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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四十五岁，死于年华。他生前以“沉默的大多数”自诩，警惕“喧嚣的话语圈子”。死后，“话语圈子”对他的纪念却沸腾了整整十年，且牵引了穿越二十年的王小波畅销史。
王小波的“身后之名”，是在归类贴标式的接纳、认同明晰的追捧、及其后数不胜数的致敬之作中迎来的——这多少淹没了王小波作品本身的独特与复杂性。
第一个十年里，人们先是惊呼一位过早陨落的天才，又忙不迭地为之附上“崇尚理性”“自由主义分子”“小鲁迅”等近乎盖棺的封贴。自由主义与文化左翼，都争夺对王小波的诠释权。
第二个十年里，王式幽默早已作为话语套路席卷中文世界，成了段子手的标配。再往后，王小波又成为新一代网友眼中的“金句小王子”与“撩妹高手”。
王小波的接受史是个有趣的文化悖论，它映衬出中国90年代至今“历史的跑道”是如何转轨了。在记忆与遗忘的二十年间，“历史”悄然改写并被我们再度辨识。而在今天，或许是时候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了。
“王小波式的生活方式”作为“接头暗号”
在《王小波画传》的前言中，李银河写道：“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神秘暗号可能的谜底，李银河认为是自由平等的精神、爱智慧、美的创造以及幽默感。
“我最怀念大学到博士期间王小波式的生活，有趣的性爱，有趣的社交……”在2016年的国产热播剧《欢乐颂》中，男女主角围绕王小波展开过一段有趣的对话，展露出当下王小波阅读症候的某个侧面。
风流倜傥的中产帅哥赵医生因“渴望王小波式的有趣”，要求与“没文化”的“富二代”美少女曲筱绡分手。小曲大呼要下载王小波的所有文章补课学习，好以“王小波式的恋爱”再度追回心上人。
“王小波式的恋爱”，某种意义上与王小波作为“撩妹高手”的新形象相关。其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大受追捧，王小波的情书金句广为流传（比如“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去世廿年后，王小波荣升了网友的恋爱专家与浪漫导师。
“性爱”与“趣味”，始终是王小波小说和杂文写作的关键词。他以反讽与荒诞的幽默来处理一个肉体不自由、无趣化倾向蔓延的历史时期，令人吃惊而又痛快淋漓。
而今天，我们已进入趣味泛滥且公开叫卖的时代——冯唐为消除内心肿胀而作的泛滥文字或许便是一例。早有批评者指出，李银河所谓的“接头暗号”，更像是一张流行标签，将王小波所主张的特立独行，转化为一种可供模仿的“高雅的精神时尚”，以此来标榜自己文化上的自由与不俗——而这恰恰是王小波所批评的那种媚雅。
作为神话的王小波
如果说近几年的接受史中，大放异彩的是“写情书的王小波”；那么，若将目光拉回到世纪之交，“写杂文的王小波”则要比“写小说的王小波”风头更健。
90年代的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这是文学开始丧失轰动效应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话语权逐步失落和让位的年代。奇妙的是，正是在这式微转折之下，王小波成了民间洪流所择定的文化英雄。他的杂文，被视为开辟了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他的小说亦率先流行于文学青年之间，并被《人民日报》冠名以“文坛外高手”。
王小波传记的作者、文学学者房伟考察了王小波去世后十年的形象接受境遇，指出是媒体与知识界共同塑造了王小波三重意义上的神话：文坛受难者神话、知识分子神话与中国文化神话。王小波世纪末的“非正常死亡”，曾引发其亲友、读者与媒体十分悲怆的纪念。
但在此后的几年，这种纪念活动变得过于喧嚷嘈杂。文化场域内不同的话语力量，基于各自的立场与误读，改写着王小波的形象；而媒体通过“对抗性想象”制造文学消费热点，也重塑了自身的文化形象和话语权。
1998年，王毅主編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率先将王小波拉入到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王毅认为，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数”一说，是王小波面对专制时代的沉默；朱学勤则指出，王小波辞职做“自由撰稿人”，意味着“切断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
