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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一个看似奇怪的悖论：接触与摩擦同时存在，合作与矛盾同时上升。这种悖论与矛盾，既非“热战”，也非“冷战”，而是一种带有特殊性的竞合关系。中美关系的这种状态，既是历史因素和地缘因素使然，但更多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纠葛与利益交叉所致。中美关系总体上仍保持着积极发展的势头，同时也正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突出特点。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悖论； 趋势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04-0027-03
(一)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一个看似奇怪的悖论：一方面，两国高层领导人接触频繁、往来不断，2005年正式启动并且举行两次战略对话，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呈现稳步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两国彼此间的战略猜忌加深，“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内重新抬头，美国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中美围绕台海危机的介入与反介入军事准备持续进行。
中美关系的这种悖论与矛盾，既非“热战”，也非“冷战”，而是一种带有特殊性的竞合关系，既表明两国之间相互借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又显示两国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并存、协调与摩擦同在。对于这种关系来说，竞争中包含着合作，合作中蕴含着竞争，既有战略对话与协调，也有利益冲突与对峙，既有接触与往来，也有警觉与戒备。
中美关系之所以如此发展，既是历史因素和地缘因素使然，但更多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纠葛与利益交叉所致。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总是好好坏坏，进两步退一步，多次经历起伏与波折。战略安全问题、地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经济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五大要素，或将中美关系推到正途，或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总是通过一种历史的合力决定着中美关系的进程。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中美两国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利益关系下，不断调整自身内外政策，或谋求充分把握和利用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发展，或力图借助“最佳历史机遇”巩固和扩大“冷战胜利成果”，两国间既有相互的碰撞与摩擦，更有现实理性的磨合与接纳。对中美两国来说，在这种复杂深刻的历史转折时期，如何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避免两国重蹈历史上大国对抗的覆辙，都是新情况和新挑战，客观地讲都有一个难以越过的学习和适应进程。
冷战结束以来，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如何给中国定位，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内曾多次进行激烈争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看法。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上，既有“中国威胁论”，也有“中国崩溃论”，还有“中国机遇论”。不同背景的人透过不同的棱镜，看到了相差巨大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中国。在如何给中国定位上，既有“既敌既友说”，又有“非敌非友说”，既有“战略伙伴说”，还有“战略竞争对手说”，可谓人多嘴杂，名目繁多。美国防部2005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干脆认为中国何去何从，尚未确定，正处在“战略上的十字路口”，面临三种战略选择。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方面，自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内就不停地进行辩论，各色人等或慷慨激昂，或引经据典，提出过多种建言。既有“接触说”，又有“遏制说”，既有“接触加遏制说”，又有“遏制加接触说”，既有“经济上接触、战略上遏制说”，又有“有限制的接触说”，既有“两面下注说”，又有“西化”、“分化”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甚至在2005年9月的“胡布会”之后，美国内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仍未停息。
(二)
面对同一个国家，美国各界竟然形成这样多种不同的看法，实属少见。并且，这种争论仍在进行，虽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还没有形成最后的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其一，中美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矛盾与差异，又存在明显的共同点和合作点。中美之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文化背景各异，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和决策模式不同，必然会存在一些矛盾与摩擦。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攸关人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需要加强合作。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已初步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在应对反恐、防扩散、地区安全、环境保护和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威胁方面的合作也不断加深。因此，中美之间虽然在不同时期围绕宗教、人权、经贸等问题不时发生龃龉，有时还很激烈，但两国关系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总的看仍是共识大于分歧，合作面大于冲突面，协调性大于矛盾性。正是由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才使围绕中美关系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判断和看法，乐观者居于多数，悲观者也大有人在。好在两国政府总体上都能基于现实主义的态度，从本国战略利益着眼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才使得中美关系这条大船虽然不断遭受冲击和颠簸，而仍然能够渡过险滩和风浪，相对平稳地向前发展。
第二，美国决策机制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在美国外交的决策机制中，虽然行政部门起着主导作用，但美国会、利益集团、媒体、公众舆论和研究界等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其中，这就使得美国内在对华关系上各种声音杂陈，不同观点交锋。不用说美国会议员和研究界人士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在对华关系上意见无法统一，即使在政府内部，虽说总统拥有最终决策权，但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和财政部等重要涉华部门也时常在坚持基本政策框架的同时，发出带有各自部门利益和特点的声音，试图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一定角色。
第三，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及其迅速崛起的势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掀起一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富强的伟大变革，而在这种变革时期，必然会存在各种道路、政策和设想的争论，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对于这些，不用说没有到过中国的普通美国人，即便是美国一般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往往雾里看花、捉摸不透，更难怪他们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产生种种非议了。当然，一些居心叵测者另当别论。
(三)
尽管美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但综观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美对华政策中有几个因素始终未变。首先，主流意见仍是接触而不放松警惕，交往而不放弃防范，引导中国走向强大，但绝不容许中国控制亚洲乃至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其次，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经济和政治体系，使中国在维护和延续现存国际体系方面发挥“负责任作用”。第三，在台海问题上坚持平衡政策（或双轨政策），反对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第四，坚持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和遏制。这里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力促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法治，实现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二是不断利用西藏、香港、“东突”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给中国的快速持续发展制造障碍；三是严格限制对华技术出口，阻挠和破坏中国与他国进行军工合作，阻挠和迟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
