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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背后的女人
凯瑟琳·格雷厄姆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家庭里，父亲尤金·梅厄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第一任行长，整天事务繁忙，母亲是上流社会出名的交际家，所以，当格雷厄姆出生没多久，她只是说了句：“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丑”，就继续进行她的应酬了。
尽管生在一个衣食不愁的家庭，但凯瑟琳却没享受到多少来自父母的关爱，因为相貌一般，她还很自卑。在上大学时，她的同学始终无法理解，这个全美最富有家庭之一的孩子，怎么只有两条裙子与两件毛衣，而她自己因为长时间的忽略，并不是很在意。
尽管性格内向，胆小怕羞，但凯瑟琳从小就勤奋好学，爱好写作。她曾就读于瓦萨女子学院，两年后转入芝加哥大学。从芝大毕业后，凯瑟琳曾任旧金山新闻报记者，翌年加入《华盛顿邮报》，担任读者来信版主编，月薪只有25美元。
1940年6月，凯瑟琳和菲利普·格雷厄姆结婚，父亲将家族旗下的《华盛顿邮报》大权和股份的大部分都给了菲利普，因为他觉得，女子根本不适合做新闻，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而凯瑟琳没有怨言，甘愿在家做全职家庭妇女，养育着４个孩子，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菲利普很快成了《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他野心勃勃地想要将这家地方报纸变成一份小型《纽约时报》。他购买了声誉不错的《新闻周刊》，指望凭此与不可一世的《时代》一争高下。而凯瑟琳依旧羞怯，乖乖躲在丈夫后面。就这样，在宴会上，她总是被主人安排在不显眼的位置上，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对她过于忽视。
但就在此时，菲利普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开始对妻子日渐不满，1963年8月，他开枪自杀身亡。此时，凯瑟琳46岁，当了许多年的家庭主妇，丈夫是她的“天”，她不知道何去何从。
一个女报人是怎样炼成的
没人看好这个缺乏光彩的46岁女人，几乎所有人都预言公司必将被出售。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有许多原因说明（《华盛顿邮报》）为什么要出售——一家经营不太好的报纸，一个岁数大的业主没有继承人，只有一个寡妇……”
在当时的社会，女记者都是很少的，更何况是女领导。在当时报业领导层鲜有女性的情况下，本来怕羞和缺乏信心的她，往往连向记者提问都感到提心吊胆，担心做错事。
一个家庭主妇，如何支撑一家报纸？凯瑟琳开始向周围那些成功人士学习，她用女性特有的广大和无私来作为自己管理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她学会了任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
上任伊始，她就虚心询问，广泛征求意见，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告诉她：邮报下属的《新闻周刊》有个人才，叫布拉德利。格雷厄姆立刻约布拉德利吃午饭，席间，她问布拉德利对邮报的什么职务感兴趣，他半开玩笑说：“如果总编的位子让出来的话，我愿意去补这个缺。”这要遇上别人，肯定就是一个玩笑，但是凯瑟琳居然就真的让布拉德利掌管了报社的总编辑大权！
首先，就是改变报社传统老旧的风格，布莱德利是一位“现代人”意义上的新闻人，他不喜欢强调新闻的责任感，更讨厌纯粹的资讯，他的短暂注意力使他无法容忍沉闷。在《新闻周刊》时，他整天督促年轻的记者写出好玩的东西，如今他要把这种风尚带入《华盛顿邮报》。
布莱德利喜欢明星记者制，坚信闪闪发光的明星们可以让报纸水准获得最快的提升。他从《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各处找来青年才俊，甚至包括３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给他们自由的空间与令人羡慕的薪水。一份伟大的报纸同样需要足够多的经费，凯瑟琳对此全力支持，将编辑部的经费从每年400万美元提高到800万美元，整整翻了一倍！就这样，一系列的剧变发生在《华盛顿邮报》，保守派纷纷离去，报社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始终与政府站在一边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派立场。
与总统们掰手腕
