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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2）06-000-02
摘 要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抗战时期的著名高等学府，在昆八年期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座谈访问等方法对国立西南联大学在昆八年的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竞赛情况进行了考证，从而展示了抗战时期联大体育开展情况，为深入了解我国近代体育进行了裨益研究。
关键词 西南联合大学 体育 考证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为保存知识分子不受伤害，教育部命令北方权威纷纷南迁，试图以文化的力量与日本相争持。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实为平津两地之中坚，1937年9月4日三校奉命南迁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京泸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1938年4月26日抵昆。旋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正式开学，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在昆八年，弦歌不辍、人才辈出。素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美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尽管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但联大的教育目的是一致的，即提倡通才教育——注重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体育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是至为重要。八年期间，体育师资不足、场地分散、设备简陋，但联大师生排除万难，弦歌不辍，从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体育运动的脚步。联大体育部主任、我国近代著名体育家马约翰先生1939年9月在《西南联大公祝会上的答辩》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忠实地遵循了这样一条体育原则：Fight to the finish,and never give in!（奋斗到底，绝不半途而废！）[1]。”用它来形容联大体育运动的开展，实在是在合适不过。
一、历史回顾
三校联合之前，清华、南开已有良好的体育运动传统。清华自建校以来就特别重视体育，早在清华学校时期，就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清华在学校体育开展和课余运动竞赛方面都成绩不菲。据史料记载“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北京共选派参加田径比赛的选手79名，其中34名是清华选手[2]。”南开体育运动传统得从南开系列学校的胚胎时期“严、王二馆”说起。南开校长张伯苓在《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写道：“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3]”。清华、南开重视体育运动的传统，为联大体育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体育开展状况
（一）联大重视体育
教育部规定联合大学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常委，三位常委对体育均非常重视。张伯苓有句名言：“不懂体育的人，不应该当校长。”蒋梦麟主张“发展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并存，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相交融”。梅贻琦倡导体育，重视体育，并躬身力行，主张体育为“乐事运动，人人讲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教务通则》第五章第三十条规定：“学生在修业期间，须修满一百三十二学分，及党义二学分，体育八学分，军事训练二学分。凡学生在本大学肆业满四年，修满所入院系所规定之课程及学分，而党义、体育、军事训练亦均及格，并缉清一切规定校费，经审查合格后，准予毕业。” [4]联大在例行的常委会会议和校务会议上曾多次谈及与体育相关的话题，如1942年7月15日召开的年度第四次校务会会议上通过了查良钊关于“本校转学生体育成绩，以修满在本校修业之年限为准，（例如转学本校二年级者，须修满三年；转学三年者须修满两年）”[5]的提议以及数次对违规学生所作出的处理的决定都充分体现了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二）联大体育教学及目标
