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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雇工”形象在中国戏曲、文学、话剧作品中都有展现，作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雇工阶层被众多作家所关注。先锋作家余华的小说将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西方叙事方式结合向我们展示了雇工这一阶层中不同的人物形象，通过雇工的社会生活向读者展示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间百态。
【关键词】雇工，淳朴善良，狡猾自利
“雇工”普遍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式家庭之中，大到官僚阶层中的管家，小到地主家庭中的长工。雇工阶层的形象在文学、戏曲、话剧等艺术方面多有提及，如民间小戏《葛麻》中员外的雇工帮助表弟戏弄这位悔亲的暴发户，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刻画的在鲁镇鲁四老爷家帮工的嫁过两次男人死了儿子的祥林嫂以及在《故乡》里从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的淳朴形象。陈忠实的《白鹿原》里与主人白嘉轩如同亲兄弟般忠贞、豪爽的长工鹿三，由王滨、水华、杨润身指导拍摄的《白毛女》中受苦受难的贫苦佃农杨白劳与喜儿的故事以及近期受大家欢迎的民族作家阿来的作品《尘埃落定》中那些居住在土司府中的厨师、铁匠以及受土司府主人管制的地方租客们等等，都让我们对雇工阶层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们的第一印象中，雇工大多是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代表，他们受地主们的压迫而不能翻身，每年都要上交不够自己吃的口粮给粮库充足的地主，并且世袭着地主的盘剥，最终不堪生活贫困劳苦而死。而在新一代作家的创作中，雇工也有同地主家和睦相处的，如陈忠实先生《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长工鹿三以兄弟相称，并让自己的女儿白灵认“三哥”做干爹。而在先锋作家余华小说中，雇工形象再一次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阶层的酸甜苦辣，余华通过对不同雇工形象的塑造，通过隐含作者的身份站在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引入故事情节，发现社会问題。本文即以《活着》和《一个地主的死》为例，跟随着余华让我们从雇工的社会生活看世间百态。
一、善良淳朴、任劳任怨的老一代雇工
雇工为了方面帮地主干活，往往与地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并融入到地主的家庭生活中。长此以往便与地主和他的家庭建立起亲人般的感情，如果地主像是《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样对待自己的鹿三，那么这一感情必定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考验让长工对自家的老爷毕恭毕敬。余华在《活着》和《一个地主的死》中便塑造了善良淳朴的雇工形象。
在《活着》中，隐含作者“福贵”开篇就讲述他上私塾的时候从来不走路都是雇工“长根”背着他去，每次放学时“他已经恭恭敬敬地弯腰蹲在那里了” ，而我则像骑着马儿一样拍着雇工的脑袋让他跑就跑，让他走就走，让他飞的时候他就一步一跳做出一副飞的样子，我就像树梢上的麻雀在上面一颠一颠的指挥着。在常人看来有些侮辱人格的活动在余华的笔下便成就了一副亲热的亲子图，长根在背着我的时候并没有做出不满意的样子，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从他后来在福贵败完田产之后还能回来探看福贵和他的孩子并且细心地给凤霞带回来一根红绸扎头绳可以看出他的真心实意。当沦为叫花子的长根看见福贵穿着粗布衣服在田间亲自耕作时竟忘记自己的悲惨命运而心疼福贵肯定受不了这种苦并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按照常理，长根在地主家干了一辈子，老了之后应该由地主养起来，而长根非但没有埋怨之意反而通情达理地离开不想拖累已经破落的地主一家，如此真心诚意、善良淳朴的长工展示了中国下层农民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另一佃户王喜也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是看见地主靠在粪缸前死去时的唯一见证人，只比我大了两岁的王喜在死前嘱托儿子将他的旧绸衣送给了败落了的福贵，他希望他心目中的少爷在死前能够穿着绸衣风风光光。由此可以看出，佃户对老爷和福贵的忠诚和爱戴，也可能是中国上下五千年传承下来的奴性思想造就了这些可亲可爱的雇工们，也充分说明了福贵这一家的地主与长工和佃户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以至于佃户到死前仍然想着他们的主人，让人感动不已。
