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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带编》是清代浙江山阴文人金埴记录自身见闻的一部书,其卷一曾如此记载张清恪:“仪封张清恪公孝先伯行,贞操亮节,宇内首推。其抚吴也,使院萧然,即一几一榻,禁向民间借办。虽屡乏所需,而安之若素。”一几一榻而安之若素,这当然是张清恪为官的清廉,但更深沉的则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淡泊、泰然,优雅从容到无以复加。从此,世人便以“安之若素”来形容在艰难或反常境遇中的安然人格。
欲者不多,与者忘少
安之若素向来是一种稀缺的品格,是一种优雅的人生智慧。在魏晋时代,它曾是崇尚风流、充满理想与浪漫情怀的贵族名士们所普遍追求的人格。《世说新语·言语》曰:“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山涛当时以“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而位居庙堂高位,因此他极少的赏赐才引起谢安的疑惑。而这种反常的境遇深处,则是山涛寡淡、宁静的竹林人格形象,“欲者不多”以至于赏赐者竟忘了自己身份,赏赐便给得少了。其实这件事最优雅的结局,或许是谢安凭着对山涛淡泊个性的了解,不问而知其缘由。
其实,就人格的冲淡和泰然而言,身为当时士林高标的谢安与山涛是有相通之处的。只不过山涛表现在安于清贫简单的生活,而谢安出身豪门,更多的则表现在面对生活和政治事业中巨大危机时的镇定自若。谢安年轻时隐居在东山,曾经和孙绰等人一同泛海出游,突然间风起浪涌,孙绰、王羲之等人神色大变,提议回去。但谢安却“神情方旺,吟啸不言”,船夫见他神态疏落不惊、兴致闲散愉悦,便继续前进。不久,风浪越发猛急,大家都旋动不坐。这时候,谢安才徐徐地说:“如此将无归。”——如果再这样惊慌失措,那就回不去了。于是大家才响应,掉头而归。泰山将崩于顶、沧海将覆其舟而安之若素,事后大家都敬服谢安,“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但谢安却只愿怡情山水。曾有人推举他做官,一个月后他便不想干了。直到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重新出山,后人便把重新出来做官称为“东山再起”。
战局中的棋局
公元383年,担任东晋宰相的谢安遭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这年8月,统一了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90万军队从长安浩浩荡荡南下伐晋,“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东西万里,水陆齐进”,直抵东晋门户寿阳。面对号称可“投鞭断流”的前秦军队,谢安任命侄子谢玄为先锋,做了周密的部署,之后便与人下棋去了。《世说新语·雅量》记载说: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 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获知这场保存了国族、家族百年运祚的巨大胜利,他一开始竟是默然无言,别人问后又竟以“小儿辈大破贼”区区六字告之,其淡然安定真可谓是入于骨血,铭于深心了!
然而,大多数人仅仅感慨于安之若素者的不以为意和从容不迫,却不曾探悉他们内心深处的超拔与兀傲。安之若素并不是随遇而安,它有其内在的操守与坚韧,拒绝庸俗的自满自足、得过且过。山涛的安于清贫、谢安的临危泰然,无不是因为他们穷一生追求着一种光风霁月般优雅、高逸、洁净的审美生活。不优雅毋宁死,这简直就是整个魏晋时代的士人心态,譬如阮籍譬如陶渊明譬如谢安南。
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世文人将这种人格追求发挥到极致的是苏轼。这位千年罕见的艺术天才却一生坎坷,在北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漩涡间饱受打击: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59岁时又被放逐至惠州,继而贬至偡州,65岁才遇赦北归。然而却是在逆境中,他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崭新境界。生命中扑面而来的痛苦与击打并未摧毁他,反而让他愈加坚定、沉着、旷荡,执著于生命却又超然物外。从诗词文赋中我们能够领略他的绝代风华: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尽管烟雨,尽管竹杖芒鞋,尽管春寒料峭,尽管来处萧瑟,可又怎样呢?在疏狂浪漫的苏轼眼中,所有外在的苦闷、匮乏与压抑在其内在精神的超拔下,都化作了一片“也无风雨也无晴”,化作了一片茫茫然足以逍遥游的干净天地。《宋史·苏轼传》记述了暮年的苏轼在惠州、偡州贬所的生活: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一贬再贬复又贬,苏轼却宠辱无惊,淡泊而无所蒂芥。当时偡州尚是蛮荒之地,连药材都没有。即便如此,当地官僚仍仗势不允许初来的他住官屋,于是买地筑室,安定下来,著书出游,悠游人生。我想,此时的苏轼面对无理官僚大概是淡然一笑、不以为意的,因为安之若素的他在意的只是优雅的生命存在。而历史与百姓都选择了尊重他的优雅。
