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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在交通史上的历史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而多样的线路遗产则举世公认。在欧洲，茶叶成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媒介。更有甚者，中国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也有案可稽。
在绝大多数人的认识里，CHINA（中国）的称谓来自西方对陶瓷（China）的别称、指代和转义，理由是陶瓷为中国的“原乡”—发明最早且最有代表性。其实此说并不周圆，感觉似是而非；如果我们键入搜索器查询，会发现CHINA（中国）的来源并非如此简单，方家诸说见仁见智，意见大不一致。大体来说，主要来源有三：经典诗文方面，有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说，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说，《旧约全书》说等等；器、物名方面有“瓷器”说、“茶叶说”、“丝绸说”等等；国名与族语方面有“秦说”、“苗语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茶叶说”不啻为代表性的一种，实堪为中国之重要物化形象。
近来偶读英国学者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发现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茶在中国成为普遍的饮料之后又过了许多世纪才被传到欧洲。据我们所知，在欧洲最早提到茶这种饮料是155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名叫《航海与旅行》（Navigatione et Viaggi）的书。该书的作者奇安姆巴提斯塔·拉缪西欧（Giambattista Ramusio）叙述一位波斯人告诉他的有关“Chai catai”（中国茶）的故事：他们拿出那种草本植物—它们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新鲜的—放在水中煮透。在空腹的时候喝一两杯这种汁水，能够立即消除伤寒、头疼、腰疼以及关节疼等毛病。这种东西在喝的时候越烫越好，以不超出你的承受能力为限。
在16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其他几次对茶叶的简要提及出自从东方回来的欧洲人，其中多数是在东方从事贸易和传教的葡萄牙人。一位名叫扬·胡伊根·范林斯索顿（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的荷兰人最早激发了人们将茶叶运输到欧洲的想法。他在1595年出版了《旅行杂谈》（Discourse of Voyages）一书，并在三年后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在书中他描述了位于东方的一个辽阔的葡萄牙殖民地帝国，提供了详细的地图，并介绍了那里的各种令人惊叹的东西。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也跟着葡萄牙人来到了东方。在范林斯索顿提到的物品中，有一种在中国和日本称为“朝那”（chaona）的东西：“他们饮用一种放在壶中用热水冲泡的饮料，不管在冬天还是夏天，他们都喝这种滚烫的饮料。”（[英]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
这显然又是诸多“中国茶叶”版本中的一版，所述CHINA、“朝那”（chaona）、“支那”与茶叶在与外域的历史交流中遗留下的另一种古汉语之“洋泾浜”痕迹，此说虽只是诸多茶叶释名版的一个新增版本，却分明表达了“中国茶”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成为中国“物流”外交史上一个熟悉的使者身影。
可以加入语言佐证的例子还有，在为数不多的中国事物西语音译的例证中，茶即为其中之一范。根据方言学家的观点，英文Tea，法语Thé，德语Tee等在读音上与闽南方言中茶（Dé）的读音相似，而福建闽南沿海，特别是泉州、漳州、厦门自宋元以降就一直是中国对外开埠的重要口岸，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所殖越货者中，瓷器和茶叶最具代表性。欧洲主要国家从闽南人方言转译亦无妨聊备一说。
“中国”释名说多种多样，无论“朝那”、“秦”、“秦那”是否确指“中国”，恐皆成悬案，何况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永远处于所谓的“不稳定指涉”结构中，各自言说的情状仍将延续，并会在一些不了解“中国”本义的人群中形成“历史想象”更大的语义场，后续之解疑注疏或还将层出，茶叶在中国外交与物流史上的符号形象也将一直扮演下去。
然而，中国茶叶在交通史上的历史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而多样的线路遗产则举世公认。在欧洲，茶叶成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媒介。更有甚者，中国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也有案可稽。据人类学家西敏司《甜与权力》所提供的资料，在18世纪中期以前，甚至连英格兰都变成了一片嗜茶之地。英国人日常饮食的变化，标志着每一个英国人的消费习惯与英国之外的世界，尤其与帝国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至19世纪，茶已成为欧洲民众生活的必需品。1820年代，每年都有数以万吨的茶进口到欧洲，单在英国，每年都有超过3000万英镑用于茶叶的消费，而进入欧洲市场的茶叶都来自中国南方的沿海省份。