另一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死》中作者也塑造了如“长根”一样的雇工形象——张七，当已经年老体弱的张七看见少爷王香火的被铁丝穿透并缠绕的手掌肿胀还爬满了白色的脓水冒着腥臭的时候，非但没有鄙夷昔日的少爷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反而同情地流下了混浊的眼泪，心疼自己的少爷竟然被日本人如此残忍地对待。当王子清说他好些日子没有拉屎让张七帮忙时，张七立刻帮王子清解了裤带并为自己还能够伺候昔日的少爷感到欣喜，当王子清完事儿时，还非常悉心地“从地上捡了块碎瓦片，将滞留在屁眼上的屎仔细刮去。又帮他穿好了裤子。” 雇工张七非但没有嫌弃沦落到如此落魄不堪的少爷反而表现出能够再次遇见少爷是他莫大的荣幸，中国雇工这一阶层非常鲜明地展示了中国人对上级的赤胆忠心，如同封建社会时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关系。
王喜、长根以及张七都是地主家里的老人物了，他们不仅是在雇佣前毕恭毕敬地伺候地主一家，认真完成自己的租地任务，而且在年老被辞退之后仍然秉着雇工的身份想着地主一家，他们一生的命运都与地主共存亡，但却任劳任怨地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二、贪婪、自利的年轻雇工
余华在《一个地主的死》中塑造的另一重要人物——雇工孙喜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雇工另一狡猾贪婪的一面，同时跟随孙喜寻找少爷王香火的步伐，也让我们通过隐含作者站在中国最真实的社会底层来了解生活在这一地区里的世间百态，让读者体会雇工对待事情的思想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
余华通过对孙喜着装、语言、心理、和动作等的细节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不同于长根和张七的形象。首先在语言方面。孙喜在雇工的家中继承了中国上下五千年以来的君与臣之间的奴性思想，再加上利益的牵连，使他总是哈着腰回答地主一家人的问话。当地主太太神态怡然地要求他更换灶灰时，他“赶紧哈着腰将脚锣端到胸前，说一声：‘是，太太’。”当王子清要求他再去打探儿子王香火的消息时，他还是“向他哈哈腰说，‘是，老爷’。”当王子清打赏他打探的功劳让他扛一袋米时，他动作迅疾地走进了屋内，狡猾的他说扁担的一头太重时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另一袋米时又“哈哈腰说道：‘谢了，老爷’。”一方面哈腰显示了孙喜对地主一家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讨好的嫌疑，从他对地主不扔给他赏钱的大失所望到提醒地主的寓意，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金钱的渴望，他语言中时刻保持着对地主一家的敬畏， “老爷”，“太太”，“少爷”之类的敬语总是挂在嘴边。同时他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粗俗者，当他得知回家的桥被拆了之后便脱口而出“那我他娘的怎么办？”，当他想要渡过河流，在岸边追赶着几条顺水滑行的船却追不上时，破口大骂：“乌龟王八蛋，慢点；狗娘养的，慢点；老子跑不动啦。”当他终于追上那条船时，又赶紧转变自己的态度变为求饶的语气：“大哥，几位大哥，行行好吧，给兄弟摆个渡。”余华给予孙喜的语言虽然粗俗，却极符合一位雇工在那一年代没有知识文化而仅靠体力来养活自己的形象。 其次，在外形上从孙喜刚出场的形象可以看出余华在《一个地主的死》中所塑造的雇工孙喜与地主王子清一家的联系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他刚出场时的外形神态与地主一家的惬意享受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地主一家在11月份就用上炭盆的日子里，孙喜穿着破烂的棉袄还敞开着露出胸前结实的皮肉，因为劈柴而累得满头大汗的他走到地主以及地主家三代的三个女人——这几个衣服像盔甲一样厚的人中间时，让我们看到了处于不同阶层之下的人的不同的生活状态，孙喜则最真实地揭露了地主与雇工的利益关系。当孙喜走到李桥时他还是“穿着那件破烂的棉袄，胸口敞开着，腰间系一根草绳，满脸尘土地走来。”穿着的草鞋带子断了时便将两只草鞋脱下来插在腰间光着脚丫走入到另一集镇。这样给人的第一印象必然十分符合雇工的身份。