西南联大共设有卫生部、体育部、训育处三科。体育部负责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及课外运动竞赛等事宜。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学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8—1939不附学系）得知，当时各学系的体育课程安排为“大一军训甲、乙；第一年体育I；第二年体育II；第三年体育III；第四年体育IV；女子体育I、II、III、IV[6]”。通才教育主张和加强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联大体育教学目标很明确：“学生应有健康的身体，学会一两种运动技能及一些运动知识、学会锻炼身体和培养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也应该会组织群众体育活动[7]。”
（三）联大体育教学场地
联大体育教学场地分散、设备简陋。工学院在拓东路一块不大的操场，1940年设四川叙永分校（一学期后迁昆明），1938年设文法学院于云南蒙自（一学年后迁昆明）。各校区场地大多一致：一幅简易篮球架，一块空旷不规则的田径场，一间集教研、休息、堆放器材为一体的简陋房屋。
（四）联大体育教学内容
虽然场地分散但联大的体育教学内容是一致的，据目前的统计联大体育教学内容有篮、足、排、田径、手球、垒球。据张世富老校友回忆：“我在联大读书期间，除了打过足、篮、排球之外，还练习打手球和垒球，田径方面除了短跑以外，还上过跳高、跳远、掷铅球、铁饼、标枪的课[8]。”张源潜校友曾对1942—1943年的体育教学状况的回忆：“1943年暑假前，体育考试三个项目：跳高、跳远、垒球掷远。体育课常常排在第一堂，7点钟上课，这对于纠正睡懒觉的环习惯有好处[9]”。四川叙永分校的彭国涛老校友对当时的体育教学回忆：“在春秋祠前一块大操场上上课，旁边是单身助教、教员宿舍，操场上有一幅篮球架。每次上课，我们先跑步，然后教打篮球、排球、跳高、跳远、掷铁饼。考试时，多半考跑百米、跳高、跳远等[9]。”
（五）联大的体育教师
据李晓华等人的统计，从1937年长沙临时大学时算起至三校北返先后到联大任职的教师有“马约翰、夏翔、魏丕栋、黄忠孚、候洛荀、赵铗、郭功骏、涂文、李剑秋、刘德增、钟达三、严则励、殷启龙、罗旭、李鹤鼎、黄同成、牟作云、王英杰、汪篯、邵子博、王维屏、王厚照、马启伟、张春惠、陈海涛、席均、萧保源等27位人士[10]。”其中马约翰教授是当时国内外知名的体育家。在三校复原北返后提出了“锻炼身体，多为社会主义工作二十五年”的口号，他在课余体育训练和比赛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 （六）联大体育社团
当时联大聚中华之文化精英于昆明，先后毕业生达2000余人，学习之余，课外体育活动也开展得丰富多彩。学子们运动热情高涨，自发组织形成了许多体育社团。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工学院的铁马体育会和喷火体育会，新校舍的悠悠体育会和金刚体育会。铁马体育会是联大工学院学生在“牛马鸡狗”足球队的基础上与1940年10月2日成立的体育团体，成立之初只有34名会员以后逐年发展，至1948年，会员累计已达270余名；悠悠体育会是1944年元旦由联大学生组织成立的体育团体，至三校北返，该组织仅存在了2年其成员由几十人发展到300人；金刚体育会是工学院学生组织形成的著名体育社团，学习之余经常组织体育比赛。体育会面向全体学生，相当活跃，通常组织多种活动，并让会员都参与体育活动。“体育会都有篮球队、排球队、垒球队，甚至还有登山队，兴趣爱好组等。体育会的会员除了课外进行会员内部的比赛外，每个学期工学院的铁马篮、排球队都到新校舍来与金刚体育会比赛篮、排球，比赛紧张而激烈，每次比赛都十分火爆，观众将赛场围得水泄不通，是引起新校舍全体师生轰动的盛事。”
三、联大体育的历史地位
（一）联大对云南的体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联大体育部教师除了搞好联大体育教学工作外，还积极组织与领导社会上有关体育运动的事业与活动。1938年马约翰兼任云南省教育厅体育督学，为推进云南学校体育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立于1936年的省立体育师范学校亦称云南昆华体育师范学校，位于拓东路盐行会馆，马约翰于1942年开始担任该校校长至1945年，并请联大体育教师牟作云任教务处长，黄中孚任总务处长。这所体育高校为云南省培养了一大批体育教师、体育工作者和为全民健身积极工作的体育骨干。除此之外，联大期间年青体育教师并有专长的骨干如牟作云、王维屏、王英杰、黄中孚、侯洛荀等人组织了全省大型田径运动会、全市游泳运动会、中美（美国飞虎队，后勤部等单位）篮球对抗赛，中国篮球南北精英对抗赛、昆明香港篮球与排球联赛、全市网球公开赛。驰骋大江南北的“南开五虎”男子篮球队被邀请到联大作表演赛，1930年参加德国柏林奥运会的著名男子篮球队队员牟作云也上场表演。当时昆明体育运动如此兴盛，比赛水平之高，场面之火热在当时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联大体育是抗战时期高校体育的杰出代表性。
国立北京、清华、南开实为平津两地之中坚，而联大聚三校为之一体，实力之强，规模之大，贡献之突出是其它学校无法比拟的。清华、南开体育运动传统悠久，两校体育传统在联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引领下得到传承和发展，加之云南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云南老百姓对联大师生的支持与关怀，使得联大的体育得到了良好发展，这在抗战时期是绝无仅有的。研究联大体育有利于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高校体育开展情况，有利于把握西方体育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有利于把握近代体育的发展的脉络，有利于把握联大“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对高校体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三）联大学子的体育热情是爱国情怀的诠释。
