市委书记;山东省原副省长孙绍骋，任省委统战部长;科技部原副部长王伟中，任省委秘书长;国家安监总局原副局长付建华，任山西省副省长;湖南省原副省长盛茂林，任省委组织部长。
至此，山西省由13人组成的省委常委领导班子，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换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分析，山西出现塌方式腐败，与山西高层干部异地交流不够有关系。“山西省部级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太少。以山西省人大、政协的省部级领导为例，90%甚至更多比例为山西当地干部，这样就容易形成利益网、关系网。”
有评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异地调动，从全国范围选派得力高官进入山西，一方面可以尽快填补被查官员留下的空缺，确保山西大局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跨地任职、传统的“五湖四海”干部任命形式，也有助于尽快优化山西政治生态，根除当地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 不过，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山西政治生态的破坏，难以靠异地空降根本解决。“中央曾经希望用异地空降的方式，解决黑龙江韩桂芝腐败窝案造成的影响，但只能说减缓了腐败蔓延的趋势而已，改变政治生态太难。”
2015年3月23日上午，山西省委举行领导干部任前集体谈话。参加谈话的新任省管领导干部共16名，包括吕梁市县两级9名干部和山西省交通运输厅7名干部。这是山西新任省委常委班子选任的第一批省管领导干部，标志着山西官场的重建工作开启。
王儒林对这些“新官”说：“你们这批干部，是在省委重大调整之后第一批调整提拔的干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省委对你们的选拔任用特别重视，下了大功夫。”
对官员的选拔上，王儒林曾直言，山西在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后，选人用人非常困难，“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了。”
为了更好地解决选官难题，山西打出了“三个一批”组合拳、坚持“六查”、“一倒查六整治”等多种办法。
“三个一批”主要针对的是“为官不廉、为官不为”的问题。2014年10月，山西省委组织部提出要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的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作为的干部，掌握使用一批善作为的好干部。
“一倒查六整治”则包括：对干部“带病提拔”问题进行倒查;坚决整治违反干部任用标准、程序问题，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说情打招呼问题，坚决整治“三超两乱”问题，坚决整治干部档案造假问题，坚决整治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问题，坚决整治“裸官”问题。
其中，“三超两乱”指的是超职数配备干部、超机构规格提拔干部、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以及擅自提高干部职级待遇、擅自设置职务名称。
2015年，山西省委连续出台了4个与选拔干部有关的文件，包括《关于全面贯彻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管理干部的决定》《关于做好甄别处理一批、调整退出一批和掌握使用一批干部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以及《省管干部动议酝酿任免议事规则（试行）》。
山西医科大学纪委书记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政治生态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官员的表现也是形形色色，其中有贪官、庸官，还有一类官员是“巧官”，极具隐蔽性和破坏性。
“贪官、庸官容易暴露，最可怕的是巧官。他们往往巧舌如簧，善于做秀，像狐狸一样狡猾，像变色龙一样善变。领导和群众很容易被蒙蔽，觉得他们处事圆融、沉稳可靠，甚至尽善尽美、德才兼备。”顾昭明说，由于这些原因，“巧官”屡屡被提拔重用，在政治生态不好的时候，更容易浑水摸鱼。他建议山西省委组织部在开展“三个一批”工作时，应特别将“巧官”纳入退出范畴。
在山西官员选拔日趋严格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宽松的方面，比如对于高龄官员的提拔。
2015年6月29日，在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的39名拟任厅官中， 拟任厅长、副厅长的有6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贾继武，目前的职务是山西省公安厅副巡视员，拟任省直副厅长级职务。公示信息显示，贾生于1956年11月，还有四个多月就满59周岁，而厅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称，干部选拔一般都会考虑到年龄结构、梯队建设，可对于省管干部缺口一度高达300人的山西官场来说，年龄结构不是主要问题，最紧迫的就是选出合适的、干净的人，尽快补位。
2014年10月22日，王儒林在太原调研时提出，要在清除发生腐败的土壤上下功夫，积极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重点抓好“六权治本”，在“不敢腐”的基础上，形成“不能腐”的长效机制。
自此，日后被称为 “治晋药方”的“六权治本”，进入公众视野。“六权治本”包括以下内容：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以及严惩滥用权力，
2014年12月9日，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作出部署：实施“六权治本”，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顾昭明认为，“以权治权”是政治学的经典名言，从山西当下的政治生态来讲，坚持“六权治本”，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在山西采访中还了解到，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山西有些官员因害怕因做事而担责，所以懒政、怠政，明哲保身。
一位受访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来很多部门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是“门好进、脸好看、事还是难办”。
针对这种现象，顾昭明说：“做好事坏人反对，做坏事好人反对，不做事众人反对。一定要调动官员干事的积极性，同时减少他们做事的顾虑。”
除了官场整饬之外，山西经济的持续低迷也颇受关注。
2014年，山西省GDP总量为1.27万亿元，已下滑至全国第24位，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差成绩，4.9%的GDP增速则跌至31个省份之末。2015年第一季度，山西经济增长更是下降到了2.5%。
有评论指出，在一煤独大的大背景下，虽然山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但时至今日，调整的效果仍不明显。
