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1959年到2011年，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丹江口水库的修建，何兆胜在移民搬迁的路上，辗转三省四地，从血气方刚到白发苍苍，最终长眠异乡。
2012年秋天，面对外公何兆胜的离世，时年22岁的姚昆玉猛然发觉，身为淅川移民的后代，自己对祖辈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迁徙历程竟是那么的陌生。
如今，作为淅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名成员，姚昆玉已经能够动情地向陌生人讲述外公的移民历史。尽管稿子讲了又讲，可每到情深处，她还是会红了眼眶。
从1959年到2011年，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丹江口水库的修建，何兆胜在移民搬迁的路上，辗转三省四地，从血气方刚到白发苍苍，最终长眠异乡。
何兆胜的一生，正是丹江口库区移民史的缩影。为了一池清水能够顺利北上，从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构想以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先后有40万人远离故土。而在丹江口水库另一端的湖北省十堰市，共有49.6万人投身到两次大规模移民潮中。
“国家至上”，这是姚昆玉为报告起的名字，或许也是对这段移民历史的最好概括。
“看上面怎么安排”
姚昆玉从母亲那里零星听说过一些有关移民的片段，可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何兆胜始终对那段历史保持着沉默。在丹江湖岸边居住的那段岁月，每每回到淅川，姚昆玉总能看到外公坐在自家门前，良久不说一句话，只是呆呆望着坡下清可见底的湖水，好似岁月在他的心底越积越厚，浓得已经无法化开。
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修建，淅川县从3万多名报名者中选出8008人，分三批前往青海安置点，支援边疆建设。为了让这8000余人能够扎根青海，淅川县政府继续做工作，动员家属一并前往，迁徙人数最终达到了2.2万余人。何兆胜便是这支远行队伍中的一员，那年他23岁，随他一同前行的还有新婚仅两个月的妻子。
从山清水秀的淅川到青海黄南自治州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一路上山高风大、路险人稀。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到达目的地后，何兆胜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吓住了：四面都是光秃秃的黑石山，不见树、不见草、不见人，空空的土坯房里只有冰冷的土炕。因为高寒缺氧，甚至得个感冒就可能丢掉性命。
为了生存下去，何兆胜和同乡们开始垦荒种田，每天至少挖开七分荒地或拾回80斤柴禾才能维持生计。他们犁出一垄垄土地，种下青稞、洋芋。高原反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长期营养不良，使何兆胜从年轻力壮变成了面黄肌瘦。
何兆胜或许不知，在他迁入青海的第二年，与淅川仅一水之隔的湖北均县（丹江口市旧称）县城迁至沙陀营，一座水电城市就此兴起。均县周边农民随即迁往咸阳、随州等地，人数达16.2万人，其中内安8.7万人，外迁7.5万人。
1960年6月，姚昆玉的母亲何宏珍在青海出生，何兆胜从此每天要做两个人的活儿才能给家人挣口粥喝。一年后，有人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淅川人开始想念家乡。
“咱回老家吧！”面对妻子的哀求，何兆胜说：“等等吧，看看上面怎么安排！”而此时，已有人开始偷偷返回淅川。等来等去，何兆胜等人成了最后一批回乡的移民。
1962年初，在计划中要确保完工的年份，丹江口工程却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暂停施工，大片肥沃土地随之显露出来。何兆胜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然而两年后，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修复，淅川县开始向湖北荆门、钟祥两地移民6万多人。
在第二次移民潮中，何兆胜一家7口人再次离开故乡，迁往荆门十里铺公社黎明大队14生产队。趟着齐腰深的污水，脚踩黏浊的烂泥巴，穿过“?柴”林，何兆胜一家来到了一处用“?柴”编制的“统建房”。按照每个移民半间房的标准，何兆胜和其他四家混住在一起，人畜同屋、几代同室。
随着淅川移民的陆续涌入，当地人口激增，可人增地不增，面对有限的生存资源，当地居民和移民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武斗不断，在此背景下，当地居民和淅川移民之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武斗，双方均有伤亡。
