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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西平原上，有多处关于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的纪念地，有相传他洗砚、洗笔之地的成都洗墨池，以及在此地修建的墨池书院；有郫县的扬雄墓；有成都、郫县、绵阳三处子云亭，无不表现出人们对扬雄的崇敬之情。
从尽力作赋到反对作赋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郫县)人。扬雄祖辈以农桑为业，家道小康。他自幼口吃，不善言语，然而却喜欢读书与思考，《汉书·扬雄传》称他“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沉之思”，“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
他仰慕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感慨于屈原之死，每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也”。但他“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何必湛身哉”！遂摘取《离骚》之词，反其意而用之，作《反离骚》，“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
扬雄少时曾师事严遵，其思想颇受严遵的影响，成年后入京为官，屡为在位贤者称其德。大约在四十余岁时，扬雄离开家乡来到长安，希望能一展抱负。不久，他因“文似相如”而被王音、杨庄等人推荐给汉成帝，待诏宫廷。于是，他连续为汉成帝写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他用铺陈夸饰的手法，华丽雕砌的辞藻，一方面对汉成帝的“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的功业尽力歌颂；另一方面又寓讽谏之意于委婉曲折中，对汉成帝穷奢极欲的作风进行了规劝。
在写了若干辞赋之后，扬雄感到写作辞赋的目的本是对皇上有所讽劝，却毫无效果。他下决心不再作赋，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少问政事。这样做，当然就难以升官，于是有人嘲笑和疑惑。扬雄为此专门写了《解嘲》、《解难》二文，予以回答，表明自己“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的处世之道。对于扬雄这种从尽力作赋到反对作赋的重要变化，茅盾在《夜读偶记》中说：扬雄“是比韩愈早了八百年揭起反对文学骈丽化的旗帜的第一人”。
创造了一个万物的主宰——玄
扬雄潜心学术之后，发愤著书，写了几部重要著作：仿《论语》而写的政论性著作《法言》，仿《周易》而写的哲学著作《太玄》，仿《仓颉篇》而写的文字学著作《训纂篇》，仿《虞箴》而写的政论性韵文《州箴》，仿《尔雅》而写的语言学著作《方言》。如今，这些著作成为了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源。
在《太玄》和《法言》中，扬雄创造了一个万物的主宰——玄。他认为，“玄”是万物的根本，它使精神得以活动，使事物得以发展。它没有形迹而又无所不在：“仰而视之在乎上，俯而窥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弃而忘之在乎后，欲违则不能，嘿则得其所者，玄也。”
扬雄所谓的“玄”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绝对观念，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扬雄在反对弥漫当时社会的宗教迷信、神仙方术等方面却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倾向。他批判宗教迷信，指出神怪没有灵验，圣人不谈神怪：“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他批判神仙方术，指出生死乃自然规律：“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他以圣人有时同世存在，有时超越五百年才产生的事实，批驳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妄说。他认为新旧事物之间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他还强调后天的学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学则正，否则邪。”他还表现出一些辩证法思想，认为“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芽”，即事物是有发展，有转化的。
著有全世界第一部方言学
扬雄的《方言》是研究我国古代词汇的珍贵材料。扬雄利用全国各地都有人汇聚京师的有利条件，进行了27年的访问、积累、整理而成的方言学专著，记录了西汉时期全国各地的方言和古今不同的词汇，也记载了各地相同的民族共同语“通语”。这部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全世界第一部方言学专著，对于语言学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中对古蜀语的保存尤为仅见。
王莽篡权之后，心疑大臣怨谤，于是诛杀甄寻父子。此案牵连到刘歆之子刘棻兄弟及门人等数百人。刘棻曾向扬雄学习古文奇字，扬雄也受到株连。当治狱使者来捕时，尚在天禄阁校书的扬雄以自杀相抗议，“从阁上自投下”，被救未死。后来，虽然王莽宣布免去加在扬雄身上的罪名，又给予了大夫的官职，但扬雄仍过着“家素贫”、“人稀至其门”的生活，只有不多的学生来向他学习《太玄》和《法言》。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扬雄病死于长安。
扬雄在世时，他的学识并未受到时人的重视。刘韵甚至说他钻研学术是“空自苦”，挖苦他的著作只能被后人用来盖酒坛子。可是，有眼力的哲学家桓谭却认为他“才智开通，能人圣道，卓绝于众”，断言他的著作“必传于世”。这一断言不久即被证实。在扬雄去世40余年后，就“《法言》大行”了。
