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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和曹禺在建国初期虽然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吸纳、看重,受到政府方面极高的礼遇和优待,但他们毕竟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与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周扬、丁玲、赵树理们相比,距离主人翁当家作主的优越心态有着微妙的差异。荣耀与惶惑不时撞击着他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身居高位但却如履薄冰般地行进在多事之秋的中国文坛之上,此种心态严重掣肘了作家的自由创作。探讨他们建国以后的真实心态,对研究同代中国现代作家的晚年创作大有裨益。