为避免武斗升级，荆门市决定将淅川移民分散插入当地生产队，何兆胜被编入了建阳公社白羽大队7组。然而，一些被分散的移民因缺乏安全感，最终选择了逃离。
1971至1974年间，仅返回淅川仓房镇丹江沿岸的移民就达400余人。在此期间，随着另外两个孩子的出生，再加上双亲年事已高，何兆胜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几年下来，他不但没攒下积蓄，反而欠了生产队好多钱。
何兆胜决定返回淅川。但当他回到故土时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和土地已淹没在丹江水下，于是，他搬到了丹江邊一座名叫乔家沟的荒山。在延续了十几年没耕地、没饭吃、没房住的游民生活后，1985年春，乔家沟的移民被纳入政府管理，并创立了村级组织，命名为沿江村。统计资料显示，从1958年至1978年，淅川县共动迁人口20余万人。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均州城被淹没，23万亩良田“葬身”湖底，形成了百里库区，丹江口市也从一个中等发达的县沦为全省有名的贫困县。
“倒退三十年”
有了新的身份，1990年，何兆胜拿出积蓄盖了四间瓦房，从原来的茅草棚中搬了出来。紧接着，何兆胜的大儿子考上大学并留在了长春，其余四个孩子也相继成了家，生活总算安稳下来。
为保一池清水，2003年，国务院针对丹江口库区下达了“停建令”，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一律停建。
2008年，导演王行回南阳休假，《河南日报》社一位记者问他能不能为淅川的第三次移民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当年4月，为拍摄一个移民村的迁安全过程，王行第一次来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首批试点村——淅川县鱼关村。“到淅川走访移民村，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鱼关村。我是农村孩子，可到那儿一看，全是土坯房，非常穷，感觉就像进入中国最原始的部落，倒退30年。” 王行问鱼关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华：“咱这个村自然条件这么好，怎么经济还这么落后？”王文华回答他说：“看来你对淅川移民还是不了解。说实话，从1959年丹江口水库建设以来，淅川人等的就是一个安稳的家。我们知道南水北调是国家大事，丹江水是污染不得的，我们不能盖房，不能修路，不能办工厂，不能搞企业，连养殖业也不能大规模发展。”
看到这种情况后，王行认为库区移民的奉献太大了。“南阳有很多贫困县，但没有到淅川这个程度。”从上世纪50年代大坝建起后，淅川大量良田被淹没，农民沿着山坡向上一寸一寸开垦土地，守着丹江水却只能靠天生存，不能用自己的河引水灌溉。
在姚昆玉的记忆中，外公在丹江边的日子清贫而自得，捕鱼期下水打鱼，禁渔期上山种菜，始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依靠养殖捕鱼，外加国家的“停建令”，丹江水边的居民手里多少握着一些积蓄，但还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状态，能够自主选择外迁安置地。
2001年，水利部移民局向上级呈交了《关于丹江口库区、黄龙滩水库移民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搬迁安置的简单处理，移民经费少，且搬迁时多次水位方案的变化，导致一系列移民遗留问题。
1984年《国务院关于解决丹江口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批复》发布，国家划拨经费3亿元，自1984年至1993年分十年安排。十年后，中央继续安排1亿元资金用于移民遗留问题的处理。然而，截至2012年，丹江口库区移民已经繁衍至69万人，其中拥有耕地在0.5亩以下的有12.4万人，另有约10万移民依靠耕种消落区为生。
2006年3月29日，国务院审议通过移民条例，并于当年9月1日起实施。比照1991年颁布的条例，修订后的移民条例提高了补偿标准，对淹没线以上的零星树木、房屋等给予了补偿，扩大了补偿补助范围；规范了移民安置程序、完善了水库后期扶持制度及移民管理体制。
扶持力度加大后，34.6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征地补偿从被征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提高到16倍；以有土安置为主，原则上人均1.05至1.4亩耕地，高于库区原来人均0.96亩耕地水平；从搬迁之日起，每人每年补助600元，连续扶持20年……
作家赵学儒曾在书中这样描述何兆胜三次移民拿到的迁安赔偿：23岁奔赴青海时，公家发给何兆胜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住的是土坯房。30岁再迁湖北，何兆胜分到的是一套木架房，平均每人10余平方米的面积，全部补助418元。最后一次迁安新乡，何兆胜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