从心理描写方面可以看出，孙喜是一个典型自私自利的小人物。当他在李桥问到少爺经过此地这个消息时，便跑回去向老爷回复，当他在孤山问正在拆桥的人少爷的下落时，只得到少爷已经过去的回答便心想可以回去禀报了，他没有想过具体找到少爷在何处而不用来回跑趟，却只想回去禀报拿到赏钱，从动作方面，可以看出孙喜的粗鲁莽撞。当他被告知松篁去竹林的桥也要拆掉时，余华描写他“撒开腿，像一条疯狗似的跑远了。”当他大汗淋漓地跑回地主家时，“赶紧到水缸前，咕噜咕噜灌了两瓢水，随后抹抹嘴喘着气”，细节描写可以看出余华对这一形象刻画得生动具体。
另一方面，孙喜也充当了一回鲁迅先生眼中的“看客”形象。余华通过孙喜的视角来观察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真实地反映出雇工眼中的世界。孙喜首先到达李桥时看见镇子上有一大群人在母猪和公羊配种，如此不符合科学的事情却引来一大群人的哄笑和吆喝，说明李桥这个村子的闭塞、无知和愚昧。其次孙喜来到了竹林，作为看客，他非常自觉地在一个小店“墙旁蹲了下去”，此时的孙喜有幸看到了鲁迅塑造的“孔乙己”形象。年轻的捕鱼者凭着身强体壮的资本在大冬天不顾生命危险到湖底深潭捉鱼，用生命换来的一大把铜钱“啪”地“拍”在柜台上，年轻捕鱼者的气派与此时正躺在地上被冻死而无人问津的老捕鱼者相照应，生命的轮回让我们看到了人与金钱的物质关系如此不堪一击。而在杂货小店前，孙喜看到了剃头匠与当孙喜到达孤山的时候，他看到当地的人在不断拆桥，有些人因用力过猛而直接掉进冰冷的河水中，有些人还开玩笑骗那些船上的人说“日本人来啦”，致使船上的人慌乱不已，竞相逃命。而孙喜自己在得知桥被拆之后赶紧像疯狗似的逃跑。通过孙喜的视角我们分别看到了李桥、竹林、孤山不同地方的特色，也让我们从侧面观察到了孙喜作为一个普通雇工狡猾、自利的形象。
三、结语
余华所塑造的雇工形象大多存在于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作为中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下的产物，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的农民劣根性，如孙喜对物欲的贪婪，但同时，作为最接近自然的朴实民众，他们又心存感恩之心，对地主们的点滴恩惠铭记在心，如长根、王喜、张七等。余华对雇工这一阶层观察甚微，刻画细腻，让我们看到了朴实与憨厚，狡猾与自利并存的中国雇工阶层。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
[2]余华.《战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1996年1月
【关键词】雇工，淳朴善良，狡猾自利
“雇工”普遍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式家庭之中，大到官僚阶层中的管家，小到地主家庭中的长工。雇工阶层的形象在文学、戏曲、话剧等艺术方面多有提及，如民间小戏《葛麻》中员外的雇工帮助表弟戏弄这位悔亲的暴发户，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刻画的在鲁镇鲁四老爷家帮工的嫁过两次男人死了儿子的祥林嫂以及在《故乡》里从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的淳朴形象。陈忠实的《白鹿原》里与主人白嘉轩如同亲兄弟般忠贞、豪爽的长工鹿三，由王滨、水华、杨润身指导拍摄的《白毛女》中受苦受难的贫苦佃农杨白劳与喜儿的故事以及近期受大家欢迎的民族作家阿来的作品《尘埃落定》中那些居住在土司府中的厨师、铁匠以及受土司府主人管制的地方租客们等等，都让我们对雇工阶层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们的第一印象中，雇工大多是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代表，他们受地主们的压迫而不能翻身，每年都要上交不够自己吃的口粮给粮库充足的地主，并且世袭着地主的盘剥，最终不堪生活贫困劳苦而死。而在新一代作家的创作中，雇工也有同地主家和睦相处的，如陈忠实先生《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长工鹿三以兄弟相称，并让自己的女儿白灵认“三哥”做干爹。而在先锋作家余华小说中，雇工形象再一次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阶层的酸甜苦辣，余华通过对不同雇工形象的塑造，通过隐含作者的身份站在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引入故事情节，发现社会问題。本文即以《活着》和《一个地主的死》为例，跟随着余华让我们从雇工的社会生活看世间百态。
