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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一生辗转数个幕府，任职期间写就多篇公文。其历任幕府所作今体章奏为同僚赏识，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在骈文和公文发展史上的影响亦为深远，富有文学和史学价值。
关键词： 李商隐 幕府 公文 骈文
晚唐时期，时局动荡。伴随着日益滋长的藩镇势力，幕府接连出现，文人入幕成为当时社会风气的主流。开始往下偏移的政治重心，客观上使幕府表、状、笺、启等公文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更为重要。当时藩镇幕府僚佐的重要职责就是起草奏、疏、表、状、笺、启、牒、檄等各种公私文书。
唐代幕府机构之一节度使府设有判官二人，位在行军司马之下，掌书记之上，是处理兵马钱粮等实际事务的军事行政职官。此外，判官也兼领使府的文字工作。李商隐《樊南乙集序》中记载：“故事，军中移檄牒刺皆不关决记室，判官专掌之”。记室及掌书记，此处以位于掌书记之上的判官行掌书记之事，说明唐代公文的撰制工作已为方镇高度重视。李商隐就曾任东川节度使判官一职，他一生十居幕府，基本上在所有任职幕府都有数量不等的公文传世。
一、李商隐幕府公文创作背景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其幼年家境贫寒，虽有科举仕进之心，但朝廷腐败，朋党倾轧，科举之门为权贵势家所把持，幕府便成为李商隐等大批寒士科举制的补充和入仕捷径。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进士及第到会昌年间，这段时期商隐进京谋职，以实现自身政治理想。其先入令狐楚幕府，楚死后又入王茂元幕，娶其女。自大中二年（848年）开始，商隱分别入郑亚、徐州卢弘止、梓州柳仲郵幕府，三位幕主对他都很器重，其官职也逐步升迁。大中十二年，商隐因病退职还乡，不久在郑州逝世。
李商隐最初学习古文，其写作今体章奏的能力师承于令狐楚和崔戎等人，自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1]《旧唐书》第190卷下《李商隐传》云：“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又说商隐“初为文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2]
“今体”、“俪偶长短”即为骈文，唐宋称之为“四六”。需要留意的是，以“四六”来通称骈体文正始于李商隐。孙梅在《四六丛话·凡例》中云：“骈俪肇自魏晋，厥后有齐粱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则以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进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3]“四六”在这里具备了文体的含义，并且特别代指李商隐以四六对偶句式行文的公牍文章。
李商隐最初学做古文，“不喜偶对”转而学习骈文，有师从令狐楚的偶然性，也有长期幕府从事文字工作，迎合时世，遵从惯例的必然性。同时，随着古文运动声势的消退，一些应用文体裁又还原为骈文。《东观奏记》卷下称李商隐“文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4]。《樊南乙集序》中记其历任幕府“专章奏”，文章为“皆能文字”的同僚赏识，“每著一篇，则取本去”[5]。可见，他的公文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而其色彩秾丽的风格又为五代及宋初的“西昆派”作家们奉为圭臬，统治宋初文坛七十余年，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李商隐幕府公文创作概况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经去伪补遗后统计，李商隐文共计350篇，其中骈体文329篇，皆为入幕府学“今文”后所作，代拟之作居多。以骈文文体划分，数量最多的为状151篇、启76篇、表27篇。
（一）表类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表以陈情”。表，始于秦，盛于汉，一直沿用至清朝，是臣下对君主陈情、谢贺兼及庶政的奏议文种。
李商隐所作表文共27篇，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贺谢表和遗表。
贺表：因可喜之事向皇帝上书祝贺的一种表。李商隐文集中有9篇。如《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为汝南公华州贺赦表》、《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为河南卢尹贺上尊号表》等。