“四年任务两年完成”
2005年，随着丹江口大坝加高，蓄水水位恰好能够淹没何兆胜的瓦房，淅川需要因此再次移民16.4万人，湖北省则需移民18.2万人。这34.6万移民被安置在了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287个乡镇，共2000多个村庄。
2008年5月，大搬迁前夕，长期关注鱼关村的王行干脆住进了王文华家，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一个普通基层干部在南水北调移民迁安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
2009年7月，河南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动员大会在淅川举行，移民序幕就此拉开。资料显示，南阳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面对移民这一“天下第一难”，南阳市做出了“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决定。
王行认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任务，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任务，这些生于和平年代的官员毫无经验可言，其压力可想而知。
“不容易，很庆幸！”2011年面对媒体的采访，淅川县移民局原局长、现任淅川县副县长的冀建成用这六个字对自己四年的工作任务进行了总结。由于没有参照经验，移民干部只能坐下来想，方案被推翻了一遍又一遍，有时为了一个方案要坐下来几十次，烟也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村民们很难接受，尤其是老人。”王行说。鱼关村就移民搬迁第一次召开大会，村民就炸开了锅，有村民指着王文华说：“100多个搬迁村，为啥咱鱼关先搬，你王牛子就是个露头青。”村民们一哄而散，会没开成。
接下来，王文华开始尝试挨家挨户做工作。70多岁的王宏汉在鱼关村生活了一辈子，一提起搬迁就老泪纵横。王文华先后七次登门拜访，最后一次劝说老人到深夜，可还是没有结果。王文华干脆蹲到了王宏汉家门外，这一蹲就是半宿，最終感动了老人。
2009年7月3日，鱼关村搬迁进入倒计时，村里80多岁的吴娇娥却“变了卦”。1959年，吴娇娥曾随淅川第一批移民前往青海，想起那段艰苦岁月，老人对王文华说：“牛子，搬出去难啊，还是在咱老家放心，搬出去吃不饱饭啊！”王文华跪到了老人面前：“搬出去如果让你老吃不饱饭，我牛子养活你！”
在淅川县的这次大移民中，类似王文华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王行认为，移民已经不仅仅是政治任务，“当时提出‘视移民为亲人’，这句话一点不假。你只有进入一户人家，作为人家的儿子、亲属去动员说服，才有可能说得动。”
继河南提出“四年任务、两年完成”后，2010年7月23日，湖北省政府在武昌市召开南水北调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座谈会，并将做好移民工作视为“天大的事”。为了做好这件大事，湖北省提出了“四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三年彻底扫尾”，而湖北面临的将是18万余人的搬迁任务，难度比照淅川并不轻松。
在这次大搬迁中，豫鄂两省共有18名移民干部牺牲，其中南阳市共有12名干部牺牲在迁安第一线，仅淅川县就有10人。
“老婆土地不让人。”迁出地任务繁重，迁入地的工作也不好做。2011年，王行来到了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移民安置点，看到为了协调安置地的事情，当地一位村支书坐在田里嗷嗷直哭。“深知移民牺牲大，村里尽量把最好的土地分给移民，但跟本地村民怎么交代？”
搬迁不易，故土难离。几年来，王行在淅川记录下了一幕幕别离故乡的场景，每一次他都泪流满面。在一个移民村的废墟上，他曾拍摄过一只守望主人的狗。按照迁安政策，移民的牲畜及树木均不能带走，这只狗于是守在家门口，面对邻村好心人送来的食物也无动于衷，最后活活饿死在废墟上。
2011年6月25日，沿江村开始搬迁。75岁高龄的何兆胜在儿女的陪伴下坐上了大巴，第三次成为移民。驶过丹江，跨过黄河，一路上他没掉一滴泪，却无人敢上前去刺激他此时敏感的神经。
移民车队最终来到河南新乡辉县常村镇移民安置点，何兆胜从此结束了长达52年的辗转迁徙。新家宽敞气派，可何兆胜却难露笑容。他每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新家的门口，在新乡干燥的季风中，一遍遍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
2012年9月18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在湖北郧县柳陂镇卧龙岗移民安置点举行了简短仪式，至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