欲者不多,与者忘少
安之若素向来是一种稀缺的品格,是一种优雅的人生智慧。在魏晋时代,它曾是崇尚风流、充满理想与浪漫情怀的贵族名士们所普遍追求的人格。《世说新语·言语》曰:“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山涛当时以“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而位居庙堂高位,因此他极少的赏赐才引起谢安的疑惑。而这种反常的境遇深处,则是山涛寡淡、宁静的竹林人格形象,“欲者不多”以至于赏赐者竟忘了自己身份,赏赐便给得少了。其实这件事最优雅的结局,或许是谢安凭着对山涛淡泊个性的了解,不问而知其缘由。
其实,就人格的冲淡和泰然而言,身为当时士林高标的谢安与山涛是有相通之处的。只不过山涛表现在安于清贫简单的生活,而谢安出身豪门,更多的则表现在面对生活和政治事业中巨大危机时的镇定自若。谢安年轻时隐居在东山,曾经和孙绰等人一同泛海出游,突然间风起浪涌,孙绰、王羲之等人神色大变,提议回去。但谢安却“神情方旺,吟啸不言”,船夫见他神态疏落不惊、兴致闲散愉悦,便继续前进。不久,风浪越发猛急,大家都旋动不坐。这时候,谢安才徐徐地说:“如此将无归。”——如果再这样惊慌失措,那就回不去了。于是大家才响应,掉头而归。泰山将崩于顶、沧海将覆其舟而安之若素,事后大家都敬服谢安,“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但谢安却只愿怡情山水。曾有人推举他做官,一个月后他便不想干了。直到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重新出山,后人便把重新出来做官称为“东山再起”。
战局中的棋局
公元383年,担任东晋宰相的谢安遭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这年8月,统一了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90万军队从长安浩浩荡荡南下伐晋,“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东西万里,水陆齐进”,直抵东晋门户寿阳。面对号称可“投鞭断流”的前秦军队,谢安任命侄子谢玄为先锋,做了周密的部署,之后便与人下棋去了。《世说新语·雅量》记载说: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 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获知这场保存了国族、家族百年运祚的巨大胜利,他一开始竟是默然无言,别人问后又竟以“小儿辈大破贼”区区六字告之,其淡然安定真可谓是入于骨血,铭于深心了!
然而,大多数人仅仅感慨于安之若素者的不以为意和从容不迫,却不曾探悉他们内心深处的超拔与兀傲。安之若素并不是随遇而安,它有其内在的操守与坚韧,拒绝庸俗的自满自足、得过且过。山涛的安于清贫、谢安的临危泰然,无不是因为他们穷一生追求着一种光风霁月般优雅、高逸、洁净的审美生活。不优雅毋宁死,这简直就是整个魏晋时代的士人心态,譬如阮籍譬如陶渊明譬如谢安南。
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世文人将这种人格追求发挥到极致的是苏轼。这位千年罕见的艺术天才却一生坎坷,在北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漩涡间饱受打击: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59岁时又被放逐至惠州,继而贬至偡州,65岁才遇赦北归。然而却是在逆境中,他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崭新境界。生命中扑面而来的痛苦与击打并未摧毁他,反而让他愈加坚定、沉着、旷荡,执著于生命却又超然物外。从诗词文赋中我们能够领略他的绝代风华: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尽管烟雨,尽管竹杖芒鞋,尽管春寒料峭,尽管来处萧瑟,可又怎样呢?在疏狂浪漫的苏轼眼中,所有外在的苦闷、匮乏与压抑在其内在精神的超拔下,都化作了一片“也无风雨也无晴”,化作了一片茫茫然足以逍遥游的干净天地。《宋史·苏轼传》记述了暮年的苏轼在惠州、偡州贬所的生活: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一贬再贬复又贬,苏轼却宠辱无惊,淡泊而无所蒂芥。当时偡州尚是蛮荒之地,连药材都没有。即便如此,当地官僚仍仗势不允许初来的他住官屋,于是买地筑室,安定下来,著书出游,悠游人生。我想,此时的苏轼面对无理官僚大概是淡然一笑、不以为意的,因为安之若素的他在意的只是优雅的生命存在。而历史与百姓都选择了尊重他的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