一、善良淳朴、任劳任怨的老一代雇工
雇工为了方面帮地主干活，往往与地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并融入到地主的家庭生活中。长此以往便与地主和他的家庭建立起亲人般的感情，如果地主像是《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样对待自己的鹿三，那么这一感情必定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考验让长工对自家的老爷毕恭毕敬。余华在《活着》和《一个地主的死》中便塑造了善良淳朴的雇工形象。
在《活着》中，隐含作者“福贵”开篇就讲述他上私塾的时候从来不走路都是雇工“长根”背着他去，每次放学时“他已经恭恭敬敬地弯腰蹲在那里了” ，而我则像骑着马儿一样拍着雇工的脑袋让他跑就跑，让他走就走，让他飞的时候他就一步一跳做出一副飞的样子，我就像树梢上的麻雀在上面一颠一颠的指挥着。在常人看来有些侮辱人格的活动在余华的笔下便成就了一副亲热的亲子图，长根在背着我的时候并没有做出不满意的样子，可以说是心甘情愿的。从他后来在福贵败完田产之后还能回来探看福贵和他的孩子并且细心地给凤霞带回来一根红绸扎头绳可以看出他的真心实意。当沦为叫花子的长根看见福贵穿着粗布衣服在田间亲自耕作时竟忘记自己的悲惨命运而心疼福贵肯定受不了这种苦并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按照常理，长根在地主家干了一辈子，老了之后应该由地主养起来，而长根非但没有埋怨之意反而通情达理地离开不想拖累已经破落的地主一家，如此真心诚意、善良淳朴的长工展示了中国下层农民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另一佃户王喜也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是看见地主靠在粪缸前死去时的唯一见证人，只比我大了两岁的王喜在死前嘱托儿子将他的旧绸衣送给了败落了的福贵，他希望他心目中的少爷在死前能够穿着绸衣风风光光。由此可以看出，佃户对老爷和福贵的忠诚和爱戴，也可能是中国上下五千年传承下来的奴性思想造就了这些可亲可爱的雇工们，也充分说明了福贵这一家的地主与长工和佃户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以至于佃户到死前仍然想着他们的主人，让人感动不已。
另一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死》中作者也塑造了如“长根”一样的雇工形象——张七，当已经年老体弱的张七看见少爷王香火的被铁丝穿透并缠绕的手掌肿胀还爬满了白色的脓水冒着腥臭的时候，非但没有鄙夷昔日的少爷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反而同情地流下了混浊的眼泪，心疼自己的少爷竟然被日本人如此残忍地对待。当王子清说他好些日子没有拉屎让张七帮忙时，张七立刻帮王子清解了裤带并为自己还能够伺候昔日的少爷感到欣喜，当王子清完事儿时，还非常悉心地“从地上捡了块碎瓦片，将滞留在屁眼上的屎仔细刮去。又帮他穿好了裤子。” 雇工张七非但没有嫌弃沦落到如此落魄不堪的少爷反而表现出能够再次遇见少爷是他莫大的荣幸，中国雇工这一阶层非常鲜明地展示了中国人对上级的赤胆忠心，如同封建社会时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关系。
王喜、长根以及张七都是地主家里的老人物了，他们不仅是在雇佣前毕恭毕敬地伺候地主一家，认真完成自己的租地任务，而且在年老被辞退之后仍然秉着雇工的身份想着地主一家，他们一生的命运都与地主共存亡，但却任劳任怨地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二、贪婪、自利的年轻雇工
余华在《一个地主的死》中塑造的另一重要人物——雇工孙喜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雇工另一狡猾贪婪的一面，同时跟随孙喜寻找少爷王香火的步伐，也让我们通过隐含作者站在中国最真实的社会底层来了解生活在这一地区里的世间百态，让读者体会雇工对待事情的思想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
