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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周刊》：日本企业的2008财年即将在3月31日结束，随着东芝、NEC、日立等电子企业纷纷爆出亏损的消息以及丰田60年来的首次亏损，您认为这次日本企业集体熄火的原因是什么？
威廉姆·索拜克（WillemThorbecke）：日本经济是典型的出口拉动型，与其出口国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我们关注日本贸易的时候，主要关注于商品的贸易途径，我们发现，大多数的日本产品都是直接运到欧洲和美国，或者通过香港运抵欧美。所以日本企业的主要顾客需求来源于欧美。
此外，美国的进口也主要来自于亚洲。2003—2008年，美国每年经常账户赤字平均达到7000亿美元，这比美国GDP的5%还要多。在美国的这些赤字中，大约有45%来自对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以往美国的巨额消费对亚洲特别是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但是如今，美国自身陷入了金融危机的核心区，美国本土个人消费和对进口的需求急剧下降。
欧美的金融危机给日本出口拉动型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汽车和电子企业受到的波及最为明显。这就像是一根链条，当终端的最终消费市场——欧美发生经济危机时，其上游的供货商——日本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外，日元的升值也给日本企业，特别是给汽车、电子企业带来很大麻烦。
《商务周刊》：紧随日企的亏损消息之后，日本近日公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GDP比上一季度下降了3.3%。一些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对于当前经济的放任自流是造成企业亏损、裁员的主要原因。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索拜克：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政府有充分施展政策手段的空间，灵活的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积极参与救市。但日本政府的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可掌控的救市工具，比如利率也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对于刺激经济使其短期好转无计可施。
我认为，现在日本社会的最大问题是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者如果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那么他们就会节约手中的钱，舍不得花。尤其是现在，日本的出口情况恶化、急需拉动内需的时候，如果不能让国内居民有消费信心的话，那么情况将不容乐观。我认为如果政府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注入社会来增加消费信心，这在短期可能成效不大，但是从长期来说，会是一个好的举措。
《商务周刊》：与您提到的政府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的建议类似，近期日本央行提出了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日本相对缓和的金融体系在此次危机中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索拜克：在以前经济相对较好的时期，日本的主要银行对于企业的影响没有现在这样大，很多财团都可以做到自己融资。但是现在，企业纷纷向银行提出贷款请求，而银行能顾及到的也基本都是些偿还能力较高的大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日本央行最近宣布政府将出手收购企业的商业票据，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和银行两方面的资金紧张压力。但是，由于亏损造成的评级下降，使他们在发行商业票据时要偿付过高的利息，企业还是会选择从银行贷款。同时，政府因为考虑到过多的中小企业因为贷款没有着落而面临的裁员、倒闭会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也要求银行尽量救助中小企业。银行正在面临两难的决策。
现在的日本政府也是彻底的奉行市场经济，如果贸然的贷款给所有出现危机的企业，那么危机过后的呆坏账也是可想而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金融体系直接向社会注入资金，培养一个富裕的最终市场，即增加消费者信心，由他们的需求决定哪些企业可以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适者生存，让金融业间接地帮助有实力的企业摆脱困境。
《商务周刊》：除了政府干预，汇率对于日本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企业可以从他们的上游供货商，比如中国、韩国的厂商手里买到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但为什么日本产品的出口价格还是这么居高不下，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出口额？
索拜克：的确，日本企业大部分成熟的电子产品基本都会在标签上写有“Made in China”，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品的全套生产都是在中国进行的。实际上，他们大多只是将最后的组装步骤选择在劳动成本相对便宜的中国进行，然后再从中国出发把产品出口给其他国家。