谢表：属臣下向朝廷谢恩的表文。一定级别的官员初次到任、升迁，朝廷有所宣赐，或者责降，均以谢表谢恩。李商隐公文里主要有《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为安平公兖州谢上表》、《为濮阳公陈许谢上表》、《为怀州李中丞谢上表》4篇。
遗表：大臣逝前上书朝廷最后一道表章，专为给皇上看而写。一般会言及自己的仕途经历，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最后涉及职务交接问题。《代安平公遗表》、《代彭阳公遗表》、《代仆射濮阳公遗表》三篇分别是李商隐代崔戎、令狐楚、王茂元所作的遗表。虽是代拟之作，但商隐依旧在这些遗表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在《代仆射濮阳公遗表》中：
伏愿时推明略，光阐睿图，内则收德裕、让夷、绅、铉之嘉谟，外则任彦佐、元達、宰、沔之威力，廓清华夏，昭荐祖宗。[6]
这一段寄托着李商隐的政治理想，希望皇帝能够实行积极正确的政治策略，起用贤相良将，肃清叛乱，恢复大一统的李唐王朝。
三篇遗表，真挚动人，使这些封疆大吏的忠君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情感充沛，言辞恳切。
（二）状类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状者，陈也。启者，开也。”[7]《文心雕龙·书记》解释状文的用途为“体貌本原，取其事实”[8]。唐朝时成为法定公文，主要用于上达君王，属于奏议文种。在李商隐的幕府公文中，状的使用频率最高，共有151篇。内容上大致可划分为论事状、谢状、贺状、进状、荐状五类。
论事状有《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中书状》、《为濮阳公官后上中书门下状》、《上容州李中丞状》、《为荥阳公与京兆李尹状》等，这种奏状公文主要针对当时的国计民生、政治用人等诸多方面上言己见。 谢状、贺状、进状，大多是谢赐物、贺喜事、说进贡等应酬类文章，很少跟政事相牵连，这类应酬之作大多程式化倾向严重，仅为公文而已。李商隐公文中此类状文有《为侍郎汝南公华州谢加阶状》、《为安平公贺皇躬痊复上门下状》等。其中代王茂元所作三篇《送土物状》，意在恭贺荣升，三篇应酬文章格式基本相同，每篇句数大致相当，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大致相同。首先言及荣升致贺之意，随后说明贡送土特产的事情，最后是客套话，谦词。结构清晰，层次感较强，相似度甚高，足见应酬类文章程式化的特征。
荐状是一种向上级举荐贤能之人的公文体式。如《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琼等四人充判官状》、《为荥阳公举王克明等充县令主簿状》等。
（三）启类
“启”是晋代大臣上书于皇帝的奏议文书。唐以后，启逐渐定型为对皇太子、上级陈言的准上奏文种，又兼作一般的上行公文。关于“启”文体的产生和发展状况，《文心雕龙·奏启》说得十分清楚：“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19]
《唐六典》记载：“凡下所以达上，其制亦六。曰：表、状、笺、启、辞、牒。”唐、宋时的“启”一般用大字书写，一行不超过十八字。李商隐代做的公文性质的启文共计76篇，或恭贺，或谢恩，或言事。如《为濮阳公贺丁学士启》、《为东川崔从事谢辟启》、《上兵部相公启》等。
三、李商隐幕府公文实用性与文学性
李商隐的幕府公文皆为“今文”。他一生辗转于幕府，以骈文为他人代写了大量表状书启等公牍文，他的各类公文在遵循典范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突破特有规范的约束，把经世致用的官样文字和形式优美的骈文结合，在隶事用典、铺陈辞藻、对偶声律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商隐突破了公文书写传统，变革骈文体式，丰富表现手法，提升了公牍文的审美价值，给应用文体注入了文学生命。他的幕府公文做到了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结合。骈文因实用性而存在，又因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广为流传。公文又因形式优美而独标风韵，独树一帜。清代孙梅在《四六丛话》中曾说：“惟《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奏章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学者舍是何从入乎？”[10]可以看出，孙梅将李商隐的骈体文视为骈文创作的典范，虽不免溢美，却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四六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品予以保存的話，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11]
