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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是全球文化交流的盛会,是科技创新展示的舞台,更是创意与智慧的竞技场。各参展国通过展示本国在经济、科技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宣扬和彰显本国本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历史和民俗风情, 并借此对世界文化发展形成影响和冲击。自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首次参与世博会并夺得大奖后,中国官商就断断续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国际博览会上。然而,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世博会并未真正引起国人的重视,人们将其视为“赛珍耀奇”的无益之举,连“赛会”这个词本身也容易让人与传统社会中的庙会或者迎神赛会混为一谈。进入20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近世博会,逐渐成为承办博览事务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其中一大批在今天被我们称为“海归”派的留洋学生,在世博会的舞台上,他们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帮助中国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世博之旅。
一、 超强的组织能力
1905年,清政府正式收回国际博览会的承办权,并且指定以后的赛会事宜均由商部(农工商部)负责管理;还于1905年11月制定并出台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明确了商部与各省督抚、商务局、商会和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管理权限及责任,对商人出洋赛会的商品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真正从根本上结束了海关洋员把持博览会事务的时代。民国政府成立后,更是将筹办博览会事宜向正规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此时,一大批中国官员作为政府代表直接参与到了世博事务当中,而有留学背景的“海归”们更是日益显现出自身的优势,其中两次代表中国参与世博会的张祥麟即典型的代表。张祥麟,1891年出生,祖籍江苏上海。1913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任驻纽约的中国总领事,后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和活动。1931年赴日内瓦以国家代表身份出席国际联盟召开的劳工大会等。张祥麟第一次结缘世博会是在1926年,当时任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的张氏以高级专员的身份参与了美国费城世博会。然而,因其在纽约的公务十分繁忙,实际上并不能常驻费城,只能遇有重要事项才来费城主持指导。所以,具体的展会事务都是由中国代表团的另一位主要成员恽震完成的,巧合的是他也曾是一位留美学生。恽震(1901—1994),江苏省武进(今常州)人。1921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随即赴美。1921—1922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美国的电机制造厂、电站建设公司学习和工作。回国后,他曾作为政府官员参与过多届世博会的筹备工作。1926年,他更成为费城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并且还担任了评审委员会委员。恽震除负责最繁重的陈列、宣传、售品、竞奖等事务外,还要协助主任委员邹鼎新处理很多琐碎事项。因此,中国在此届世博会上能获得一定成绩,恽震功不可没。恽震的功绩还在于他在此届世博会结束后不久专门写了一本《费城赛会观感录》(1927年出版),其中除详细记载了此届盛会的特色、不足和中国参展的情形外,由于他还是此届世博会五人高级评审团的成员之一,故对此特别留意,不但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评奖规则,还特地附录了中国在此届世博会上的全部获奖名单。近代中国参加了很多届世博会,也获得了大量奖项,但由于时局动荡和档案意识的缺乏,我国的获奖记录都是残缺不全的,依托了恽震的有心和负责任,1926年的费城世博会成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全部查到中国参赛商品获奖名单的唯一一届世博会。
如果说中国参与1926年的世博会,尚可以说是平平安安,相较之下1933的芝加哥世博会,中国的参会历程就可谓是一波三折了。早在1932年春,南京国民政府接受美国政府的邀请,决定参加这次博览会;行政院也通过预算,拨给法币40万(约合10万美金)作为参展费用,并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全面负责参展事务。1932年6月,筹备委员会正式启动,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并将征集的展品先后运往上海。1933年初,还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里的工程馆召开了一次盛大规模的“征品展览会”。就在筹展活动进展到最紧张之际,行政院以国难日深、经费困难为由,突然于2月28日下令停止参加芝加哥世博会;同日,实业部也急电筹委会办理结束事宜。