1896年，《时务报》上刊载译自英文“东亚病夫”的文章，“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11]。”联大使命始终与抗战相终始，因外敌入侵被迫南迁边塞昆明的联大学生，他们背负着为拯救中华名族和抵御外辱的双重使命，他们深知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需要要发展体育、强身健体，锻炼出强壮的体魄和刚毅坚卓的意志，才能从根本上摘下东亚病夫的帽子，才能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才能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才能为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贡献力量。联大学子迸发出来的体育热情是他们爱国情怀的有力诠释。
参考文献：
[1] 黄延复.马约翰体育言论集[M].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12.
[2] 韦庆媛,冯茵.早期清华体育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9(5).
[3] 孙海麟.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M].人民出版社2008.5.
[4] 李晓华,角勇.西南联大与近代体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5]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M].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10.
[6]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M].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10.
[7] 张世富.北京奥运会前已马约翰教授[J].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通讯.第32期.2008.9.
[8] 张世富.北京奥运会前已马约翰教授[J].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通讯.第32期.2008.9.
[9] 张世富.北京奥运会前已马约翰教授[J].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通讯.第32期.2008.9.
[10] 李晓华,角勇.西南联大与近代体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1] 韦庆媛,冯茵.早期清华体育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9(5).
摘 要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抗战时期的著名高等学府，在昆八年期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座谈访问等方法对国立西南联大学在昆八年的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竞赛情况进行了考证，从而展示了抗战时期联大体育开展情况，为深入了解我国近代体育进行了裨益研究。
关键词 西南联合大学 体育 考证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为保存知识分子不受伤害，教育部命令北方权威纷纷南迁，试图以文化的力量与日本相争持。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实为平津两地之中坚，1937年9月4日三校奉命南迁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京泸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1938年4月26日抵昆。旋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正式开学，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在昆八年，弦歌不辍、人才辈出。素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美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尽管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但联大的教育目的是一致的，即提倡通才教育——注重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体育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是至为重要。八年期间，体育师资不足、场地分散、设备简陋，但联大师生排除万难，弦歌不辍，从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体育运动的脚步。联大体育部主任、我国近代著名体育家马约翰先生1939年9月在《西南联大公祝会上的答辩》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忠实地遵循了这样一条体育原则：Fight to the finish,and never give in!（奋斗到底，绝不半途而废！）[1]。”用它来形容联大体育运动的开展，实在是在合适不过。
一、历史回顾