但与此同时，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相比，当前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总体框架虽然仍坚持接触与遏制的两手，但美国对华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美国对华决策的外部环境不同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恐怖主义等非传统挑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虽然开始增长，但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看法，被迫调整了对外战略的轻重缓急，认为大国关系首次出现17世纪以来加强合作而非准备战争的重要机遇。美国不得不根据应对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的需要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这不但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机遇，更为两国领导人思考全球战略和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
其次，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不同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虽也关注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发展前景，但更加重视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中美之间更多地表现为软对抗，美国防部和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一致大于分歧。当前，美虽仍旧不断强调中国的政治和宗教自由问题，但更加重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及中国崛起后的战略选择，美在强化对中国的军事防范和反对中国开展国际军工合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这使得中美之间发生硬对峙的危险性明显增加。
再次，中美关系的内容和交往形式不同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往来更加频繁，合作更加密切，范围更加广泛。不但高层往来频繁，而且建立了各种制度化的磋商对话机制，仅2005年就首次举行了中美战略对话、能源对话、国防政策对话和全球事务对话，两国元首和外交部还建立了“热线”电话。这使中美关系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最后，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同了。一方面，中国对国际战略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判断更加务实。中国不但提出本世纪头一二十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舞台是重要补充”的外交布局，把中美关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而且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是历史形成的，明确强调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了，也不会挑战美国。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和外汇储备都有大幅增长，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和美在华投资额持续增加，中国还不断加强大周边外交、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这些均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进而明显提高了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当前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大于中国对美国的需求。
但无论如何，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上仍保持着积极发展的势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也正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是关系定位更加现实。对中国的定位，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当前，对美国而言，中国既是解决反恐和朝核等问题的合作伙伴，还是建立合作性大国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重大对立。这使得布什政府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态度更加务实理性，更加强调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对防止美国内各种偏执和极端观点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缓冲作用，也为中美两国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创造了空间。
二是动力基础由外部驱动转为内部驱动。纵观中美关系史，中美关系较好时，往往都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外部威胁，在共同威胁消失之后，中美关系又时常由好转坏。比如，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共同对手消失后，中美就陷入长达20多年的冷战泥潭。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的大门重新大开，是因为当时苏联成为两国共同的主要威胁；冷战结束后，前苏联这个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没有了，中美关系重新陷入起伏不定的状态；“9·11”事件后，反恐又成为中美关系的黏合剂，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经过近年来不断摸索和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基础和关系基础更加深厚，内部动力逐渐增强，正成为维系和促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核心因素。
三是交往模式由摩擦或合作为主转向摩擦与合作同时上升。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有时摩擦占了上风，有时合作成了主导，总是不好稳定下来。2005年以来，中美关系中摩擦与合作两个方面同时增强，既呈现前所少见的热络，又围绕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产生严重摩擦。同时，美国对华政策中接触与遏制、合作与防范的两手，也出现了同时加强的局面，遏制与防范的一面还更为突出。
四是影响范围由双边转向地区乃至全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辐射范围与日俱增，影响力和溢出效应日渐扩大，不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和关注。各国越来越依据中美关系的总体状况来调整对外政策，酝酿应对之道。
五是参与主体由政府为主转向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越来越多的部门、地区和群体开始参与进来，共同影响和塑造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六是主要议题由高级政治为主转向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相结合。两国既探讨政治交往、军事合作、反恐、朝核问题等高级政治，也越来越关心经贸合作、跨国犯罪、防治艾滋病、突发性传染病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七是运行机制逐渐超越传统大国关系模式。中美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也不同于当前的美日关系，而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的新型竞合关系，竞争而留有余地，合作而不缔结同盟。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无能力更无意愿挑战和排挤美国，谋求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八是发展方向由起伏不定转向可控制和可管理。中美之间不但利益关系加深，往来更加密切，而且建立了多种沟通磋商渠道，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为两国加强对话与协商、避免误解和误判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利于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晚餐会上，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演讲，强调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道加强这个国际体系。它传达了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最新看法，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趋势、战略走向和国际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评估。这预示着美国为了做好在21世纪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准备，正在酝酿对其对华政策进行新的调整。这种调整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中美两国在更加务实、理性的基础上拓展双方的利益基础和合作范围，使中美关系的基石更加稳固。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悖论； 趋势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04-0027-03