产品在生产线上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产生价值增值，有的来自于核心技术的注入，这要占到产品总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有的只是简单的人工组装，比如在中国进行的最后的生产步骤，对产品最终价值的影响不大。总之，产品供应链上任一国家的通货升值都将导致最终产品对外出口价格的上涨以及出口量的下降，并最终影响其从上游厂商进口半成品的数量。
以日本的电子产品为例，产品80%的价值增值，即核心技术不是来自汇率相对稳定的中国，而是来自日本。因此，日元升值将严重影响产品的出口价格。
此外，强劲且不稳定的汇率势必对日本经济造成整体的负面影响。比如，日元与人民币等亚洲通货之间不稳定的汇率会增加东亚之间贸易的不确定性，同时严重影响日本企业在东亚生产网络的扩张。
《商务周刊》：日元升值只会给日本经济造成单一的负面影响吗？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您认为日元升值对于日本经济的积极作用有哪些？
索拜克：当然有积极作用。一国币值上升对于贸易的影响也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购买的是生产的中间品，最终产品还要向外出口，那么货币升值不利于贸易；但如果购买的是在本国进行终端消费的产品，那么币值升值就是有利的。
所以日元升值也带给日本新的发展资本。进口石油和资本衍生性产品将变得相对便宜，日本也可以投入更多的力量在如何提升生产率和为老龄化市场进行的研发上。当然，日元走强势必将日本旧有的出口推动型经济模式转化为研发密集型。
《商务周刊》：日本曾经因为奉行出口拉动型经济在战后有了飞速发展，这次的日本经济危机确实凶险，但是日本经济真的到了需要转型的地步吗？
索拜克：当然。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选择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中国随后也采取了这一经济模式。这一策略帮助亚洲国家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极大地消除了贫困。经济学家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东亚奇迹”。我认为，随着人民币和东盟国家货币的进一步升值，他们会从日本、韩国进口越来越多的资本衍生性产品。
然而，随着亚洲对外出口的增加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于这一出口量越来越低的吸收能力，东亚国家将会减少对外出口。对于东亚地区的政府，现在是时候把国民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了。比如，把生产模式由传统的服务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换成适合内需的服务类。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保健、环保以及科研，比如日本就可以将主要的研究对象设定为逐渐显现的社会老龄化问题。
实践内需拉动型经济，亚洲国家不但可以为本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全球经济都会因为新的“消费发动机”的出现而从萧条的阴影中走出来。
《商务周刊》：东亚地区一直都在扮演“制造者”的角色，请您具体阐述一下他们在履行“消费发动机”作用时与过去的消费大国——美国相比有哪些优势？在惠及世界的同时又会给自身带来哪些好处？
索拜克：我认为东亚地区的国民收入增长将会带动进口需求的增长，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然，其他东亚国家也是这样。因此，如果东亚能够成功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转变到本土消费带动型经济，那么其对世界经济的增长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刺激作用。
来自亚洲任何国家的进口增长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正面影响，而且它们起到的世界经济发动机作用比以前的“美国发动机”要稳定。美国用来购买进口产品的资金大多来自私人资本以及从国外银行筹资进行偿付的官方采购行为，而经济学家们不止一次的警告过，美国这种偿付方式不稳定。与之相比，亚洲国家很少依靠外国借款来偿付进口所需的资金。
再说汇率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消费品的进口额。毕竟中国的消费额还不到GDP的40%，而且拿和过去等量的钱购买到更多的国外进口产品，也会给中国消费者带来实惠。中国大多有关汇率的政策都过多地强调了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弊大于利，但人民币升值给中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更多的进口产品的这一事实也很重要。
《商务周刊》：正如您所说，东亚各国因为欧美的经济坍塌转变了各自的身份和角色，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索拜克：我认为中国、日本、韩国正逐渐成为一个贸易整体，他们正在一步步取代旧有的贸易大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贸易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密切，内部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会越来越频繁。比如上面提到的产品生产流程，一件产品的第一道工序可能是在台湾完成的，半成品转到大陆进行深加工，并在其中使用韩国、日本的相关零部件或技术。总之，他们会自成一体，对外部世界是一种集体作战的模式。
日本作为这个集团的核心国家，非常希望看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稳定。在日本，有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分析这个区域里的哪一个经济体更加稳定，未来的预期最好，以便更好的开展长期的合作。我认为，从长期来看，这种联盟将有望取代原有的强国，成为世界贸易霸主，而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也蕴藏着机会。