（一）实用性
古代公文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治理国家、管理公务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所以虽然李商隐致力于创新，力图摆脱束缚，使他的公文呈现浓郁的文学色彩，但始终还要遵循一定的公文写作规范。
固定的书写程式同样反映在李商隐的幕府公文中。上文在状类中提及的三篇《送土物状》在写作程式上基本一致；再如商隐为令狐楚、王茂元、崔戎作的三篇《遗表》，也都按照固定的程序书写，在表达了将死之人的悲哀，回顾自己的生平遭际之后流露出对浩荡皇恩的感念以及朝廷的无限眷恋。
李商隐的幕府公文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文体，并灵活地运用刚性语言和弹性语言，将语言的明确和模糊处理得恰到好处。在代幕主谢朝廷赐物或调任时，通常选用状文，而在向上级陈情时又多用表文，并能适时的表达自己理性的思考，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
谨慎的措辞、妥贴的用语在李商隐幕府公文中清晰体现。商隐十分注重对谓词尊卑和致达语的把握，对皇帝称“陛下”、“圣上”，对上级称“钧”、“台”，对上级或平级行文，多用“呈”、“上”等语。且每篇公牍的最后都会附上“不胜祈恩”、“肯迫之至”、“仰望恩辉，伏增攀恋”、“伏惟俯赐昭察”等语句，以示上尊下卑的君臣秩序。
（二）文学性
李商隐的幕府公文在保证这些应用文字实际效用的基础上，力求增强文章的文学色彩和艺术品位。它们当中的不少篇章都介于公文和文学之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在文学作品中表达政治观点，正是一种政治的艺术化表现。朱光潜说：“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能住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12]为了能使实用文体更好的体现文学性，写作应用文时就应以自在活泼的风格来行文，以传神形象的语言来体现思想；为了增强文章的效果，在表达上可以使用多种表达方式，不应受限制，同时可以使用多种修辞手法。
李商隐骈文艺术特色，一是在于其对偶的纯熟运用，由对偶形成“高下相倾、自然成双”的骈俪之美。尤其是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形的典型形式，刘勰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13]，二者交互使用则呈现一种错落有致的建筑之美。对偶的四种基本方法，即言对、事对、正对、反对，这些也在李商隐的骈体公文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运用。
声律是构成骈文音乐美的首要因素。李商隐的四六公文虽未被传统的骈文模式所框定，但依旧能通过句子的平仄和黏连处理体现出声律上的和谐之美。商隐对句尾的平仄非常讲究，在句与句之间的平仄衔接上也很用心。这样构成的文字具有很强烈的节奏感，类似一小段一小段的音乐节拍。真正形成了“异声响应，同声相求”、“玲玲如振玉”、“累累如罗珠”。[14]
典事与辞藻均为骈文的内部特征，二者虽不像对偶一样是骈文的必备要素，但一直以来这两者都是骈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亿的《谈苑》载：“义山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15]点出了商隐骈文多用典故的特点。商隐用典非常注重对典故内涵的明晰表述，在表意时还常与景物、情思联系以来，使文章独具意境。《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中：
“自北徂南，已秋复夏。心惊于急弦劲矢，目断于高足要津。而又永念敝庐，空余乔木。山中桂树，远愧于幽人；日暮柴车，莫追于傲吏。捋须理鬓，霜雪呈姿；吊影飏风，烟霞绝想。[16]” 此段吸纳融化了谢朓、古乐府、陆机、《楚辞》等一系列清词丽句，妙手点染出一个长年漂泊他乡的失意沉沦之士的形象，同时也酝酿出了非常浓郁的诗味。这些句子由于大量的铺陈渲染而降低了表意的效率，但这些铺排由于文辞的优美、表意的清晰并没有造成阅读的障礙，相反却将读者带入了诗情画意之中。由此可见，李商隐骈文的“獭祭”并不是单纯的堆砌典故，相反其在创作时尽可能的在化解典故的艰深，并且致力于一种优美境界的营造。
商隐的幕府公文词采华美，《文心雕龙·情釆》篇中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但其骈文毕竟具有应用性质，必须兼顾公文本身的严肃性和表情达意的准确性。用典与辞藻在李商隐这里被赋予了另一重功能，他们都是服务于题材，并且在整个谋篇布局中起到一些作用。两者分工明确，一为骨架，一为血肉，共同构成了李商隐骈文的内部特征。
四、李商隐幕府公文价值与影响