三校联合之前，清华、南开已有良好的体育运动传统。清华自建校以来就特别重视体育，早在清华学校时期，就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清华在学校体育开展和课余运动竞赛方面都成绩不菲。据史料记载“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北京共选派参加田径比赛的选手79名，其中34名是清华选手[2]。”南开体育运动传统得从南开系列学校的胚胎时期“严、王二馆”说起。南开校长张伯苓在《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写道：“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3]”。清华、南开重视体育运动的传统，为联大体育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体育开展状况
（一）联大重视体育
教育部规定联合大学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常委，三位常委对体育均非常重视。张伯苓有句名言：“不懂体育的人，不应该当校长。”蒋梦麟主张“发展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并存，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相交融”。梅贻琦倡导体育，重视体育，并躬身力行，主张体育为“乐事运动，人人讲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本科教务通则》第五章第三十条规定：“学生在修业期间，须修满一百三十二学分，及党义二学分，体育八学分，军事训练二学分。凡学生在本大学肆业满四年，修满所入院系所规定之课程及学分，而党义、体育、军事训练亦均及格，并缉清一切规定校费，经审查合格后，准予毕业。” [4]联大在例行的常委会会议和校务会议上曾多次谈及与体育相关的话题，如1942年7月15日召开的年度第四次校务会会议上通过了查良钊关于“本校转学生体育成绩，以修满在本校修业之年限为准，（例如转学本校二年级者，须修满三年；转学三年者须修满两年）”[5]的提议以及数次对违规学生所作出的处理的决定都充分体现了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二）联大体育教学及目标
西南联大共设有卫生部、体育部、训育处三科。体育部负责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及课外运动竞赛等事宜。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学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8—1939不附学系）得知，当时各学系的体育课程安排为“大一军训甲、乙；第一年体育I；第二年体育II；第三年体育III；第四年体育IV；女子体育I、II、III、IV[6]”。通才教育主张和加强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联大体育教学目标很明确：“学生应有健康的身体，学会一两种运动技能及一些运动知识、学会锻炼身体和培养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也应该会组织群众体育活动[7]。”
（三）联大体育教学场地
联大体育教学场地分散、设备简陋。工学院在拓东路一块不大的操场，1940年设四川叙永分校（一学期后迁昆明），1938年设文法学院于云南蒙自（一学年后迁昆明）。各校区场地大多一致：一幅简易篮球架，一块空旷不规则的田径场，一间集教研、休息、堆放器材为一体的简陋房屋。
（四）联大体育教学内容
虽然场地分散但联大的体育教学内容是一致的，据目前的统计联大体育教学内容有篮、足、排、田径、手球、垒球。据张世富老校友回忆：“我在联大读书期间，除了打过足、篮、排球之外，还练习打手球和垒球，田径方面除了短跑以外，还上过跳高、跳远、掷铅球、铁饼、标枪的课[8]。”张源潜校友曾对1942—1943年的体育教学状况的回忆：“1943年暑假前，体育考试三个项目：跳高、跳远、垒球掷远。体育课常常排在第一堂，7点钟上课，这对于纠正睡懒觉的环习惯有好处[9]”。四川叙永分校的彭国涛老校友对当时的体育教学回忆：“在春秋祠前一块大操场上上课，旁边是单身助教、教员宿舍，操场上有一幅篮球架。每次上课，我们先跑步，然后教打篮球、排球、跳高、跳远、掷铁饼。考试时，多半考跑百米、跳高、跳远等[9]。”
（五）联大的体育教师
据李晓华等人的统计，从1937年长沙临时大学时算起至三校北返先后到联大任职的教师有“马约翰、夏翔、魏丕栋、黄忠孚、候洛荀、赵铗、郭功骏、涂文、李剑秋、刘德增、钟达三、严则励、殷启龙、罗旭、李鹤鼎、黄同成、牟作云、王英杰、汪篯、邵子博、王维屏、王厚照、马启伟、张春惠、陈海涛、席均、萧保源等27位人士[10]。”其中马约翰教授是当时国内外知名的体育家。在三校复原北返后提出了“锻炼身体，多为社会主义工作二十五年”的口号，他在课余体育训练和比赛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 （六）联大体育社团
当时联大聚中华之文化精英于昆明，先后毕业生达2000余人，学习之余，课外体育活动也开展得丰富多彩。学子们运动热情高涨，自发组织形成了许多体育社团。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工学院的铁马体育会和喷火体育会，新校舍的悠悠体育会和金刚体育会。铁马体育会是联大工学院学生在“牛马鸡狗”足球队的基础上与1940年10月2日成立的体育团体，成立之初只有34名会员以后逐年发展，至1948年，会员累计已达270余名；悠悠体育会是1944年元旦由联大学生组织成立的体育团体，至三校北返，该组织仅存在了2年其成员由几十人发展到300人；金刚体育会是工学院学生组织形成的著名体育社团，学习之余经常组织体育比赛。体育会面向全体学生，相当活跃，通常组织多种活动，并让会员都参与体育活动。“体育会都有篮球队、排球队、垒球队，甚至还有登山队，兴趣爱好组等。体育会的会员除了课外进行会员内部的比赛外，每个学期工学院的铁马篮、排球队都到新校舍来与金刚体育会比赛篮、排球，比赛紧张而激烈，每次比赛都十分火爆，观众将赛场围得水泄不通，是引起新校舍全体师生轰动的盛事。”