同年秋天，“移民标本”何兆胜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路程。按照国家政策，他的遗骨没能落叶归根，而是留在了仅仅居住一年的迁入地，与安葬在淅川的妻子千里相隔。
每年春节，姚昆玉和母亲都要辗转到新乡为外公烧纸祭拜，而外婆的坟墓早已湮没在湖底，无从循迹。
2012年秋天，面对外公何兆胜的离世，时年22岁的姚昆玉猛然发觉，身为淅川移民的后代，自己对祖辈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迁徙历程竟是那么的陌生。
如今，作为淅川移民报告团的一名成员，姚昆玉已经能够动情地向陌生人讲述外公的移民历史。尽管稿子讲了又讲，可每到情深处，她还是会红了眼眶。
从1959年到2011年，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丹江口水库的修建，何兆胜在移民搬迁的路上，辗转三省四地，从血气方刚到白发苍苍，最终长眠异乡。
何兆胜的一生，正是丹江口库区移民史的缩影。为了一池清水能够顺利北上，从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工程构想以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先后有40万人远离故土。而在丹江口水库另一端的湖北省十堰市，共有49.6万人投身到两次大规模移民潮中。
“国家至上”，这是姚昆玉为报告起的名字，或许也是对这段移民历史的最好概括。
“看上面怎么安排”
姚昆玉从母亲那里零星听说过一些有关移民的片段，可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何兆胜始终对那段历史保持着沉默。在丹江湖岸边居住的那段岁月，每每回到淅川，姚昆玉总能看到外公坐在自家门前，良久不说一句话，只是呆呆望着坡下清可见底的湖水，好似岁月在他的心底越积越厚，浓得已经无法化开。
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修建，淅川县从3万多名报名者中选出8008人，分三批前往青海安置点，支援边疆建设。为了让这8000余人能够扎根青海，淅川县政府继续做工作，动员家属一并前往，迁徙人数最终达到了2.2万余人。何兆胜便是这支远行队伍中的一员，那年他23岁，随他一同前行的还有新婚仅两个月的妻子。
从山清水秀的淅川到青海黄南自治州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一路上山高风大、路险人稀。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到达目的地后，何兆胜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吓住了：四面都是光秃秃的黑石山，不见树、不见草、不见人，空空的土坯房里只有冰冷的土炕。因为高寒缺氧，甚至得个感冒就可能丢掉性命。
为了生存下去，何兆胜和同乡们开始垦荒种田，每天至少挖开七分荒地或拾回80斤柴禾才能维持生计。他们犁出一垄垄土地，种下青稞、洋芋。高原反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长期营养不良，使何兆胜从年轻力壮变成了面黄肌瘦。
何兆胜或许不知，在他迁入青海的第二年，与淅川仅一水之隔的湖北均县（丹江口市旧称）县城迁至沙陀营，一座水电城市就此兴起。均县周边农民随即迁往咸阳、随州等地，人数达16.2万人，其中内安8.7万人，外迁7.5万人。
1960年6月，姚昆玉的母亲何宏珍在青海出生，何兆胜从此每天要做两个人的活儿才能给家人挣口粥喝。一年后，有人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淅川人开始想念家乡。
“咱回老家吧！”面对妻子的哀求，何兆胜说：“等等吧，看看上面怎么安排！”而此时，已有人开始偷偷返回淅川。等来等去，何兆胜等人成了最后一批回乡的移民。
1962年初，在计划中要确保完工的年份，丹江口工程却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暂停施工，大片肥沃土地随之显露出来。何兆胜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然而两年后，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修复，淅川县开始向湖北荆门、钟祥两地移民6万多人。
在第二次移民潮中，何兆胜一家7口人再次离开故乡，迁往荆门十里铺公社黎明大队14生产队。趟着齐腰深的污水，脚踩黏浊的烂泥巴，穿过“?柴”林，何兆胜一家来到了一处用“?柴”编制的“统建房”。按照每个移民半间房的标准，何兆胜和其他四家混住在一起，人畜同屋、几代同室。
随着淅川移民的陆续涌入，当地人口激增，可人增地不增，面对有限的生存资源，当地居民和移民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武斗不断，在此背景下，当地居民和淅川移民之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武斗，双方均有伤亡。
为避免武斗升级，荆门市决定将淅川移民分散插入当地生产队，何兆胜被编入了建阳公社白羽大队7组。然而，一些被分散的移民因缺乏安全感，最终选择了逃离。