2015年7月7日，王儒林在会见香港媒体高层参访团时提到，现在煤炭已经走到“不主动革命就要被革命”的阶段。山西遇到的困难，不是比其他省的GDP多下滑几个百分点，而是造成增长乏力的结构问题。
王儒林坦言，资源型经济的省份调结构、转方式不会一蹴而就，压力将长期存在。2015年，山西将着力在金融振兴、科技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3方面实现突破。
“全面从严治党也好，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好，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王儒林说。
2015年7月26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对霍晓琴等3人进行拟任公示，1人拟任省直正厅级非领导职务，2人拟任省直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2015年6月29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了涉及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监察等多个系统的39名拟任厅官，这是王儒林入晋后，山西官场同时拟任命人数最多的一次。
再往前推，2015年5月6日，山西公示9名拟任县（市、区）委书记;3月23日，以县处级为主的16名省管干部履新。
《中国新闻周刊》在山西采访中发现，在该省官场重建的过程中，选拔官员的渠道更加多元化，程序更加严格，选用的干部不仅要面对面接受纪委谈话、公众监督，还要经过“六查”考验，包括查档案、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业绩、查案件、查年终考核结果以及查巡视反馈意见相关资料。
谈到官场重建过程中的一系列动作，山西官方表现得异常谨慎。山西省省委书记王儒林秘书杨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各项工作刚刚铺开，还需要时间去检验、调整和思考。”
2014年9月1日，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儒林临危受命，履新山西省委书记。此后，他便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一边在反腐过程中“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一边又要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官场。
大量职位空缺
2014年，在13人组成的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中，有5位被调查，此外被调查的还有两位省级官员。全年处分市厅级官员45人、县处级官员545人，累计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
而中共十八大以来，山西的11个地级市中，已有5位市委书记和2位市长落马，前者所在的市包括运城、太原、大同、忻州、阳泉，后者为吕梁、长治。此外，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交通厅、煤炭工业厅、地质勘察局、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多个省直机关的一把手，也先后被调查。仅山西省管系统，干部空缺就一度接近300人。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相关公开报道发现，从2014年6月20日运城市委原书记王茂设落马，到2015年7月3日阳泉市委原书记洪发科落马，5位市委原书记落马时间相差仅仅1年左右。
在空缺的这5个市委书记职位中，太原市委书记的职位填补最快，从2014年8月23日太原市委原书记陆川平落马，到2014年 9月30日重庆市委原秘书长吴政隆接任，仅间隔1个多月。
大同市委书记也在空缺9个多月后即将填补： 2015年7月23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发布公示，确定现任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李俊明为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目前，阳泉、运城和忻州3市的市委书记职位依然虚位以待。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公开报道显示，太原市一个“城中村”村主任的问题，就牵扯出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房管局长、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区规划局长等多名领导干部。
2014年12月，山西省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被立案调查前夕，还收受了一套在三亚的价值280万元的房产，被立案调查当天，兜里还装着1万欧元受贿款。
山西省纪委常委郝权介绍说，该省交通厅党组原厅长、党组书记段建国，平日里就把纪检组的监督看成是“和党组唱对台戏”。当纪检组长对一些干部提出廉政要求时，他说，“不要听他瞎咋唬，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在山西省各地市中，吕梁的腐败犹有代表性。在中共十八大后，山西被查的7名省级领导干部中，有3名曾在吕梁工作，此外，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原政协副主席刘广龙、原政法委书记李良森等5名市级干部均被立案审查，还有许多县区一二把手落马。
长期在山西从事纪检和组织工作的山西医科大学纪委书记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山西的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了，潜规则取代了明规则，官员不按潜规则出牌，就可能不被提拔重用。
在严查腐败的同时，王儒林表示，在从严治吏中，山西不会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输入“晋外血液”
2015年7月，山西省打破“省内选县官”的惯例，从陕西省调入2名“70后”县委书记。这被认为是净化山西政治生态、重建山西官场的一次尝试。
事实上，在2014年，中共中央就针对山西省委常委这个群体，输入多位“晋外干部”。
这一年，中央除了从“无老虎”的吉林省将王儒林调任山西任省委书记外，还有7名晋外官员奉调入晋，担任山西省委常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楼阳生，任职山西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原副部长黄晓薇，任省纪委书记;重庆市委原秘书长吴政隆，任太原市委书记;山东省原副省长孙绍骋，任省委统战部长;科技部原副部长王伟中，任省委秘书长;国家安监总局原副局长付建华，任山西省副省长;湖南省原副省长盛茂林，任省委组织部长。
至此，山西省由13人组成的省委常委领导班子，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换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分析，山西出现塌方式腐败，与山西高层干部异地交流不够有关系。“山西省部级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太少。以山西省人大、政协的省部级领导为例，90%甚至更多比例为山西当地干部，这样就容易形成利益网、关系网。”