人们从来就没有忘记扬雄这位多学科的杰出学者与文字学家，一直在纪念他。尤其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千古名篇《陋室铭》中，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证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生清贫的扬雄及其他所居住的子云亭“何陋之有?”可见早在唐代，纪念扬雄的子云亭就已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形陋而实不陋的名胜古迹了。
从尽力作赋到反对作赋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郫县)人。扬雄祖辈以农桑为业，家道小康。他自幼口吃，不善言语，然而却喜欢读书与思考，《汉书·扬雄传》称他“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沉之思”，“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
他仰慕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感慨于屈原之死，每读《离骚》，“未尝不流涕也”。但他“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何必湛身哉”！遂摘取《离骚》之词，反其意而用之，作《反离骚》，“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
扬雄少时曾师事严遵，其思想颇受严遵的影响，成年后入京为官，屡为在位贤者称其德。大约在四十余岁时，扬雄离开家乡来到长安，希望能一展抱负。不久，他因“文似相如”而被王音、杨庄等人推荐给汉成帝，待诏宫廷。于是，他连续为汉成帝写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他用铺陈夸饰的手法，华丽雕砌的辞藻，一方面对汉成帝的“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的功业尽力歌颂；另一方面又寓讽谏之意于委婉曲折中，对汉成帝穷奢极欲的作风进行了规劝。
在写了若干辞赋之后，扬雄感到写作辞赋的目的本是对皇上有所讽劝，却毫无效果。他下决心不再作赋，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少问政事。这样做，当然就难以升官，于是有人嘲笑和疑惑。扬雄为此专门写了《解嘲》、《解难》二文，予以回答，表明自己“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的处世之道。对于扬雄这种从尽力作赋到反对作赋的重要变化，茅盾在《夜读偶记》中说：扬雄“是比韩愈早了八百年揭起反对文学骈丽化的旗帜的第一人”。
创造了一个万物的主宰——玄
扬雄潜心学术之后，发愤著书，写了几部重要著作：仿《论语》而写的政论性著作《法言》，仿《周易》而写的哲学著作《太玄》，仿《仓颉篇》而写的文字学著作《训纂篇》，仿《虞箴》而写的政论性韵文《州箴》，仿《尔雅》而写的语言学著作《方言》。如今，这些著作成为了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源。
在《太玄》和《法言》中，扬雄创造了一个万物的主宰——玄。他认为，“玄”是万物的根本，它使精神得以活动，使事物得以发展。它没有形迹而又无所不在：“仰而视之在乎上，俯而窥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弃而忘之在乎后，欲违则不能，嘿则得其所者，玄也。”
扬雄所谓的“玄”是一种非物质性的绝对观念，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扬雄在反对弥漫当时社会的宗教迷信、神仙方术等方面却表现出某些唯物主义倾向。他批判宗教迷信，指出神怪没有灵验，圣人不谈神怪：“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他批判神仙方术，指出生死乃自然规律：“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他以圣人有时同世存在，有时超越五百年才产生的事实，批驳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妄说。他认为新旧事物之间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他还强调后天的学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学则正，否则邪。”他还表现出一些辩证法思想，认为“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芽”，即事物是有发展，有转化的。
著有全世界第一部方言学
扬雄的《方言》是研究我国古代词汇的珍贵材料。扬雄利用全国各地都有人汇聚京师的有利条件，进行了27年的访问、积累、整理而成的方言学专著，记录了西汉时期全国各地的方言和古今不同的词汇，也记载了各地相同的民族共同语“通语”。这部书不仅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全世界第一部方言学专著，对于语言学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中对古蜀语的保存尤为仅见。
王莽篡权之后，心疑大臣怨谤，于是诛杀甄寻父子。此案牵连到刘歆之子刘棻兄弟及门人等数百人。刘棻曾向扬雄学习古文奇字，扬雄也受到株连。当治狱使者来捕时，尚在天禄阁校书的扬雄以自杀相抗议，“从阁上自投下”，被救未死。后来，虽然王莽宣布免去加在扬雄身上的罪名，又给予了大夫的官职，但扬雄仍过着“家素贫”、“人稀至其门”的生活，只有不多的学生来向他学习《太玄》和《法言》。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扬雄病死于长安。
扬雄在世时，他的学识并未受到时人的重视。刘韵甚至说他钻研学术是“空自苦”，挖苦他的著作只能被后人用来盖酒坛子。可是，有眼力的哲学家桓谭却认为他“才智开通，能人圣道，卓绝于众”，断言他的著作“必传于世”。这一断言不久即被证实。在扬雄去世40余年后，就“《法言》大行”了。
人们从来就没有忘记扬雄这位多学科的杰出学者与文字学家，一直在纪念他。尤其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千古名篇《陋室铭》中，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证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生清贫的扬雄及其他所居住的子云亭“何陋之有?”可见早在唐代，纪念扬雄的子云亭就已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形陋而实不陋的名胜古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