1971至1974年间，仅返回淅川仓房镇丹江沿岸的移民就达400余人。在此期间，随着另外两个孩子的出生，再加上双亲年事已高，何兆胜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几年下来，他不但没攒下积蓄，反而欠了生产队好多钱。
何兆胜决定返回淅川。但当他回到故土时却发现，曾经的家园和土地已淹没在丹江水下，于是，他搬到了丹江邊一座名叫乔家沟的荒山。在延续了十几年没耕地、没饭吃、没房住的游民生活后，1985年春，乔家沟的移民被纳入政府管理，并创立了村级组织，命名为沿江村。统计资料显示，从1958年至1978年，淅川县共动迁人口20余万人。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均州城被淹没，23万亩良田“葬身”湖底，形成了百里库区，丹江口市也从一个中等发达的县沦为全省有名的贫困县。
“倒退三十年”
有了新的身份，1990年，何兆胜拿出积蓄盖了四间瓦房，从原来的茅草棚中搬了出来。紧接着，何兆胜的大儿子考上大学并留在了长春，其余四个孩子也相继成了家，生活总算安稳下来。
为保一池清水，2003年，国务院针对丹江口库区下达了“停建令”，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一律停建。
2008年，导演王行回南阳休假，《河南日报》社一位记者问他能不能为淅川的第三次移民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当年4月，为拍摄一个移民村的迁安全过程，王行第一次来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首批试点村——淅川县鱼关村。“到淅川走访移民村，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鱼关村。我是农村孩子，可到那儿一看，全是土坯房，非常穷，感觉就像进入中国最原始的部落，倒退30年。” 王行问鱼关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华：“咱这个村自然条件这么好，怎么经济还这么落后？”王文华回答他说：“看来你对淅川移民还是不了解。说实话，从1959年丹江口水库建设以来，淅川人等的就是一个安稳的家。我们知道南水北调是国家大事，丹江水是污染不得的，我们不能盖房，不能修路，不能办工厂，不能搞企业，连养殖业也不能大规模发展。”
看到这种情况后，王行认为库区移民的奉献太大了。“南阳有很多贫困县，但没有到淅川这个程度。”从上世纪50年代大坝建起后，淅川大量良田被淹没，农民沿着山坡向上一寸一寸开垦土地，守着丹江水却只能靠天生存，不能用自己的河引水灌溉。
在姚昆玉的记忆中，外公在丹江边的日子清贫而自得，捕鱼期下水打鱼，禁渔期上山种菜，始终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依靠养殖捕鱼，外加国家的“停建令”，丹江水边的居民手里多少握着一些积蓄，但还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状态，能够自主选择外迁安置地。
2001年，水利部移民局向上级呈交了《关于丹江口库区、黄龙滩水库移民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搬迁安置的简单处理，移民经费少，且搬迁时多次水位方案的变化，导致一系列移民遗留问题。
1984年《国务院关于解决丹江口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批复》发布，国家划拨经费3亿元，自1984年至1993年分十年安排。十年后，中央继续安排1亿元资金用于移民遗留问题的处理。然而，截至2012年，丹江口库区移民已经繁衍至69万人，其中拥有耕地在0.5亩以下的有12.4万人，另有约10万移民依靠耕种消落区为生。
2006年3月29日，国务院审议通过移民条例，并于当年9月1日起实施。比照1991年颁布的条例，修订后的移民条例提高了补偿标准，对淹没线以上的零星树木、房屋等给予了补偿，扩大了补偿补助范围；规范了移民安置程序、完善了水库后期扶持制度及移民管理体制。
扶持力度加大后，34.6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征地补偿从被征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提高到16倍；以有土安置为主，原则上人均1.05至1.4亩耕地，高于库区原来人均0.96亩耕地水平；从搬迁之日起，每人每年补助600元，连续扶持20年……
作家赵学儒曾在书中这样描述何兆胜三次移民拿到的迁安赔偿：23岁奔赴青海时，公家发给何兆胜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住的是土坯房。30岁再迁湖北，何兆胜分到的是一套木架房，平均每人10余平方米的面积，全部补助418元。最后一次迁安新乡，何兆胜住上了整齐划一的小楼。
“四年任务两年完成”
2005年，随着丹江口大坝加高，蓄水水位恰好能够淹没何兆胜的瓦房，淅川需要因此再次移民16.4万人，湖北省则需移民18.2万人。这34.6万移民被安置在了两省16个市60个县区287个乡镇，共2000多个村庄。