有评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异地调动，从全国范围选派得力高官进入山西，一方面可以尽快填补被查官员留下的空缺，确保山西大局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跨地任职、传统的“五湖四海”干部任命形式，也有助于尽快优化山西政治生态，根除当地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 不过，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山西政治生态的破坏，难以靠异地空降根本解决。“中央曾经希望用异地空降的方式，解决黑龙江韩桂芝腐败窝案造成的影响，但只能说减缓了腐败蔓延的趋势而已，改变政治生态太难。”
贪官、庸官和巧官
2015年3月23日上午，山西省委举行领导干部任前集体谈话。参加谈话的新任省管领导干部共16名，包括吕梁市县两级9名干部和山西省交通运输厅7名干部。这是山西新任省委常委班子选任的第一批省管领导干部，标志着山西官场的重建工作开启。
王儒林对这些“新官”说：“你们这批干部，是在省委重大调整之后第一批调整提拔的干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省委对你们的选拔任用特别重视，下了大功夫。”
对官员的选拔上，王儒林曾直言，山西在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后，选人用人非常困难，“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了。”
为了更好地解决选官难题，山西打出了“三个一批”组合拳、坚持“六查”、“一倒查六整治”等多种办法。
“三个一批”主要针对的是“为官不廉、为官不为”的问题。2014年10月，山西省委组织部提出要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的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作为的干部，掌握使用一批善作为的好干部。
“一倒查六整治”则包括：对干部“带病提拔”问题进行倒查;坚决整治违反干部任用标准、程序问题，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说情打招呼问题，坚决整治“三超两乱”问题，坚决整治干部档案造假问题，坚决整治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问题，坚决整治“裸官”问题。
其中，“三超两乱”指的是超职数配备干部、超机构规格提拔干部、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以及擅自提高干部职级待遇、擅自设置职务名称。
2015年，山西省委连续出台了4个与选拔干部有关的文件，包括《关于全面贯彻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管理干部的决定》《关于做好甄别处理一批、调整退出一批和掌握使用一批干部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以及《省管干部动议酝酿任免议事规则（试行）》。
山西医科大学纪委书记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政治生态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官员的表现也是形形色色，其中有贪官、庸官，还有一类官员是“巧官”，极具隐蔽性和破坏性。
“贪官、庸官容易暴露，最可怕的是巧官。他们往往巧舌如簧，善于做秀，像狐狸一样狡猾，像变色龙一样善变。领导和群众很容易被蒙蔽，觉得他们处事圆融、沉稳可靠，甚至尽善尽美、德才兼备。”顾昭明说，由于这些原因，“巧官”屡屡被提拔重用，在政治生态不好的时候，更容易浑水摸鱼。他建议山西省委组织部在开展“三个一批”工作时，应特别将“巧官”纳入退出范畴。
在山西官员选拔日趋严格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宽松的方面，比如对于高龄官员的提拔。
2015年6月29日，在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的39名拟任厅官中， 拟任厅长、副厅长的有6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贾继武，目前的职务是山西省公安厅副巡视员，拟任省直副厅长级职务。公示信息显示，贾生于1956年11月，还有四个多月就满59周岁，而厅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称，干部选拔一般都会考虑到年龄结构、梯队建设，可对于省管干部缺口一度高达300人的山西官场来说，年龄结构不是主要问题，最紧迫的就是选出合适的、干净的人，尽快补位。
“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
2014年10月22日，王儒林在太原调研时提出，要在清除发生腐败的土壤上下功夫，积极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重点抓好“六权治本”，在“不敢腐”的基础上，形成“不能腐”的长效机制。
自此，日后被称为 “治晋药方”的“六权治本”，进入公众视野。“六权治本”包括以下内容：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以及严惩滥用权力，
2014年12月9日，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作出部署：实施“六权治本”，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顾昭明认为，“以权治权”是政治学的经典名言，从山西当下的政治生态来讲，坚持“六权治本”，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在山西采访中还了解到，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山西有些官员因害怕因做事而担责，所以懒政、怠政，明哲保身。
一位受访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来很多部门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是“门好进、脸好看、事还是难办”。
针对这种现象，顾昭明说：“做好事坏人反对，做坏事好人反对，不做事众人反对。一定要调动官员干事的积极性，同时减少他们做事的顾虑。”
除了官场整饬之外，山西经济的持续低迷也颇受关注。
2014年，山西省GDP总量为1.27万亿元，已下滑至全国第24位，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差成绩，4.9%的GDP增速则跌至31个省份之末。2015年第一季度，山西经济增长更是下降到了2.5%。
有评论指出，在一煤独大的大背景下，虽然山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但时至今日，调整的效果仍不明显。
2015年7月7日，王儒林在会见香港媒体高层参访团时提到，现在煤炭已经走到“不主动革命就要被革命”的阶段。山西遇到的困难，不是比其他省的GDP多下滑几个百分点，而是造成增长乏力的结构问题。
王儒林坦言，资源型经济的省份调结构、转方式不会一蹴而就，压力将长期存在。2015年，山西将着力在金融振兴、科技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3方面实现突破。
“全面从严治党也好，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好，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王儒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