1971年6月，《纽约时报》不顾政府禁令，刊登了披露国防部秘密越战研究报告即“五角大楼文件”，由于内容极其敏感，几天后遭到法庭禁止。此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也得到那份文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邮报》的上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报道还是不报道？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凯瑟琳面前，即使她说“否”，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对她产生异议。但是这位女报人再一次站出来，说了“是”。尽管当时她非常紧张害怕，但她吞咽了一下，一连说了三个“GO ahead！”—— 向前！——“GO ahead，go ahead，go ahead，Let’s go，Let’s publish！”
凯瑟琳就像一个赌徒，倾其所有压在了一篇报道上，她赢了！从那个时候起，《华盛顿邮报》已经不再是一张小报，人们提起它的时候，那口气，就像提起了《纽约时报》。
1972年6月，5名男子因私自闯入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总部而被捕。绝大多数传媒只把此事当作不入流的小新闻。但华盛顿邮报却进行深入调查，终于发现，共和党政府试图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破坏民主党的竞选活动。
当时执政的尼克松政府为了掩饰丑行，不断向《华盛顿邮报》施压，警告凯瑟琳不要“出风头”，司法部长更是暴跳如雷，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面对总统集团的巨大压力，她一直支持旗下的编辑记者：“我们已游到河水最深的地方，再没退路了。”她把司法部长的丑话原封不动地放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
此后，一直孤军奋战的《华盛顿邮报》终于唤醒了美国各大新闻媒体，舆论的洪流终于将尼克松逼下台。这一年，《华盛顿邮报》获得普利策奖，在美国确立了自己的大报地位。事后，一位朋友送给凯瑟琳一个小小的金质绞肉机，她还常常将它挂在脖子上。
经此战役，凯瑟琳，这个从不喜欢宣称自己是女权分子的人赢得了“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的称号，她成了当世的不朽传奇——一位用勇气与政治扳倒美国总统的女人。更重要的是，新闻业得以大放异彩，它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赢得了无比的尊敬。
（黄涛摘自《世界富豪传记》）
凯瑟琳·格雷厄姆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家庭里，父亲尤金·梅厄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第一任行长，整天事务繁忙，母亲是上流社会出名的交际家，所以，当格雷厄姆出生没多久，她只是说了句：“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丑”，就继续进行她的应酬了。
尽管生在一个衣食不愁的家庭，但凯瑟琳却没享受到多少来自父母的关爱，因为相貌一般，她还很自卑。在上大学时，她的同学始终无法理解，这个全美最富有家庭之一的孩子，怎么只有两条裙子与两件毛衣，而她自己因为长时间的忽略，并不是很在意。
尽管性格内向，胆小怕羞，但凯瑟琳从小就勤奋好学，爱好写作。她曾就读于瓦萨女子学院，两年后转入芝加哥大学。从芝大毕业后，凯瑟琳曾任旧金山新闻报记者，翌年加入《华盛顿邮报》，担任读者来信版主编，月薪只有25美元。
1940年6月，凯瑟琳和菲利普·格雷厄姆结婚，父亲将家族旗下的《华盛顿邮报》大权和股份的大部分都给了菲利普，因为他觉得，女子根本不适合做新闻，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而凯瑟琳没有怨言，甘愿在家做全职家庭妇女，养育着４个孩子，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菲利普很快成了《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他野心勃勃地想要将这家地方报纸变成一份小型《纽约时报》。他购买了声誉不错的《新闻周刊》，指望凭此与不可一世的《时代》一争高下。而凯瑟琳依旧羞怯，乖乖躲在丈夫后面。就这样，在宴会上，她总是被主人安排在不显眼的位置上，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对她过于忽视。
但就在此时，菲利普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开始对妻子日渐不满，1963年8月，他开枪自杀身亡。此时，凯瑟琳46岁，当了许多年的家庭主妇，丈夫是她的“天”，她不知道何去何从。
一个女报人是怎样炼成的
没人看好这个缺乏光彩的46岁女人，几乎所有人都预言公司必将被出售。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有许多原因说明（《华盛顿邮报》）为什么要出售——一家经营不太好的报纸，一个岁数大的业主没有继承人，只有一个寡妇……”