(一)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一个看似奇怪的悖论：一方面，两国高层领导人接触频繁、往来不断，2005年正式启动并且举行两次战略对话，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呈现稳步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两国彼此间的战略猜忌加深，“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内重新抬头，美国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中美围绕台海危机的介入与反介入军事准备持续进行。
中美关系的这种悖论与矛盾，既非“热战”，也非“冷战”，而是一种带有特殊性的竞合关系，既表明两国之间相互借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又显示两国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并存、协调与摩擦同在。对于这种关系来说，竞争中包含着合作，合作中蕴含着竞争，既有战略对话与协调，也有利益冲突与对峙，既有接触与往来，也有警觉与戒备。
中美关系之所以如此发展，既是历史因素和地缘因素使然，但更多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纠葛与利益交叉所致。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总是好好坏坏，进两步退一步，多次经历起伏与波折。战略安全问题、地缘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经济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五大要素，或将中美关系推到正途，或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总是通过一种历史的合力决定着中美关系的进程。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中美两国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利益关系下，不断调整自身内外政策，或谋求充分把握和利用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发展，或力图借助“最佳历史机遇”巩固和扩大“冷战胜利成果”，两国间既有相互的碰撞与摩擦，更有现实理性的磨合与接纳。对中美两国来说，在这种复杂深刻的历史转折时期，如何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避免两国重蹈历史上大国对抗的覆辙，都是新情况和新挑战，客观地讲都有一个难以越过的学习和适应进程。
冷战结束以来，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如何给中国定位，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内曾多次进行激烈争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看法。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上，既有“中国威胁论”，也有“中国崩溃论”，还有“中国机遇论”。不同背景的人透过不同的棱镜，看到了相差巨大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中国。在如何给中国定位上，既有“既敌既友说”，又有“非敌非友说”，既有“战略伙伴说”，还有“战略竞争对手说”，可谓人多嘴杂，名目繁多。美国防部2005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干脆认为中国何去何从，尚未确定，正处在“战略上的十字路口”，面临三种战略选择。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方面，自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内就不停地进行辩论，各色人等或慷慨激昂，或引经据典，提出过多种建言。既有“接触说”，又有“遏制说”，既有“接触加遏制说”，又有“遏制加接触说”，既有“经济上接触、战略上遏制说”，又有“有限制的接触说”，既有“两面下注说”，又有“西化”、“分化”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甚至在2005年9月的“胡布会”之后，美国内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仍未停息。
(二)
面对同一个国家，美国各界竟然形成这样多种不同的看法，实属少见。并且，这种争论仍在进行，虽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还没有形成最后的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其一，中美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矛盾与差异，又存在明显的共同点和合作点。中美之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文化背景各异，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和决策模式不同，必然会存在一些矛盾与摩擦。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攸关人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需要加强合作。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已初步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在应对反恐、防扩散、地区安全、环境保护和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威胁方面的合作也不断加深。因此，中美之间虽然在不同时期围绕宗教、人权、经贸等问题不时发生龃龉，有时还很激烈，但两国关系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总的看仍是共识大于分歧，合作面大于冲突面，协调性大于矛盾性。正是由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才使围绕中美关系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判断和看法，乐观者居于多数，悲观者也大有人在。好在两国政府总体上都能基于现实主义的态度，从本国战略利益着眼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才使得中美关系这条大船虽然不断遭受冲击和颠簸，而仍然能够渡过险滩和风浪，相对平稳地向前发展。
第二，美国决策机制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在美国外交的决策机制中，虽然行政部门起着主导作用，但美国会、利益集团、媒体、公众舆论和研究界等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其中，这就使得美国内在对华关系上各种声音杂陈，不同观点交锋。不用说美国会议员和研究界人士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在对华关系上意见无法统一，即使在政府内部，虽说总统拥有最终决策权，但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和财政部等重要涉华部门也时常在坚持基本政策框架的同时，发出带有各自部门利益和特点的声音，试图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一定角色。
第三，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及其迅速崛起的势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掀起一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富强的伟大变革，而在这种变革时期，必然会存在各种道路、政策和设想的争论，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对于这些，不用说没有到过中国的普通美国人，即便是美国一般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往往雾里看花、捉摸不透，更难怪他们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产生种种非议了。当然，一些居心叵测者另当别论。
(三)
尽管美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但综观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美对华政策中有几个因素始终未变。首先，主流意见仍是接触而不放松警惕，交往而不放弃防范，引导中国走向强大，但绝不容许中国控制亚洲乃至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其次，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经济和政治体系，使中国在维护和延续现存国际体系方面发挥“负责任作用”。第三，在台海问题上坚持平衡政策（或双轨政策），反对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第四，坚持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和遏制。这里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力促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法治，实现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二是不断利用西藏、香港、“东突”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给中国的快速持续发展制造障碍；三是严格限制对华技术出口，阻挠和破坏中国与他国进行军工合作，阻挠和迟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