这时,离世博会开幕仅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各省运来的展品已集中在上海装箱待运,其势难以作罢。就在这紧急关头,有关人士于3月2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出品人自行组织协会参加,请全国总商会出面协调,组织一个中国参赛代表团赴美。3月5日,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出品人协会正式成立,全国总商会会长王晓籁出任会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为副会长,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任经济委员,蔡元培、叶恭绰等15人为理事。张祥麟临危授命,担任总代表,率团赴美。因而,此次中国参与世博会的一切筹展、参展活动都与政府无关,而纯粹由民间组织自己参与协调。张祥麟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在美国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超强的组织能力,妥善处置了中国参展的展品安排、会场布置等各项事务。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张祥麟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以及应变能力。张祥麟到达美国时,留给他建造中国馆的时间还不足两月,而建筑经费已经从原先预算的四十万美金锐减到一万五千美金,而设计的图纸方案也几经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证工程质量,张祥麟依旧认真审核建造商资质,力排众议,果断撤换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且价格高昂的美国建造商。在多方努力下,保证了中国馆在世博会开幕后顺利交付使用;当日本在世博会上进行不利于中国的各种宣传时,张祥麟也在第一时间会同当地商学界迅速组成宣传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展开中国文化、教育及艺术的宣传,最终迫使日本方面停止了演讲,维护了中国的大国形象。
二、 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众多游历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人中,有一个叫陈季同的人身份比较特殊。陈季同是晚清著名外交官,他15岁进入福州船政局附设的学堂学习,1877年3月,陈季同与其他三十余名学生启程赴欧洲学习,这是清政府首次派遣赴欧留学生。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他在巴黎居住长达16年之久,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陈季同颇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德国首相俾斯麦、法国政治家甘必大、法国政界名流贝尔当、特那尔,经济学家勒普来,文学家拉毕什等都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陈季同正在驻法参赞任上。当时有不少中国人慕名前往参观,以致法国报纸刊出这样的报道:“大清官员凑份子前来参观艾菲尔铁塔。”这些人中有很多从未离开过中国,也不会说任何欧洲语言。因此,活跃的陈季同利用自身在欧洲上层社会的影响力,责无旁贷地充当了他们的向导,穿梭于各国名流之间。他为此自嘲:“有一段时期,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博览会上,几乎成了参展商中间被展出最多的人。”除了博览会的各项事务,陈季同还充分利用自己在法国的人脉关系,带领他们参观卢浮宫,攀上艾菲尔铁塔,观光百货公司,猎奇证券交易所,走进法国国家图书馆,目睹一份新闻日报的诞生过程,甚至坐上热汽球,亲身体验一下“从来未曾有过的感觉”。世博会上琳琅满目的景象让人赞叹不已,为此,陈季同还专门写了一本书,讲述“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的奇异景象会使一个来自中央之国的人产生什么样的想法”。他在书中借一个同胞的口感慨:“巴黎是个大都市,但在巴黎之内还有一个更大的城市,即所谓的万国博览会。”
如果说巴黎世博会上还是陈季同一人独放异彩,那么,稍后在美国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则展现出了一批美国留学生的实力。1904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组团参与世博会。此前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国际博览会参展事务的承办权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海关的“洋员”手中,他们掌握着赛场布置、货品选择、运输报关等博览会事务的实权。而在世博会的举办地美国国内,当时恰又掀起排华高潮,以致于本是 “内可维持商务,外可联络邦交”的大好事,平添了诸多阻挠和困难。在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时,作为代表团成员以及政府官员的很多留美学生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负责办理赛会一切事宜的代表团副监督黄开甲(1860-1905),是晚清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他曾在耶鲁大学就读,二年级时“应召”回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回国后,黄开甲先是在上海道台处任翻译,随后被盛宣怀任用为秘书,是其得力助手,并曾任轮船招商局经理、电报局总办等职。对于世博会,黄开甲本人并不陌生,早在1876年美国留学期间,他就与其他留美幼童一起参观过费城世博会,并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接见。外务部正是看中了黄开甲精通英文,又了解美国的办事方式,同时还熟悉外交事宜,才选中他担任赛会副监督。此外,担任圣路易斯中国代表团联络官的驻旧金山副总领事欧阳庚,也是一位留美幼童,与詹天佑同在9年内完成了16年的课程,1881毕业于耶鲁大学。其弟欧阳祺则作为代表团的随行翻译,陪伴在黄开甲左右。当时担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以及担任华盛顿使馆翻译的钟文耀,也都是留美幼童出身。