威廉姆·索拜克（WillemThorbecke）：日本经济是典型的出口拉动型，与其出口国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我们关注日本贸易的时候，主要关注于商品的贸易途径，我们发现，大多数的日本产品都是直接运到欧洲和美国，或者通过香港运抵欧美。所以日本企业的主要顾客需求来源于欧美。
此外，美国的进口也主要来自于亚洲。2003—2008年，美国每年经常账户赤字平均达到7000亿美元，这比美国GDP的5%还要多。在美国的这些赤字中，大约有45%来自对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以往美国的巨额消费对亚洲特别是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但是如今，美国自身陷入了金融危机的核心区，美国本土个人消费和对进口的需求急剧下降。
欧美的金融危机给日本出口拉动型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汽车和电子企业受到的波及最为明显。这就像是一根链条，当终端的最终消费市场——欧美发生经济危机时，其上游的供货商——日本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外，日元的升值也给日本企业，特别是给汽车、电子企业带来很大麻烦。
《商务周刊》：紧随日企的亏损消息之后，日本近日公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GDP比上一季度下降了3.3%。一些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对于当前经济的放任自流是造成企业亏损、裁员的主要原因。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索拜克：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政府有充分施展政策手段的空间，灵活的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积极参与救市。但日本政府的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可掌控的救市工具，比如利率也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对于刺激经济使其短期好转无计可施。
我认为，现在日本社会的最大问题是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者如果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那么他们就会节约手中的钱，舍不得花。尤其是现在，日本的出口情况恶化、急需拉动内需的时候，如果不能让国内居民有消费信心的话，那么情况将不容乐观。我认为如果政府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注入社会来增加消费信心，这在短期可能成效不大，但是从长期来说，会是一个好的举措。
《商务周刊》：与您提到的政府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的建议类似，近期日本央行提出了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日本相对缓和的金融体系在此次危机中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索拜克：在以前经济相对较好的时期，日本的主要银行对于企业的影响没有现在这样大，很多财团都可以做到自己融资。但是现在，企业纷纷向银行提出贷款请求，而银行能顾及到的也基本都是些偿还能力较高的大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日本央行最近宣布政府将出手收购企业的商业票据，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和银行两方面的资金紧张压力。但是，由于亏损造成的评级下降，使他们在发行商业票据时要偿付过高的利息，企业还是会选择从银行贷款。同时，政府因为考虑到过多的中小企业因为贷款没有着落而面临的裁员、倒闭会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也要求银行尽量救助中小企业。银行正在面临两难的决策。
现在的日本政府也是彻底的奉行市场经济，如果贸然的贷款给所有出现危机的企业，那么危机过后的呆坏账也是可想而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金融体系直接向社会注入资金，培养一个富裕的最终市场，即增加消费者信心，由他们的需求决定哪些企业可以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适者生存，让金融业间接地帮助有实力的企业摆脱困境。
《商务周刊》：除了政府干预，汇率对于日本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企业可以从他们的上游供货商，比如中国、韩国的厂商手里买到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但为什么日本产品的出口价格还是这么居高不下，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出口额？
索拜克：的确，日本企业大部分成熟的电子产品基本都会在标签上写有“Made in China”，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品的全套生产都是在中国进行的。实际上，他们大多只是将最后的组装步骤选择在劳动成本相对便宜的中国进行，然后再从中国出发把产品出口给其他国家。
产品在生产线上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产生价值增值，有的来自于核心技术的注入，这要占到产品总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有的只是简单的人工组装，比如在中国进行的最后的生产步骤，对产品最终价值的影响不大。总之，产品供应链上任一国家的通货升值都将导致最终产品对外出口价格的上涨以及出口量的下降，并最终影响其从上游厂商进口半成品的数量。
