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还是个小学生。每当上作文课，老师就挽起袖子，从选题材到写开头，字字句句教给我们，留下洋洋洒洒一黑板的板书。
　　二十年后，我成了一名老师。每当上作文课，我也会挽起袖子，从选题材到写开头，字字句句教给学生，留下洋洋洒洒一黑板的板书。
　　这二十年的光阴，这二十年的作文教法，莫非被孙猴子施了定身法？还是吃了“长生不老丸”？竟如此雷同，如出一辙！
　　从二十年前想到二十年后，我便再也笑不出来了，心里酸酸的不知何味，喉咙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是否作文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教学？这样的教学方式真的适合学生吗？如果是，那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学生写作文比吞鱼骨头还难呢？
　　细翻教学类杂志，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指导”。管建刚老师的《我的作文教学主张》一书打破了旧的作文教学程式，是在丰厚有效的作文教学实践土壤上开出的美丽的思想之花。他自谦为“一管”之见，实有超迈的视野。
　　管老师说：“作前指导，你还没见到学生作文呢，你还没给病人把脉呢，也没给病人做化验，想当然地给病人吃药，这是什么逻辑？杀人不见血的庸医逻辑！”仔细一想，果然如此：当我们给出《我的童年生活》这个作文题目时，我们便武断地要求学生回忆童年生活中有哪些美好的事情，当有学生回忆起那次快乐的六一游园会时，我们正中下怀地表扬他真会思考。然后我们要求全班同学回忆那天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游戏？你是怎么玩的？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我们的连环追问炮轰，把学生引入了一个小胡同，然后指挥学生在小胡同里转圈圈，最终满怀成就地告诉学生：“看！你们的童年多幸福！”
　　不知不觉地，我们是不是已经给自己扣上了“大庸医”的帽子？谁说童年生活就一定是快乐的？如果他失去了最疼他的亲人呢？如果他一出生就被遗弃了呢？如果他身体有残疾呢？你能保证他们的童年也都是幸福快乐的吗？你强迫他写快乐的童年，不是在他的心上插刀子吗？这难道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庸医吗？
　　就算每个学生都父母双全衣食无忧，且都经历了六一游园会，但那一定都是快乐的吗？也许他的游园券不小心丢了，没法兑换奖品呢？也许时间来不及，他没有玩全所有的项目呢？也许他在游园过程中摔跤受伤了呢？也许他和同学闹了不小的矛盾呢？……无限多的可能性，都会让“快乐”二字打折扣。我们又凭什么非让他们写《快乐的游园活动》，勉强自己的内心，歪曲那天的事实呢？
　　“糖尿病人做‘馒头餐’测试，他服降血糖药去测试，化验单自然正常。自欺欺人的正常要来干吗？作前的指导，哪怕很有效，那效果也很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繁荣。”管建刚老师认为并非所有的帮助，都有美好的结局。不明事理的帮助，往往适得其反。我们小学语文教师，大多数都是女教师，都是家庭主妇，都是孩子他妈，并不是人人都具备非常的“帮助”的技巧和艺术。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孙瑞雪说：“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那就给他爱和自由。”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指导学生作文，那就给学生自由创作的机会吧！
　　耳畔不由得响起同事曾经抱怨的一句话：“批孩子们的周记作文觉得还挺有趣的，可是一批教材作文真叫人反胃！”为什么周记作文中能感受到一些孩子鲜活的生命律动，而教材作文却千篇一律地成了“把受伤的同学扶起来”“把橡皮掰两半”呢？那是因为细致的“作前指导” 让教材作文从“创造的艺术”跌入到了“僵化的技术”，这份细致的活，是功？是罪？呜呼哀哉！
　　《做冰棍》《挖野菜》《买菜》……回忆学生曾经写过的这些周记作文，因为缺少“作前指导”，反而给了作文活泼泼流淌童真童趣的机会，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真实生动。这岂不正好印证了管老师的“应该把作前指导毫不心疼地、割掉肿瘤一样地抛弃”这句话的意义吗？
　　当然，舍弃作前指导并不意味着在作文教学上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而是将作前指导挪后，改成了“作后讲评”。管老师认为“讲评课，就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顺写而教。在讲评中将‘的’病、‘我’病、‘长着’病、‘心想’病等顽疾一一治愈”。
　　（浙江省平湖师范附属小学 31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