远在1904年世博会开始前的一年,梁诚就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出台的《限制华人来美赛会章程》将对中国赴美参会造成影响,随即向美国政府提出过交涉并迫使对方作出修改。1904年,世博会开始前夕,当他获悉参展华商无端受到美国海关官员百般苛待和侮辱并被无故扣押后,梁诚随即与时任旧金山总领事的钟宝僖一起竭力斡旋,使得部分华商顺利登岸。
三、 独特的语言优势
由于长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海归”们往往还熟练掌握着一门甚至数门外语,这对于他们在世博会期间开展工作有着极大的便利,而最为精彩的莫过于他们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下发表的一次次精彩演讲。陈季同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发表过多场公开演讲,他用生动而又富有幽默情趣的语言,将一个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传达给西方公众。陈季同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演讲,连罗曼·罗兰都惊呆了,这位法国文豪在日记中不乏“嫉妒”地写道:“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在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而外号“小旋风杰克” 的黄开甲,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经展现出了演说家的天赋,尽管他的英文略带口音,但用词准确、语言优美,并且能够出口成章。1904年世博会期间,针对美国政府出台的多项排华措施,黄开甲曾在演说中敏锐地指出“当美国对所有的中国人、中国学生关闭大门时,欧洲却向他们敞开胸怀。因为他们知道若干年后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也许美国可以通过武力获得很多东西,但却永远也无法通过武力获得商业利益。”这样的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即便是在现今社会也同样发人深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张祥麟和毕业于德国明兴大学的何凤山博士,还有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他们一起用自己的精彩演讲捍卫了祖国的尊严。芝加哥世博会召开时,中国国内的局势日趋紧张,1933年1月,日军入侵华北,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全境;5月,中国军队“长城防线”崩溃,冀东20余座城池陷入日军之手。是年六月起,日本在世博会上设立南满铁路展览,并且雇佣美国人寇伦在科学馆演讲伪满洲国问题,进行不利于中国的各种宣传。中国馆常务理事会随即会同当地商学界组成宣传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展开反击。委员会由张祥麟亲任主席,何凤山、周贯虹、张劳度等人担任委员,特别聘请在当地就学的华人留学生李德明、周景真、骆传芳、戴秉衡等作为演讲员,每天下午六点在中国戏院内进行专题演讲。经过仔细斟酌,演讲题目最终确定为:星期日,介绍新中国;星期一,中国之新建设;星期二,中美商业之关系;星期三,中国之家庭生活;星期四,现代中国妇女;星期五,中国之新旧教育;星期六,中国及世界。演讲活动自8月6日开始至10月9日结束,期间观众累计人数达到一万一千五百人左右,引起各方强烈反响,收效甚佳。
四、 优秀的专业特长
世博会作为一项综合展示国家科技、经济、文化实力的盛事,同样也需要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协力完成。如世博会场内的国家馆,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世博会曾有过相关的规定,要求国家馆的设计必须由专业建筑师来承担。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合情合理的要求,却难倒了早期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代表团。当时在国内能够胜任设计的人,因为不具备西方认可的建筑师资格,而被视为工匠,无法参与中国馆的建造;而西方的建筑师,往往又不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难当此任。以1904年而言,官方最终选定的是上海租界里的两位英国建筑师Atkinson和Dallas,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甚至在1910年中国政府自己筹办的南洋劝业会上,也是这两位外国建筑师被委以总设计师的重任。