这种对于权力边界的一派天真的论断，是90年代拥抱自由市场时典型的欣快话语，它同样来自于对王小波杂文的局部阅读（或说整体上的误读）。而就在同册书中，戴锦华已清醒地指出：在逃离经典权力之后，自由人的唯一选择便是步入市场的权力管制。
至于文化研究，往往直接将王小波作为符号与流行的文化现象来对待，以之解构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催生的新意识形态。“王小波热”被认为是顺应了新生的社会结构——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
然而，王小波自身及其作品又难以被这种阐释所吸收。他的部分杂文自身即透露出对于大众文化的警惕与批判，他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也并非全然拥抱。
重读严肃作家王小波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市场有三位神话般畅销的作家：路遥、张爱玲、王小波。他们都处在彼时文坛的边缘，单凭作品本身，直截击中了各自读者群的情感痛点：“路遥之于城乡迁徙大潮中的青年，张爱玲之于都市化以来小资-白领的青年，王小波之于渴望寻求“自由”的青年。”
在世纪之交，青年作者与青年读者共处于后革命时代的情感震荡与记忆梦魇，在追溯与遗忘之间摇摆。至于新一代的青年读者，他们与王小波的“接头暗号”是分明的断裂，以顺应当下情境而不断重建。在王小波的知青小说、历史新编以及反乌托邦故事里，他着魔地凝视并书写着具体的中国历史，乃至游戏于亘古恒今的权力轮盘。他的反乌托邦不仅指向极权专制的过去，同样也指向技术专制的未来。
据说，“王小波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回顾王小波二十年接受史，再重绘王小波“涣散得要命”的形象，就要拨开包裹其外的神话、以及前人误导性的定性与论述。
相较十周年时，近年的“王小波热”有所退潮。不过，在新的互联网主导的文化工业环境下，“王小波”或可能作为大IP而召唤资本登场。近年来，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红拂夜奔》陆续宣布将改编成电影。这或许能掀起新一轮的热卖与阅读，未可知。
倘若果真如此，这算是他“反熵”的写作历史中有幸遭逢的“熵增”现象了。或许在今天，我们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
王小波的“身后之名”，是在归类贴标式的接纳、认同明晰的追捧、及其后数不胜数的致敬之作中迎来的——这多少淹没了王小波作品本身的独特与复杂性。
第一个十年里，人们先是惊呼一位过早陨落的天才，又忙不迭地为之附上“崇尚理性”“自由主义分子”“小鲁迅”等近乎盖棺的封贴。自由主义与文化左翼，都争夺对王小波的诠释权。
第二个十年里，王式幽默早已作为话语套路席卷中文世界，成了段子手的标配。再往后，王小波又成为新一代网友眼中的“金句小王子”与“撩妹高手”。
王小波的接受史是个有趣的文化悖论，它映衬出中国90年代至今“历史的跑道”是如何转轨了。在记忆与遗忘的二十年间，“历史”悄然改写并被我们再度辨识。而在今天，或许是时候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了。
“王小波式的生活方式”作为“接头暗号”
在《王小波画传》的前言中，李银河写道：“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神秘暗号可能的谜底，李银河认为是自由平等的精神、爱智慧、美的创造以及幽默感。
“我最怀念大学到博士期间王小波式的生活，有趣的性爱，有趣的社交……”在2016年的国产热播剧《欢乐颂》中，男女主角围绕王小波展开过一段有趣的对话，展露出当下王小波阅读症候的某个侧面。
风流倜傥的中产帅哥赵医生因“渴望王小波式的有趣”，要求与“没文化”的“富二代”美少女曲筱绡分手。小曲大呼要下载王小波的所有文章补课学习，好以“王小波式的恋爱”再度追回心上人。
“王小波式的恋爱”，某种意义上与王小波作为“撩妹高手”的新形象相关。其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大受追捧，王小波的情书金句广为流传（比如“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去世廿年后，王小波荣升了网友的恋爱专家与浪漫导师。
“性爱”与“趣味”，始终是王小波小说和杂文写作的关键词。他以反讽与荒诞的幽默来处理一个肉体不自由、无趣化倾向蔓延的历史时期，令人吃惊而又痛快淋漓。