另一位人类学家萨林斯在题为“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区”的讨论中曾以“中国贸易”为题，阐述了中国作为中华帝国“我者”与西方世界“他者”和茶叶作为西方物质文化的“他者”所充当的历史性文化使者的特殊价值。茶叶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奢侈品，又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祭神之物。王铭铭认为，茶是东方的典范形象。历史是一个魔术师，时而翻云覆雨，将许多“词”与“物”翻转颠倒，仿佛中国历史上“番”的指称线路：从他称，到兼称，到被他称，到自称。“茶叶”与“鸦片”不啻为例，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与中国茶叶贸易存在密切关系。
肖坤冰的博士论文即专事考察武夷茶在海外的两条传播线路，她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福建武夷茶之蒙古、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文化传播的线路图：
在这条茶叶之路上遗留的地名中积淀了大量与茶有关的历史遗迹，证明这条物质流动之路与文化传播空间的重合。例如，恰克图是晋商与俄商进行茶叶交易的城镇，俄语称茶叶为“恰依”（chai），“恰克图”中的“恰”就是指茶叶，“克图”则是蒙古语“地方”。所以从地名学与音译的角度考虑，“恰克图”就是茶叶交易的地方。至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茶”一词的发音都近似于“cha”，这都是通过陆上茶叶之路的传播，从我国北方“茶”的发音音译过去的。这些“茶”的读音虽有差异，却都表明所有的茶叶源头殊途而同归，它们都共同指向中国……不管是武夷岩茶在东欧大陆传播的“cha”之路，还是正山小种通过海路在西欧的传播，在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两三百年间，由闽北山区流向世界市场的茶叶一直在东西方的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肖坤冰的大作即将问世之际，她与徐洪舒先生合作的《人行草木间—贵州久安古茶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即将付梓。可喜可贺。
借嘱托作序的机会，借“人行草木间”之书名，和“茗留芬芳处”以志贺。
是为序。
彭兆荣 2012年11月20日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在绝大多数人的认识里，CHINA（中国）的称谓来自西方对陶瓷（China）的别称、指代和转义，理由是陶瓷为中国的“原乡”—发明最早且最有代表性。其实此说并不周圆，感觉似是而非；如果我们键入搜索器查询，会发现CHINA（中国）的来源并非如此简单，方家诸说见仁见智，意见大不一致。大体来说，主要来源有三：经典诗文方面，有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说，古印度乔胝厘耶的《政事论》说，《旧约全书》说等等；器、物名方面有“瓷器”说、“茶叶说”、“丝绸说”等等；国名与族语方面有“秦说”、“苗语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茶叶说”不啻为代表性的一种，实堪为中国之重要物化形象。
近来偶读英国学者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发现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茶在中国成为普遍的饮料之后又过了许多世纪才被传到欧洲。据我们所知，在欧洲最早提到茶这种饮料是155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名叫《航海与旅行》（Navigatione et Viaggi）的书。该书的作者奇安姆巴提斯塔·拉缪西欧（Giambattista Ramusio）叙述一位波斯人告诉他的有关“Chai catai”（中国茶）的故事：他们拿出那种草本植物—它们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新鲜的—放在水中煮透。在空腹的时候喝一两杯这种汁水，能够立即消除伤寒、头疼、腰疼以及关节疼等毛病。这种东西在喝的时候越烫越好，以不超出你的承受能力为限。
在16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其他几次对茶叶的简要提及出自从东方回来的欧洲人，其中多数是在东方从事贸易和传教的葡萄牙人。一位名叫扬·胡伊根·范林斯索顿（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的荷兰人最早激发了人们将茶叶运输到欧洲的想法。他在1595年出版了《旅行杂谈》（Discourse of Voyages）一书，并在三年后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在书中他描述了位于东方的一个辽阔的葡萄牙殖民地帝国，提供了详细的地图，并介绍了那里的各种令人惊叹的东西。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也跟着葡萄牙人来到了东方。在范林斯索顿提到的物品中，有一种在中国和日本称为“朝那”（chaona）的东西：“他们饮用一种放在壶中用热水冲泡的饮料，不管在冬天还是夏天，他们都喝这种滚烫的饮料。”（[英]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