不过,当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这样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改观,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建筑师,他们杰出的才能,在世博会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就是出自中国建筑师的作品。1932年6月,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伊始,中国国家馆的建设方案就摆上了议事日程。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建筑师学会,而担任初稿设计的童寯、徐敬直等人都是留美的“海归”派建筑师。此后,尽管有外国设计师Murphy的城墙式方案参与竞争,最终仍是选用了由上海商品协会主持设计的建筑方案。中国馆的建造仅使用了两个多月,费用仅及日本馆十分之二,但仍以其鲜明的东方特色,吸引了约二百五十五万名参观者。在这一届的世博会上,还有一件辉煌的中国建筑杰作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那就是根据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的“万法归一”殿复制的Bendix喇嘛庙(俗称“热河金亭”),而它的建造也与两位著名的留美建筑师紧密相关。长期在中国从事探险活动的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 赫定,为了获得更多的活动经费,与瑞典籍富豪 VINCENT BENDIX达成协议,在中国寻找一个一流的庙宇,并将之搬到芝加哥,参加于1933年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最终,斯文·赫定将目标锁定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法归一”殿上。可是,当他向民国政府提出要将庙宇拆往美国展览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在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建议,将“万法归一”殿按1:1的比例复制后运往美国。随后,在梁的主持下,开始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复制工程。梁思成通过测量绘制出50余幅图纸,并在北平等地挑选出200名能工巧匠,选用东北上好的松木为制作原料,经过一年的努力,在1930年完成了两万八千个部件的制作。随后,这些部件被装入二百余个箱子运往美国。为指导安装工作,梁思成又特地制作出一个精致的小型模型,并聘请留美中国建筑师过元熙监督热河金亭的拼装工作。过元熙是江苏无锡人,自清华学校毕业后即赴美留学,先后取得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硕士学位。他在督办热河金亭建造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了民国政府实业部世博会设计委员的职务以及中国国家馆的设计顾问,并持续通过自己的相机和文章,为国内的读者介绍芝加哥世博会的筹办工作与建设进程。正是通过国内、国外两位中国建筑师的通力合作,才使得这座“中国建筑明珠”在世博会上大放异彩。自1932年建设期间,热河金亭就已经对外开放,建筑期间以及竣工后,总计吸引了超过60000人次的游客,引起巨大轰动。1939年,金亭又再度获邀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
1933年,上海市政府拨出约5000元作为筹办经费,将大上海市中心建设模型,闸北电厂、水厂模型,上海市电气事业历年发展状况统计图及上海市水上交通模型(包括4号、5号渡船模型,高桥、闵行轮渡码头模型)等作为展品送往芝加哥。这件特殊的展品,其实与上海当时正在开展的“大上海计划”密切相关。“大上海计划”是刚刚成立两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自1929年开始在上海启动的一项城市发展规划。这项计划撇开租界,仅以华界为半径,将引翔、吴淞以南以及沪东沿江一带划为新的市中心。到1930年,这项计划已经成为囊括南市、闸北、龙华、浦东、吴淞等全部华界,涉及交通园林、建筑、公用事业、卫生设备、市政府大楼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城市发展规划,代表着当时中国城市发展的最新理念。充当这项重大工程的设计、建设主力军的同样是一批留洋学生。如当时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沈怡是德国博士,他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组织协调人;担任主设计师的董大酉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先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这些留学海外的有志之士,抱着为民族争光的信念,投身于大上海计划的建设之中。他们大都认为,在世博会这样的舞台上,应该使用二十世纪最先进的科学理念和构造方法,来展示中国百年来的进步以及当下的新思潮和新艺术。正在施工建设中的“大上海计划”无疑是展示这一理念最佳的选择。