以日本的电子产品为例，产品80%的价值增值，即核心技术不是来自汇率相对稳定的中国，而是来自日本。因此，日元升值将严重影响产品的出口价格。
此外，强劲且不稳定的汇率势必对日本经济造成整体的负面影响。比如，日元与人民币等亚洲通货之间不稳定的汇率会增加东亚之间贸易的不确定性，同时严重影响日本企业在东亚生产网络的扩张。
《商务周刊》：日元升值只会给日本经济造成单一的负面影响吗？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您认为日元升值对于日本经济的积极作用有哪些？
索拜克：当然有积极作用。一国币值上升对于贸易的影响也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购买的是生产的中间品，最终产品还要向外出口，那么货币升值不利于贸易；但如果购买的是在本国进行终端消费的产品，那么币值升值就是有利的。
所以日元升值也带给日本新的发展资本。进口石油和资本衍生性产品将变得相对便宜，日本也可以投入更多的力量在如何提升生产率和为老龄化市场进行的研发上。当然，日元走强势必将日本旧有的出口推动型经济模式转化为研发密集型。
《商务周刊》：日本曾经因为奉行出口拉动型经济在战后有了飞速发展，这次的日本经济危机确实凶险，但是日本经济真的到了需要转型的地步吗？
索拜克：当然。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选择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中国随后也采取了这一经济模式。这一策略帮助亚洲国家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极大地消除了贫困。经济学家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东亚奇迹”。我认为，随着人民币和东盟国家货币的进一步升值，他们会从日本、韩国进口越来越多的资本衍生性产品。
然而，随着亚洲对外出口的增加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于这一出口量越来越低的吸收能力，东亚国家将会减少对外出口。对于东亚地区的政府，现在是时候把国民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了。比如，把生产模式由传统的服务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换成适合内需的服务类。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保健、环保以及科研，比如日本就可以将主要的研究对象设定为逐渐显现的社会老龄化问题。
实践内需拉动型经济，亚洲国家不但可以为本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全球经济都会因为新的“消费发动机”的出现而从萧条的阴影中走出来。
《商务周刊》：东亚地区一直都在扮演“制造者”的角色，请您具体阐述一下他们在履行“消费发动机”作用时与过去的消费大国——美国相比有哪些优势？在惠及世界的同时又会给自身带来哪些好处？
索拜克：我认为东亚地区的国民收入增长将会带动进口需求的增长，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然，其他东亚国家也是这样。因此，如果东亚能够成功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转变到本土消费带动型经济，那么其对世界经济的增长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刺激作用。
来自亚洲任何国家的进口增长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正面影响，而且它们起到的世界经济发动机作用比以前的“美国发动机”要稳定。美国用来购买进口产品的资金大多来自私人资本以及从国外银行筹资进行偿付的官方采购行为，而经济学家们不止一次的警告过，美国这种偿付方式不稳定。与之相比，亚洲国家很少依靠外国借款来偿付进口所需的资金。
再说汇率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消费品的进口额。毕竟中国的消费额还不到GDP的40%，而且拿和过去等量的钱购买到更多的国外进口产品，也会给中国消费者带来实惠。中国大多有关汇率的政策都过多地强调了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弊大于利，但人民币升值给中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更多的进口产品的这一事实也很重要。
《商务周刊》：正如您所说，东亚各国因为欧美的经济坍塌转变了各自的身份和角色，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索拜克：我认为中国、日本、韩国正逐渐成为一个贸易整体，他们正在一步步取代旧有的贸易大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贸易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密切，内部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会越来越频繁。比如上面提到的产品生产流程，一件产品的第一道工序可能是在台湾完成的，半成品转到大陆进行深加工，并在其中使用韩国、日本的相关零部件或技术。总之，他们会自成一体，对外部世界是一种集体作战的模式。
日本作为这个集团的核心国家，非常希望看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稳定。在日本，有很多研究机构都在分析这个区域里的哪一个经济体更加稳定，未来的预期最好，以便更好的开展长期的合作。我认为，从长期来看，这种联盟将有望取代原有的强国，成为世界贸易霸主，而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也蕴藏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