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新月派”和沈从文有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不论是在作品发表、出版，人事交往，还是在文学主张、审美取向等方面，都对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沈从文 新月派 新月书店 新月
一.沈从文与“新月派”的人事关系
二十年代初期的沈从文是在四处碰壁中开始写作的。一方面，当时活跃的作家多是研究会成员或是创造社成员，孑然一身的沈从文要想在文坛上登台亮相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拮据带来的生存压力，一些作品未及润色就投稿发表，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在读者界和学界并没有引起关注。将沈从文从这种困顿的状态下解救出来的正是当时新月社的成员。1925年1月19日，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遥夜》，林宰平以“唯刚”为署名发表《大学与学生》一文，夸赞其文学才能，沈从文逐渐开始接触“新月”圈子。1925年10月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刊登了沈从文的作品《市集》，并且在《志摩的欣赏》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徐志摩不仅帮助沈从文真正地进入了文坛，还为其争取到大学讲师的工作。高校工作的经历为沈从文进入主流文化界积淀了的资本，徐志摩显然功不可没。对此，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的文末向帮助过他的徐志摩、胡适、林宰平、丁西林等人表达了感谢、显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人士既是是发掘沈从文的伯乐，也是沈从文生活上的“恩人”。
二.“新月”旗下文艺阵地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接收与推广
徐志摩在1925年开始主编《晨报副刊》，沈从文也被列入《晨報副刊》的创作班底。在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期间，沈从文发表的小说有四十余篇。《晨报副刊》在1922年发行量为7000份，1925年达到10000份，副刊的受众超出了文人的范围，深入到了大众之中。除了稿酬待遇有所好转之外，《晨报副刊》影响力对于沈从文走进大众视线，吸引固定的读者是十分有益的。而新月派等人在旗下的新月书店以及《新月》杂志更是对沈从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可查的资料统计，共出版42期的《新月》中有23期刊载了沈从文20篇作品（包括连载的长篇），而新月书店更是在1927至1931年间分别出版了5部沈从文的作品，依次为《蜜柑》（1927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好管闲事的人》（1928年）、《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1928年1）、《沈从文子集》（1931）。《新月》与新月书店为沈从文提供了较为可观的稿费与版税，使其能够将时间和精力投入文学创作。除了提供物质保障之外，《新月》及新月书店对沈从文作品的宣传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品的大量刊载以及在新月书店的出版提高了沈从文的知名度和声望，是其文学成长的重要展示平台和推动力量。
三.“新月”下沈从文的文学创作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人事关系，期刊与出版社等因素之外，“新月”对沈从文创作内容和风格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沈从文的创作初期多是对童年时期往事以及军旅生活的回忆。如《水车》（1925年）、《玫瑰与九妹》（1925年）、《炉边》（1926年）、《雪》（1927年）等，共20余篇皆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角度，描写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世界”。
然而沈从文独特的“乡下人”在都市的身份，却使得他面对“湘西”世界与都市文明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态度，并将这种复杂的感受延伸到了作品之中。表面上，沈从文在当时与徐志摩等“新月”派人士交往甚密，但他“乡下人”的身份与绅士的“新月派”们仍旧存在着隔膜。或许是出于“乡下人”身份的自卑，沈从文在与这些“新月派”上层知识分子接触的时候，即表现出现代都市、主流社会的渴望，又因难以真正融入而退回“乡下人”的立场。于是我们看到沈从文在这一时期不断地重望“湘西”，然而此时田园牧歌一般的“湘西”世界却似乎并没有那么“纯粹”了。这种倾向在《牛》、《菜园》、《丈夫》、《三三》等作品中隐约地有所体现。这种改变跟沈从文自身以“乡下人”自居的身份，但却又身处都市的现实有关。沈从文试图营造一个代表的是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湘西世界，当他以“乡下人”的身份进入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与所谓的“绅士”们的圈子时，他就将目光放回到记忆中淳朴、美好的“湘西世界”作为精神的寄托。
总的来说，沈从文能够在文坛登台亮相，并且成为一名以文为生的作家，“新月派”同仁们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论是从人事关系、作品发表还是从创作风格来看，“新月派”对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群.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456
[2]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425.