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中国是夺得奖牌最多的国家。在中国所获258枚金奖中,上海贫儿院弦乐队的那枚金牌份量格外沉重,这也是近代中国在历届世博会中所获的唯一一枚音乐金奖。上海贫儿院是一所主要招收7-14岁之间的贫穷儿童的慈善教育机构,由曾铸、曾志忞父子俩创办于1908年。曾铸是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创办贫儿院当年即不幸病逝。曾志忞1901年留学日本,其间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和理论著作,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先驱人物。1908年,曾志忞继承父亲遗志,倾其全部心血接办上海贫儿院。他在全力操持院务的同时,仍念念不忘对音乐的挚爱。1909年,他结合教学创办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织并担任指挥演奏的西式管弦乐队,其全盛时乐队规模曾达到81人。这支乐队在1915年美国巴拿马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堪称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精彩的一页。
(作者分别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馆员)
责任编辑殷之俊
一、 超强的组织能力
1905年,清政府正式收回国际博览会的承办权,并且指定以后的赛会事宜均由商部(农工商部)负责管理;还于1905年11月制定并出台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明确了商部与各省督抚、商务局、商会和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管理权限及责任,对商人出洋赛会的商品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真正从根本上结束了海关洋员把持博览会事务的时代。民国政府成立后,更是将筹办博览会事宜向正规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此时,一大批中国官员作为政府代表直接参与到了世博事务当中,而有留学背景的“海归”们更是日益显现出自身的优势,其中两次代表中国参与世博会的张祥麟即典型的代表。张祥麟,1891年出生,祖籍江苏上海。1913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任驻纽约的中国总领事,后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和活动。1931年赴日内瓦以国家代表身份出席国际联盟召开的劳工大会等。张祥麟第一次结缘世博会是在1926年,当时任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的张氏以高级专员的身份参与了美国费城世博会。然而,因其在纽约的公务十分繁忙,实际上并不能常驻费城,只能遇有重要事项才来费城主持指导。所以,具体的展会事务都是由中国代表团的另一位主要成员恽震完成的,巧合的是他也曾是一位留美学生。恽震(1901—1994),江苏省武进(今常州)人。1921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随即赴美。1921—1922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美国的电机制造厂、电站建设公司学习和工作。回国后,他曾作为政府官员参与过多届世博会的筹备工作。1926年,他更成为费城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并且还担任了评审委员会委员。恽震除负责最繁重的陈列、宣传、售品、竞奖等事务外,还要协助主任委员邹鼎新处理很多琐碎事项。因此,中国在此届世博会上能获得一定成绩,恽震功不可没。恽震的功绩还在于他在此届世博会结束后不久专门写了一本《费城赛会观感录》(1927年出版),其中除详细记载了此届盛会的特色、不足和中国参展的情形外,由于他还是此届世博会五人高级评审团的成员之一,故对此特别留意,不但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评奖规则,还特地附录了中国在此届世博会上的全部获奖名单。近代中国参加了很多届世博会,也获得了大量奖项,但由于时局动荡和档案意识的缺乏,我国的获奖记录都是残缺不全的,依托了恽震的有心和负责任,1926年的费城世博会成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全部查到中国参赛商品获奖名单的唯一一届世博会。
如果说中国参与1926年的世博会,尚可以说是平平安安,相较之下1933的芝加哥世博会,中国的参会历程就可谓是一波三折了。早在1932年春,南京国民政府接受美国政府的邀请,决定参加这次博览会;行政院也通过预算,拨给法币40万(约合10万美金)作为参展费用,并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全面负责参展事务。1932年6月,筹备委员会正式启动,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并将征集的展品先后运往上海。1933年初,还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里的工程馆召开了一次盛大规模的“征品展览会”。就在筹展活动进展到最紧张之际,行政院以国难日深、经费困难为由,突然于2月28日下令停止参加芝加哥世博会;同日,实业部也急电筹委会办理结束事宜。这时,离世博会开幕仅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各省运来的展品已集中在上海装箱待运,其势难以作罢。就在这紧急关头,有关人士于3月2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出品人自行组织协会参加,请全国总商会出面协调,组织一个中国参赛代表团赴美。3月5日,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出品人协会正式成立,全国总商会会长王晓籁出任会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为副会长,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任经济委员,蔡元培、叶恭绰等15人为理事。