而今天，我们已进入趣味泛滥且公开叫卖的时代——冯唐为消除内心肿胀而作的泛滥文字或许便是一例。早有批评者指出，李银河所谓的“接头暗号”，更像是一张流行标签，将王小波所主张的特立独行，转化为一种可供模仿的“高雅的精神时尚”，以此来标榜自己文化上的自由与不俗——而这恰恰是王小波所批评的那种媚雅。
作为神话的王小波
如果说近几年的接受史中，大放异彩的是“写情书的王小波”；那么，若将目光拉回到世纪之交，“写杂文的王小波”则要比“写小说的王小波”风头更健。
90年代的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这是文学开始丧失轰动效应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话语权逐步失落和让位的年代。奇妙的是，正是在这式微转折之下，王小波成了民间洪流所择定的文化英雄。他的杂文，被视为开辟了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他的小说亦率先流行于文学青年之间，并被《人民日报》冠名以“文坛外高手”。
王小波传记的作者、文学学者房伟考察了王小波去世后十年的形象接受境遇，指出是媒体与知识界共同塑造了王小波三重意义上的神话：文坛受难者神话、知识分子神话与中国文化神话。王小波世纪末的“非正常死亡”，曾引发其亲友、读者与媒体十分悲怆的纪念。
但在此后的几年，这种纪念活动变得过于喧嚷嘈杂。文化场域内不同的话语力量，基于各自的立场与误读，改写着王小波的形象；而媒体通过“对抗性想象”制造文学消费热点，也重塑了自身的文化形象和话语权。
1998年，王毅主編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率先将王小波拉入到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王毅认为，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数”一说，是王小波面对专制时代的沉默；朱学勤则指出，王小波辞职做“自由撰稿人”，意味着“切断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
这种对于权力边界的一派天真的论断，是90年代拥抱自由市场时典型的欣快话语，它同样来自于对王小波杂文的局部阅读（或说整体上的误读）。而就在同册书中，戴锦华已清醒地指出：在逃离经典权力之后，自由人的唯一选择便是步入市场的权力管制。
至于文化研究，往往直接将王小波作为符号与流行的文化现象来对待，以之解构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催生的新意识形态。“王小波热”被认为是顺应了新生的社会结构——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
然而，王小波自身及其作品又难以被这种阐释所吸收。他的部分杂文自身即透露出对于大众文化的警惕与批判，他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也并非全然拥抱。
重读严肃作家王小波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市场有三位神话般畅销的作家：路遥、张爱玲、王小波。他们都处在彼时文坛的边缘，单凭作品本身，直截击中了各自读者群的情感痛点：“路遥之于城乡迁徙大潮中的青年，张爱玲之于都市化以来小资-白领的青年，王小波之于渴望寻求“自由”的青年。”
在世纪之交，青年作者与青年读者共处于后革命时代的情感震荡与记忆梦魇，在追溯与遗忘之间摇摆。至于新一代的青年读者，他们与王小波的“接头暗号”是分明的断裂，以顺应当下情境而不断重建。在王小波的知青小说、历史新编以及反乌托邦故事里，他着魔地凝视并书写着具体的中国历史，乃至游戏于亘古恒今的权力轮盘。他的反乌托邦不仅指向极权专制的过去，同样也指向技术专制的未来。
据说，“王小波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回顾王小波二十年接受史，再重绘王小波“涣散得要命”的形象，就要拨开包裹其外的神话、以及前人误导性的定性与论述。
相较十周年时，近年的“王小波热”有所退潮。不过，在新的互联网主导的文化工业环境下，“王小波”或可能作为大IP而召唤资本登场。近年来，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红拂夜奔》陆续宣布将改编成电影。这或许能掀起新一轮的热卖与阅读，未可知。
倘若果真如此，这算是他“反熵”的写作历史中有幸遭逢的“熵增”现象了。或许在今天，我们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