唐代的骈文在骈文发展史上是一个蜕变期，受古文运动的影响体格渐衰。李商隐在融合了六朝骈文的基础上，克服中唐骈文浅俗化趋势的过程中，创造出既符合骈文文体特征又不失明白、晓畅的新骈文，并大量运用到幕府工作需要中，达到了实用与审美的结合。
唐朝末年，李商隐的幕府公文就已经大行于文人士子之间。晚唐五代就文体而言，骈体文仍然占优势，延续着李商隐多典故、巧对偶、重藻饰的特点，而且在文字上极尽雕琢，描写极其细腻。虽然这种因袭造成了晚唐文坛只重形式，无视内容的风气，但一方面也说明李商隐幕府公文在晚唐五代的影响是巨大的。
宋初骈文仍然笼罩在李商隐华丽的风格之下，特别是宋初风靡一时的“西昆体”以李商隐为宗，学习模仿樊南四六，崇尚辞藻的华美、典事的堆砌。宋代林迥《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四“欧、苏之学”里明确提出“西昆体”为诗歌、骈文两体，是以义山诗文为主要效法对象。
李商隐在清代地位不高，但樊南文却得到了较好的评价。清阮元《四六丛话序》“义山飞卿，以繁缛相高，骈俪之文，於斯称极致”。[17]]清洪亮吉称李商隐“诗及排偶文兼擅”。[18]
总而言之，李商隐的幕府公文在骈文和公文发展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占据着重要位置，同时也是其一生投入精力最多的文体。其富艳精工、典雅华丽、重典故、尚才情、兼实用的骈文是具前辈大家的风格于一身的集大成之作。“李的幕府公文同时富有史学价值，具有认识其时代、社会的政治历史事件、当时某些人物以及李商隐本人的生平行事等方面的作用。”[19]
参考文献：
[1][6][16][18]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中华书局，2014：1713，698，275，703.
[2][唐]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5793.
[3][10][清]孙梅.四六丛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67，52.
[4][唐]裴庭裕.东观奏记[M].中华书局，1994：133.
[5]周绍良.全唐文新编[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9286.
[7][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36.
[8][9][13][14][梁]刘勰.文心雕龙[M].中华书局，2012：187，204，211，353.
[11]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M]第四册.人民出版社，2008：332.
[12]朱光潜.谈美书简[M].中华书局，2012：67.
[15][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从[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5.
[17][清]阮元.四六丛话序[M].中华书局，2006：710.
[19]吴在庆.樊南四六刍议[J].中州学刊，1995（2）.
关键词： 李商隐 幕府 公文 骈文
晚唐时期，时局动荡。伴随着日益滋长的藩镇势力，幕府接连出现，文人入幕成为当时社会风气的主流。开始往下偏移的政治重心，客观上使幕府表、状、笺、启等公文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更为重要。当时藩镇幕府僚佐的重要职责就是起草奏、疏、表、状、笺、启、牒、檄等各种公私文书。
唐代幕府机构之一节度使府设有判官二人，位在行军司马之下，掌书记之上，是处理兵马钱粮等实际事务的军事行政职官。此外，判官也兼领使府的文字工作。李商隐《樊南乙集序》中记载：“故事，军中移檄牒刺皆不关决记室，判官专掌之”。记室及掌书记，此处以位于掌书记之上的判官行掌书记之事，说明唐代公文的撰制工作已为方镇高度重视。李商隐就曾任东川节度使判官一职，他一生十居幕府，基本上在所有任职幕府都有数量不等的公文传世。
一、李商隐幕府公文创作背景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泌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其幼年家境贫寒，虽有科举仕进之心，但朝廷腐败，朋党倾轧，科举之门为权贵势家所把持，幕府便成为李商隐等大批寒士科举制的补充和入仕捷径。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进士及第到会昌年间，这段时期商隐进京谋职，以实现自身政治理想。其先入令狐楚幕府，楚死后又入王茂元幕，娶其女。自大中二年（848年）开始，商隱分别入郑亚、徐州卢弘止、梓州柳仲郵幕府，三位幕主对他都很器重，其官职也逐步升迁。大中十二年，商隐因病退职还乡，不久在郑州逝世。
李商隐最初学习古文，其写作今体章奏的能力师承于令狐楚和崔戎等人，自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1]《旧唐书》第190卷下《李商隐传》云：“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又说商隐“初为文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2]