张祥麟临危授命,担任总代表,率团赴美。因而,此次中国参与世博会的一切筹展、参展活动都与政府无关,而纯粹由民间组织自己参与协调。张祥麟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在美国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超强的组织能力,妥善处置了中国参展的展品安排、会场布置等各项事务。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张祥麟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以及应变能力。张祥麟到达美国时,留给他建造中国馆的时间还不足两月,而建筑经费已经从原先预算的四十万美金锐减到一万五千美金,而设计的图纸方案也几经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证工程质量,张祥麟依旧认真审核建造商资质,力排众议,果断撤换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且价格高昂的美国建造商。在多方努力下,保证了中国馆在世博会开幕后顺利交付使用;当日本在世博会上进行不利于中国的各种宣传时,张祥麟也在第一时间会同当地商学界迅速组成宣传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展开中国文化、教育及艺术的宣传,最终迫使日本方面停止了演讲,维护了中国的大国形象。
二、 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众多游历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人中,有一个叫陈季同的人身份比较特殊。陈季同是晚清著名外交官,他15岁进入福州船政局附设的学堂学习,1877年3月,陈季同与其他三十余名学生启程赴欧洲学习,这是清政府首次派遣赴欧留学生。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他在巴黎居住长达16年之久,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陈季同颇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德国首相俾斯麦、法国政治家甘必大、法国政界名流贝尔当、特那尔,经济学家勒普来,文学家拉毕什等都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陈季同正在驻法参赞任上。当时有不少中国人慕名前往参观,以致法国报纸刊出这样的报道:“大清官员凑份子前来参观艾菲尔铁塔。”这些人中有很多从未离开过中国,也不会说任何欧洲语言。因此,活跃的陈季同利用自身在欧洲上层社会的影响力,责无旁贷地充当了他们的向导,穿梭于各国名流之间。他为此自嘲:“有一段时期,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博览会上,几乎成了参展商中间被展出最多的人。”除了博览会的各项事务,陈季同还充分利用自己在法国的人脉关系,带领他们参观卢浮宫,攀上艾菲尔铁塔,观光百货公司,猎奇证券交易所,走进法国国家图书馆,目睹一份新闻日报的诞生过程,甚至坐上热汽球,亲身体验一下“从来未曾有过的感觉”。世博会上琳琅满目的景象让人赞叹不已,为此,陈季同还专门写了一本书,讲述“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的奇异景象会使一个来自中央之国的人产生什么样的想法”。他在书中借一个同胞的口感慨:“巴黎是个大都市,但在巴黎之内还有一个更大的城市,即所谓的万国博览会。”
如果说巴黎世博会上还是陈季同一人独放异彩,那么,稍后在美国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则展现出了一批美国留学生的实力。1904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组团参与世博会。此前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国际博览会参展事务的承办权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海关的“洋员”手中,他们掌握着赛场布置、货品选择、运输报关等博览会事务的实权。而在世博会的举办地美国国内,当时恰又掀起排华高潮,以致于本是 “内可维持商务,外可联络邦交”的大好事,平添了诸多阻挠和困难。在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时,作为代表团成员以及政府官员的很多留美学生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负责办理赛会一切事宜的代表团副监督黄开甲(1860-1905),是晚清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他曾在耶鲁大学就读,二年级时“应召”回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回国后,黄开甲先是在上海道台处任翻译,随后被盛宣怀任用为秘书,是其得力助手,并曾任轮船招商局经理、电报局总办等职。对于世博会,黄开甲本人并不陌生,早在1876年美国留学期间,他就与其他留美幼童一起参观过费城世博会,并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接见。外务部正是看中了黄开甲精通英文,又了解美国的办事方式,同时还熟悉外交事宜,才选中他担任赛会副监督。此外,担任圣路易斯中国代表团联络官的驻旧金山副总领事欧阳庚,也是一位留美幼童,与詹天佑同在9年内完成了16年的课程,1881毕业于耶鲁大学。其弟欧阳祺则作为代表团的随行翻译,陪伴在黄开甲左右。当时担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以及担任华盛顿使馆翻译的钟文耀,也都是留美幼童出身。