关键词：沈从文 新月派 新月书店 新月
一.沈从文与“新月派”的人事关系
二十年代初期的沈从文是在四处碰壁中开始写作的。一方面，当时活跃的作家多是研究会成员或是创造社成员，孑然一身的沈从文要想在文坛上登台亮相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拮据带来的生存压力，一些作品未及润色就投稿发表，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在读者界和学界并没有引起关注。将沈从文从这种困顿的状态下解救出来的正是当时新月社的成员。1925年1月19日，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遥夜》，林宰平以“唯刚”为署名发表《大学与学生》一文，夸赞其文学才能，沈从文逐渐开始接触“新月”圈子。1925年10月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刊登了沈从文的作品《市集》，并且在《志摩的欣赏》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徐志摩不仅帮助沈从文真正地进入了文坛，还为其争取到大学讲师的工作。高校工作的经历为沈从文进入主流文化界积淀了的资本，徐志摩显然功不可没。对此，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的文末向帮助过他的徐志摩、胡适、林宰平、丁西林等人表达了感谢、显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人士既是是发掘沈从文的伯乐，也是沈从文生活上的“恩人”。
二.“新月”旗下文艺阵地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接收与推广
徐志摩在1925年开始主编《晨报副刊》，沈从文也被列入《晨報副刊》的创作班底。在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期间，沈从文发表的小说有四十余篇。《晨报副刊》在1922年发行量为7000份，1925年达到10000份，副刊的受众超出了文人的范围，深入到了大众之中。除了稿酬待遇有所好转之外，《晨报副刊》影响力对于沈从文走进大众视线，吸引固定的读者是十分有益的。而新月派等人在旗下的新月书店以及《新月》杂志更是对沈从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可查的资料统计，共出版42期的《新月》中有23期刊载了沈从文20篇作品（包括连载的长篇），而新月书店更是在1927至1931年间分别出版了5部沈从文的作品，依次为《蜜柑》（1927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好管闲事的人》（1928年）、《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1928年1）、《沈从文子集》（1931）。《新月》与新月书店为沈从文提供了较为可观的稿费与版税，使其能够将时间和精力投入文学创作。除了提供物质保障之外，《新月》及新月书店对沈从文作品的宣传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品的大量刊载以及在新月书店的出版提高了沈从文的知名度和声望，是其文学成长的重要展示平台和推动力量。
三.“新月”下沈从文的文学创作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人事关系，期刊与出版社等因素之外，“新月”对沈从文创作内容和风格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沈从文的创作初期多是对童年时期往事以及军旅生活的回忆。如《水车》（1925年）、《玫瑰与九妹》（1925年）、《炉边》（1926年）、《雪》（1927年）等，共20余篇皆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角度，描写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世界”。
然而沈从文独特的“乡下人”在都市的身份，却使得他面对“湘西”世界与都市文明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态度，并将这种复杂的感受延伸到了作品之中。表面上，沈从文在当时与徐志摩等“新月”派人士交往甚密，但他“乡下人”的身份与绅士的“新月派”们仍旧存在着隔膜。或许是出于“乡下人”身份的自卑，沈从文在与这些“新月派”上层知识分子接触的时候，即表现出现代都市、主流社会的渴望，又因难以真正融入而退回“乡下人”的立场。于是我们看到沈从文在这一时期不断地重望“湘西”，然而此时田园牧歌一般的“湘西”世界却似乎并没有那么“纯粹”了。这种倾向在《牛》、《菜园》、《丈夫》、《三三》等作品中隐约地有所体现。这种改变跟沈从文自身以“乡下人”自居的身份，但却又身处都市的现实有关。沈从文试图营造一个代表的是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湘西世界，当他以“乡下人”的身份进入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与所谓的“绅士”们的圈子时，他就将目光放回到记忆中淳朴、美好的“湘西世界”作为精神的寄托。
总的来说，沈从文能够在文坛登台亮相，并且成为一名以文为生的作家，“新月派”同仁们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不论是从人事关系、作品发表还是从创作风格来看，“新月派”对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群.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456
[2]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