这显然又是诸多“中国茶叶”版本中的一版，所述CHINA、“朝那”（chaona）、“支那”与茶叶在与外域的历史交流中遗留下的另一种古汉语之“洋泾浜”痕迹，此说虽只是诸多茶叶释名版的一个新增版本，却分明表达了“中国茶”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成为中国“物流”外交史上一个熟悉的使者身影。
可以加入语言佐证的例子还有，在为数不多的中国事物西语音译的例证中，茶即为其中之一范。根据方言学家的观点，英文Tea，法语Thé，德语Tee等在读音上与闽南方言中茶（Dé）的读音相似，而福建闽南沿海，特别是泉州、漳州、厦门自宋元以降就一直是中国对外开埠的重要口岸，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所殖越货者中，瓷器和茶叶最具代表性。欧洲主要国家从闽南人方言转译亦无妨聊备一说。
“中国”释名说多种多样，无论“朝那”、“秦”、“秦那”是否确指“中国”，恐皆成悬案，何况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永远处于所谓的“不稳定指涉”结构中，各自言说的情状仍将延续，并会在一些不了解“中国”本义的人群中形成“历史想象”更大的语义场，后续之解疑注疏或还将层出，茶叶在中国外交与物流史上的符号形象也将一直扮演下去。
然而，中国茶叶在交通史上的历史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而多样的线路遗产则举世公认。在欧洲，茶叶成了西方人看待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媒介。更有甚者，中国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也有案可稽。据人类学家西敏司《甜与权力》所提供的资料，在18世纪中期以前，甚至连英格兰都变成了一片嗜茶之地。英国人日常饮食的变化，标志着每一个英国人的消费习惯与英国之外的世界，尤其与帝国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至19世纪，茶已成为欧洲民众生活的必需品。1820年代，每年都有数以万吨的茶进口到欧洲，单在英国，每年都有超过3000万英镑用于茶叶的消费，而进入欧洲市场的茶叶都来自中国南方的沿海省份。
另一位人类学家萨林斯在题为“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区”的讨论中曾以“中国贸易”为题，阐述了中国作为中华帝国“我者”与西方世界“他者”和茶叶作为西方物质文化的“他者”所充当的历史性文化使者的特殊价值。茶叶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奢侈品，又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祭神之物。王铭铭认为，茶是东方的典范形象。历史是一个魔术师，时而翻云覆雨，将许多“词”与“物”翻转颠倒，仿佛中国历史上“番”的指称线路：从他称，到兼称，到被他称，到自称。“茶叶”与“鸦片”不啻为例，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与中国茶叶贸易存在密切关系。
肖坤冰的博士论文即专事考察武夷茶在海外的两条传播线路，她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福建武夷茶之蒙古、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文化传播的线路图：
在这条茶叶之路上遗留的地名中积淀了大量与茶有关的历史遗迹，证明这条物质流动之路与文化传播空间的重合。例如，恰克图是晋商与俄商进行茶叶交易的城镇，俄语称茶叶为“恰依”（chai），“恰克图”中的“恰”就是指茶叶，“克图”则是蒙古语“地方”。所以从地名学与音译的角度考虑，“恰克图”就是茶叶交易的地方。至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茶”一词的发音都近似于“cha”，这都是通过陆上茶叶之路的传播，从我国北方“茶”的发音音译过去的。这些“茶”的读音虽有差异，却都表明所有的茶叶源头殊途而同归，它们都共同指向中国……不管是武夷岩茶在东欧大陆传播的“cha”之路，还是正山小种通过海路在西欧的传播，在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两三百年间，由闽北山区流向世界市场的茶叶一直在东西方的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肖坤冰的大作即将问世之际，她与徐洪舒先生合作的《人行草木间—贵州久安古茶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即将付梓。可喜可贺。
借嘱托作序的机会，借“人行草木间”之书名，和“茗留芬芳处”以志贺。
是为序。
彭兆荣 2012年11月20日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