“今体”、“俪偶长短”即为骈文，唐宋称之为“四六”。需要留意的是，以“四六”来通称骈体文正始于李商隐。孙梅在《四六丛话·凡例》中云：“骈俪肇自魏晋，厥后有齐粱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则以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进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3]“四六”在这里具备了文体的含义，并且特别代指李商隐以四六对偶句式行文的公牍文章。
李商隐最初学做古文，“不喜偶对”转而学习骈文，有师从令狐楚的偶然性，也有长期幕府从事文字工作，迎合时世，遵从惯例的必然性。同时，随着古文运动声势的消退，一些应用文体裁又还原为骈文。《东观奏记》卷下称李商隐“文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4]。《樊南乙集序》中记其历任幕府“专章奏”，文章为“皆能文字”的同僚赏识，“每著一篇，则取本去”[5]。可见，他的公文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而其色彩秾丽的风格又为五代及宋初的“西昆派”作家们奉为圭臬，统治宋初文坛七十余年，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李商隐幕府公文创作概况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经去伪补遗后统计，李商隐文共计350篇，其中骈体文329篇，皆为入幕府学“今文”后所作，代拟之作居多。以骈文文体划分，数量最多的为状151篇、启76篇、表27篇。
（一）表类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表以陈情”。表，始于秦，盛于汉，一直沿用至清朝，是臣下对君主陈情、谢贺兼及庶政的奏议文种。
李商隐所作表文共27篇，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贺谢表和遗表。
贺表：因可喜之事向皇帝上书祝贺的一种表。李商隐文集中有9篇。如《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为汝南公华州贺赦表》、《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为河南卢尹贺上尊号表》等。
谢表：属臣下向朝廷谢恩的表文。一定级别的官员初次到任、升迁，朝廷有所宣赐，或者责降，均以谢表谢恩。李商隐公文里主要有《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为安平公兖州谢上表》、《为濮阳公陈许谢上表》、《为怀州李中丞谢上表》4篇。
遗表：大臣逝前上书朝廷最后一道表章，专为给皇上看而写。一般会言及自己的仕途经历，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最后涉及职务交接问题。《代安平公遗表》、《代彭阳公遗表》、《代仆射濮阳公遗表》三篇分别是李商隐代崔戎、令狐楚、王茂元所作的遗表。虽是代拟之作，但商隐依旧在这些遗表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在《代仆射濮阳公遗表》中：
伏愿时推明略，光阐睿图，内则收德裕、让夷、绅、铉之嘉谟，外则任彦佐、元達、宰、沔之威力，廓清华夏，昭荐祖宗。[6]
这一段寄托着李商隐的政治理想，希望皇帝能够实行积极正确的政治策略，起用贤相良将，肃清叛乱，恢复大一统的李唐王朝。
三篇遗表，真挚动人，使这些封疆大吏的忠君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情感充沛，言辞恳切。
（二）状类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状者，陈也。启者，开也。”[7]《文心雕龙·书记》解释状文的用途为“体貌本原，取其事实”[8]。唐朝时成为法定公文，主要用于上达君王，属于奏议文种。在李商隐的幕府公文中，状的使用频率最高，共有151篇。内容上大致可划分为论事状、谢状、贺状、进状、荐状五类。
论事状有《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中书状》、《为濮阳公官后上中书门下状》、《上容州李中丞状》、《为荥阳公与京兆李尹状》等，这种奏状公文主要针对当时的国计民生、政治用人等诸多方面上言己见。 谢状、贺状、进状，大多是谢赐物、贺喜事、说进贡等应酬类文章，很少跟政事相牵连，这类应酬之作大多程式化倾向严重，仅为公文而已。李商隐公文中此类状文有《为侍郎汝南公华州谢加阶状》、《为安平公贺皇躬痊复上门下状》等。其中代王茂元所作三篇《送土物状》，意在恭贺荣升，三篇应酬文章格式基本相同，每篇句数大致相当，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大致相同。首先言及荣升致贺之意，随后说明贡送土特产的事情，最后是客套话，谦词。结构清晰，层次感较强，相似度甚高，足见应酬类文章程式化的特征。