远在1904年世博会开始前的一年,梁诚就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出台的《限制华人来美赛会章程》将对中国赴美参会造成影响,随即向美国政府提出过交涉并迫使对方作出修改。1904年,世博会开始前夕,当他获悉参展华商无端受到美国海关官员百般苛待和侮辱并被无故扣押后,梁诚随即与时任旧金山总领事的钟宝僖一起竭力斡旋,使得部分华商顺利登岸。
三、 独特的语言优势
由于长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海归”们往往还熟练掌握着一门甚至数门外语,这对于他们在世博会期间开展工作有着极大的便利,而最为精彩的莫过于他们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下发表的一次次精彩演讲。陈季同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发表过多场公开演讲,他用生动而又富有幽默情趣的语言,将一个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传达给西方公众。陈季同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演讲,连罗曼·罗兰都惊呆了,这位法国文豪在日记中不乏“嫉妒”地写道:“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在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而外号“小旋风杰克” 的黄开甲,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经展现出了演说家的天赋,尽管他的英文略带口音,但用词准确、语言优美,并且能够出口成章。1904年世博会期间,针对美国政府出台的多项排华措施,黄开甲曾在演说中敏锐地指出“当美国对所有的中国人、中国学生关闭大门时,欧洲却向他们敞开胸怀。因为他们知道若干年后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也许美国可以通过武力获得很多东西,但却永远也无法通过武力获得商业利益。”这样的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即便是在现今社会也同样发人深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张祥麟和毕业于德国明兴大学的何凤山博士,还有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他们一起用自己的精彩演讲捍卫了祖国的尊严。芝加哥世博会召开时,中国国内的局势日趋紧张,1933年1月,日军入侵华北,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全境;5月,中国军队“长城防线”崩溃,冀东20余座城池陷入日军之手。是年六月起,日本在世博会上设立南满铁路展览,并且雇佣美国人寇伦在科学馆演讲伪满洲国问题,进行不利于中国的各种宣传。中国馆常务理事会随即会同当地商学界组成宣传委员会,针锋相对地展开反击。委员会由张祥麟亲任主席,何凤山、周贯虹、张劳度等人担任委员,特别聘请在当地就学的华人留学生李德明、周景真、骆传芳、戴秉衡等作为演讲员,每天下午六点在中国戏院内进行专题演讲。经过仔细斟酌,演讲题目最终确定为:星期日,介绍新中国;星期一,中国之新建设;星期二,中美商业之关系;星期三,中国之家庭生活;星期四,现代中国妇女;星期五,中国之新旧教育;星期六,中国及世界。演讲活动自8月6日开始至10月9日结束,期间观众累计人数达到一万一千五百人左右,引起各方强烈反响,收效甚佳。
四、 优秀的专业特长
世博会作为一项综合展示国家科技、经济、文化实力的盛事,同样也需要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协力完成。如世博会场内的国家馆,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世博会曾有过相关的规定,要求国家馆的设计必须由专业建筑师来承担。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合情合理的要求,却难倒了早期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代表团。当时在国内能够胜任设计的人,因为不具备西方认可的建筑师资格,而被视为工匠,无法参与中国馆的建造;而西方的建筑师,往往又不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难当此任。以1904年而言,官方最终选定的是上海租界里的两位英国建筑师Atkinson和Dallas,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甚至在1910年中国政府自己筹办的南洋劝业会上,也是这两位外国建筑师被委以总设计师的重任。不过,当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这样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改观,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建筑师,他们杰出的才能,在世博会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就是出自中国建筑师的作品。1932年6月,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伊始,中国国家馆的建设方案就摆上了议事日程。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建筑师学会,而担任初稿设计的童寯、徐敬直等人都是留美的“海归”派建筑师。此后,尽管有外国设计师Murphy的城墙式方案参与竞争,最终仍是选用了由上海商品协会主持设计的建筑方案。中国馆的建造仅使用了两个多月,费用仅及日本馆十分之二,但仍以其鲜明的东方特色,吸引了约二百五十五万名参观者。