但与此同时，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相比，当前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总体框架虽然仍坚持接触与遏制的两手，但美国对华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美国对华决策的外部环境不同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恐怖主义等非传统挑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虽然开始增长，但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看法，被迫调整了对外战略的轻重缓急，认为大国关系首次出现17世纪以来加强合作而非准备战争的重要机遇。美国不得不根据应对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的需要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这不但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机遇，更为两国领导人思考全球战略和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
其次，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点不同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虽也关注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发展前景，但更加重视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中美之间更多地表现为软对抗，美国防部和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一致大于分歧。当前，美虽仍旧不断强调中国的政治和宗教自由问题，但更加重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及中国崛起后的战略选择，美在强化对中国的军事防范和反对中国开展国际军工合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这使得中美之间发生硬对峙的危险性明显增加。
再次，中美关系的内容和交往形式不同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往来更加频繁，合作更加密切，范围更加广泛。不但高层往来频繁，而且建立了各种制度化的磋商对话机制，仅2005年就首次举行了中美战略对话、能源对话、国防政策对话和全球事务对话，两国元首和外交部还建立了“热线”电话。这使中美关系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最后，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同了。一方面，中国对国际战略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判断更加务实。中国不但提出本世纪头一二十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舞台是重要补充”的外交布局，把中美关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而且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是历史形成的，明确强调中国即使强大起来了，也不会挑战美国。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外贸总额和外汇储备都有大幅增长，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和美在华投资额持续增加，中国还不断加强大周边外交、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这些均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进而明显提高了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当前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大于中国对美国的需求。
但无论如何，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上仍保持着积极发展的势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也正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是关系定位更加现实。对中国的定位，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当前，对美国而言，中国既是解决反恐和朝核等问题的合作伙伴，还是建立合作性大国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重大对立。这使得布什政府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态度更加务实理性，更加强调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对防止美国内各种偏执和极端观点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缓冲作用，也为中美两国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创造了空间。
二是动力基础由外部驱动转为内部驱动。纵观中美关系史，中美关系较好时，往往都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外部威胁，在共同威胁消失之后，中美关系又时常由好转坏。比如，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携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共同对手消失后，中美就陷入长达20多年的冷战泥潭。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的大门重新大开，是因为当时苏联成为两国共同的主要威胁；冷战结束后，前苏联这个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没有了，中美关系重新陷入起伏不定的状态；“9·11”事件后，反恐又成为中美关系的黏合剂，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经过近年来不断摸索和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基础和关系基础更加深厚，内部动力逐渐增强，正成为维系和促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核心因素。
三是交往模式由摩擦或合作为主转向摩擦与合作同时上升。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有时摩擦占了上风，有时合作成了主导，总是不好稳定下来。2005年以来，中美关系中摩擦与合作两个方面同时增强，既呈现前所少见的热络，又围绕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产生严重摩擦。同时，美国对华政策中接触与遏制、合作与防范的两手，也出现了同时加强的局面，遏制与防范的一面还更为突出。
四是影响范围由双边转向地区乃至全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辐射范围与日俱增，影响力和溢出效应日渐扩大，不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和关注。各国越来越依据中美关系的总体状况来调整对外政策，酝酿应对之道。
五是参与主体由政府为主转向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越来越多的部门、地区和群体开始参与进来，共同影响和塑造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六是主要议题由高级政治为主转向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相结合。两国既探讨政治交往、军事合作、反恐、朝核问题等高级政治，也越来越关心经贸合作、跨国犯罪、防治艾滋病、突发性传染病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七是运行机制逐渐超越传统大国关系模式。中美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也不同于当前的美日关系，而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的新型竞合关系，竞争而留有余地，合作而不缔结同盟。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无能力更无意愿挑战和排挤美国，谋求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八是发展方向由起伏不定转向可控制和可管理。中美之间不但利益关系加深，往来更加密切，而且建立了多种沟通磋商渠道，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为两国加强对话与协商、避免误解和误判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利于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晚餐会上，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演讲，强调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道加强这个国际体系。它传达了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最新看法，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趋势、战略走向和国际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评估。这预示着美国为了做好在21世纪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准备，正在酝酿对其对华政策进行新的调整。这种调整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中美两国在更加务实、理性的基础上拓展双方的利益基础和合作范围，使中美关系的基石更加稳固。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