荐状是一种向上级举荐贤能之人的公文体式。如《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琼等四人充判官状》、《为荥阳公举王克明等充县令主簿状》等。
（三）启类
“启”是晋代大臣上书于皇帝的奏议文书。唐以后，启逐渐定型为对皇太子、上级陈言的准上奏文种，又兼作一般的上行公文。关于“启”文体的产生和发展状况，《文心雕龙·奏启》说得十分清楚：“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19]
《唐六典》记载：“凡下所以达上，其制亦六。曰：表、状、笺、启、辞、牒。”唐、宋时的“启”一般用大字书写，一行不超过十八字。李商隐代做的公文性质的启文共计76篇，或恭贺，或谢恩，或言事。如《为濮阳公贺丁学士启》、《为东川崔从事谢辟启》、《上兵部相公启》等。
三、李商隐幕府公文实用性与文学性
李商隐的幕府公文皆为“今文”。他一生辗转于幕府，以骈文为他人代写了大量表状书启等公牍文，他的各类公文在遵循典范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突破特有规范的约束，把经世致用的官样文字和形式优美的骈文结合，在隶事用典、铺陈辞藻、对偶声律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商隐突破了公文书写传统，变革骈文体式，丰富表现手法，提升了公牍文的审美价值，给应用文体注入了文学生命。他的幕府公文做到了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结合。骈文因实用性而存在，又因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广为流传。公文又因形式优美而独标风韵，独树一帜。清代孙梅在《四六丛话》中曾说：“惟《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奏章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学者舍是何从入乎？”[10]可以看出，孙梅将李商隐的骈体文视为骈文创作的典范，虽不免溢美，却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四六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品予以保存的話，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11]
（一）实用性
古代公文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治理国家、管理公务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所以虽然李商隐致力于创新，力图摆脱束缚，使他的公文呈现浓郁的文学色彩，但始终还要遵循一定的公文写作规范。
固定的书写程式同样反映在李商隐的幕府公文中。上文在状类中提及的三篇《送土物状》在写作程式上基本一致；再如商隐为令狐楚、王茂元、崔戎作的三篇《遗表》，也都按照固定的程序书写，在表达了将死之人的悲哀，回顾自己的生平遭际之后流露出对浩荡皇恩的感念以及朝廷的无限眷恋。
李商隐的幕府公文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文体，并灵活地运用刚性语言和弹性语言，将语言的明确和模糊处理得恰到好处。在代幕主谢朝廷赐物或调任时，通常选用状文，而在向上级陈情时又多用表文，并能适时的表达自己理性的思考，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
谨慎的措辞、妥贴的用语在李商隐幕府公文中清晰体现。商隐十分注重对谓词尊卑和致达语的把握，对皇帝称“陛下”、“圣上”，对上级称“钧”、“台”，对上级或平级行文，多用“呈”、“上”等语。且每篇公牍的最后都会附上“不胜祈恩”、“肯迫之至”、“仰望恩辉，伏增攀恋”、“伏惟俯赐昭察”等语句，以示上尊下卑的君臣秩序。
（二）文学性
李商隐的幕府公文在保证这些应用文字实际效用的基础上，力求增强文章的文学色彩和艺术品位。它们当中的不少篇章都介于公文和文学之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在文学作品中表达政治观点，正是一种政治的艺术化表现。朱光潜说：“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能住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12]为了能使实用文体更好的体现文学性，写作应用文时就应以自在活泼的风格来行文，以传神形象的语言来体现思想；为了增强文章的效果，在表达上可以使用多种表达方式，不应受限制，同时可以使用多种修辞手法。