三、联大体育的历史地位
（一）联大对云南的体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联大体育部教师除了搞好联大体育教学工作外，还积极组织与领导社会上有关体育运动的事业与活动。1938年马约翰兼任云南省教育厅体育督学，为推进云南学校体育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立于1936年的省立体育师范学校亦称云南昆华体育师范学校，位于拓东路盐行会馆，马约翰于1942年开始担任该校校长至1945年，并请联大体育教师牟作云任教务处长，黄中孚任总务处长。这所体育高校为云南省培养了一大批体育教师、体育工作者和为全民健身积极工作的体育骨干。除此之外，联大期间年青体育教师并有专长的骨干如牟作云、王维屏、王英杰、黄中孚、侯洛荀等人组织了全省大型田径运动会、全市游泳运动会、中美（美国飞虎队，后勤部等单位）篮球对抗赛，中国篮球南北精英对抗赛、昆明香港篮球与排球联赛、全市网球公开赛。驰骋大江南北的“南开五虎”男子篮球队被邀请到联大作表演赛，1930年参加德国柏林奥运会的著名男子篮球队队员牟作云也上场表演。当时昆明体育运动如此兴盛，比赛水平之高，场面之火热在当时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二）联大体育是抗战时期高校体育的杰出代表性。
国立北京、清华、南开实为平津两地之中坚，而联大聚三校为之一体，实力之强，规模之大，贡献之突出是其它学校无法比拟的。清华、南开体育运动传统悠久，两校体育传统在联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引领下得到传承和发展，加之云南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云南老百姓对联大师生的支持与关怀，使得联大的体育得到了良好发展，这在抗战时期是绝无仅有的。研究联大体育有利于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高校体育开展情况，有利于把握西方体育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有利于把握近代体育的发展的脉络，有利于把握联大“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对高校体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三）联大学子的体育热情是爱国情怀的诠释。
1896年，《时务报》上刊载译自英文“东亚病夫”的文章，“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11]。”联大使命始终与抗战相终始，因外敌入侵被迫南迁边塞昆明的联大学生，他们背负着为拯救中华名族和抵御外辱的双重使命，他们深知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需要要发展体育、强身健体，锻炼出强壮的体魄和刚毅坚卓的意志，才能从根本上摘下东亚病夫的帽子，才能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才能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才能为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贡献力量。联大学子迸发出来的体育热情是他们爱国情怀的有力诠释。
参考文献：
[1] 黄延复.马约翰体育言论集[M].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12.
[2] 韦庆媛,冯茵.早期清华体育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9(5).
[3] 孙海麟.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M].人民出版社2008.5.
[4] 李晓华,角勇.西南联大与近代体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5]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M].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10.
[6]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M].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10.
[7] 张世富.北京奥运会前已马约翰教授[J].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通讯.第32期.2008.9.
[8] 张世富.北京奥运会前已马约翰教授[J].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通讯.第32期.2008.9.
[9] 张世富.北京奥运会前已马约翰教授[J].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通讯.第32期.2008.9.
[10] 李晓华,角勇.西南联大与近代体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1] 韦庆媛,冯茵.早期清华体育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