在当时的社会，女记者都是很少的，更何况是女领导。在当时报业领导层鲜有女性的情况下，本来怕羞和缺乏信心的她，往往连向记者提问都感到提心吊胆，担心做错事。
一个家庭主妇，如何支撑一家报纸？凯瑟琳开始向周围那些成功人士学习，她用女性特有的广大和无私来作为自己管理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她学会了任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
上任伊始，她就虚心询问，广泛征求意见，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告诉她：邮报下属的《新闻周刊》有个人才，叫布拉德利。格雷厄姆立刻约布拉德利吃午饭，席间，她问布拉德利对邮报的什么职务感兴趣，他半开玩笑说：“如果总编的位子让出来的话，我愿意去补这个缺。”这要遇上别人，肯定就是一个玩笑，但是凯瑟琳居然就真的让布拉德利掌管了报社的总编辑大权！
首先，就是改变报社传统老旧的风格，布莱德利是一位“现代人”意义上的新闻人，他不喜欢强调新闻的责任感，更讨厌纯粹的资讯，他的短暂注意力使他无法容忍沉闷。在《新闻周刊》时，他整天督促年轻的记者写出好玩的东西，如今他要把这种风尚带入《华盛顿邮报》。
布莱德利喜欢明星记者制，坚信闪闪发光的明星们可以让报纸水准获得最快的提升。他从《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各处找来青年才俊，甚至包括３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给他们自由的空间与令人羡慕的薪水。一份伟大的报纸同样需要足够多的经费，凯瑟琳对此全力支持，将编辑部的经费从每年400万美元提高到800万美元，整整翻了一倍！就这样，一系列的剧变发生在《华盛顿邮报》，保守派纷纷离去，报社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始终与政府站在一边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派立场。
与总统们掰手腕
1971年6月，《纽约时报》不顾政府禁令，刊登了披露国防部秘密越战研究报告即“五角大楼文件”，由于内容极其敏感，几天后遭到法庭禁止。此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也得到那份文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邮报》的上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报道还是不报道？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凯瑟琳面前，即使她说“否”，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对她产生异议。但是这位女报人再一次站出来，说了“是”。尽管当时她非常紧张害怕，但她吞咽了一下，一连说了三个“GO ahead！”—— 向前！——“GO ahead，go ahead，go ahead，Let’s go，Let’s publish！”
凯瑟琳就像一个赌徒，倾其所有压在了一篇报道上，她赢了！从那个时候起，《华盛顿邮报》已经不再是一张小报，人们提起它的时候，那口气，就像提起了《纽约时报》。
1972年6月，5名男子因私自闯入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总部而被捕。绝大多数传媒只把此事当作不入流的小新闻。但华盛顿邮报却进行深入调查，终于发现，共和党政府试图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破坏民主党的竞选活动。
当时执政的尼克松政府为了掩饰丑行，不断向《华盛顿邮报》施压，警告凯瑟琳不要“出风头”，司法部长更是暴跳如雷，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面对总统集团的巨大压力，她一直支持旗下的编辑记者：“我们已游到河水最深的地方，再没退路了。”她把司法部长的丑话原封不动地放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
此后，一直孤军奋战的《华盛顿邮报》终于唤醒了美国各大新闻媒体，舆论的洪流终于将尼克松逼下台。这一年，《华盛顿邮报》获得普利策奖，在美国确立了自己的大报地位。事后，一位朋友送给凯瑟琳一个小小的金质绞肉机，她还常常将它挂在脖子上。
经此战役，凯瑟琳，这个从不喜欢宣称自己是女权分子的人赢得了“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的称号，她成了当世的不朽传奇——一位用勇气与政治扳倒美国总统的女人。更重要的是，新闻业得以大放异彩，它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赢得了无比的尊敬。
（黄涛摘自《世界富豪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