余华通过对孙喜着装、语言、心理、和动作等的细节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不同于长根和张七的形象。首先在语言方面。孙喜在雇工的家中继承了中国上下五千年以来的君与臣之间的奴性思想，再加上利益的牵连，使他总是哈着腰回答地主一家人的问话。当地主太太神态怡然地要求他更换灶灰时，他“赶紧哈着腰将脚锣端到胸前，说一声：‘是，太太’。”当王子清要求他再去打探儿子王香火的消息时，他还是“向他哈哈腰说，‘是，老爷’。”当王子清打赏他打探的功劳让他扛一袋米时，他动作迅疾地走进了屋内，狡猾的他说扁担的一头太重时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另一袋米时又“哈哈腰说道：‘谢了，老爷’。”一方面哈腰显示了孙喜对地主一家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讨好的嫌疑，从他对地主不扔给他赏钱的大失所望到提醒地主的寓意，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金钱的渴望，他语言中时刻保持着对地主一家的敬畏， “老爷”，“太太”，“少爷”之类的敬语总是挂在嘴边。同时他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粗俗者，当他得知回家的桥被拆了之后便脱口而出“那我他娘的怎么办？”，当他想要渡过河流，在岸边追赶着几条顺水滑行的船却追不上时，破口大骂：“乌龟王八蛋，慢点；狗娘养的，慢点；老子跑不动啦。”当他终于追上那条船时，又赶紧转变自己的态度变为求饶的语气：“大哥，几位大哥，行行好吧，给兄弟摆个渡。”余华给予孙喜的语言虽然粗俗，却极符合一位雇工在那一年代没有知识文化而仅靠体力来养活自己的形象。 其次，在外形上从孙喜刚出场的形象可以看出余华在《一个地主的死》中所塑造的雇工孙喜与地主王子清一家的联系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他刚出场时的外形神态与地主一家的惬意享受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地主一家在11月份就用上炭盆的日子里，孙喜穿着破烂的棉袄还敞开着露出胸前结实的皮肉，因为劈柴而累得满头大汗的他走到地主以及地主家三代的三个女人——这几个衣服像盔甲一样厚的人中间时，让我们看到了处于不同阶层之下的人的不同的生活状态，孙喜则最真实地揭露了地主与雇工的利益关系。当孙喜走到李桥时他还是“穿着那件破烂的棉袄，胸口敞开着，腰间系一根草绳，满脸尘土地走来。”穿着的草鞋带子断了时便将两只草鞋脱下来插在腰间光着脚丫走入到另一集镇。这样给人的第一印象必然十分符合雇工的身份。
从心理描写方面可以看出，孙喜是一个典型自私自利的小人物。当他在李桥问到少爺经过此地这个消息时，便跑回去向老爷回复，当他在孤山问正在拆桥的人少爷的下落时，只得到少爷已经过去的回答便心想可以回去禀报了，他没有想过具体找到少爷在何处而不用来回跑趟，却只想回去禀报拿到赏钱，从动作方面，可以看出孙喜的粗鲁莽撞。当他被告知松篁去竹林的桥也要拆掉时，余华描写他“撒开腿，像一条疯狗似的跑远了。”当他大汗淋漓地跑回地主家时，“赶紧到水缸前，咕噜咕噜灌了两瓢水，随后抹抹嘴喘着气”，细节描写可以看出余华对这一形象刻画得生动具体。
另一方面，孙喜也充当了一回鲁迅先生眼中的“看客”形象。余华通过孙喜的视角来观察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真实地反映出雇工眼中的世界。孙喜首先到达李桥时看见镇子上有一大群人在母猪和公羊配种，如此不符合科学的事情却引来一大群人的哄笑和吆喝，说明李桥这个村子的闭塞、无知和愚昧。其次孙喜来到了竹林，作为看客，他非常自觉地在一个小店“墙旁蹲了下去”，此时的孙喜有幸看到了鲁迅塑造的“孔乙己”形象。年轻的捕鱼者凭着身强体壮的资本在大冬天不顾生命危险到湖底深潭捉鱼，用生命换来的一大把铜钱“啪”地“拍”在柜台上，年轻捕鱼者的气派与此时正躺在地上被冻死而无人问津的老捕鱼者相照应，生命的轮回让我们看到了人与金钱的物质关系如此不堪一击。而在杂货小店前，孙喜看到了剃头匠与当孙喜到达孤山的时候，他看到当地的人在不断拆桥，有些人因用力过猛而直接掉进冰冷的河水中，有些人还开玩笑骗那些船上的人说“日本人来啦”，致使船上的人慌乱不已，竞相逃命。而孙喜自己在得知桥被拆之后赶紧像疯狗似的逃跑。通过孙喜的视角我们分别看到了李桥、竹林、孤山不同地方的特色，也让我们从侧面观察到了孙喜作为一个普通雇工狡猾、自利的形象。
三、结语
余华所塑造的雇工形象大多存在于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作为中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下的产物，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的农民劣根性，如孙喜对物欲的贪婪，但同时，作为最接近自然的朴实民众，他们又心存感恩之心，对地主们的点滴恩惠铭记在心，如长根、王喜、张七等。余华对雇工这一阶层观察甚微，刻画细腻，让我们看到了朴实与憨厚，狡猾与自利并存的中国雇工阶层。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
[2]余华.《战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199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