在这一届的世博会上,还有一件辉煌的中国建筑杰作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那就是根据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的“万法归一”殿复制的Bendix喇嘛庙(俗称“热河金亭”),而它的建造也与两位著名的留美建筑师紧密相关。长期在中国从事探险活动的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 赫定,为了获得更多的活动经费,与瑞典籍富豪 VINCENT BENDIX达成协议,在中国寻找一个一流的庙宇,并将之搬到芝加哥,参加于1933年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最终,斯文·赫定将目标锁定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法归一”殿上。可是,当他向民国政府提出要将庙宇拆往美国展览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在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建议,将“万法归一”殿按1:1的比例复制后运往美国。随后,在梁的主持下,开始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复制工程。梁思成通过测量绘制出50余幅图纸,并在北平等地挑选出200名能工巧匠,选用东北上好的松木为制作原料,经过一年的努力,在1930年完成了两万八千个部件的制作。随后,这些部件被装入二百余个箱子运往美国。为指导安装工作,梁思成又特地制作出一个精致的小型模型,并聘请留美中国建筑师过元熙监督热河金亭的拼装工作。过元熙是江苏无锡人,自清华学校毕业后即赴美留学,先后取得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硕士学位。他在督办热河金亭建造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了民国政府实业部世博会设计委员的职务以及中国国家馆的设计顾问,并持续通过自己的相机和文章,为国内的读者介绍芝加哥世博会的筹办工作与建设进程。正是通过国内、国外两位中国建筑师的通力合作,才使得这座“中国建筑明珠”在世博会上大放异彩。自1932年建设期间,热河金亭就已经对外开放,建筑期间以及竣工后,总计吸引了超过60000人次的游客,引起巨大轰动。1939年,金亭又再度获邀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
1933年,上海市政府拨出约5000元作为筹办经费,将大上海市中心建设模型,闸北电厂、水厂模型,上海市电气事业历年发展状况统计图及上海市水上交通模型(包括4号、5号渡船模型,高桥、闵行轮渡码头模型)等作为展品送往芝加哥。这件特殊的展品,其实与上海当时正在开展的“大上海计划”密切相关。“大上海计划”是刚刚成立两年的南京国民政府,自1929年开始在上海启动的一项城市发展规划。这项计划撇开租界,仅以华界为半径,将引翔、吴淞以南以及沪东沿江一带划为新的市中心。到1930年,这项计划已经成为囊括南市、闸北、龙华、浦东、吴淞等全部华界,涉及交通园林、建筑、公用事业、卫生设备、市政府大楼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城市发展规划,代表着当时中国城市发展的最新理念。充当这项重大工程的设计、建设主力军的同样是一批留洋学生。如当时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沈怡是德国博士,他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组织协调人;担任主设计师的董大酉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先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这些留学海外的有志之士,抱着为民族争光的信念,投身于大上海计划的建设之中。他们大都认为,在世博会这样的舞台上,应该使用二十世纪最先进的科学理念和构造方法,来展示中国百年来的进步以及当下的新思潮和新艺术。正在施工建设中的“大上海计划”无疑是展示这一理念最佳的选择。
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中国是夺得奖牌最多的国家。在中国所获258枚金奖中,上海贫儿院弦乐队的那枚金牌份量格外沉重,这也是近代中国在历届世博会中所获的唯一一枚音乐金奖。上海贫儿院是一所主要招收7-14岁之间的贫穷儿童的慈善教育机构,由曾铸、曾志忞父子俩创办于1908年。曾铸是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创办贫儿院当年即不幸病逝。曾志忞1901年留学日本,其间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和理论著作,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先驱人物。1908年,曾志忞继承父亲遗志,倾其全部心血接办上海贫儿院。他在全力操持院务的同时,仍念念不忘对音乐的挚爱。1909年,他结合教学创办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织并担任指挥演奏的西式管弦乐队,其全盛时乐队规模曾达到81人。这支乐队在1915年美国巴拿马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堪称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精彩的一页。
(作者分别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馆员)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