2008年5月，大搬迁前夕，长期关注鱼关村的王行干脆住进了王文华家，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一个普通基层干部在南水北调移民迁安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
2009年7月，河南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动员大会在淅川举行，移民序幕就此拉开。资料显示，南阳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面对移民这一“天下第一难”，南阳市做出了“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决定。
王行认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任务，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任务，这些生于和平年代的官员毫无经验可言，其压力可想而知。
“不容易，很庆幸！”2011年面对媒体的采访，淅川县移民局原局长、现任淅川县副县长的冀建成用这六个字对自己四年的工作任务进行了总结。由于没有参照经验，移民干部只能坐下来想，方案被推翻了一遍又一遍，有时为了一个方案要坐下来几十次，烟也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村民们很难接受，尤其是老人。”王行说。鱼关村就移民搬迁第一次召开大会，村民就炸开了锅，有村民指着王文华说：“100多个搬迁村，为啥咱鱼关先搬，你王牛子就是个露头青。”村民们一哄而散，会没开成。
接下来，王文华开始尝试挨家挨户做工作。70多岁的王宏汉在鱼关村生活了一辈子，一提起搬迁就老泪纵横。王文华先后七次登门拜访，最后一次劝说老人到深夜，可还是没有结果。王文华干脆蹲到了王宏汉家门外，这一蹲就是半宿，最終感动了老人。
2009年7月3日，鱼关村搬迁进入倒计时，村里80多岁的吴娇娥却“变了卦”。1959年，吴娇娥曾随淅川第一批移民前往青海，想起那段艰苦岁月，老人对王文华说：“牛子，搬出去难啊，还是在咱老家放心，搬出去吃不饱饭啊！”王文华跪到了老人面前：“搬出去如果让你老吃不饱饭，我牛子养活你！”
在淅川县的这次大移民中，类似王文华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王行认为，移民已经不仅仅是政治任务，“当时提出‘视移民为亲人’，这句话一点不假。你只有进入一户人家，作为人家的儿子、亲属去动员说服，才有可能说得动。”
继河南提出“四年任务、两年完成”后，2010年7月23日，湖北省政府在武昌市召开南水北调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座谈会，并将做好移民工作视为“天大的事”。为了做好这件大事，湖北省提出了“四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三年彻底扫尾”，而湖北面临的将是18万余人的搬迁任务，难度比照淅川并不轻松。
在这次大搬迁中，豫鄂两省共有18名移民干部牺牲，其中南阳市共有12名干部牺牲在迁安第一线，仅淅川县就有10人。
“老婆土地不让人。”迁出地任务繁重，迁入地的工作也不好做。2011年，王行来到了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移民安置点，看到为了协调安置地的事情，当地一位村支书坐在田里嗷嗷直哭。“深知移民牺牲大，村里尽量把最好的土地分给移民，但跟本地村民怎么交代？”
搬迁不易，故土难离。几年来，王行在淅川记录下了一幕幕别离故乡的场景，每一次他都泪流满面。在一个移民村的废墟上，他曾拍摄过一只守望主人的狗。按照迁安政策，移民的牲畜及树木均不能带走，这只狗于是守在家门口，面对邻村好心人送来的食物也无动于衷，最后活活饿死在废墟上。
2011年6月25日，沿江村开始搬迁。75岁高龄的何兆胜在儿女的陪伴下坐上了大巴，第三次成为移民。驶过丹江，跨过黄河，一路上他没掉一滴泪，却无人敢上前去刺激他此时敏感的神经。
移民车队最终来到河南新乡辉县常村镇移民安置点，何兆胜从此结束了长达52年的辗转迁徙。新家宽敞气派，可何兆胜却难露笑容。他每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新家的门口，在新乡干燥的季风中，一遍遍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
2012年9月18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在湖北郧县柳陂镇卧龙岗移民安置点举行了简短仪式，至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全部结束。
同年秋天，“移民标本”何兆胜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路程。按照国家政策，他的遗骨没能落叶归根，而是留在了仅仅居住一年的迁入地，与安葬在淅川的妻子千里相隔。
每年春节，姚昆玉和母亲都要辗转到新乡为外公烧纸祭拜，而外婆的坟墓早已湮没在湖底，无从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