李商隐骈文艺术特色，一是在于其对偶的纯熟运用，由对偶形成“高下相倾、自然成双”的骈俪之美。尤其是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形的典型形式，刘勰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13]，二者交互使用则呈现一种错落有致的建筑之美。对偶的四种基本方法，即言对、事对、正对、反对，这些也在李商隐的骈体公文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运用。
声律是构成骈文音乐美的首要因素。李商隐的四六公文虽未被传统的骈文模式所框定，但依旧能通过句子的平仄和黏连处理体现出声律上的和谐之美。商隐对句尾的平仄非常讲究，在句与句之间的平仄衔接上也很用心。这样构成的文字具有很强烈的节奏感，类似一小段一小段的音乐节拍。真正形成了“异声响应，同声相求”、“玲玲如振玉”、“累累如罗珠”。[14]
典事与辞藻均为骈文的内部特征，二者虽不像对偶一样是骈文的必备要素，但一直以来这两者都是骈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亿的《谈苑》载：“义山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15]点出了商隐骈文多用典故的特点。商隐用典非常注重对典故内涵的明晰表述，在表意时还常与景物、情思联系以来，使文章独具意境。《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中：
“自北徂南，已秋复夏。心惊于急弦劲矢，目断于高足要津。而又永念敝庐，空余乔木。山中桂树，远愧于幽人；日暮柴车，莫追于傲吏。捋须理鬓，霜雪呈姿；吊影飏风，烟霞绝想。[16]” 此段吸纳融化了谢朓、古乐府、陆机、《楚辞》等一系列清词丽句，妙手点染出一个长年漂泊他乡的失意沉沦之士的形象，同时也酝酿出了非常浓郁的诗味。这些句子由于大量的铺陈渲染而降低了表意的效率，但这些铺排由于文辞的优美、表意的清晰并没有造成阅读的障礙，相反却将读者带入了诗情画意之中。由此可见，李商隐骈文的“獭祭”并不是单纯的堆砌典故，相反其在创作时尽可能的在化解典故的艰深，并且致力于一种优美境界的营造。
商隐的幕府公文词采华美，《文心雕龙·情釆》篇中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但其骈文毕竟具有应用性质，必须兼顾公文本身的严肃性和表情达意的准确性。用典与辞藻在李商隐这里被赋予了另一重功能，他们都是服务于题材，并且在整个谋篇布局中起到一些作用。两者分工明确，一为骨架，一为血肉，共同构成了李商隐骈文的内部特征。
四、李商隐幕府公文价值与影响
唐代的骈文在骈文发展史上是一个蜕变期，受古文运动的影响体格渐衰。李商隐在融合了六朝骈文的基础上，克服中唐骈文浅俗化趋势的过程中，创造出既符合骈文文体特征又不失明白、晓畅的新骈文，并大量运用到幕府工作需要中，达到了实用与审美的结合。
唐朝末年，李商隐的幕府公文就已经大行于文人士子之间。晚唐五代就文体而言，骈体文仍然占优势，延续着李商隐多典故、巧对偶、重藻饰的特点，而且在文字上极尽雕琢，描写极其细腻。虽然这种因袭造成了晚唐文坛只重形式，无视内容的风气，但一方面也说明李商隐幕府公文在晚唐五代的影响是巨大的。
宋初骈文仍然笼罩在李商隐华丽的风格之下，特别是宋初风靡一时的“西昆体”以李商隐为宗，学习模仿樊南四六，崇尚辞藻的华美、典事的堆砌。宋代林迥《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四“欧、苏之学”里明确提出“西昆体”为诗歌、骈文两体，是以义山诗文为主要效法对象。
李商隐在清代地位不高，但樊南文却得到了较好的评价。清阮元《四六丛话序》“义山飞卿，以繁缛相高，骈俪之文，於斯称极致”。[17]]清洪亮吉称李商隐“诗及排偶文兼擅”。[18]
总而言之，李商隐的幕府公文在骈文和公文发展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占据着重要位置，同时也是其一生投入精力最多的文体。其富艳精工、典雅华丽、重典故、尚才情、兼实用的骈文是具前辈大家的风格于一身的集大成之作。“李的幕府公文同时富有史学价值，具有认识其时代、社会的政治历史事件、当时某些人物以及李商隐本人的生平行事等方面的作用。”[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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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后山谈从[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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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吴在庆.樊南四六刍议[J].中州学刊，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